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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防和解决大学生诸多心理问题的需要。目前的大学生主体上是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但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不乏心理方面的问题,例如过于依赖网络,长期脱离社会现实,承受和克服挫折的能力越来越弱,受到挫折后自怨自艾、自叹自惜、自责自恨,更有甚者还出现轻生的行为。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思想困惑日趋严峻,不仅影响了大学生的个体身心健康,而且也影响了国家高级优秀人才的培养。这些存在于大学生群体中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引起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自觉扮演“灭火人”的角色,即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告诫警示等,尽管如此还是忽视了问题发生的源头,没有重视和提高大学生自身的心理防御能力。其实,大学生自身都具有某种积极的力量,他们自尊自立、求知欲强,重视自我发展,有进取心、爱心、同情心等,可以说,积极是大学生固有的重要本性。这些积极力量的发现与培养为大学生实施积极心理教育、培育积极心态、建立积极心理防御机制提供了成功的可能。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及时发现大学生存在的积极力量,并对这些积极力量予以鼓励、培养和发展,那么大学生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预防并克服存在的心理问题,抑制并消除消极心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和思想困惑。
(二)完善和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需要。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等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密切的关系,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和要求。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更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方向指导和思想保证。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鉴积极心理学的成果,将积极心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在一起,融会贯通,以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为切入点,丰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二、积极心理学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与借鉴
将积极心理学整合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需要关注大学生身上的积极力量,可以从价值取向上、方法上和实践上三个方面达到两者的统一,从而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借鉴。
(一)价值取向上,尊重个体,以人为本。在价值取向上,积极心理学注重培育人的积极力量,追求个体的自我塑造能力,充分尊重个体,并善于挖掘个体固有的积极潜能。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这种价值取向不仅符合当前大学生要求自主自立的心理,同时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遵循的一个价值取向。这种尊重个体发展的价值取向可以充分认识大学生的个性特征和个性心理,更好的引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积极效果。
(二)方法上,积极借鉴,正确引导。积极心理学注重研究个体积极心理体验,并利用这种体验帮助个体获得自信、发现自身潜能,这一点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提供借鉴,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在方法上注重肯定与鼓励,纠正大学生思想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发现学生优秀品质、“灌输式”说教的同时更加尊重学生个体想法、“引导式”教学的同时更加重视学生自我体悟。积极心理学不仅注重对个体的肯定,同时也研究如何通过各种训练观察个体的积极正向品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借鉴一些积极心理学的方法和成果,注重教育方式的科学化、民主化和人性化,丰富和发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从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1.两种爱国观的起源
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是通过暴力掠夺和征服而来的,需要有集中的权力来维持统治和存在,同时,本民族国家和其他民族国家之间是对立的关系,相互斗争而产生更为强大的民族国家是宣扬狭隘民族主义的统治者的主要观念。统治者一方面需要人民维护本民族的生存和利益,对外采取各种偏激的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爱国情感。另一方面统治者也借此控制人民的思想,在内部巩固其统治地位。从历史上看,只要有暴力和征服,就势必出现狭隘民族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这是统治者用以侵略和维持统治的外衣,而人民则在不知觉中成为被掌控的对象。不同的爱国观通过教育传播,最终在人民的意识中形成,因此不同的教育观念,也会对人们爱国观产生重大影响。
2.自由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爱国观下的大学生思政政治教育观念
教育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活动,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比起遗传素质和自发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力要大得多,教育把遗传提供的可能性与环境所提供的后天条件充分结合起来,促进人意识的形成与发展。针对大学生处于青年价值观和认识观的关键阶段,高校教师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结合两种爱国观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的对学生开展教育工作。自由主义者在教育观念上依旧强调人的自由。其中典型的教育理论有人本主义教学理论以及建构主义的教育理念。人本主义者认为,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应该是个性充分发展的人,是自主发展的人。教育并非是指导性的,而是帮助和促进型的,教育的作用是为受教育的对象提供资源,由教育对象自主选择、自由发展。建构主义者则主张,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赋予的意义却是由每个人自己决定的,教育不能把概念作为预先决定了的东西交给受教育者,不以社会性的权威去压服教育对象,受教育者对知识概念的接收,只能由他们自己以自身经验为背景,来分析知识的合理性。故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中,人民爱国情感也是自主选择的。人民不受政府宣传的“主流思想”左右,而是理性客观地看待个体和国家的关系,根据自身的体验来决定个体对国家的情感。而狭隘民族主义者则要求牢牢掌控国家的学校教育。学校是专门的教育机构,政治功能是其一项重要的功能。与社会中其他影响因素相比,学校中所传播的政治文化一般是社会中的主流政治文化,即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受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人们容易形成与统治阶级相一致的思想意识,从而自觉地维护民族国家所谓的整体利益。狭隘民族主义正是看中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对人民灌输以“爱国”概念,同化民众思想,打着“爱国”旗号掩蔽其统治的本质。更有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隔绝外来的文化和知识,使民众置身于无从选择的境地。教育本是使人能更好、更全面地发展,而推行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却完全违背了教育的初衷,利用教育推行其所谓的“爱国观”宣传,达到维护统治者地位的目的。此时,教育已成了统治人民的手段,而非服务人民的方式。
二、自由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爱国观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引导
1.自由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爱国观的比较
自由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同为意识形态,都是政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都反映一定经济和社会关系以及阶级或阶层的根本利益,以哲学、宗教、政治、法律和经济思想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两种意识形态之下爱国观作为政治意识在基本性质方面也有相同之处,它们同是时代的产物,是在一个国家特定的文化和历史中诞生的,具有时代性。其次,这两种爱国观皆会对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具有调整性和指导性。但是,两种爱国观也有着根本不同。自由主义的爱国观以公民个人为出发点,将国家视为契约条件下的工具,强调公民在私人财产和利益得以充分保护的前提下,自发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观以民族国家为出发点,将国家视为民族的象征,强调民族国家的利益,成员被民族意志统一情感,被要求对国家绝对忠诚。
2.两种爱国观对现实问题的态度
关键词 湖南《大公报》 新闻舆论 引导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与非理智的成分。”新闻学者王雄将舆论细分为公众舆论和新闻舆论。新闻舆论是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的、趋于平衡的自为意见表达系统,它摆脱了公众舆论通常具有的不确定性、混乱性、盲目性、偏狭性和情绪性,而达到一种确定的、有序的、条理化的、自我负责的认识层次。而舆论引导就是用新闻舆论引导公众舆论。故一份报纸要对社会公众舆论进行引导,它本身必然具有二定的舆论观。
湖南《大公报》是湖南省民国时期办报时间持续最久的一份民营日报。1915年9月1日由刘人熙、贝允昕、李抱一、张秋尘、张平子等创办,它是因主张反对而从《湖南公报》中分离出来的,贝允昕、李抱一、龙兼公、朱让丹、陶菊隐等都是清末新式教育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五四”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们所主持的湖南《大公报》在湖南的中充分发挥了报纸的宣传与鼓动优势,积极引导公众舆论,促进了湖南的深入发展。
湖南《大公报》在“五四”中形成了自己的舆论思想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报纸是公众进行思想交流的媒介。《大公报》总经理贝允昕在六周年纪念辞里说:“人之心一理,而人之事不变,其所恃以为交通之利器者,厥惟言语。文字者,无声之言语,新闻纸者,有体格之文字……人之生也,非与人人相交接,则无以为生……顾利害之显,诸事者易见,而是非之衰,诸理者难明。是是非非,是谓舆论。新闻纸者,又欲罗列其具体之事实,而即以阐示、抽象之公理也。”这里明确指出报纸是人们赖以进行思想交流的利器,舆论则是社会上关诸“利害”的事。报纸则是对舆论进行报道并阐示其中所含的公理。二,报纸为舆论机关,有代表舆论改造舆论之职。报纸主笔龙兼公在《报纸和舆论》一文中,指出报纸不等于舆论,但和舆论“关系密切”,归纳出报纸与舆论的三种关系:“报纸创造舆论”,“报纸代表舆论”和“报纸改革舆论”。即舆论可由报纸创造出来。报纸发表某种新思想新主张,得到群众的赞同而渐渐成了一种舆论;代表舆论是指社会上有某种舆论,报纸于适当机会替他宣布出来。有时加以批评表示赞助的意思,报纸替舆论作喉舌;改革舆论是指报纸认为某种舆论有错误或不妥当适宜之处,把他纠正起来,并能成功……并认为改革与创造舆论为要。这种报纸和舆论的观点已和现代新闻舆论观的“制造、引发、引导舆论”相一致了。关于报纸的功能,则认为“人有恒言,皆日报纸为舆论机关,所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至于舆论监督的方式,则认为“有先时之舆论,如天将旦而鹤鸣;有应时之舆论,如秋已至而蝉噪。”可以看出《大公报》同人舆论观:报纸所载,即新闻舆论不等同于社会舆论,而是经过报纸编辑主笔等经过了精心选择的部分社会舆论;并以此舆论引导社会舆论最终对社会公共事物施加影响,对政府事务施加监督。《大公报》主笔的关于报纸舆论的认识与现代新闻学学者王雄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新闻舆论是通过媒体所表达的社会舆论”。因为他们对新闻舆论功用及报纸的社会角色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我’之所言,盖天下之公言,然又坦白为怀,无所自私……”虽然本报“迭受摧残楚辱,同人再接再厉,绝无怨无尤人之意……吾人既发大愿心,以言论为救国觉民之具。宁使言而不用,毋使知而不言……其于觉民牖世之言论本旨,不其左哉……”其“本旨”是鲜明的,有力的。
所谓新闻舆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大公报》认为在舆论宣传“到了真理大明,疑点尽释的时候,(民众)不但绝不怀疑,并可以由创造改革(舆论)的结果变成一同化的新舆论。”实质上就是用新闻舆论去改造和同化公众舆论,以《大公报》的立场和观点去改造公众的立场和观点,简言之,就是导致公众“态度”的改变。湖南《大公报》为了达到形成“一同化的新舆论”的目的,使公众态度有所改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树立正面形象、确立话语权威
湖南《大公报》一开始就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1915年9月,刘人熙、贝允昕、李抱一、张秋生、张平子、龙兼公等反对《湖南公报》仰承袁氏鼻息,愤而辞职另创办《大公报》,声明“‘我’之所言,盖天下之公言,然又坦白为怀,无所自私,故号大公”在创刊词《本报宣言》提出办报宗旨,其一是反对帝制维护共和。认为主张复辟君主制度,“实不啻提倡革命,当然为法律所不容?”其二便是反对党争,主张报纸“中立”。“今日之新闻……或根据朋党系统,或附属政治之机关……(本报)绝不肯步此二者后尘。唯以大公无私之本怀,发表中立不倚之言论,据事直书,有闻必录。”其秉笔直书,大公无私的态度为全省人士所敬仰、欢迎,一开始就在广大受众中确立了其“大公”的形象,使《大公报》销量大增,不及一月发行四五千份,不数月跃至万份。
同时,湖南《大公报》将自己定位于民主自由的斗士与专,制政府的受害者,从而争取民众的同情与支持。湖南《大公报》因为敢言人之不敢言,屡遭封刊与抢劫。“曾有一日之内遭劫七次”损失巨大。1917年6月,傅良佐督湘,湖南省内战爆发,傅在长沙宣布,其“戒言办法”的第一条就是禁止一切“危害”时局的集会、结社、新闻、杂志、图画和告白等。湖南《大公报》依然不顾,坚持“有闻必录”。于1918年7月16日转录北京报纸所刊载的冯玉祥在常德独立的消息而获罪于傅,被封停刊将近一个月。复刊后,该报依然如是,并且“特大加改良,添聘访员加发快电,以期新闻确实消息灵通”。不止如此,在报纸送审后,被删减的消息所留下的空白,报社故意不补,而留下空白,即“开天窗”,以示抗议。及至1919年4月21日,开“天窗”处共计138处之多,其中天窗最多的一天有四、五个。被删的既有评论也有消息。报纸上的“天窗”是对专制的一种无言的抗拒,对扼杀言论自由的一种愤慨,并以这种沉默的方式博得受众的同情与支持,达到不言之妙处。同时,湖南《大公报》并不因为获“罪”停刊而放弃与军阀专制的当局的斗争,而是振臂直呼,要求民主,要求言论自由。
此外,湖南《大公报》广泛联盟,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支持力量。湖南《大公报》在7月18号复刊的报纸上说:“同人等不自量力,于此次出版后,总想继续前此固有的精神,把它发挥光大起来。负一分创造代表改革(舆论)的责任,甚望国中舆论辅助匡正之。”由此可见,他们认为独木难撑,只有获得国中舆论同心辅助,方能真正完成其创造舆论、代表舆论与改革舆论的责任。为此目的,湖南《大公报》与湖南各宣扬新
文化的进步团体保挣紧密联系。首先表现在密切关注各社团活动并辟专版以报道。如健学会之成立、活动及数次演’讲,《大公报》都有详细报道,对于其演讲辞更是一字不落全文刊载,为其传播新思想而张目。其它如青年会等,对其消息也是有闻必录。还有就是直接参与社团活动。如《大公报》以报馆的身份参与湖南公团联合会,直接加入反抗张敬尧政府的斗争,以报纸为阵地宣传该公团的宗旨、目的。同时,为排除公团内分歧,联合力量,还以评论方式指导公团行动:“全国联合会与各界联合会,多义虽异,其为救国之动则同。且公团联合会正在筹备成立。对于新团体加入,想必欢迎。至谓公团二字,不及各界二字之广,则与公团人商榷变更,未始不能容纳。若欲公团之外,另组各界联合会,表示一种平民的精神。分道扬镳,同归殊途。只要有切实可行之办法,我赞同。总之,救国运动,系在同心协力,共赴一的。动于感情,争执意气,殊无谓也。”湖南《大公报》还让馆员或撰述员以个人身份参与到各社团,协助并影响这些社团的各项活动,从而扩大湖南《大公报》在各团体中的影响。如《大公报》馆外撰述员、何瞻岵(叔衡)、李、彭璜等都是主要会员;彭璜同时还是湖南学生联合会主席,1925年正式成为报馆编辑人员和执笔人。何瞻岵所办湖南《通俗报》被张敬尧封刊后,湖南《大公报》冒着被封的危险,披露张敬尧明以积欠经费迫使何叔衡“奉令解职”,暗中为言论压制,大声疾呼“无故撤换主持之人,又不令其脱然毕事以去,何足以鼓舞人才为国家效力也。”湖南《大公报》主笔李一景侨、彭璜、龙兼公更是文化书社主要社员。他们参与文化书社各项社务;最早在《大公报》上刊布文化书社的宣言书《发起文化书社》和纲领性文件《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等等。还大量刊登文化书社的新书广告,如《新青年》的广告,使文化书社从一开始便和《大公报》紧密结合在一起。
正是湖南《大公报》在社会话语体系中树立了自己权威引导者的形象而使其对舆论的引导具有社会效应,才真正达到了“牖民智”,引导国民走自新强国的道路。
二、善于捕捉、追踪报道社会热点事件和问题,准确地将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相合榫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召开世界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列席会议。国民都希望在巴黎和会上解决中日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以获得国家领土的完整。民间各界纷纷发表意见,提出种种方案,声援和会,为中国代表做后援。湖南《大公报》抓住契机,从1919年1月25日以《欧洲和会议开会矣》为题开始报导和会进程,一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之前,详细报道了我国内各界关于山东、青岛问题解决的提议。以及和会会议上的解决方案。其中刊载了广州周嘉坦等发表的致国内各团体书――《国人对于欧洲和会之要求》,提出取缔欧战以来中日两国间“由强迫及引诱而缔结之一切条约、密约及此类合同协定”,废除中德两国所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要求无条件归还青岛等。国民外交协会在湖南《大公报》上连日发表重要文电,要求“废更中国所受不平等条约及-以威逼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提出“改正关税税制,以自由制定为原则”等等。一时间,民众舆情日益高涨。《大公报》顺应舆论,一日之内,发表有关山东问题的消息最多达38条之多。在确定力争山东、青岛为报道中心议题之后,《大公报》将其提到新闻舆论引导工作的中心位置。不仅仅是详细报道各界舆情和巴黎和会消息,还充分利用本身的信息资源和文化资源,对消息做出详尽解释和令人信服的评论。当巴黎和会将山东问题议决,让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_的一切权利之后,《大公报》一日之内发表《山东从此已矣》的权威消息,同时配载龙兼公的评论《呜呼,山东休矣》,正式告诫湖南人,日本是“窃珠还椟”,山东省是“名存实亡”,进而指出“政府犹时以静待解决,聒吾民而莫之或悟。”开始号召、引导湖南民众行动起来为争国权而斗争。湖南《大公报》明确提出:“国家到了现在地步,尽怪外人,也是无益,专靠政府更未见得靠得住,现则大家都低头落眼,只等死期吗?不是不是……虽然到着死地,也要挣扎几下,才是道理。……大家当自己拿出真实力量出来,才能打破这劫,创开一条生路。……听说山东发起十人救国团,办法颇为得当……”在此号召下,长沙各界为争国权发起了国货维持会,抵制日货。
美育是通过审美活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操,丰富精神生活的教育。美育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这方面,我国有良好的传统。孔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他在回答弟子的提问时说: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2]113孔子在这里讲到的四个人,是春秋时的大夫。孔子说:“如果具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克制,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这样也就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了。”他们分别代表着“智、仁、勇”和“艺”,如果一个人将四者集于一身,其人格也就完备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非常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孔子还主张将礼、乐、诗、书、射、御“六艺”列为学校教育的科目,其中各项都包括了美育的内容,体现出了他全面发展的思想。
当今世界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新的经济形态对人才提出了全面发展的要求。发展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广博的文化修养的高素质人才,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美育可以很好地体现高校素质教育的宗旨,可以使人的各种潜能得到平衡地发展。席勒就讲过,美育的目的不是单独地促进某一种心理功能的发展,而是通过在内心中达到审美状态而使各种心理功能达到和谐。他认为美育虽然不能对认识和道德带来直接现实的成果,但是,它却为一切能力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可能的基础。它可以促进个体平衡健康地成长和提高个体的综合素质。我们从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这个意义上来讲,美育为大学生各种能力的充分发展和平衡协调提供了基础。因此,美育对促进大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美育对德育的促进作用
德育是培养人性和提高道德境界的教育,中国传统的德育教育是通过审美来替代宗教,从而建立这种人生最高境界的。美育是一种可以完善人格,提升人性的教育;它可以促使学生的人格趋于完美。它通过感性化的、富有趣味性的教育,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在超道德的审美境界中,不自觉地储备了能跨越生死、不计利害的道德实现的可能性,最终达到健全人格的目的。先生就极力倡导以美育代宗教,他在《美学原理序》中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期能够将这种爱美之心因势利导之,小之可以怡性悦情,进德养身,大之可以治国平天下。何以见得呢?我们试反躬自省,当读画吟诗、搜奇探幽之际,在心头每每感到一种莫可名言的怡适。即此境界,平日那种是非利害的念头,人我差别的执著,都—概泯灭了,心中只有一片光明,一片天机。这样我们还不怡性悦情么?心旷则神逸,心广则体胖,我们还不能养身么?人我之别、利害之念既已泯灭,我们还不能进德么?人人如此,家家如此,还不能治国平天下么?”[3]143蔡先生在这里告诉我们,人们通过审美活动可以达到一种自由超越的境界,审美也可以成为主体心灵的依托。这样,美育便对道德的形成具有了促进的作用。
当今社会,大学生的道德观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和挑战,如果能够通过美育引导他们经常经历审美体验,就会让他们逐渐形成一种审美的人生观。一方面可以把道德由他律变为自律,另一方面能有效地补充学生人生信仰的缺失,使学生的心理结构不断趣于完善。21世纪,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不断丰富,欲求和伦理道德的矛盾显得更加突出,通过美育可以较好地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美育对培养大学生道德能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美育对智育的互补作用
人的思维一般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美育的思维方式多侧重于形象思维,智育的思维方式则侧重于逻辑思维。通常情况下,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主要使用形象思维,科学家在发明创造时主要使用逻辑思维。无数事实证明,如果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只侧重于形象思维的运用,而没有逻辑思维的参与,没有理性思维对作品整体的指导和把握,也很难将作品组织得完美。同样,科学家在科学研究时,也离不开形象思维在科学发现和创造中的联想和启发。李政道先生就讲到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和他对音乐的爱好有很大关系。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说他的科学工作与从事音乐工作的夫人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样看来,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这两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并列起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偏废任何一方,都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在科学研究中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我们对大学生进行美育教育,可以较好地培养他们的形象思维能力,是对他们的科学思维、智育思维的很好补充。
此外,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感观对主体的顿悟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形式美的规律是贯穿各种形态的基本因素。就像在技术工艺里,形式美的规律可以得到自由运用一样,在科学研究中常常由形式美而渗入到对宇宙终极结构的关注中。这不仅符合客观规律,而且也包含了人们对主观和目的性的追求。它也是科学技术里的审美要素,是科学美。以美启真就是通过感性、直观、领悟、灵感等非逻辑形式的思维来引导和启迪,从而促进学生形成直观感悟能力,使学生心理结构中理性成分通过审美活动达到内化。所以,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专业素质培养的同时不要偏废对他们的美育教育,否则既有损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会影响到他们对所学专业知识的掌握。
新时期高校美育实施的主要途径
第一,开设美育理论选修课程。美育理论课程主要包括美学、艺术史、艺术评论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美学、美育、艺术基本知识,使大学生理解“什么是美”“什么是艺术”“如何审美”等有关美育的基本问题,为学生的审美活动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第二,开设艺术鉴赏选修课程。艺术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和内容。如果没有艺术教育,也就没有审美教育,因为艺术是审美的集中体现,艺术鉴赏又是学生了解艺术的重要渠道。大学艺术鉴赏课的目的是把美学从“象牙塔”里请出来,使它走进具体的艺术鉴赏活动中来。通过欣赏经典艺术作品,帮助、指导学生感受其中“美”的意蕴,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价值取向。鉴赏课程可以包括文学欣赏、音乐鉴赏、美术鉴赏、影视鉴赏等。要保证高校美育的实施,开设切合大学生实际的艺术选修课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第三,开设美育实践课程。美育实践课程是理论课程、鉴赏课程的继续和深化。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选修一至两门艺术实践课程,在教师的指导下,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化其知识学习和技法训练,使学生在实践中,更好地感受和理解艺术。丰子恺在《丰子恺论艺术》中讲到:“有生即有情,有情即有艺术。故艺术非专科,乃人所本能;艺术无专家,人人皆生知也。……出‘艺术’之深宫,辞‘艺术家’之尊位,是则事事皆可成艺术,而人人也皆得为艺术家。对稚子而教之习艺,执途人而与之论美,谈言微中,亦足以启发其生知之本能,而归复其人生之常情。”[4]26其大意:艺术是属于全民的,每个人都可以谈论美,都可以学习艺术。美育实践课程就是将审美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使美育成为具有很大延伸性的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这里的美育实践课程培养的是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大学生,它与培养专门艺术人才的美育实践课是不同的。
第四,加强美育在学校教育工作中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个学科的渗透。美育除艺术教育外还可以通过许多其他途径来实现,如欣赏大自然的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到美术馆博物馆参观优秀的艺术品等。大学生还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外审美活动及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为欣赏美、表现美、创造美提供更加广阔的实践机会。美育媒介的范围也很广泛,它涉及到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个学科。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任务不仅是艺术类课程的责任,也是学校所有其他课程的责任。我们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手段,充分利用图片、音乐等来挖掘各学科中的美育素材。也可以充分利用学生社团的力量,进行美育内容渗透,使学生在形式多样的课余生活中得到美的熏陶。
[关键词] 大学生;思想教育;人文关怀
爱是教育的基础,没有爱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情是教育的生命,没有情的教育是死亡的教育。因此,要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行之有效,就要求我们加大情感投入,增强教育中的人情味,充分发挥情感在教育中的先导作用,达到以情动人的目的。本文拟研究的人文关怀就是一种充满爱和情感的现代教育理念和取向,一切从人自身出发,以人自身为中心,重视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尊严,注重从人的精神层面去关怀人,让人的生命自由健康成长,以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作为终极关怀。
一、人文关怀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义
1、人文关怀是时代精神的呼唤
1.当前我国经济处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取得了显著成绩。在灿烂辉煌的经济成绩背后,日益严重地暴露出与现代社会不相容的人的问题。人们的精神生活、个性特长、道德信仰等被漠视、被践踏,人的主体性逐渐丧失,不少人失去精神与灵魂家园。高等教育也迷失了方向,被当作谋取优越职业的敲门砖,片面注重教育和引导大学生不断地求知,掌握技能,以顺应于社会,让功利主义的泥淖模糊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高远目标,遗忘了高等教育自身。
2.高等教育也在沉痛的反思中走出了认识的误区,认识到培养完善人格的教育的重要性,在教育中突出人的本位,实现从“学会学习”到“学会生存”、“学会关心”主题的转换,也就是要求当代教育必须彰显人文关怀,弘扬人文精神,关注人类的生存命运,教育学生关心自我生存本身,关心他人,关心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并在此关心中实现人性的回归与完满。在此背景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把眼光投向对当代大学生的人文关怀上来,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因此,人文关怀是人类文明的召唤,是人的价值全面自由实现的召唤,是时代精神的召唤!
2、人文关怀是大学生自身发展的现实要求
人文关怀的理念是从当代大学生生活本身的实际需要出发,结合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实际状况提出的。大学生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在年龄上处于青年期,在生活经历上涉世未深,其心理发展有明显的不稳定性,正处在心理成长期,是一个极其敏感的群体,其内心体验极其细腻微妙。因此,大学生特别渴望心理关怀和人文关怀来缓解或解决他们内心的冲突与矛盾,以慰藉他们心灵的孤独。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只有按照大学生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体现人文关怀,他们才会觉得得到了尊重,得到了理解,得到了真情,得到了关怀,才能够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进行思想交流,接受思想教育,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效果。
3、人文关怀是回归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需要
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多地进行地是与大学生真实生活并无关联的活动,主要是以知识为中心而不是以参与学生生活为基本线索,强调学生的记忆,学生面对知识点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平面化教材和冷面的理性教化,只能是被动地接受其中灌输的道理,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文关怀,体现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本,就是要回归生活,倡导人文关怀。不符合这一点,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取得实效性。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劝导学生真诚地去做与其现实个人生活毫无关涉的活动,去献身于个人生活世界之外的某个目的。学生个人生活本来并非为了成就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相反,成就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所以只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实施人文关怀才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才能取得实效性。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实现途径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教育理念,今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在继承和发扬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人文关怀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主要是在价值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上,始终惯彻“人文关怀”。
1、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上惯彻“人文关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
2、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渗透人文精神教育,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3、改革教育方法体系,实施有效的人文教育方法。
4、加强校园环境建设,营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化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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