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博士论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英语博士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英语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1．建设中国英语语料库，积累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语言基础中国英语语料库的建设与不断完善可以积累和夯实中国文化传播的语言基础。中国英语语料库可以分门别类地归纳总结，如:政治、经济、科技、体育、娱乐、人文、旅游等。从词汇到短语到句子到段落有层次地进行搜集总结，这样方便使用者查询使用，也可以让更多的使用者了解中国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2．利用中国英语大众传媒，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越来越走进人们的生活中。因此，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微博、微信等大众媒体来增加中国英语的使用机会。比如，在电视上我们可以在相关栏目通过运用中国英语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如CCTV9用英语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等;在网上可以建立网站，微信平台上都可以增加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喜爱中国文化。
3．在文化活动中充分地使用中国英语，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中国英语是基于中国文化而产生的，而文化活动作为我们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重要途径之一，她能更很好地向世界展现我们的中国文化。标准英式英语是根据英国的传统文化产生的，我们可以在文化宣传活动(如:电影会、艺术节、博览会、展销会、新闻会等)中让外国人来比较中国英语和英式英语的文化差异，这样会让外国人更加明确的了解中国文化，接受中国文化，甚至喜爱上中国文化。就比如在政府新闻会上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中国特色的本土英语，如Bequalifiedpoliticallycompetentmilitarily，haveafinestyleofwork，maintainstrictdis-ciplinebeassuredofadequatelogisticalsupport(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再有Maketheranksofcadresmorerevolutiona-ry，youngerinaverageage，bettereducatedprofessionallymorecompetent(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一些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也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4．将中国的经典国学、文学作品借助中国英语译制，让世界驻足欣赏中国文化的魅力加大利用中国英语翻译出版中国书籍的力度，鼓励学者、华裔、高校师生利用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理解，通过他们采用中国英语的方式翻译中国优秀作品来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积淀，经典文学国学更是数不胜数。通过对中国的经典国学、文学作品的中国英语的翻译会更好地通过文字所表达的特定环境下的思想观念与文化，让读者能身临其境的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二、结语
英语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数字电视采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实现对电视图像信号和声音信号的编码、压缩、传送和接收。节目信号制作的每个过程均采用先进的数字技术，电视节目的质量跟传统的模拟电视信号相比有了较大的改善。按照数字电视节目清晰度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标准清晰度数字电视和高清晰度数字电视两种。数字电视节目信号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将存储电视节目信息的信号数字化处理后经过传输线路传送到用户的电视系统中。虽然信号制作方式有了较大的变化，用户只需安装一个机顶盒，无需更换其电视机就能够实现数字节目信号的接收。电视节目信号的数字化极大的丰富了电视节目的内容和信息量，满足了不同客户对电视节目质量的需求。电视信号中包括了音频和视频两种不同类型的信号，电视信号的数字化处理即将原有信号经过采样、量化和编码等操作，然后再将其进行实时转播或者存储。用户通过电视终端接收数字信号，并且在其内部将数字信号转换成相应的声音和图像。和传统的模拟电视信号相比，信号数字化处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1）音频视频质量较高。数字信号在传送过程中采用较低的功率，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较小，客户能够接收到高质量的视频和音频信号。数字电视信号得到的画面质量能够和高清DVD信号相媲美，彻底改变了传统模拟信号图像和声音质量差的特点。
2）抗干扰能力较强。数字信号在编码过程中采用高低电平方式，能够方便的检查信号中出现的各种错误，保证信号传播过程中没有被其它类型信号干扰。
3）频谱利用率较高。数字电视信号技术中，用户通过机顶盒接收相关电视信号，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等不同的观看模式，克服了传统模拟信号中只能一对多的弊端。另外信号数字化以后能够方便的实现信号类型的互换，传统的电视信号能够实现在互联网中的传播。
2电视图像和声音数字化的方法
电视图像采用数字化形式后，用户能够方便的对随机存储的电视节目进行检索，且电视图像经过多次复制后不会影响其图像显示质量，是非线性电视编辑中经常采用的技术。电视图像数字化过程中首先要将符合彩色电视图像中的彩色分量分离出来，然后再将图像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目前我国发射的大部分电视信号都是彩色的，它们是由录像带或者摄像机中传送出来的，在数字化过程中要先将模拟信号分离成YCbCr、YUV以及YIQ等分量信号，然后在采用三个不同类型的A/D转换器将各个分量信号数字化。模拟信号在数字化的过程中需要经过采样和量化处理，处理完成后信号中携带的数据量非常大，为了保证信号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必须对数字图像信号进行压缩处理。目前常采用的视频压缩技术是MPEG，它使用JPEG压缩算法来去掉数字信号中携带的大量冗余信息，并且采用运动补偿算法去掉数字信号中时间方向上的冗余信息。具体的处理步骤如下。
1）取样。取样过程中要选择正确的取样频率，一般情况下信号的取样频率要达到二倍带宽频率，否则信号恢复时无法得到原有信号。同时取样频率还要实现跟副载波之间的连锁，防止采样过程中二者拍数不同产生信号相互干扰现象。
2）离散。取样完成后，原来的模拟信号就会在时间轴上形成离散的脉冲信号，但是它的幅度还是以模拟信号的形式存在，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离散处理，用数字形式表示脉冲信号的幅度。
3）量化。将脉冲信号的幅度按照其大小不同进行分级处理，舍去每个级别中的小数部分，得到量化信号。
4）编码。将量化后的信号进行编码处理，用n个二进制表示信号的取样值。编码后的信号具有较强的抵抗干扰能力，用户能够得到较高的电视节目信号质量。用户接受到数字信号后按照数字信号形成的相反过程，重新得到原有取样信号，经低通滤波后恢复成原来信号。电视播放过程中要求声音和图像信息同步，所以在进行图像信号数字化的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声音信号的数字化。其转换过程跟图像数字化的转换过程相似，只是声音信号在数字化过程中所使用的带宽范围和信噪比不同。信号传送是电视节目播放和接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信号传播通过专用线路完成，信号在传播过程中受周围环境中信号的干扰性较大，用户接受到的信号质量不能够保证。为了保证数字信号的传播质量，按照其传播环境和用途的不同选用不同的信号压缩形式。如在电视台内部对传播通道的要求较高，故可以采用分量信号数字编码和符合信号数字编码，以串行或者并行的方式在各个部门之间传输。对于向外传播的数字电视信号，按照其图像质量要求和传输用途可以采用节目素材传送、一次分配和两次分配三种不同的传输方式进行。
3我国数字电视的发展阶段
1998年我国数字电视首次研发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数字电视研发成功的国家，并且在北京进行了首次试播。2011年11月我国广电总局决定在全国13个城市开展数字电视的试运营。该阶段是我国数字电视研究的起步阶段。2003年开始，我国开始着力进行数字电视的转换，数字技术在电视行业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市场上数字电视的类型非常多，成为人们生活的必备用品。考虑到传统模拟信号电视机用户的需求，用户可以在模拟信号电视机上加装一个机顶盒，实现数字信号的接收。到2008年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数字电视信号的转换工作，预计到2015年国家停止播出模拟电视信号。该阶段是数字电视信号飞速发展的阶段。2005年以后数字电视开始向着具有双向功能的方向发展，这标志着我国数字电视信号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数字电视的出现掀起了我国电视产业的技术革命，跟传统模拟电视信号相比，它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改变。
1）传输方式的改变：电视节目的传输方式从模拟信号换成了数字信号，其制作、传输和接收都采用数字的形式，减少了信号的损失，提高了电视节目质量。
2）用户收看方式的改变：传统电视节目播放是将所有电视信号录播到磁带中，按照录像的顺序播放电视节目。数字电视中增加了电子节目菜单功能，能够实现对电视节目的分类，还能够提供电视节目播出的时间表。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电视查询相关公共服务信息，打破了电视只能用来观看的历史。数字电视中用户不再被动的接受电视台播放的节目，而是主动选择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另外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向电视台发送节目定制申请，实现了用户和电视台之间的双向交流。
3）传播内容发生了改变：模拟电视节目受带宽的影响，只能够满足十套左右节目的播放，电视节目的内容受到了限制。数字电视技术中能够同时播放100套以上的电视节目，电视节目的数量放大了十倍，极大的丰富了电视节目的类型。电视台可以根据将电视节目划分成多个不同的类型，方便用户的检索。4）电视市场发生了改变：传统模拟电视信号中由于能够播放的电视节目有限，电视台一直处于垄断地位。随着数字信号的不断应用，电视频道的数量急剧增加，用户从被动接受电视台播放节目到主动选择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电视台市场逐渐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4影响数字电视发展的因素及对策
1）影响数字电视发展的因素。数字电视给电视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由于数字电视的发展时间较短，我国还没有建立其统一的数字电视播放标准，数字电视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问题。①电视节目数字化极大的丰富了电视节目的频道，彻底打破了传统模拟信号对频道数量的限制。大量的电视节目频道需要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类型，由于观看电视的用户数量和时间是有限的，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电视节目内容的选择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电视产业市场也逐渐有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换。电视节目内容匮乏是数字电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②数字设备兼容性较差。数字电视在发展过程中以市县为单位，各自为政，分开经营。用户使用机顶盒接收相应的数字信号时需要购买不同市县生产的网卡，严重阻碍了数字电视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广电总局虽然采用了机卡合一的数字电视推广模式，但是由于不同地区数字电视信号采用的标准不同，机顶盒的兼容性较差，不能够接收到所有数字电视信号。③缺乏统一的传输标准。数字信号可以采用地面无线、有线和卫星三种方式传送到用户的电视机，但是这三种方式都没有指定比较统一的标准。浙江大学曾经就有线传输标准进行了研究，但是其标准的成熟度不够，目前大部分数字信号有线传输过程中仍然采用广电总局制定的行业标准。卫星标准中应用比较多的是DVB-S标准，该标准是欧洲国家制定的一种卫星传输标准。由于传输标准的缺少，使我国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同时各项设备的生产也难以形成规模，造成数字电视的运行成本较高。
2）解决策略。为了实现数字电视技术更好更快的发展，针对上述提出电视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问题，作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给出了几个解决策略，希望能够为电视行业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①实现电视节目制作和播出的分离。数字化的发展极大的丰富了电视节目的频道，目前我国已有的电视节目连基本的公共频道都不能填满，且电视节目的质量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用户收看的欲望。为了满足用户对电视节目质量的需求，必须在节目内容上狠下功夫，这就要求电视台将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分开进行，让节目制作人员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制作高质量的节目内容。②打破电视节目地方割据现象。我国电视长期以来采用广电总局制定的分级制度，导致全国电视网络和地方电视网络中存在着较大的漏洞，影响了电视节目在全国范围内的信息共享。在以后经营过程中要逐渐收编地方电视台资源，在全国建立统一的数字电视服务网络。同时电视产业的运营商也要联合起来，共同实现数字电视服务网络的统一。③形成新的数字电视播放模式，传统模拟信号电视节目中，广告一直是电视媒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收费数字电视中虽然过滤了一部分电视广告，节省了用户观看电视所需要的时间，但是电视台为了实现其收支平衡，必须要求用户对其服务进行付费。我国大部分用户认为付费电视不得播放广告，如果采取这种经营模式，广告行业将陷入巨大的灾难，电视行业也将失去巨大的利润。在数字电视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积极探索一种新的广告播出模式，既能够让用户接受，又能够符合社会伦理和法律法规。
5结论
英语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长，现在它正在发生内爆（imploding）。在机械时代，我们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延伸了。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发展，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抹去了我们星球上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人的任何一种延伸，无论是皮肤的、手的还是脚的延伸，都影响整个心理的和社会的复合体。
——马歇尔．麦克卢汉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
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
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
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
〔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 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
〔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
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推翻，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
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反社会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 霸权话语的狂乱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主权？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结语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
参考文献
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
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
陈学明、吴松、远东
著
3《传播学概论》
〔美〕威尔伯．施拉姆 著
4《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 著
5《文化帝国主义》
〔英〕J．汤林森 著
6《世纪晚钟》
高小康 著
7《科学的历程》
吴国盛 著
英语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证券监管；会计准则；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7-0134-04
相关的实证表明上市公司为融资或再融资或者提升股票市场价格或多或少地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管理，其主要表现为对盈余的管理。假如这种操作超过了一定程度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公司过度的财务操作行为而不是完全基于真实的企业业绩为基础的报表将会使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以及企业本身的形象受到很大的伤害，进而进一步妨碍了正在日益成长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造成这种管理的动机在于上市公司对短期利益的追求，与这种现象相博弈的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力量。具体主要体现在约束企业日常会计核算和财务报表编制的会计准则及监管上市公司的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从静态上分析，具体的会计准则的约束力及证监会的监管的力度应是影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大小的主要控制力量。动态地看，上市公司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会相应地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手段来应对相关的监管，因而，在盈余管理上整体呈现一种动态的博弈。那么，这种博弈在一个什么平衡点上，会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协调和制约作用。
首先，我们要寻找这些博弈的主要焦点体现在哪些具体方面？其次，通过研究近年来中国会计政策的不断修正和调整及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再融资政策的改变是否影响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从而为我们的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和途径。最后，本文力图寻找各方约束力量，发挥多元管理的作用，以减少其盈余管理的行为和动机，从而有利于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状分析：从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频率大约为非上市公司的3倍，平均盈余管理幅度大约为非上市公司的13 倍，两类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因为非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在年度分布上比较稳定，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会计研究、吴联生，2007）。另外，相关实证表明其盈余管理的方式主要表现为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和操控应计利润。
张昕、任明等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为了规避证监会的制度管制，取得融资与再融资资格以及保住上市公司的资质是其主要动机。这里的融资主要包括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陆正飞等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损害了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因为债权人是否与公司签订债务合约其重要的依据在于公司的财务报表所反映的利润信息。因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不仅涉及到投资人的利益也关系到企业债权人的利益。不容质疑，目前，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更重要的动机在于为获取上市资格和进一步的再融资资格即主要动机为股权融资。而股权融资资格的取得完全取决于证监会的相关政策。证监会对上市资格及再融资的政策主要涉及到净资产收益率的基准线的确定，对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硬约束。同时净资产收益率是一个会计指标，其核算的方法和审计的依据就是财政部制定的会计准则。除此之外，盈余管理是一个与涉及保护投资者利益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盈余管理的行为和程度大小涉及到上司公司、投资者、债权人以及证监会和会计准则制定者多者之间的博弈。而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一股独大的国有股缺乏投资主体，其他中小投资者也很难成为与上述各方相抗衡的市场主体（当然，这种通过机构投资者有所增强）。而债权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博弈则主要表现为个体金融机构与具体企业之间更内部的直接较量与博弈。
综上所述，目前上市公司在盈余管理问题的博弈关系主要表现为证券市场监管者与上市公司之间，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制定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博弈关系。当然作为同属于国务院政府部门的证监会与企业会计制定者之间主要存在着沟通协调的问题，其利益冲突及博弈关系尚不明显。本文讨论在盈余管理上的博弈关系主要为会计准则与上市公司；以及证监会与上市公司，如下图所示。
二、相关博弈讨论
（一）会计制定者与上市公司
对会计制定者与上司公司在盈余管理上的博弈，本文主要通过探讨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的实施是否会改变相应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从理论上讲，会计准则的制定对资本市场的监管结果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因为会计准则是目前企业进行会计核算、编制财务报表的主要依据，而证监会在上市公司IPO、配股、特别处理和暂停交易等关键监管点上都采用“净资产收益率”等会计指标作为主要的监管依据，而且在监管标准的设立上保持刚性（陈信元、叶鹏飞和陈东华，2003）。因而，不管上市公司出于何种目的的盈余管理，都要在遵循相关会计准则的基础上的一种财务操作，否则就不能称为盈余管理而是做假账会受到审计部门的控制或因此相关部门受到法律的制裁。由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且新会计准则对上司公司盈余管理的制约是通过证监会间接监管后双重管理的结果反映。另外，从2007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新会计准则，由于时间的滞后性，其实证数据的分析尚需一定的观察。
因此，本文主要从理论上分析考察最近颁发的一系列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是否能有效制止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分析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的趋向性；以及上司公司运用新会计准则的相关条款进行新的盈余操作的可能方式。从而寻找上市公司和中国会计准则制定者之间新一轮的动态博弈的主要关键点。下面分别阐述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上司公司盈余管理可能产生的良好的遏制作用以及相关上市公司利用新的准则进行更多的盈余操作的可能点。
1.新会计准则对上司公司通过盈余管理进行ST摘帽方式的影响
新会计准则明确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而在原有的企业会计准则指导下，平时企业通过增加资产减值损失而使成本增加，企业利润的减少而少交利润；而当企业在有再筹资的计划时再行转回，增加上市公司当年的账面利润达到再融资的目的。因此新准则实施后， 将有效地遏止这种利用减值准备作为调节利润的手段。 ST公司利用减值准备操纵利润以避免被摘帽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
2.新会计准则对债务重组会计处理的规定
对于债务重组来说， 2001年开始执行的会计制度规定债务重组利润不能计入当期损益， 而直接计入资本公积。因此， 利用债务重组操纵利润的现象将得到有力的遏制。据张鸣对深圳深华源的案例分析，2001年2月7日，针对一些上市公司通过特击重组“强行扭亏”的行为，财政部会计司修订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等8项会计准则，其中新的《债务重组》准则规定债务企业通过债务重组获得的收益只能确认为资本公积。如按照当时的核算规定，ST公司深圳深华源需要对原来2000年的财务报表予以追溯调整，这样，财政部会计司通过修订企业会计准则防止了上市公司的不恰当的盈余管理行为。那么 自2007 年1 月1 日执行的新会计准则规定债务重组收益可以重新计入当期损益， 这会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利用债务重组操纵利润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因为目前ST 公司摘帽的条件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为正， 才能摘帽， 而债务重组的利得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即使企业进行虚假债务重组， 操纵了当期利润， 但并不能使其摘掉ST的帽子。
3.新准则对于公允价值的采纳对上司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随着世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国企业对技术和人才的重视，对“度量和管理无形的知识”问题解决显得尤为迫切，很多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人力资本的价值核算就需要运用新的会计计量标准。新准则对于会计计量标准公允价值的采纳正是顺应这一发展趋势也表明了对企业价值真实公允计量的重视， 更能体现企业的真实价值且有利于投资者的决策， 从而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相关政策允许通过资产重组达到ST 公司真正扭亏为盈， 更是为了保护和增加投资者的利益。由此可看出， 新准则和资产重组的目的是一致的。但企业对公允价值的计量标准的确认则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但就目前而言，公允价值计量标准的不确定性问题尚难以解决。这就要求财政部会计司参照美国对会计核算的管理颁布一些更具体的可执行的公允价值度量方式或一些案例作为核算参考依据。如企业资产房屋的公允价值应以周围类似房产成交的价格为基础进行计量，应披露类似房产所处的位置、成交的时间以及单一的成交价格还是为某种平均值为基础等信息都应进行说明披露。对知识产权的核算同样要有相应的依据辅佐，同时要求列出其假如以历史成本计量的替换数据。同时，配合政府强有力的审计监管及法律手段。
（二）证监会与上司公司在盈余管理上的博弈
会计准则和会计监管（监管手段主要是审计）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操作和会计核算时的约束力量，而另一方面证监会制定的相关政策以及执行的力度对上司公司融资和再融资时的约束更具有直接的管束作用。徐莲、张群等实证分析同时证实了2004年配股的16家上市公司为获得配股资格确实进行了盈余管理。同时，研究也证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状况与证监会对ROE的规定存在着的一定的关系。证监会对申请配股前两个或三个会计年度的ROE规定，尤其是2001年证监会改变了1999年出台的“前三年每年在6%以上，三年平均在10%以上”变为“前三年加权平均ROE不低于6%”；而在2006年5月证监会修改了有关配股资格的限制，取消了“前三年加权平均ROE不低于6%的规定，改为要求“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即可申请配股。
我们假设2006年这一政策措施减少了上市公司为申请配股而操纵盈余使净资产收益率达到”配股资格线“的行为。即对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要求的下降会使再融资公司放弃对盈余管理的操作必要。下面主要以2007年获得再融资批准的上市公司为实例进行数据分析，其中获批的有四家，其中两家因公开数据不完全等原因无法进行比较分析。而中粮地产和鞍钢股份是获得再融资批准的相对规模较大的上司公司，因而我们选取其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从上述对比表我们可看出，2007年获得配股上市的公司中粮地产和鞍钢股份均在2006的净资产收益率有一个明显的提高；ROE分别从2005年的9.34%跃身到2006年的13.04%，鞍钢股份从2005年的18.35%跃身到2006年的23.25%。对照2004年度和2005年度其ROE则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可以进一步证实上市公司为实现配股而依然进行盈余管理的操作嫌疑。同时，我们对配股公司配股前后的业绩进行比较发现其配股后当年其ROE又更大幅度的回落，中粮地产200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其ROE只有5.46%，而我们知道经常性损益是上市公司用来调整盈余的最重要手段之一。魏涛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都较为普遍地操纵了非经常性损益的时点和力度进行盈余管理。我们从一个侧面可以推断由于期望获批配股的公司为实现下一年度配股，在其前一年对其业绩进行盈余管理，由于人为的管理其部分盈余由于时间的连续性在配股后会明显下挫，比如说公司通过应计利润提前将部分应收账款确认为收入，利润的减少就会在配股后当年显示出来。上述数据再一次证实了上司公司为再融资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依然存在，2006年证监会政策的改变未能根本改善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行为。同时证监会的监管作用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应最为直接，但目前似乎证监会的所作所为不够理想和公正。如证监会对深圳深华源问题上的模糊处理方式。以及最近暴露出来的证监会成员本身在对待上市公司融资问题上的不公行为。所以对证监会办事和执行上的透明度和相互之间的督促应增强，这方面的工作可由财政部以及上市公司进行相互督导。
三、结论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看出，新的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在有的方面有一个良好的遏制作用，但依然可能会利用新准则制造新的盈余管理手段。同样，证监会2006年出台的新的有关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规定并未对盈余管理产生有效的遏制作用。因而，新会计准则、证券监管结构和上市公司间在盈余管理上的如何达到一个良好的动态博弈和协调依然是问题的焦点。我们认为，财政部和证监会如何按照中国的国情制定相应的较为具体严格的会计准则和相关的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规定，做到有的放矢，增加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是其有效管理的关键所在。作者提出如下几点。
本文作者认为，鉴于上司公司盈余管理的频率、程度及动机均大于非上市公司的事实，财政部和证监会应重点针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列出其可能的盈余操作行为如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操纵应计利润等可能的操作手段进行重点监控，并对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进行列案存档，增加政府监管部门的信息数据库。具体而言，对财政部会计司应重点跟踪新会计准则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利润操作行为，如上面指出公允价值计量问题，并对各行业制定相应具体的案例参考标准，减少其盈余操作空间，使上市公司的会计报表能较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实际盈利能力和状况；财政部除了要适时制定合适的企业会计准则外，还应从审计入口，提高审计力度和对政策的执行力，着重关注上市公司可能发生的主要盈余管理点、提高审计公司和人员的职业素质；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应重点放在约束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样本抽查力度，并加大对上司公司内部控制的稽查；内部控制的审查包括内部审计及内部管理两种方式。审计师应首先调查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建康状况，企业内部高层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价值理念等整体素质、员工之间的相互融洽程度等各个具体方面。通过对员工的访谈了解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管理层的现状、文化修养、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倾向以及主要的会计师是否变换频繁等，加大审计力度及公正性。
对证券监管部门，应对上司公司加强监管的力度，如出台更多具有硬约束的实质性指标。如再融资公司必须在近几年达到30%利润的分红，以保证上市公司有良好的以现金为基础流动性。国家必须狠抓政府部门特别是证监会本身的腐败行为，尤其是证监会的成员必须有不同部门的成员构成，而成员之间应有一个相互的严格的制约，而一旦发现有违纪行为必须严处。否则政府的腐败必然会加剧企业的做假账、偷税漏税的行为，从而危及整个国家的民风和社会风气。
上司公司本身则应考虑如何加强内部控制，增强企业自身的信誉和社会责任感，提高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自觉地维护相关者的利益，才是其根本所在。而不是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如何用盈余管理来应对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特别强调企业高层价值观对企业诚信文化的建立和巩固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而作为上市公司最高管理机构董事会应严格把握对高层执行官的理念考量。
除此之外，为了有效地制约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和其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可从如下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发挥国有大股东的监管和自律作用。鉴于中国上司公司的特殊性，具有监管力量的大股东国有股代表―各级政府部门，应督促上市公司经营者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不是为了公司短期利益放纵甚至支持上市公司的不正当行为。重点督促相关政员的利益驱动行为并加强法律监管，增加政府官员及国企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的资产透明度和更多的经营绩效考核标准，并加强其自觉和自律行为。
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笔者认为，目前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应充分利用他们作为专业投资的作用，并发挥他们作为中小投资者的代表到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像工投瑞银基金公司经理就经常长时间的坐扎在他们所投资的企业，督促和考察经营者的实际行为，防止上司公司一些操纵和作假行为，发挥他们作为多方利益集团的一部分而对上司公司施加压力，一定程度上可校正公司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
另外，财政部和证监会之间应加强各种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监督。财政部会计司除了要做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改以外，还要加强与证监会的协作和相互监督，这种部门之间的协调则应该有国务院相应的机构作出明确的规定和保持日常的互动。这样更利于政府部门从全局和整体的角度把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监管，避免相互之间的扯皮政策不一致或存在一定的监管空白地带。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确定。学习日本和美国的信用制度，在这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完全有可能加强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和透明度。让有不良信誉的企业和管理者暴露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同时，应大力加强经营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教育，放弃投机取巧的短期目标，树立企业长青的战略目标。让企业经营者自觉地放弃弄虚作假、操作利润的念头。让他们自觉地将精力放在提高本身公司实力的管理上而不是进行盈余管理。总之，只有经过多方努力、共同监管，才能使各方之间的博弈成为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良性循环，促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市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昕，任明.关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比较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7，（11）.
[2]张鸣.中国上市公司监管相关方博弈研究基于配股目的[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4）.
[3]王丽萍，陈海燕.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及规范措施研究[J].价格月刊，2007，（11）.
[4]吴联生，王亚平.盈余管理程度的估计模型与经验证据：一个综述[J].经济研究，2007，（8）.
[5]吴联生，薄仙慧，王亚平.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程度：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比较[J].会计研究，2007，（2）.
英语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聊起论文的方向，她淡淡地说，你肯定会选文学。我问她为什么，她微笑着说，你看起来就像学文学的人。
以文学为向导，走遍大半个中国
硕士毕业后，我去了杭州一所大学教书，然而天堂般的城市还是输给了我在工作中文学归属感的缺失。那时我主要教授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课程，对文学的爱好充实了我的课堂，我的学生不仅学习了语言点，为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作准备，而且还知道了奥斯卡 ？王尔德在海关申报自己的天才的文学典故，了解到弗吉尼亚 ？伍尔芙对“一间自己的房子”论述时所援引的那些女作家，甚至还有几个同学课下找我开文学书单，他们中的几个把我的家当成了图书馆。
短短几年，我购买的文学作品已达数千册。我在工作之余尽情地阅读，将自己在文学课堂上所学到的人名化成了具体的作品与更丰富的想象。比如，我在莎士比亚的世界中或者捧腹或者黯然，我知道了大家常说的福斯塔夫是怎样的一个坏角色，了解到亨利五世这个大英雄的善恶交杂，在深感夏洛克可恶的同时，我也读到了他的可怜之处，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细读调整了我对莎翁的模糊认识。
我记得在硕士的莎士比亚课堂上，老师不停地强调他的伟大，但当时我在他的剧作里读到的多是粗鄙之词，我一直困惑这样的人怎能是伟大的呢。读完他所有的作品，除了哪些依然感觉有些粗鄙语言外，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神来之笔以及对人性复杂的真实刻画，即善与恶不是非黑
即白的简单定义与刻画。
我对书籍的购买从一开始的杂乱无章开始变得条理。我或是以作者为线索，购买我在书店或者网店所能买到的全部书籍，又或是以我所读到的书为据，根据某个作者所提到的书去买。比如，当时看王尔德在法庭为自己辩护时提到柏拉图所认为最崇高的爱是同性之间的爱，我于是奔向柏拉图，先去找他在哪本书中提到了这个观点，然后再慢慢购买他的书。我享受那种链条式的购书与阅读，新买的书香与阅读的喜悦盖过所有一人独居的无趣与寂寞，我骄傲地想，我的孤独如此富有诗意。
那时我发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是有意为之。读完徐志摩所有的作品与传记，我便自然地奔向他在海宁的故居，去海宁的西山公园拜祭他的衣冠冢，在火车站感受他父亲曾经投资的铁路。读路遥便去陕西，读茅盾便去乌镇，读林语堂又跑向厦门的鼓浪屿以书中的世界为导向，在那几年我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然而，大学英语的课堂毕竟不是英语专业的文学课堂，我的学生们的文学知识亦是非常有限，我的文学热情无法找到一个尽情抒发的出口，我与文学的关系大多只能体现在工作之余与文学作品的对话，那只是自留地上的小喜悦。
考博奥德赛
我大概是从执教的第三年开始强烈地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文学课堂，能有一个畅谈文学的平台。然而，从大学外语教学部调进英语系并且上文学课实非易举。课程安排是学院多年的习惯，若非特殊情况不会轻易改变。于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考博奥德赛。“奥德赛”这个词也是我在终于取得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回望时定义的我漫长的考博之旅。
报考文学博士之旅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简单，比如报考复旦大学的博士时，我 25岁，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在初试中取得第一名，复试后我才了解到，老师要看的不仅仅是分数，还有是否有在主持的课题和论文，初试只有部分比例。我满怀希望前去，忐忑失落而归。这之后，努力写论文与申请课题变成了教学与备考之外的主要事情。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路我竟然磕磕绊绊走了下来。三年的时间，每年三月飞来飞去考试，等待，希望、失望，再开启另外一年回顾整个过程，似是与一个人的恋爱，会在一起的直觉与信心能让人宿命般地坚持。终于有一年，科研、成绩都不是问题了，我回到了北京，开启了读博生涯。
年复一年的备考也不是没有所获。我记得北京大学的参考书之一是英美诺顿文学选读（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我在报考的那一年跑遍了杭州所有的书店寻求未果，最后花了半个月的薪水在网上买了当时最新版的英美文学
我终于有了自己想要的天地，也终于可以在我的课堂上释放文学热情，尽情地感染我的学生，带他们进入美妙的文学世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例子告诉他们文学是如何让人体会到思考的幸福，并且幸福地思考着。
诺顿选集，英国文学6本，美国文学5本，共11本，近一万页。为备考而做的阅读的艰辛很快被阅读中的投入取代，我竟然不知不觉完成了选集的阅读，它们彻底打开了以前认识的零星散落的英美文学世界。
16万字博士论文，论华兹华斯
我在考博之前已经在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中倾注很多精力，本打算在博士期间继续研究他，导师没有反对，但是他建议我能找一个一眼望不尽、可以做一辈子的研究对象。
我思考很久决定跟随导师做作家论，然而作家论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导师让我选择其中一个文学流派。我本能地说浪漫主义，然而还是很大，但好在在浪漫主义诗人中有作家（诗人）论的选择不是特别多，因为问过经典问题的“诗人是什么？”而闻名的威廉 ？华兹华斯成为首选。我一头扎进了对华兹华斯的阅读，最终确定了将华兹华斯在诗歌创作中所倾心的“孤独”作为论文选题。
我博士论文的书写开始于在英国的留学期间。兰卡斯特大学有世界著名的华兹华斯研究中心。对大量研究资料的搜集与阅读让我坚定“孤独”是可以写下去的。因为不少学者提到这一点，但是从来没有人去对它做纵深的研究。我在英国常常集中阅读一两个月便给导师打一个长长的越洋电话告诉他我的阅读感受，导师会认真倾听，给以首肯，同时也随时调整我的思考方向。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了对华兹华斯故居与创作环境的游访。我去他在《序曲》中所描写的“灵魂播种的季节”所在的湖区的霍克斯海德镇，去感受他成长中的孤寂环境与他的孤独体验。我在他居住九年的“安 ？泰森的房舍”想象他在这所房舍中的孤独体验与思考：“这简陋的木床，我就是在此/倾听风的呼啸和雨的喧嚣；/在此度过不眠的夏夜，看着 /房子近旁那棵高大的.树：/它的茂叶宛如卧榻，托起/一轮皎洁的月亮；”（《序曲》，丁宏为，译）。我想象带着房东家那只狗作掩护独自在路上作诗的他，以及夏天狂欢之后独自回家路遇孤独的被遣散的老兵的他。
我去了他常去并且常得灵感的拉弗里戈山（Loughrigg），我爬上陡峭的山坡，看湖区的几大湖远远地安躺在周围。在山坡下有棵孤独的树，我独自一人坐在树下面看着平静的瑞德湖蓝，湖水上空飘过一朵孤云，看着真正的湖区的孤云，才明白华兹华斯《咏水仙》中的那句，“我独自漫游，如孤云一朵”。为了彻底感受诗人在自己的孤独漫游与水仙花的簇拥欢舞之间的张力，我特意去了这首诗的灵感之地――阿尔斯沃特湖畔（ Ullswater）。我在他的生活环境中、创作环境中读到了孤独，带我通往诗人的内心与诗歌的灵魂。
在国内外的四年时间内，导师的指导与我自己的摸索与思考化作我那 16万字的博士论文。虽然预答辩过程中，有教授反映我的文字过于感性，但导师私下告诉我那是我的特点。我想导师并非是护犊，他应该是在那些感性的文字中读到了我理性的思考，感到了那些本来容易轻飘飘的文字因此获得的重量。我知道没有毫无问题的博士论文，我的论文一定存在着不少需要修改的地方，但进入博士论文答辩现场时，我对我与文学的未来已经不再没有安全感。导师送我的毕业赠言是：幸亏有文学让我们相遇/幸运有诗意伴心灵远行我读着那些文字，眼泛泪
花，我与文学终于紧紧相拥。
你依然像学文学的人
从2004年7月大学毕业开始，我走了 12年的长路来追寻文学。2016年春天，林瑛去人大考博，我们在水穿石里喝咖啡，虽然我们依然如大学时候一样不那么熟悉，但文学神奇地让我们默契地感知彼此的友谊。我告诉了她 13年前她的话对我的影响，她说，我依然认为你像学文学的人。
2016年6月底，我拿到了文学博士的学位，收到重庆一所高校任教的录用函。我花了几千元将我750公斤的书寄往重庆。我与我的书可以尘埃落定，我的文学梦绚烂地成真。一切顺理成章，我进入了英语系，教授英语名作导读。
我终于有了自己想要的天地，也终于可以在我的课堂上释放文学热情，尽情地感染我的学生，带他们进入美妙的文学世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例子告诉他们文学是如何让人体会到思考的幸福，并且幸福地思考着。文学的备课量很大，辛苦不输读博期间的阅读与写作，但无论是教授文学还是学习文学，这其中所有的辛苦都让位于文学带来的幸福感与辽阔的视野。我乐在其中，也欣慰地看到了我的学生们在文学课上的快乐、期待与满足。我要不辜负自己这一路的寻找，而且，说不定，那一双双望着我的明亮眼睛中，有一双，不，很多双闪着因为热爱文学而发出的莹亮。我有责任带他们看见更美的星空，更亮的世界。而我自己与文学，似是好事多磨的伴侣，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执手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