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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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引言
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起源，各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基本都是以口来传播，口是最早的文学小说传播形式，后来发展到书面文学中。其中“个性自由”。作为欧美文学中最长用的命题“个性自由”，我们从欧美文学作品及发展的历程中得以认识。
一、古希腊文学中的个人特性
古希腊英雄传说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除少数神祗和传说（如普罗米修斯及其故事）外，他们的个人行为动机都不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而是满足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或为爱情、或为王位、或为财产、或为复仇。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极富张扬的个性特点成为古希腊文学的核心内涵，也成为古希腊文化的基点。虽然说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但以“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个性张扬和个体自由是十分鲜明的。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之后是千年的中世纪文学。重视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质，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中世纪基督教义提出的人之原罪，救赎，禁欲主义，乞求来世，让古希腊的人本意识蜕变为神本意识。14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是一场针对中世纪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就是人文主义文学。 “人文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它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以“人类的本性”作为观察历史的准绳，反对神的绝对权威。人文主义其实质是个人主义，即强调把个人放在一切社会关系的中心，充分肯定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利益。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基督文学、文化的否定和对古希腊文学、文化的复兴，是对古希腊文学中提出的个人自由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进一步倡导。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最早提出了“人学”与“神学”的对抗，他的抒情诗集《歌集》，其中绝大部诗作是抒发对自己所钟爱的劳拉的爱情，大胆讴歌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的爱。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的宗教观及禁欲主义的道德观。总之，这时的许多作家，如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示了人的尊严和权利，展开了精神个体的无限多样性。当然人文主义决不只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基督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从中世纪的“人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转变到文艺复兴的“人应成为独立的精神个体”，这是西方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变，它标志着中世纪文化的终结、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开始。
二、17世纪后文学作品中的“个人主义”
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也缺少热情、缺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18世纪欧洲各国发生了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如果说人文主义者的注意中心是如何从宗教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肯定人享有世俗幸福的权利，那么，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更要求破除宗教迷信，摧毁宗教偶像，反对贵族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封建统治，建立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社会。自由与平等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两面大旗。作为一个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许多启蒙家直接进行文学创作，把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卢梭的文学作品中对个性自由的崇尚是其的启蒙主义、丰富的感情自由的典型，基督教的原罪说他予以否定，因为人至善是人的本性，这种至善是美的，及发自原始的人性和欲望要求是人类的合理的，在人类创造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对人性的污蔑和罪恶的孳生地。歌德在他的作品中一个很广袤的天地中深刻地体现了人类的思想问题。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对人类的“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想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反古典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更强调自我人性自由与追求。浪漫主义文学中表现“人性自由”不再是表现在人的理智和情感上、个人的私欲和人类社会道德之间找平衡，他表现的是个人及自我的人生价值。比如“沉浸在天地合一”，人溶于美好的自然景色，天地合一的这种忘我境界，幻想描述一个美好的文明社会，塑造一个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这种体现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个人自由观和人生观的理想境界和归宿。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工业进程发生很大进步，这时的文学作品，主要以现实主义为代表作。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物质和财富的创造来推动。这种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性的发展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个性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失落。现实主义文学更多的是对人性处境和人生命运的关注，从人道为出发点，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现在的作品通过文学彰显了物质化的社会现实，深深地解剖人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人性深处的心灵变化，揭示和引导警告人们在物质面前人的脆弱及对人性的泯灭。也是对这种物化下失去人性自由的批判。
20世纪的欧美现代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随着资本主义的科技发展、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在这个世纪里付出了惨巨的代价，一战和二战对每个民族及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空间、权利和尊严发出挑战。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存空间发生了对立的很大变化。那种人与万物、社会、自然及民族语民族人和人关系变得不再美好。从思想内容看，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是“现代人的困惑”，即揭示周围世界的荒诞、冷漠、不可理解，以及人置身于其中的孤独、陌生、焦虑、痛苦的情绪。到18世纪，西方人认为自己凭借着理性的力量可以摆脱“命运”的支配而走向自由，但到20世纪初，仿佛从云端一下子跌入深渊，而且带着远比古代人更加浓重的悲哀和绝望。卡夫卡小说中的人变成了“甲虫”；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原欲”的自由没有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着忧虑 ，而现代物质文明下的“自由”也丧失了。总之，一种比19世纪更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了20世纪西方社会。但是20世纪欧美文学在人本意识上的变化，说明了20世纪作家在对“人”自由和个性问题上的探索更加深化了，只是在人性“自由”问题上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境地，或说，在寻找过程中的失落和痛苦，因此只能继续像“戈多”一样等待，或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地守望。
三、结论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表现的“自由”是把对原欲追求和个人荣誉当作人生幸福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内容。中世纪的宗教文学对此加以了否定，今世赎罪和来世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精神的追求代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声色享乐。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对中世纪宗教文学的又一否定，它重新呼唤人的自然属性的回归，但在否定中世纪对声色、的摒弃外，也部分吸收了宗教文学的博爱仁慈等理性的内涵。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更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由和个性追求之外，探讨人的理性下的自由和个性。浪漫主义文学，对个性自由更强调人的自然天情和自由情感，想与大自然的恬静形成一种默契，而弱化了自然属性和理性的平衡。现实主义文学警告人们不要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不要被物化而丧失人的自由的天性。现代主义文学，指责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严重贱踏，使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几乎丧失殆尽，作品表现的是物质文明给人带来的更沉重的异化和危机感的情况下，表达出的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感。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首先，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的文学探讨从关注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个体与集体关系到理性与的冲突内容直至更加深入地展开了内部的诸多矛盾，包括潜意识层面。因此，随着历史的进程，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所探讨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其次，争取个性自由，正是在追求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追求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过得幸福、活得有价值，个性自由的实现程度正是一个人幸福感强弱的最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命题的持恒热衷正是在探讨人的有限生命如何更具幸福感和如何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大命题。第三，无论命运如何坎坷但却始终不屈，因为欧美人把个人荣誉和个人价值最大化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他们宁可选择自由而短暂、光彩的人生。这就让我们明白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命题下的两个集点，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人类的极境是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屈和抗争，争取个性自由，让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大化，欧美文学对这一命题的探索还在延续，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最佳的答案，“达到这一境界需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走过极为漫长的路程。”但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的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方向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作用，其意义极其深远。
参考文献
欧美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人文素质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8-0276-02
Exploration on the Strategies of Promoting the Humanistic Quality Relevance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urses
Ding Shan
（Heilongjiang Polytechnic，Harbin， 150080）
Abstract： At present， colleges’ educational reform has put forward the integrated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whose core is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urses provide the college students potent literary quality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so as to expand their quality；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urses help the students to change their knowledge into th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ultimately， realize the humanistic quality cultivation.
Key word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humanistic quality； course teaching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高等院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深入，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教育的反思，教育的人文意义与价值正在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实践的主流。培养具有人文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已成为现代教育实践追求的目标。文学课程教学以文学为依托，既锻炼学生的语言能力又能够培养人文精神，其特殊性不仅在于它能为学生增添语言学习的乐趣，更重要的是它能使学生在文学世界里耳濡目染优美的文学作品以培养高尚的情操，了解异域文化风情的独特魅力、开阔视野、不断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加强高等院校的人文教育，可以使学生形成稳固的知识、能力，最终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这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具有重大意义。
二、英美文学课程对于提升人文素质的重要性
（一）优化知识结构，开拓文化视野
大学英美文学课程可以锻炼大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学生通过阅读原版英美文学作品，可以直接获取生动的英语语言材料，切身感受英美语言的独特魅力，通过背诵名句和经典段落，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能力，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提高自身文学鉴赏能力。
此外，英美文学作品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尤其是一些伟大作家的经典文学作品，更加能反映国家民族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及社会现实。学生在英美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可以通过文学作品更加全面直接地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状况，丰富自己的知识。
（二）提升审美情趣，陶冶文化情操
英美文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大学生阅读学习优秀文学作品，可以感知文学的魅力，获得较高的审美体验，提升自我审美品位。英美文学课程结合了人文教育和美学教育。文学作品是众多作家对生命的体验和感受，许多享誉世界的经典文学作品都属于英美文学范畴，诸如莎士比亚、哈代、狄更斯、艾略特、马克・吐温等文学大家都是英美文学中的佼佼者。阅读文学作品不仅能够陶冶人的情操，而且有助于塑造人的高尚品格。
英美文学课程一方面可以帮助大学生获得基本文学常识，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培养和锻炼学生品鉴文学作品的能力。同时，文学作品的内容大多惩恶扬善，宣扬真、善、美，具有道德教育作用。高校学生通过学习英美文学作品，可以了解欧美国家的历史文化、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接受人文精神教育，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文化修养，丰富经验，增长智慧，陶冶情操。
文学能培养学生的情感。英美文学作品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对培养和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坚强的意志品质产生鲜明的影响。例如，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冒险精神，艾略特《荒原》中对现代人类精神困境的书写和解读，这些高尚的道德情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品德修养和个性塑造。阅读文学作品能使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丽、神秘与伟大。作品能将学生带到遥远的地方，感受他们在生活中不曾经历过的人生：与主人公一起去爱、一起去恨、一起冒险、一起分享胜利、一起分担失败。他们对人生的洞察力会更敏锐。英美文学作品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同情、怜悯、包容之心，通过人文教育使学生洞察人生、完善心智、净化灵魂，理解人生的意义，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人文素质培养。
三、在英美文学课程中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途径
英美文学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修养和文学素质、培养其创新能力，是加强人文价值学习的有效途径，因此，英美文学课程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英美文学授课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认真选择教学材料、合理安排教学内容。英美文学课教材大都是文学作品“节本”或是“选段”。虽然课程教学要求学生阅读原著，但现在偏爱“快餐文化”的学生似乎更愿意读简写本甚至直接看名著改编的电影。如此一来，学生更注重实用功效，而不是精神收益，文学一词本身所具有的阅读实践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因此，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要服务于提高学生的文学素质这一宗旨。在英美文学课程中培养学生人文素质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途径。
（一）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方面，教师应通过介绍作品历史背景知识，作家生平，让学生对作家的写作风格和作品寓意有所体会，从整体和深层次上感受、领会文学作品。在文学课程教学中要真正实现人文素质教育，就应该认识到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首先是通过文学作品学习语言，其次是借助语言学习文学，第三是凭借文学学习文化。阅读文学作品实际上就是和作家分享人生感悟。通过对优秀文学作品的赏析有效地启发学生思考，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的人生观。
（二）教学方法
很多英美文学课堂，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文学理论成为教学中的附属甚至是点缀，教师往往用大量的时间来解释词句，学生不能通过教师的引导欣赏到文学之美，没有形成对作品的感性认识，更谈不上运用文学理论进行理性思考了。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中，要启迪学生思维，激发其学习兴趣，将先进的教学手段与多样的教学方法和评估模式相结合，以达到提高学习效率和提高人文素质的目的。假如文学课堂成了教师的一言堂，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往往会对讲授内容失去兴趣。
活跃课堂气氛，积极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从而真正提高教学实效。教师应引导学生系统有计划地循序渐进阅读，同时还应该介绍一些脉络清晰，浅显易懂的文学方面的书籍给学生看，还可以灵活运用现代教学技术，不断更新教学方式，来帮助学生进行阅读，提升教学质量。
可采用如研读短篇小说，朗读剧本和诗歌、分角色进行英语戏剧表演，开展课堂讨论等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原著，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从多个角度赏析文学作品，增强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英语语言运用能力和交际能力。在英美文学课堂上，要注意的是，教师不仅要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熟练运用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有意识地在教学中添加图片、音乐、视频等资料，开阔学生的文化视野，更要培养其良好的阅读习惯，这就要求教师自己有较高的中外文学素养，对课程内容及其相关知识熟悉，为更好地实施英美文学课堂教学活动打下基础。
（三）学习模式
由于文学作品篇幅都较长，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得讲解几乎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英美文学课教师应转变教学指导思想，必须培养学生形成自主学习模式，课下进行延伸性阅读，提高文学鉴赏的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包括课前阅读和课后阅读。课前阅读要求学生了解作品的背景知识、主题思想、基本情节等本体内容。课后阅读则要求学生进一步阅读特定作家的其他作品或所论作品的其他章节或其他相关知识，加深对所论作品的理解和欣赏。教师不仅仅传授语言知识和文学知识，同时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给学生列出书单，让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作品阅读，写出对作品第一感悟的读后感，此时还没有受到其它评论的干扰，他们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因此，这种写作练习对学生来说非常实用，不仅能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而且能大幅提高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教师应将强化人文精神和培养跨文化意识贯穿整个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
（四）考察方式
在课程学习过程中随时进行，对于学生在学习的各个阶段的情况加以考察，即形成性评估。这种考查方式能相对客观地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其次，相应的方式多样，如口头报告课堂讨论，课程论文，心得体会等，从而可以考察出学生的信息素质，在此过程中，学生逐步养成敏锐的感受能力，学习掌握严谨的分析方法，形成正确的表达方式。通过学生的内化行为，对英美国家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最终达到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
四、结语
高等教育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的关键时期，英美文学具有独特的人文教育功能，展示了作家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英美文学课程为学习者提供了权威的语言材料，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从整体上体验、领悟文学作品。因此，在研读英美文学作品的时候，既要学习文学家优秀的艺术创作手法，更要注重对文学作品精神内涵的解读，英美文学课程要将语言、文学与文化结合起来，实践中以学生为中心，启发学生思辨，培养创新能力，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和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使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有用人才。
参考文献：
[1] 孙 敏.英美文学课教学改革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N.中国教育报，2007-6-13.
[2] 玲 艳.高校人文氛围的营造及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J].山两高校社会科学学报，2004（7）.
[3] 张蕴初.英美文学在英语专业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及应用探讨[J].学理论，2011（2）.
欧美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2.
[2]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欧美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西方现代主义； 东方文化； 文学批评； 东西交融
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结出的艺术硕果。作为“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某些传统的有意和彻底的决裂”［1］167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王尔德笔下的“庄子”、庞德诗歌中的“观世音”、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中国瓷器”、T.S.艾略特诗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国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乔伊斯小说中的“汉字书写”模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中的“观物取象”实践、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教卡巴拉传统”、苏珊・桑塔格美学观念中的“静默”、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意”、玛丽安・摩尔诗歌中的“中国绘画”之道……所有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化的自觉意识、主动汲取和积极融合。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东方文化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瓷器、丝绸、帷幔、水墨画、茶叶、扇子、家具等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或简笔勾勒的东方人物随处出现在作品之中，有意无意地描写想象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形象，营造出浪漫虚幻的意境或意犹未尽的神秘氛围；其二，基于创作者对中国哲学、文化、社会制度、艺术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体构思自觉透射出东方思想，通过形式技巧、叙述视角、人物风格、主题意境等多个创作层面，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基于东西方艺术交融之上的全新创意。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东方文化的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对东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知，其作品侧重以意象方式隐喻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后者根植于对东方精神文化的内在领悟，其作品从多个方面表现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相融，比如庞德的诗歌。当然，两种表现形式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时候它们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表现得益于“东学西渐”的进程。以“中学西渐”为例，几千年中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渐催生并促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自秦汉开始，中国的陶鼎、陶鬲、青铜剑、丝绸、服饰、瓷器、茶叶等物质文化产品通过商品贸易和文化交往活动传入世界其他国家。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贸易活动的推动下，中国的瓷器、绘画等文化产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中国物品不再是欧洲皇宫贵族手中的珍稀宝物，更多的欧洲市民有机会欣赏、珍藏、模仿中国艺术。那时正是欧洲现代美学形成的前期阶段，在中国文化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中，中国瓷器、绘画直观呈现的生命理念、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荷兰乃至整个欧美的艺术开始吸收中国意象和思维，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欧美艺术界的广泛认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东方意象不断出现的现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开始，随着海陆交通逐渐便利，元朝上都开始聚集来自阿拉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有学识的欧洲人撰写了在华游记，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贸易、风俗等诸多方面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思想。16世纪之后，大量欧洲耶稣会会士往来于中西之间，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他们不仅撰写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而且翻译重要的中国典籍。就像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冯秉正等传教士所翻译的四书五经、《通鉴纲目》等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西方哲学家一样，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韦利、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劳伦斯・宾扬等传教士和汉学家所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所翻译的中国经典深深影响了奥斯卡・王尔德、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乔伊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国思想之剑表达自己对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尔德)，要么借中国艺术之形全面创新西方艺术(比如庞德、威廉斯)。总之，在经历漫长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创作倾向。
二、“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
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中，“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较少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内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术语、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欧美国别研究等议题上［2］,外在研究则集中在现代主义与哲学、现代主义与文化经济、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现代主义与性别、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现代主义与电影等跨学科审视上［3］。西方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共识基本锁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对该术语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形式上的剧变源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自我的传统理念的确定性的质疑［1］167-168。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者们的全球性开放视野和胸怀并没有获得20世纪西方批评家的关注，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之中。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评界开始有学者自觉研究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不仅翔实论证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曾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的事实，而且在反思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启了东西方研究的新视角。美国新奥尔良大学钱兆明的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比较，揭示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对萨义德而言，东方特指穆斯林的东方。对我而言，东方指称远东，特别是指中国。如果说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只确切指称印度和圣经之地”(萨义德)，那么到20世纪初期，东方则指称中国和日本。的确，对重要现代主义者叶芝、庞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尔而言，他们的文学模板的丰富源泉来自远东而不是近东。因此，研究远东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事实……”。因此他的研究涵盖了多维度的复杂体系。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学东方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指具体的中国诗人――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和白居易……现代主义作家庞德、威廉斯通过费诺洛萨、翟理斯和阿瑟・韦利与中国伟大诗人进行了对话。对萨义德而言，“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虑到庞德和威廉斯对中国的热诚，我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庞德与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东方之所以吸引两位诗人是因为东方带给他们的是亲和力而非差异性……在本研究中，中国和日本不是被视为西方的陪衬，而是现代主义者实现自身的确切例证。［4］1-2
这段话阐明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畴上，重点揭示中国、日本等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第二，研究焦点上，重在文学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论辩，聚焦于远东文化中具体的诗人、作品、技巧对西方现代派个体作家的影响及影响途径。第三，研究立场上，重在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借助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书籍而展开的文学对话，以及该对话在创作中的表现。
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旨在以东方人的目光反观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通过揭示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微观表现，旨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创新作出新的阐释。前者从社会、历史、政治、种族等多维视角出发，揭示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性，以及这种建构性背后的文化霸权机制和所导致的问题、困境；后者以东西文化实际交往的史料为证，阐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亲和力，重在论证并揭示东西方对话的积极作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推进，昭示着东西方研究从问题走向对话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西方批评界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除了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翔实论证屈原、王维、道家思想对庞德的影响和李白、白居易以及传统的汉诗技巧对威廉斯的影响外［4］，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在此前后陆续出版。威廉・贝维斯的《冬天的心境：华莱士・斯蒂文斯、禅定与文学》(1988)，探讨了佛教对现代主义作家斯蒂文斯的影响［5］。钱兆明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2003)以英美博物馆的展品和文献证明庞德、华莱士・斯蒂文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派作家接触东方文化始于中国古字画、青铜器、瓷器等，他们在文学创新中借鉴了中国美学思想与创作技巧［6］。帕特里夏・劳伦斯的《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现代主义与中国》(2003)探讨了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之间的影响关系和文学对话［7］。钱兆明的《庞德的中国朋友》(2008)以翔实文献证明庞德一生所结识的大量中国教育家、哲学家、汉学家、诗人朋友曾参与他涉及中国文化的诗歌创作［8］。在萨比娜・斯尔克等人主编的《美国诗人与诗学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2009)中，15位西方学者研究了19至20世纪美国诗歌和诗学中的中国、印度、犹太等东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还包括罗伯特・克恩的《东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美国诗歌》(1996)［10］、玛丽・佩特森・屈德尔的《庞德的儒家翻译》(1997)［11］、辛西娅・斯坦梅的《玛丽安・摩尔与中国》(1999)［12］和钱兆明的《庞德与中国》(2003)［13］等。用具体的史料进行翔实的论证是这些专著的基本特点，东方文化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事实得到了扎实的论定。
同一时期，随着论著的出版，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1996)和英国剑桥大学(2004)召开，引发国际学术界对本专题的广泛关注。耶鲁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日本翻译者费诺洛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与中国艺术、英国诗人叶芝与日本戏剧、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斯特恩与中国、英国诗人庞德与中国等。参会的学者约三十余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德国贝鲁斯大学等。剑桥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伯格森与老子、研究、美国诗人庞德与Paul Fang、梅兰芳在美国、徐志摩和萧乾与朱利安・贝尔、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等。参会的教授和学者约五十余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香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在这两次研讨会上，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批评界，比较文学领域最先开展中西文学对比和“中国形象”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以主题形式比较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学对比研究。以伍尔夫研究为例，伍尔夫与萧红、伍尔夫与张爱玲、伍尔夫与丁玲等平行比较曾得到探讨，但研究的力度和影响力较弱［14］88-89。伴随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对话、文化形象等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比如“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发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学形象与文学翻译”、“后现代与文化身份”等议题。，欧洲的“形象学”理论被翻译引进［15］。这一切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它依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法国理论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学理论，重点探讨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构性比如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着重探讨几千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虚构性，指出“中国形象”只是映照西方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另有八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葛桂录、钱林森、卫茂平、汪介之等分别出版了英、法、德、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方面的专著。，尝试从文学作品直接描绘或间接涉及中国的片段中推导出西方对中国的“总体认识”［15］17，154。所发表的论文或笼统阐发美、英、法等国别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或细致剖析谭恩美、汤婷婷等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探讨赛珍珠的作品，也探讨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平托等人的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作家的探讨则更多关注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对毛姆、索尔・贝娄、杰克・伦敦、笛福等都有涉及。这些研究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觉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8届庞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庞德与东方”。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63位国际学者和17位中国学者研讨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中国古诗词对庞德的影响”、“庞德与孔子”、“庞德与日本”等议题［16］127。
2009年，“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开启了本专题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研讨。来自中国、美国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研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与中国”、“庞德与中国诗歌”、“卡夫卡与中国”、“伍尔夫与中国”、 “艾略特与佛教”、“贝克特与中国音乐”等议题，涉及文学、文化、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17］47。
2010年，“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作为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研讨会的延续，本次学术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推进了本专题研究。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等12个东西方国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题包括：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东方、文化交融中的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作品对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式阅读、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建筑、宗教、诗学等多个领域参见彭发胜《“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237-239页。［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者的英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钱兆明主编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奥尔良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2009年国内研讨会和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中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上述几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宣读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国文学》等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当前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总结和分析。
三、“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当前研究特征及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东方文化在现代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欧美学者已经广泛意识到以往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日益重视在研究中涵盖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史”等项目的设立与投入便是极好的例证。参见宋达《当代北欧学界重构世界文学图景中的现代东方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223-227页。［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学术积淀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日益获得中西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现出值得关注的特征，预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更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入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元素进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学解读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纳达尔的论文《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在“东学西渐”这一悠久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页面与汉字印刷视觉形式相似的缘由。论文详尽论证了乔伊斯了解中国的多种途径：乔伊斯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体系与中国古典教育体系相似，他曾阅读传教士的中国游记，他所处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满中国的建筑、陶瓷、书画、丝绸等，他所居的城市对东方文化充满迷恋和兴趣。论文追溯了几代欧洲人对汉字表意性的兴趣和研究及其对乔伊斯的影响。立足于这一开阔的文化交融平台，论文最终论证并阐明汉字独特的印制方式和视觉效果帮助乔伊斯确立了他的文本观和图像式页面［18］。美国西北大学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论文《普鲁斯特的中国》，以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临终前凝视着17世纪荷兰画家维梅尔的著名画作这一场景为解读对象，层层剖析，揭示了普鲁斯特心目中的中国的重要价值。论文指出，这一场景折射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大量中国瓷器和画作运往荷兰的历史，以及中国艺术曾对维梅尔等画家乃至对欧洲现代美学产生影响的事实。透过这一场景，论文不仅揭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联结是在世界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证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在追寻新的历史感时曾对17世纪以来欧美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给予了特别关注。论文通过这一场景昭示了东西方文化杂糅、同化、创造性改写与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纳过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该文即将发表。。
上述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很细微，前者解读《尤利西斯》中页面设计的内涵，后者探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某个场景的意蕴。然而它们所做的文化研究较为透彻，因而结论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纪欧洲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西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进程，从教育、书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术等多个层面揭示乔伊斯小说页面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层历史内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全球化贸易带给欧洲的东方文化冲击，接着又从20世纪的西方对17世纪西方艺术中的中国元素的认同和接纳出发，回溯东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过程和思想催生过程。基于东学西渐的文化史平台，两篇论文透视文学形式与场景，不仅还原了东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过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过程和内在本质。
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正在积极呼唤“文化转向”［19］，欧美现代主义研究则日益重视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涵盖对作家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现从东方、孔子视角切入的研究。 ,在这一发展态势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推进。
其二，在研究意识上，学者们注重揭示现代主义诗学思想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阐明东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诗学的途径。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在《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一文中，透过奥斯卡・王尔德对翟理斯所翻译的《庄子》的解读，剖析王尔德批评论文中诸多关于庄子的评述的真实用意，不仅阐明了王尔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国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庄子思想的结合的事实，而且指出王尔德意在用庄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个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体制［20］。中国人民大学郭军的论文《本雅明的“两面神”精神之价值与意义》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两面神”特性，即犹太教卡巴拉传统与的结合，阐明本雅明思想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学高奋的论文《中西诗学观照下的伍尔夫“现实观”》探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实观”融主体精神与客观实在物为一体的本质，阐明其内质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感物说”和“观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师范大学郝桂莲的论文《禅话“静默”》从禅宗视角解读了苏珊・桑塔格的“静默”思想的内涵，剖析了桑塔格静默思想的禅宗意味 郭军和郝桂莲的论文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这些论文将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现代诗学的东西兼容背景，采用整体观照研究方法，自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见，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断、取舍或规约，因而能够揭示出思想产生过程中的中西对话互动特性。“在物质主义、规约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都受到严重的批评”［22］36 的当代研究取向中，这一基于感知的综合研究意识将日益成为更多学者的自觉意识。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
比如，钱兆明在《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中探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诗体探索过程中对李白、白居易的五绝和七律的借鉴，用大量文献论证了中国古体诗与威廉斯“立体短诗”之间的渊源关系［23］。中国人民大学孙宏的论文《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指出，庞德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不拘泥于词句与语法，而是力求传达中国诗歌的神韵，其译作是对中国古典作品的重构［24］。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的论文《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腊神话、东方生殖崇拜、渔王神话等多种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其诗歌隐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诗作中，则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阐释基督教的教义［25］。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现代派创作中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不论是对威廉斯“立体短诗”的形式探源，还是为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正名，抑或对艾略特诗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这些论文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东西方对话特性，而且揭示了创造性重构对文学作品形神兼备的意义和价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庞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创意需要去关注和揭示，这也正是本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学者们对东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读表现出现代主义作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学罗纳德・布什的论文《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同化：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中的“观音”想象》着重探讨了庞德《比萨诗章》中“观世音”意象的内涵。论文追踪庞德的观世音意象的最初来源(即汉学家宾扬和费诺洛萨的著作)，剖析庞德未发表的战时意大利手稿将观世音与圣母玛利亚合一的意蕴，解读庞德《比萨诗章》的手稿笔记中观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内涵，最终阐明庞德的观世音象征着“上天的慈悲情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的论文《渴慕、猎奇与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用形象学研究理论分析乔伊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主人公布卢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奇异想象、同情和渴慕，体现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27］。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无论是揭示庞德的“观世音”融基督教与佛教为一体，还是阐明乔伊斯作品中中国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说明批评家已充分感应并认同现代主义作品超越二元对立的心境，体现中西批评界旨在实现东西方融合及人与自然融合的积极取向。
欧美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小说叙事特征与叙事理论
由此发轫，笔者意识到研究海明威创作的文学作品不仅要重视探究其审美诉求和精神指向，更应从小说文本中大量出现的人物对话入手。通过分析这些宝贵的信息载体，进而获得进一步了解海明威文学世界的真实意图。国内学术界对于海明威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起步较晚，大致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有很多，最为直接的因素在于1949年之后特殊的历史语境使得普通读者和学术界对于欧美文学的关注较少，取而代之的主要是苏俄文学。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量欧美文学作品和理论书籍被译介到中国，普通读者开始逐渐了解海明威，部分专业人士也开始将关注的视野投向这位久违了的美国作家。
回首针对海明威创作文学作品的研究路径，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做整体概述：最早的研究是从作者本人独特的人生经历、传奇的成长历程入手，尤其是部分研究者将海明威参加一次世界大战所受到的身体、心灵的双重创伤视为他一生从事文学创作的动力，使得20世纪60年代针对海明威小说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外部价值探讨，存在脱离小说文本实际的缺陷。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外学术界在进一步有效梳理海明威生平经历、创作过程的基础上，逐渐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尤其是对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所塑造的“迷惘的一代”倾注了较多的研究热情。
进入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于海明威及其作品的研究逐渐进入到历史的高峰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先后发表了大量以海明威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并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二是一批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选定了海明威及其作品，这无疑极大地深化了学术界对海明威和他的作品的研究深度。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发现单纯从层面分析海明威及其文学创作并不能有效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这就使得我们的研究始终停留在层面，没有能够真正深入到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深处。
叙事学理论的蓬勃发展为研究者开辟了新的视野，对这一理论的发展，俄国人普罗普贡献良多。他明确提出了叙事功能的理论，进一步将一部文学作品或故事析分为角色和角色的行动构建的大厦。在他的辛勤努力之下，这一理论粗具雏形。但由于初始的分析对象仅为俄罗斯民间童话，不免沾染上研究对象的某些特征，使得叙事理论存在一定的认知不足。当笔者尝试着运用叙事学理论考察海明威创作的作品时，逐渐意识到海明威的创作虽然取材于现实生活的诸多维度，但就其叙事模式而言却存在着相对固定的模式。这一点正是叙事学理论存在的方法论意义，也将注定使得笔者对于海明威及其文学作品的认识达到更高的层级。
二、海明威小说对比分析
作为一名作家的海明威无疑是高产的。他在为后人演绎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的同时，也在讲述着那些或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或他本人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笔者首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小说《老人与海》，尽管这部作品在国外学术界的研究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但是作为一部带有鲜明海明威色彩的作品，笔者仍然认为这部小说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
“纵观海明威的硬汉小说，我们发现这类小说不外乎这样一种模式：主人公有一个愿望，可是碰到了障碍，经历千辛万苦的拼搏，最后还是失败了，但主人公精神立于不败之地。”[2]所谓“精神”，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更多的是需要读者将自我的身心浸润其中，方才能够体悟得到。在作者所营造的虚拟的文学世界中，这种“精神”往往通过作者所塑造的众多人物来体现，而这些人物中最重要的主人公更是将“精神”的内涵、外延阐释得最为全面的关键所在。
中国读者对于海明威的了解或许还停留在中学课本所节选的《老人与海》以及同名电影《乞力马扎罗的雪》。这种较为片面的认识无疑阻碍了人们全面认识海明威，必须时刻谨记的是海明威是以“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而得到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肯定的。“在谈论他的作品时，我们不应忘记他的叙事技巧。一个短小的故事经过他反复推敲，精心剪裁，以简明的语言、精致的构想使人们一下子就被他的作品抓住，获得极鲜明、极深刻的感受。”[3]
以小说《老人与海》为分析对象，桑迪亚哥的目标是捕到一条能够证明自己捕鱼能力的鱼。这不仅是为了生计着想的现实诉求，更是桑迪亚哥迈入垂暮之年后试图证明自我能力的一次努力。在长达八十余天的海上漂流中，桑迪亚哥始终不曾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坚信凭借自己多年捕鱼积累的经验一定可以达到目标。当桑迪亚哥的“硬汉”之旅进入到第85天之后，他终于捕获到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一条大马林鱼。当老人凭借着自己坚强的意志最终将大马林鱼征服之后，老人似乎获得了短暂的休息。但成群鲨鱼的到来彻底摧毁了老人的胜利果实，最终留给老人的就只有空空的骨架而已。
单纯从物质层面的因素进行分析，老人失败了，但他的行为体现了“人可以被消灭，可是打不败的”硬汉精神。当读者感叹《老人与海》所传递的精神时，却发现“硬汉形象”并不仅仅存在于小说《老人与海》中。在海明威同一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笔者也能找寻到近似的叙事模式。在小说《打不败的人》中，海明威为读者塑造的是一位挑战自我的老斗牛士。为了证明自己，他一次又一次冲向公牛，只为了将剑扎进牛身――证明自己的价值。“海明威小说着力描写身处恶劣环境中的人，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和检验人的生存状况，以便考验他们的勇气、胆识和自我完整性，同时阐明自己对不屈于命运，视死如归的硬汉精神的赞美。”[4]类似的故事还在海明威的另一部短篇小说《五万元》中有所体现，这是一部以拳击比赛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拳击手杰克为了赢得奖金忍受了巨大的痛苦。
三、海明威作品叙事特征分析
通过对上述作品的分析，笔者了解到作为一种特定的叙事模式的存在，不仅在海明威某一作品中有所体现，而是以一以贯之的表现形式多次出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海明威本人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多次遭受肉体创伤和婚姻不幸的经历，使得后人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极易形成先入为主的“硬汉形象”。
当然，海明威的作品中并非只有“硬汉”小说，这一类型的作品情感基调基本是悲剧性的。这一类型的作品以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为代表，不同于之前的作品，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没有了美好的愿望和奋斗的目标，他们有的仅仅是安于现状的生活态度和处事原则。
“奇怪的是它一点也不痛， ”他说， “你知道， 开始的时候它就是这样。”
“真的这样吗？”
“千真万确。可我感到非常抱歉， 这股气味准叫你受不了啦。”
“别这么说！ 请你别这么说。（《乞力马扎罗的雪》）
这是这部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段对话，作者没有直接交代男女主人公的姓名，而是将其置放于数页之后。在违背惯常语言逻辑模式的前提下，作者所采用的新奇表现手法充分展现了他所具备的高超叙事能力。总体而言，笔者仍然认为“硬汉”小说是海明威诸多作品中最富艺术张力的作品。这主要缘于在笔者阅读海明威小说的过程中获得的信息，不仅是在所谓的“硬汉”小说中可以洞悉到类似于上文所提及诸部作品中出现的叙事模式，而且在海明威作品中占据相当重要分量的战争小说也是如此。以《永别了，武器》为例，男女主人公内心深处最为渴望的就是和平安宁的生活状态，但战争的爆发使得他们的美好愿景化为乌有。当凯瑟琳死于难产时，消失的不仅是凯瑟琳的生命，还有一段属于属于凯瑟琳和亨利的美好感情。现实生活在他们渴望平静的简单生活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生活对于他们而言是如此的残酷。这样的“障碍”还出现在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为了阻止纳粹的攻势，他们需要炸毁一座具有十分重要战略意义的桥梁。对中国读者而言，更多的似乎感受到了英雄们所彰显的价值取向。当笔者冷静下来之后，逐渐意识到这座桥是否必须被炸，它在一场战争中的作用真的有那么大吗？
至此，我们可以对出现在海明威各种类型的小说中的共同的叙事模式做一个简要的概述。出现在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们都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某种形式的愿望，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追求更为美好的人生开始了各种形式的努力，但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他们无法逾越也无法战胜的阻碍。当他们意识到障碍的存在时，用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跨越一切时，突然意识到“障碍”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并且“障碍”将真正成为阻碍他们实现自我愿望的外在因素，几乎无法抵抗。“海明威小说中一再出现的其他障碍物的象征：那把杰克和布雷特分开的创伤（《太阳照常升起》）；把亨利和凯瑟琳分开的难产死亡，甚至那座使书中的主人公付出生命代价也必须炸毁的桥。”[5]
[参考文献]
[1] 张薇.叙述学视野中的海明威小说的对话艺术[J].外国文学研究，2002（03）.
[2] 张薇.海明威小说的叙事艺术[D].苏州：苏州大学，2003.
[3] 杨恒达.海明威――创造“硬汉”的“上帝”[J].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203.
[4] 苗春雨.决战荒诞的斗牛士――存在主义角度分析海明威《打不败的人》[J].剑南文学，2012（10）.
[5] 董衡翼.海明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