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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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第1篇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图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笔者的观点是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政府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这样，在三角之间，根据一国经济发展需要，不寻求完全的自由和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完全独立，也不完全僵滯地选择固定汇率，可以在一个新的框架下获得三角之间的兼顾之效果。

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第2篇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由于两国统计方面的技术原因和方法误差导致统计数字差别巨大。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在中美贸易中，1979年、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而中国方面的统计则表明，在从1979年-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双方数据都表明，中美之间贸易逆差增长速度惊人。1993年，中方统计数据表明中美贸易逆差仅为63亿美元，美方数据也仅为228亿美元。2004年，中美贸易逆差中国数据达到586亿美元，美国数据更为1620亿美元。与1993年相比，增长幅度分别为830%和611%。中美贸易逆差如此之大，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最大的经济问题。

中美贸易失衡不仅表现在绝对量上，而且也表现在相对量上，这一比例在1990年为21%，2004年达到了35%，中国因此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贸易赤字国家，超过了欧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贸易失衡也表现在进出口的产品结构变化。中国不仅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率不断上升，近年来相对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先进产品，占其进口技术产品总额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据美国统计数据，2002年这一比重为10%，到2004年9月上升为18%。而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03年1~8月，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620.83亿美元，同比增长55.86%；其中美国是第一大市场，148.58亿美元，同比增长69.56%，高出对全球出口增长速度13.7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比重23.9%。由于输往香港的产品大部分最终输往美国，美国市场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增长点。

二、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实证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贸易逆差持续已久，中美贸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各个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国贸易逆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我们不由得质疑，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升值有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吗?我们认为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

为说明这一观点，我们选取中美的贸易数据和汇率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在中美贸易关系实证时段选择上，研究数据选取1990年-2004年的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和贸易差额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人民币实际汇率是根据官方统计的名义汇率扣除中美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为了处理数据方便，我们将1990年定为基期。中美进出口数据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义汇率源于《99年世行发展指标》，物价指数选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减指数。所有数据处理都用统计软件Eviews5.0完成。

我们试图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汇率变动和进出口贸易额变动之间的内生关系进行检验，汇率变动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样，进口变动率REM和出口变动率REP分别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计算得到。贸易余额的变动率B用(b-b(-1))/b(-1)计算得来。

Granger因果关系是基于系统的向量自回归(VAR)来定义(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时，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结识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就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因，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Granger1980)其双变量回归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则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则Y不是X的Granger因。这样，使用F检验

即可实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中，RSSR和RSSu分别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约束和无约束的残差平方和，J和K则分别表示约束个数和回归因子的个数。

但是上述检验从理论上要求残差具有独立同分布性质，这就导致了实证研究中如何确定滞后阶的问题。(本文首先通过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确定滞后阶，然后再检验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实施因果检验的路径是：第一步，选取初步的滞后阶，估计VAR；第二步，对残差进行诊断检验，据此调整滞后阶；第三步，对最终估计得VAR进行参数约束检验，由此确定变量之间是否成立因果关系。(Grangerl987)

首先，对变量BRERREMREP进行数据图分析，具体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四个变量的数据轨迹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随机游走，所以我们在设定VAR模型时，省略掉截据项，经过反复试验，我们初步选取滞后阶为2，对应的VAR(2)的估计：

对上述估计的VAR(2)，按照方程(3)的变量顺序，方程(4)(5)(6)省去了对因果关系不重要的项。我们以下对其残差进行诊断。

对方程(3)的残差s11所计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别为

S=0.42，k=0.78

所以，检验其为正态分布的Jarque-Bera统计量值为

N(2)=3.05

显著水平为0.05且自由度为2的X2的临界值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设，即ε1t服从正态分布，且服从正态分布的概率为0.65。进一步，由于所计算的检验ε1t为独立同分布的统计量及其对应的概率值分别为

Q(3)=4.88，P=O.18

故在显著水平为0.05时，ε1t具有独立性。

对其他3个残差，我们做类似的诊断，其结果一并列入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残差在0.05的水平上服从正态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相关性。但是由于其3阶自相关仅为-0.04，这是个可忽略的数值，我们将视其为无自相关即不严格的独立性。所以从总体上说，残差通过诊断检验，因此，以下我们可基于VAR(2)作因果关系检验。

按照方程(3)的顺序，记相应的变量系数为θi，其中i=1,2,3,4,5,6，则贸易差额变动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为H01：θ1=θ2=0，对这一原假设的检验即计算前面所定义的F值，其结果为

F=1.71，P=0.24

F值显然小于对应的临界值，接受原假设。贸易差额的变动率B不是汇率变动率RER的因。对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可类似地实现，其结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结论是基于显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原假设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统计量均小于临界水平，汇率的变动RER和贸易余额B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单纯的变动人民币汇率对中美之间贸易差额的影响不大。同时我们注意到，对于原假设7的拒绝，表明在我国出口的变动是造成进口变动的一个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进口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原因。而对于原假设3的拒绝，表明出口变动是贸易余额的成因。这说明我国存在着一些促进出口的因素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加剧。正如下文分析可知，这些因素主要是两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和储蓄方面的差距，而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汇率的波动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国方面，相对于支出的较低的国民储蓄率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导致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下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国方面，我国的汇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内经济的失衡对于中美贸易失衡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1.中美储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储蓄和投资的差额都等于该国的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公式为：

S-I=X-M

公式的左边表示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右边表示出口与进口的差额。一国如果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就会大于进口，从而在贸易上就会出现顺差，而当国内投资大于储蓄，进口就会大于出口，从而表现在贸易上就表现为逆差。

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储蓄相对于投资太低。自从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赤字以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供小于求。应该说从1990年以来，美国储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递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储蓄占GDP的比重为15.4%，到2001年储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达到18.2%，但是与储蓄相比，美国的投资率却表现出强劲的势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投资率节节高升，从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达38.6%，较高的投资占有率而较低的储蓄占有率使得美国储蓄占有率与投资率占有率之差为负值，形成严重储蓄投资的缺口，这在贸易收支中表现为进口大于出口，贸易逆差。

与美国相反，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我国的投资支出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资占有率为38.1%，特别是在1993年投资占有率曾达到43.3%。相对于投资而言，我国由于传统习惯、经济体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国民储蓄率。1990-2001年平均储蓄占有率为40.4%，1995年储蓄占有率更是达到43.1%。较高的储蓄而相对较低的投资使得储蓄和投资占有率之差为正值，这在国际收支上就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贸易顺差。

2.两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劳动生产率一般可以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或者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导致产品成本和价格的实际降低，另一方面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而改善贸易条件，促进出口的增加。

我们主要比较中美之间制造业和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服务业等非贸易品部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内外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就相当大了(光，2005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制造业和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我国正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阶段，工资成本较低，而美国劳动力工资成本相对较高，从而中美之间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为例，按照现行汇率计算，美国制造业工资是中国的29.2倍，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9.2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工资增长率，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国都明显高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国分别提高了1.04倍和1.29倍。虽然两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均快于工资增长率，但是中国的速度明显快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中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更快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从而在中美贸易中，中国产品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现行的中美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就会增加，从而表现出贸易顺差，而美国则是贸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间贸易具有互补性、以及美国的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制度安排也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大多数都是美国经济发展所需要而美国本土产量很低或不愿意生产的；而美国对向中国所需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实行严格的限制，导致相当一部分中国愿意进口的产品无法从美国进口。由于总体上还是比较落后，中国所需要大量的机器设备和中间投入品在美国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也减少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

四、对策和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美贸易的失衡与人民币的币值是否被低估没有直接关系。即使中国大幅提高汇率，能改变的，也只是由中美贸易失衡转为东南亚其他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失衡。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储蓄相对于投资来说太低了，而中美之间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也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对外贸易战略

1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

1.1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

人民币汇率从改革开放以来几经变化，经历了从贬值到升值再到被动贬值的演变，其间的走势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3年。由于计划时期，人民币汇率作为计划核算工具，长期固定并处于严重高估状态，为了配合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人民币汇率开始进行有步骤地下调，到1993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汇率下调了73%，与此同时，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汇率也分别下跌了68%和76%。

第二阶段：1994年汇率并轨到1997年。1993年12月28日，央行宣布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在人民币汇率并轨后，人民币汇率稳定在1美元兑8.7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长期高估的状况得以改变。从1994年到199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4.8%，同期，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上升了10.2%和38.7%。

第三阶段：1998年亚洲危机到2001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东南亚和东亚国家或地区货币相继贬值，使得对人民币贬值抱有很强的预期，然而中国政府在1997年11月以后都多次向世界郑重承诺：将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在828元人民币兑100美元左右的水平。这一时期，由于东南亚和东亚国家或地区货币相继贬值，人民币汇率即相对升值，加之，世界多数货币对美元走软，人民币随美元对其它货币走强。其间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幅分别达11.5%和9.8%。

第四阶段：2002年至今。由于美国国际收支恶化、国际资产市场结构调整以及国际局势动荡等原因，自2002年上半年以来，美元结束了长期坚挺的态势，出现了持续贬值，人民币也跟随美元被动下调，到2003年底，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跌度分别为12.3%和11.0%。

1.2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进出口贸易量效应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汇率执行着重要的价格转换职能。因此，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流量具有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本币对外贬值会引起本国产品相对于外国产品价格的降低，从而诱发国外市场增大对本国产品需求的扩大和本国市场对外国产品需求的减少，即鼓励了出口而抑制了进口；当本币升值，情况正好相反，引起出口下降和进口增加，并且汇率变动的进出口效应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呈“J曲线”的。这是对汇率变动贸易流量最为直观的解释。

在1981～1994年人民币汇率贬值期间，我国同期出口总额由1981年的220.1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1210.1亿美元。因此，在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原因时，应当肯定汇率的变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1995年开始到2001年，人民币汇率就一直保持稳中趋升的势头，因此出口增长速度与前几年相比有所减缓，尤其到了1998年，出口增长率降至0.5%。从2002年至今，由于美元的贬值，造成人民币的被动贬值，致使出口又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1981～2004年进出口变动情况见表1。

由此可见，汇率变动产生较为明显的出口效应：汇率下调，刺激出口；汇率升值，抑制出口。国务院中心李建伟和中国社会院余明博士的回归分析也证明了此结论。他们以1995年1月～2003年6月的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选择国内生产能力增加值、国际市场需求、国内价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以及出口政策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总额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产生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当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贬值一个百分点会刺激滞后5期的出口总额提高0.6615个百分点，接下来分析进口情况，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到：在人民币贬值比较明显的年岁里，如1981、1985、1986、1989和1994年，进口增长率均有所下降，其余各年进口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199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后，1995、1999和2000年进口增长很明显，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的对外贸易局面，使我国1997和1998年的进口增长率分别降到2.5%和-1.5%。以上情况表明：汇率波动具有一定的进口贸易量效应。李建伟和余明博士的回归分析结果也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口总额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升值一个百分点，会导致滞后3期的进口总额提高0.5643个百分点。

1.3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结构调整效应

从根本上说，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贸易结构的变动取决于各国产出结构的变动，在产出结构受制于竞争力的状况下，贸易竞争力的变化就成为推动贸易结构调整的根本力量。而汇率变动事实上形成了对贸易价格力的不同影响，那么它一定会带来贸易结构的变动。一般来说，货币升值，会导致传统产业贸易价格竞争力的下降，由此引起传统产业的衰落，形成这些产业的出口下降和进口增加，与此同时，高技术含量产业却得以建立和发展。反之，货币的持续贬值则会使出口商品结构呈长期低度化的趋势。因为汇率的长期低估，使出口扩张主要依赖于低廉的价格，导致无压力进行技术创新，使出口商品结构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旦一个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大部分销往国外时，货币升值则不利于这类产品的出口，并可能会抑制这类产品的生产。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变动，推动了我国贸易结构的跃迁。1994年以前人民币名义汇率的趋势性贬值，引起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由资源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转变；进口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下降，工业制成品中机械及运输设备比重明显上升。

根据宋泓的研究，在1992～1994年间，我国的综合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服装业、文体用品业、纺织业等10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劣势主要集中在化学业、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11个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结果基本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贸易结构与汇率变动的相关关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开放进程中汇率贬值的调整任务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已经大体完成。

1994年人民币汇率出现了持续的升值趋势，趋势性货币升值刺激了我国相对先进产品的发展，推动了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表2列出了我国1995～2004年1～9月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高技术产品的贸易特发系数变化情况，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所引发的贸易结构演变的轨迹。

从表2可以看出：在人民币汇率的趋势性升值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特发系数不断下降，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特发系数则保持了稳定的上升势头。贸易特发系数的差异变化反映了我国的贸易结构正经历一个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升级换代过程。

2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

2.1以竞争优势为导向

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主要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一优势造就了中国作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地位。但是人民币的升值趋势愈来愈明显，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贸易摩擦相继增加等一系列越来越突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要求日益迫切，为此，中国需要通过国内改革与，超越禀赋的比较优势约束，创造国际竞争优势。

创造国际竞争优势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贸易结构导向的转变，即以资源禀赋为导向转向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是通过各种创新和交易效率的提高等途径有效的进行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而竞争优势是国际竞争中更具能动性的因素，比较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中国国内和产业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较差，中国不少企业和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缺乏足够的竞争优势。为扭转这种局面，适应人民币升值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外贸发展战略认比较优势为导向转向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轨道，实为必然的选择。

2.2推进制度创新和创新，提升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

由于制度的形式和效率是有差异的，由此产生各国基于制度差异的竞争优势，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尚未被人们高度重视的特殊竞争优势。在有利于竞争优势持续提升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得到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以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正确实施是最有效的。因此应通过制度创新努力构建这样一种环境：有关主体对其贡献性努力能盈利且可持续，经济主体所从事的技术含量高、外部效应大、动态规模效应突出的产业能得到政府的适当保护与政策扶持。只有这样，经济主体才会有创新的激励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不仅可以使经济主体获得创新利润，而且可以使经济主体从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同时也提升了我国的产业竞争优势，从而推动中国贸易结构的升级。

科技创新在提升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技术创新不仅使创新国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保持竞争优势，而且还会使它们得到额外的利润和更多的好处。

2.3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推动贸易结构升级

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只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更好的盈利空间，而目前在中国9个高技术领域中，贸易竞争力较强的只有机与通信技术、生物技术两个领域，其它7个领域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数。因此，不断提高高技术产业的比重，促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推动贸易结构升级，无疑成为今后贸易的发展方向。

为了推进贸易结构升级，在进动中，应通过关税的结构分布所形成的有效保护以增加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在出动中，应采用鼓励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以提高高技术产品出口面临的名义有效汇率和出口效益。

此外，在对外商逐步实施国民待遇的同时，仍使用一部分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投向高技术领域，同时，增加对低技术产业投资的约束力度，以提高与贸易有关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技术含量，推动贸易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第4篇

2002年末以来，在美、日等国以及IMF等国际组织言论的引导下，人民币汇率水平问题又一次成为了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次不再是讨论人民币是否应该贬值的问题，而是聚焦于人民币目前面临的升值压力。国内学者就此问题的看法基本分为两类：一种认为目前人民币汇率确实被低估了，应该（小幅）升值；另一种则认为应该继续维持目前的汇率水平。可见即便是最为保守的观点也不再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贬值的可能，贬值之音似乎已经销声匿迹。

汇率是两国货币的比价。因此本文试图把人民币汇率问题回归到其货币问题的本质，在区分短期汇率决定和长期汇率决定的基础上，侧重于从货币供应量和物价趋势的角度，探讨人民币汇率水平由短期升值压力和长期贬值压力所构成的困境。

一、人民币短期汇率面临的升值压力

短期汇率水平是由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的。由于我国至今实行的是对贸易的强制结售汇制和对银行外汇头寸的额度管理，因此非政府部门对外汇保有量的调节余地不大，致使国际收支的差额基本上都被反映到了外汇市场的供求量上。又由于我国自1994年起就进入经常项目、金融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仅1998年例外），因此在国内外汇市场上，外汇的供给远大于外汇的需求，使得央行不得不大量买人外汇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致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可见，从市场实际外汇供求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在一段时期以来一直面临着升值的巨大压力，完全依靠着央行在汇市单方面的买汇干预才避免了汇率升值的发生。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也正是国际舆论攻击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低估币值的主要理由之一。

所以，目前人民币确实面临着短期升值的巨大压力。

二、人民币长期汇率面临潜在的贬值趋势

（一）购买力平价模型是对当前均衡汇率水平的测定

较多的经济学家认同购买力平价模型是信用本位制下寻求均衡汇率水平的基石。尽管对模型中使用的物价概念，如商品范围、权重等因素的处理各有不同，但无论是国际金融机构、国外学者，还是国内专家，在近期计算得到的人民币对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水平都远低于目前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的市场汇率水平。正是根据这一研究结果，许多中外学者认同当前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

绝对购买力平价模型关注的是某一时点上中外的物价水平，相对购买力平价模型关注的是至某一时点止的过去一段时期内发生的相对物价的变化，可见购买力平价模型是通过对至今为止的物价的计算，求得当前均衡汇率的理论值。

沿用相对购买力平价的思路，如果要预测未来均衡汇率的变化趋势，就应该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物价变化。在这方面，货币模型有其独到之处。

（二）货币模型与长期汇率趋势

货币模型通过物价变动这个变量，将货币供应量与长期均衡汇率水平联系在一起，具体的传导机制是，在产出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一国货币供应量相对于他国更快的增长，将引起该国相对物价水平的上升，进而导致其汇率的贬值；在潜在产出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如果一国货币供应量相对于其产出的增长速度快于他国，则该国的相对物价水平将上升，进而导致其汇率的贬值。

然而货币供应量相对于产出的更快扩张未必立即引起物价水平的上升，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因此，已经发生的货币扩张未必立即在汇率上得到反应。但是，作为一种存量，货币供应量的不断超额累积则预示着通账风险的集聚，若不加以控制，终将在某些因素的促发下，点燃通胀的导火索，进而对本币汇率产生贬值的压力，所以，货币供应量相对于产出更快的扩张，对未来的汇率趋势是有着预示作用的。

（三）潜在的通胀压力与人民币长期汇率趋势

根据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其中P代表物价水平、M代表货币供应量、V代表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流通速度、T代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实际交易量，有dP／P＝dM／M+dV／V-dT／T.由于V在短时期内可以因多种因素发生变化，但在长时期内，V主要取决于支付制度和人们的支付习惯，故可以合理地假定为不变，即有dV／V＝0，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M的增速长期高于T的增速，即倘若dM／M>dT／T，则终将引发物价的上涨，即dP／P>0.也就是说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大量货币追逐少量商品是发生通货膨胀的根源。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上式可以推得-dV／V＝dM／M-d（PT）／（PT），因此，如果货币供应量M相对于名义交易量PT有更快的增长，即倘若dM／M>d（PT）／（PT），则意味着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V的暂时下降（即dV／V<0），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从长期来看，随着V的回升，通胀压力必将随之释放。由于dM／M>d（PT）／（PT）也意味着M／PT这一比例的不断攀升，因此，后者也是衡量通胀潜在压力的指标。

由于一定时期内的实际交易量T难以测量，因此，在假定经济货币化程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常使用同时期最终商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实际GDP）来代替T，用名义GDP来代替PT.又由于M1是交易的媒介，能够直接形成购买力，而准货币则能较为容易地转化为M1，是潜在的购买力，所以通常以M1／GDP和M2／GDP这两个指标来对货币与商品的名义相对量进行衡量，再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预示通胀的潜在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M1、M2）每年的增长速度几乎都远快于同期实际GDP增速与物价涨幅之和。1978年到2002年，我国名义GDP的年均增速为14.94%，而同期M1和M2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2.29%和24.96%，比GDP增速高出50%左右。货币供应量更快的增长使得MI／GDP和M2／GDP这两个比例迅速彪升，至2002年，已分别高达70.96%和182.42%，这不仅已远高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显著地高于韩国、印度等周边发展中国家

2.印度是2001年的数据。

作为一个逐步走向市场化的国家，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是80年代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速长期高于名义GDP增速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如今出现的货币供应量与名义GDP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现象则已经超出了经济货币化可以解释的范畴，只能说明目前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确实已经下降到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极低水平。

我国经济自1998年起陷入通货紧缩后，在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基本保持在同期名义GDP增速的近2.5倍的高水平，但与此同时，由物价水平负增长所造成的通货紧缩预期却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而各项改革的推进又增添了人们对未来收支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持币观望、储币预防的心态，致使新增货币被大量沉淀下来。因而在我国，具有价值贮藏功能、体现预防性动机的准货币占GDP的比例也较表1.中的所有其他国家（地区）要明显高出许多。

尽管近年来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暂时遏制了高货币存量向通货膨胀方向的演变，但是倘若出现某些因素促使人们消除对通货紧缩的预期、继而产生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则随着沉淀的货币投入周转，大量货币追逐少量商品的局面将成为现实。而且在通胀预期下，人们急于将手中的货币兑换成商品，可能使货币流通速度回升至高于其长期水平的状态，从而加剧物价上涨的势头，因此，不排除形成严重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可能。

可见，过[来

高的货币存量所形成的潜在的恶性通胀压力预示着未来人民币汇率存在贬值的可能。

（四）通货膨胀的导火索

现实的物价上涨是改变人们长期形成的通缩预期的主要诱因，而在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这种初始的物价上涨则大多是由外生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造成的。

2002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物价环境已悄然出现了变化。受政府换届的影响，各地政府投资冲动高涨，推动了投资需求的扩张，继而带动了生产资料价格的回升。同时，受海湾局势不稳定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带动了国内油价的不断攀高。部分受此影响，从2003年1月起，居民消费价格也一改长期下跌的态势，出现微幅的回升。

特别值得引起重视的是，2003年国庆后的短短数周，在粮食价格上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农副产品价格突然出现大面积的快速上涨，一些价格在一两周内的涨幅竟高达20%.据国内粮食问题专家称，从今年开始恰逢我国粮食生产自然遵循的短周期的谷底与长周期的谷度相叠加的阶段，加之近几年粮食播种面积的不断减少、种植结构的调整以及今年入秋以来水灾严重，国内粮食将连续数年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与此同时，因美澳等主要产区受灾减产，国际粮价节节走高，从而限制了我国从国际市场的大量进口。因而，国内粮食价格在供给冲击下快速上涨。由于粮食是其他农副产品的原料或饲料，也是诸多工业的原材料，因此，粮价的上涨必会对其他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形成刚性的推动；加之农副产品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2002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分别高达37.7%和46.2%，说明食品消费在居民支出结构中仍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因此，农副产品的突然涨价将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并严重影响人们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促使通胀预期的形成。考虑到国内粮食储备的逐年减少以及粮食生产形成新增供给能力的周期较长这两个因素，对于此次农产品价格上涨将对整个物价水平造成的后续影响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

在外生性供求冲击的影响下，国内物价回升迹象明显，并由此逐步改变着人们对未来物价趋势的预期，进而可能促使巨额的货币存量转变为实际购买力，形成供给推动型通胀和需求拉动型通胀的交互作用，共同引导通货膨胀时代的到来。

三、汇率趋势相悖造成的困境

（一）汇率政策面临的困境

由近期国际收支大幅顺差所造成的人民币短期汇率的升值趋势，和由过高的货币存量所集聚的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所造成的人民币汇率长期的贬值趋势，构成了目前人民币汇率升值不妥、贬值亦不妥的困境。而且，一旦处置不当，将给国际国内游资提供巨大的套汇空间，进而引发金融动荡，并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尽管出现一定的通货膨胀能推高国内物价，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进而减轻人民币短期升值的压力，从而缓解长短期汇率趋势的困境，但在目前极低的利率环境下，即使是出现温和的通胀也会给利率政策的操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二）利率政策面临的困境

在货币存量业已过量累积的背景下，由外生性冲击造成的轻微通胀是否会一发不可收，这关键取决于人们对物价前景的预期。人们对于未来物价将上涨的预期是不断推动实际物价水平螺旋式攀升的内在动力。

所以，在通胀初露端倪之际，就立即小幅提升利率，将通胀萌芽彻底遏制，有助于人们维持对于物价稳定的预期，阻断物价内生性攀升的路径，因此是控制通胀最为有效的方式。但是，立即提升利率的做法虽能防治通胀，却提高了国内外（实际）利差的水平，反而会增添眼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剧汇率水平面临的困境。

如果容忍物价水平的上涨，在目前极低的存款利率水平下，即便是出现每年2—3个百分点的温和通胀，就会令一年期、甚至五年期的定期存款陷入实际利率为负的境地，加之实际物价水平的提高会形成对未来物价继续上涨的预期，这将导致人们把存款大量提现，购买实物以期保值，从而引发一定程度的抢购风潮，推动物价更快地上涨。为了稳定人们对储蓄的信心、抑制抢购，央行将被迫提高存款利率，而且提高幅度必须较为可观才能收到实效。在目前的利率体系下，作为基准利率的法定存款利率出现可观的提升必然带动市场利率的普遍攀升，导致固定收益率证券的价格大幅下跌。

在近几年低利率的环境下，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已经发行了大量中长期、低固定票面利率的国债和金融债，其中的大部分被这些年资金宽裕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持有。利率上升导致国债价格的暴跌将迫使这些金融机构大量计提减值准备，削弱其赢利能力，这对于寄希望于在人世缓冲期内尽快消化不良资产的中国银行业不啻为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还会危及一些寿险公司未来的偿付能力。

尽管可以通过对国债施行保值贴补来保证金融机构的利益，但由于每一个百分点的保值贴补率将使中央财政每年多支出超过300亿元，这对于财政赤字业已庞大、尚有近3000亿元出口退税欠款未偿的中央财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目前并不具备对固息国债实施保值贴补的经济条件。

四、突破困境之路

（一）平衡贸易收支，化解短期升值压力

1.继续降低出口退税率

我国自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退税率几经起落，至1999年，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的严峻挑战，一举将平均退税率调高至15.11%的水平。但目前出口退税欠税的问题却相当严重。据统计，截至2002年末，累计出口退税欠款已达2477亿元，预计2003年底将超过3000亿元。巨额的出口退税已令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在高比例退税支持下的贸易顺差是被扭曲了的、是缺乏可持续性的。2003年10月13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拉开了降低出口退税平均水平的序幕。

通过在适当时机进一步降低出口退税率，减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不仅能使贸易顺差合理减少、减轻人民币短期面临的升值压力，还能起到减轻财政的负担、优化出口结构的功效。

2.加快履行入世承诺

根据入世协议的规定，我国的平均进口关税在5年入世缓冲期内将逐步降低。面对目前由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升值压力，我国可以加快履行入世承诺的步伐，提前降低关税等进口障碍，同时增加战略性物资储备的进口，这样，通过增加进口，不仅能缓解短期升值的压力，还能为我国在世贸组织赢得良好的声誉，更能为未来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储备。

（二）疏导通胀压力，削弱长期贬值倾向

1.维护物价稳定的预期

鉴于预期在通胀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使人们确立未来物价将保持稳定的看法在防治通胀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在90年代初期成功治理通胀所赢得的声誉，在舆论导向上倡导零通胀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抑制“搞一点通胀也无妨”之类言论的蔓延，促使人们形成政府将有效抑制通胀发生的预期，从而对未来物价环境的稳定抱有信心；另一方面，对于外生性的冲击，政府应动用储备予以遏制，并协调相关物资的生产和进口计划，缩小未来的供求缺口，特别是对于粮价等牵涉城乡平衡发展大计、应该合理回升的因素，应通过库存储备和产量计划的调节，使其价格保持每年稳中略升的态势，杜绝因供求缺口过大以致价格突然暴涨现象的发生，以免引发恐慌，进而对物价预期造成冲击。

2.降低货币供应增速

在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复苏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不必再延续前几年通过货币供应量的超高增长来诱导经济回升的策略，而应该将货币政策的重心转移到维持经济在低通胀下的健康成长上来。因此，需要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使其与名义GDP的增速保持恰当比例，从

而减少超额货币的积累，以免进一步加大通胀的压力。

3.拓展多层次市场，吸纳货币存量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若要控制物价上涨，一是收缩货币供应，二是将货币引导到商品劳务市场以外其他市场。前者将引起市场利率的上扬，后者可能引发其他市场泡沫的积累。这些举措对于目前我国的经济来说均不可取。

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购买力平价;长期;汇率

一、引言

由于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并伴随着人民币的大幅升值,给我国进出口贸易带来了极大压力。人民币汇率在未来是否会停止升值步伐,缓解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压力,已成为我国政府和大量进出口企业关注的焦点。

一些国际组织机构经常基于购买力平价理论来比较各国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并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他们都是以“PPP理论在实践中是成立的”作为前提。然而,关于这一前提,自其创建之日起就不断受到各种观点与检验方法的挑战。

二、购买力平价职称论文

(一)购买力平价的产生

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PowerParity,PPP)理论是采用一国货币的国内购买力来确定各种货币之间的比价问题的汇率决定理论。该理论最初由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Cassel)提出,决定的是即期汇率。其中心思想是:两国货币的汇率是由两国物价水平之比来确定。

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学说又分为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

1.绝对购买力平价

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即一个国家的货币与另外一个国家货币之间的比价是由两种货币在各自国内的购买力之比来决定的。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体现在商品的价格水平上,即商品价格的倒数,故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水平是由两国国内物价水平之比决定的。

R=PA/PB

其中:R为绝对购买力平价下的汇率;

PA为A国的一般物价水平;

PB为B国的一般物价水平;

以上公式表明,在某一时期,当A国价格不变,而B国价格上涨,则B国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下降,表现为一单位A国货币可以交换到更多的B国货币,即A国货币出现升值,B国货币出现贬值。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按照两国货币在各自国内的购买力确定的汇率水平应该是一种长期均衡汇率。当实际汇率与长期均衡汇率之间出现偏差时,实际汇率将不断调整,最终要趋向均衡汇率水平。

2.相对购买力平价

相对购买力平价是在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卡塞尔认为,在计算绝对购买力平价时,两国物价水平数据的获得很困难,而两国物价水平变动即物价指数或通货膨胀率容易获得。

用公式表示是:

R1=R0(IA/IB)

其中:R1代表通货膨胀后两国货币间的新的汇率;

R0代表两国通货膨胀前两国货币的汇率,又称基期汇率;

IA代表A国的通货膨胀率,IB代表B国的通货膨胀率。

(二)购买力平价的发展

购买力平价理论具有内在的简单性,从购买力的角度分析货币的交换问题,非常符合逻辑、易于理解;同时,它的表达形式也较直观。所以,汇率水平的分析和政策研究经常用到购买力平价。但其是否成立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在早期,它曾被认为是一个公理,随后不断有人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提出修正。早在20世纪30年代,哈罗德(Harrod)就指出,国内外有差异的生产率水平将会导致对绝对购买力平价持久的背离。巴拉萨(Balassa,1964)和萨缪尔森(Samuelson,1964)分别正式地论证了对PPP系统性的“生产率偏离”(Productivitybias):一国可贸易品适用一价法则,因此可贸易品的生产率的提高推动有关产业工资上升,从而推动全国性工资上调,但是非贸易品的生产率无法同步提升,因此其成本和价格必然上涨,从而导致该国的相对物价水平上涨。从长期看,实际经济因素的变动(如国内外生产率差异)会使名义汇率与传统购买力平价产生永久性的偏离。这一修正称为PPP理论的巴拉萨-萨缪尔森修正(BalassaSamuelsonQualification)。

克拉维斯(Karvis)和利普西(Lipsey,1983)及巴格瓦蒂(Bhagwati,1984)也得出同样结论,但是他们强调生产要素的素质差异和生产要素报酬的不同。Niehans(1984)认为,PPP公式中所表示的汇率和价格之间的联系,并不表示汇率的变化来源于价格,争论汇率和价格谁决定谁,没有实际意义。而Frenkel(1978)在使用不同的价格指数验证了汇率变化同两国价格比率之间关系后得出结论:PPP不能作为汇率和价格联系的机制,只能视为研究价格和汇率决定的捷径,不能视为一个完善的汇率理论。但无论如何,经济学家对汇率与物价变动之间存在一定联系的判断给予了认可。

现代购买力平价说包括成本购买力平价、多国购买力平价、事前购买力平价和货币主义的购买力平价说,它们对传统的购买力平价说进行修正和改造。

(三)PPP测算研究

有关世界各国PPP的测算研究主要有:“世界银行Atlas方法”、简化信息方法、国际比较项目、生产法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然而,各种研究结论并未达成一致。PPP可以针对一国、一地区、一个产业而定。如未特指,则PPP通常是对GDP而言。计算PPP大多使用支出法和生产法。

三、购买力平价对人民币汇率局限性的原因

虽然有不少文献认为“PPP理论在短期不成立但在长期可能是成立的”,但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购买力平价理论对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并不完全成立。

(一)汇率反映的是两国贸易商品价格的比率

用反映全部商品的CPI来解释汇率的变动,显然存在着一定缺陷,而且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结构也不同,两国的CPI所包含的商品及其权数也就相差较大,这种价格指数并不严格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的要求。在一国消费物价指数中包括的商品在计算另一国消费物价指数时可能就没有,这种价格指数是不符合传统购买力平价理论要求的。

(二)汇率变动的影响因素有很多

如一国的劳动生产率、利率和资本流动等其它经济变量,一国实行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汇率政策,而不仅仅只受价格变动的影响;

(三)与汇率体制与贸易政策有关

虽然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我国对汇率浮动管理的严格程度远高于美国。此外,长期以来,我国的外贸管理政策奉行“奖出限进”,致使经常项目顺差十分严重,大量外币的流入导致外汇供求关系严重扭曲,所以体制的影响远大于经济变量的影响。

实际上,现代的汇率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决定。另一方面,汇率要为稳定宏观经济、促进本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服务,汇率要服从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不可缺少的宏观调控手段。但是现有的汇率决定理论,包括购买力平价理论却没有考虑汇率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手段的性质。

(四)购买力平价模型所提供的均衡汇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基年的影响

主观判断或因观察能力、技术和数据不足等问题,基年选择十分困难,基年不同,均衡汇率就不同,缺乏科学性。

(五)贸易壁垒和交易成本等的存在

Cassel的PPP理论是建立在一个较理想的交易状态下,如不存在交易成本等等,这是与现实中各国的商品贸易不符的。

四、结束语

购买力平价理论描述的是在理想状态下汇率与两国物价的绝对水平和通胀率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购买力平价理论较为合理地解释了汇率的决定基础,所以,虽然购买力平价理论忽略了其他影响因素对汇率的影响,但汇率向购买力平价仍在起作用,所以该学说至今仍受到西方经济学者的重视,在基础分析中被广泛地应用于预测汇率走势的数学模型。由于购买力平价不能很好地解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因此单纯利用购买力平价方法来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并据此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来刺激出口、缓解当前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毫无疑问不可行。即使认为PPP理论是一种决定长期均衡汇率的有效方法,这种超长期有效的理论也不能指导我国目前的汇率改革,难以成为制定汇率政策的依据。因此,我们不应当只局限于购买力平价理论,而应该去寻找一种既能有效解释人民币汇率变动,又能指导汇率改革的中长期汇率均衡理论。

对于我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应防止其剧烈变动,而使其处于一种温和的变化态势,央行应当仔细观察中美两国的物价变化情况和利率水平,立足于国内确定政策工具,并据此制定基于人民币汇率基础之上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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