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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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工程金融体系影响

金融工程是根据系统工程理论，综合采用工程技术方法，设计、开发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从而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金融问题。在具体运用中主要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公司风险，并为客户设计、定制一些特殊的金融产品。金融工程为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监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但同时对全球金融体系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的正面影响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金融工程开发设计出的新型金融工具打破了金融机构传统的专业分工，使其业务种类经营范围扩大。从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同时使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增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水平，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日趋融合，决策效益增强。金融工程所创造的新的金融产品以高度流动性为基本特征，提高了投融资便利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壮大了市场规模，从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而中央银行利用金融工程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实现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

2.金融工程强化了现代金融管理。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金融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范，也越来越需要量化决策分析和研究。金融工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而进行科学决策。运用金融工程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手段，对客户所面临的利益与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分解、取舍和重组，形成客户所能接受的风险收益，进行风险控制。金融工程还可以利用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性，从而客观上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用金融工程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

3.金融工程可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金融工程是一种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其具体运作过程包括五个步骤：诊断、分析、开发、定价和定制。即识别客户遇到的金融问题的本质与根源，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依此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并确定金融产品的开发成本和边际利润，从而为每个客户定制能满足其特定要求的金融工具。由此可见，金融工程是在新的金融产品开发过程中有效地实现经营风险的控制。

二、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1.使金融机构的稳定性下降。金融工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更高效率的产物，其发展在促进金融效率全面提高的同时，也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是由于金融工程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金融业务的多元化和金融机构的同质化，使金融机构可以涉及诸多领域，金融机构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受到冲击。2.使金融体系面临着新的风险。随着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各种信用形式得到充分运用，金融市场价格呈现高度易变性，金融业面临的风险相应增加。金融机构推出的规避风险的创新工具，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转移和分散风险的作用，但同时也使金融业在传统风险的基础上面临新的风险。

3.增强了金融交易的投机性。金融市场出现的与基本的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金融工程为投机活动创造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增强了市场的有机性。

4.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工程模糊了各种金融机构间传统的业务界限，金融机构为了增强竞争力，逃避管制，大量增加资产负债表以外的业务，这就使得同一种经济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来实现，从而使金融监管出现了真空地带。

三、推动金融工程发展，完善金融体系的思考

1.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显薄弱，特别是金融信息网络建设的覆盖率、安全性等方面急需大力加强。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国内的清算交易系统，加快电子化进程，减少金融交易的时滞，增强市场效率和流动性，确保信息基础设施不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为金融工程的运用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2.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手段，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资金流的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研究针对金融工程运用及其产品的有效监管手段。具体可采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共同监督管理体制。监管部门对金融工程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应有所准备，建立起一套全程的、动态的跟踪管理体系，对市场的发展进行预测把握，引导金融工程的顺利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3.创造金融工程实施的有效主体，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加快企业尤其是国企的改革步伐，积极培育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主体，促进企业管理方式和股权结构转变，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工程的效率。努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步伐，引进国际金融市场上较为成熟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改善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效率，促进金融行业的竞争。

参考文献：

[1]周凌峰徐德富:金融深化理论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影响[J].时代经贸,2007,(03）

英文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比如说，由大财政演变为大银行出发点是改变资金的无偿供给，殊不知发展到后期却出现了畸形的单一银行信用问题；八十年代中期，理论界就提出了发展金融市场，并开始了实践尝试但就是呼之不出，市场无响应；而当多数人士转而主张先发展货币市场，后发展资本市场的时候，股票市场却在沪、深两地海啸般地涌了出来；股票市场历经一阵火热，正当成为上下关注的焦点，似乎中国面临的诸多改革及发展问题都可借助股票市场来解决之时，却疲态尽显、扩容维艰、问题四起，任凭管理层推出政策鼓动，也激不起投资者的入市热情。与此同时，企业债券市场也是虽鼓噪不断却未见启动。然而另一方面，储蓄存款规模在屡屡调低利率的背景下竟依然快速扩大。上述局面或许又是有关当局在提出发展资本市场、降低间接融资比重的改革决策时未曾充分估计到的。如此等等，都令人去思考：

其一，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融资品种？而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金融资产结构最终是决定于居民的财富配置需要还是企业的融资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影响程度与着眼基点。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政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其三，广开股市的资金来源，应冷静分析资金的性质。在中国可动员的资金的确很充裕，然而适宜进入股市的却不多。经营性资金吸引进来，只具有短炒投机性，不利于股市稳定；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看似数量庞大，却并不属于敢冒风险的资金，可动用的部分实际上有限；银行资金从理论上讲虽然没有理由不允许一般投资者质押融通，但只要股市尚存在双向扩容的尖锐矛盾，就很难避免开闸容易流回难的严重后果。目前最被看好的是基金，可如果说人们对股票资产已不再具有更大的需求，那么对以股票为投资品种的基金，无论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也难以激发出浓厚兴趣。说到底，股票市场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讲还是应该与居民对股票资产的需求保持相适应。

英文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有目共睹。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群体，在经济改革初期还仅仅作为一个补充成为出现在国民经济序列当中。在相关职能部门和决策部门的金融管理过程中，对这一群体的忽视，甚至遏制使他们遭受着长期的不公平的金融服务和待遇。目前，我国的民营企业在金融管理方面仍然面临很大的融资瓶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融资渠道的单一。目前银行贷款是民营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当然也有一些民营上市公司能够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资金。但是这毕竟是少数，民营企业由于自身先天条件不成熟和基础薄弱的劣势，使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状态。而且这部分企业从数量上来看也大都是中小型企业。当前制约民营企业成长壮大的一个重要瓶颈便是融资渠道的单一性。企业除了银行之外，很少能在其他渠道获得有效额资金支持。而银行处于自身利益和风险的考虑，又对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制定了严格的贷款审批条件，审批严，放款慢等现象的存在使得民营企业在这一融资渠道中处境艰难。

（2）中小金融机构也不能满足民营企业的金融需求。针对大型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不能有效满足民营企业金融需求的客观现实，在我国金融体系中产生了一些专门针对中小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机构。这些中小金融机构在诞生之处曾经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些金融机构也存在光明的发展前景。但是在他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又出现了向大型金融机构靠拢的现象。实际上，他们对中小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正在逐步减小。

（3）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也十分有限。在我国广大的地方市场中也存在一些面向中小型民营经济的金融机构，例如农村信用社。但是这些地方性金融服务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通常不是十分完善，实际运营资本难以满足广大民营企业的需求。他们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建立起适合市场需求的统一集中的管理体制。

2加强民营企业的金融管理的政策建议

（1）民营企业自身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当前一些民营企业在内部管理中还没有建立基本的操作规范和人员岗位设置，因此造成企业在生产运作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资源整合不力，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这无形中也就增大了企业的成本压力，同时也是导致资金不能有效利用的一个重要根源。为此广大民营企业应当从内部成本控制的角度来降低自身的金融需求。

（2）根据市场需求状况适当调整产品结构。调整产品结构实际上就是创新产品样式的一个过程。由于民营经济的生存都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是保证他们利润空间和盈利能力的核心。因此，很多民营企业在自己的优势业务领域会不遗余力的加大投入，生产大量的同质产品，造成成本的挤压不说，也导致这些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大大下降。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不稳定因素和不可控风险越来越多，企业若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也产生更大的资金压力。为此企业应当在当前运转良好的情况下，适当的调整当前的产品机构。生产和制造出适应未来市场竞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这样，当一种产品因外界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企业就能启动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运营机制，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分散了的经营模式有利于坚强企业的金融压力和金融风险。也是提升企业金融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英文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影子银行的概念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前执行董事保尔•麦卡利（PaulMcCulley）于2007年8月首次提出。由于各国金融体系和监管框架存在很大差异，影子银行目前没有形成统一定义。较常使用的是2011年4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影子银行：范围的界定》的研究报告中给出的定义，即影子银行是“游离于传统银行监管体系之外的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业务活动在内的信用中介体系，其期限／流动性转换、有缺陷的信用风险转移及杠杆化等特征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或监管套利风险”。由此定义可以看出，影子银行与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密不可分，风险内生于影子银行体系，而历史演进的逻辑也佐证了这个观点。美国次贷危机发端于2006年底，然后保尔•麦卡利提出了影子银行的概念，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入演化，影子银行得到了更多关注，并被认为是百年一遇国际金融风暴的关键因素。但影子银行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金融风险。影子银行业务始于20世纪70年代，远早于次贷危机，其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既增加金融供给，促进金融创新，又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樊晓静等、王晓枫等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我国影子银行与GDP、CPI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影子银行在一定规模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闻岳春、肖敬红基于银信合作的视角，从信托公司和投资者两个角度对Gennaioli等人的影子银行模型进行拓展，结果表明在市场达到均衡时，影子银行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并能有效地分配风险，有利于社会总福利的提高。刘太琳、董中印的实证分析表明，影子银行过快的规模扩张明显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要正确把握影子银行与风险之间的关系，需澄清以下四方面的认识：其一，金融机构与影子银行业务。金融机构是影子银行业务的行为主体，后者是前者行为的结果，两者有时很难绝然区分开，但并不是所有金融机构的创新业务都有风险，直接引发风险的是影子银行业务，故影子银行研究的重点是Banking，但要通过约束和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来控制影子银行的风险。其二，金融创新的双重性。金融创新推动金融产业不断适应变化中的经济金融需求，金融创新使影子银行规模不断膨胀，影子银行的系统重要性不断提升。金融创新也存在试错的成本，尤其在创新过度时，可能诱发金融风险，但不能因为会带来风险而停止金融创新的步伐。其三，金融改革与金融风险。金融改革通过推出一些新的金融机构主体和金融业务，完善了金融市场体系，推动了金融深化，由于缺乏监管能力和经验，在利益驱动下，一些新业务会演变成影子银行业务，并成为风险隐患。只要风险可控，就不应该阻碍金融改革继续推进的进程。其四，影子银行发展的阶段性。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金融发展程度、监管框架、政治历史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差异，都会导致影子银行的发展阶段、积极作用和负面作用即风险的不同。一国的影子银行引发了风险，另一国的影子银行却可能仍在发挥积极作用。各国监管影子银行的做法和经验只能借鉴，不可照搬。可见，影子银行内涵十分丰富，其业务广泛存在于金融活动中，与各种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关系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多，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同时存在。如果不能理清影子银行引致风险的脉络，就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影子银行，就不能引导其发挥弥补传统银行的信用不足，优化资金配置效率的功能。

二、诱发影子银行风险的关键因素

影子银行的期限转换、流动性转换、信用扩张、规避监管等功能并非影子银行所独有，这些功能也并非只有负面作用，由此认识影子银行会模糊与其他金融机构业务的界限，会放大影子银行的风险，而影子银行特有的风险一般隐藏在各类金融活动中，不能被轻易捕捉到。如果从美国次贷危机这百年一遇的风险等级和该危机爆发当时的情景和逻辑中去考察，就比较容易认识影子银行风险的本质特征。概括地说，美国次贷危机凸显了影子银行以下三大风险因素。一是全业务链风险评估缺失。回顾美国次贷危机的全业务流程，首先是银行根据审慎原则发放次级抵押贷款（SM）；为分散流动性风险，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将SM按数量、期限、利率和风险特征等分类打包成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MBS），出售给投资银行；投行将MBS和其他债券组合成信用级别不同的抵押担保债券（CDO）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分别出售给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货币市场基金、养老基金、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结构性投资机构（SIVs）等。在这一系列金融创新中，由于前后业务高度的市场关联性，无意中形成了一个金融业务链条。其中每单个环节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发挥了信用强化、分散风险的功能，但从全业务链条来说，却从某种程度上积聚了风险，存在集体的非理性和集体行为的困境，因为后续的金融创新严重割裂了产品本身和基础资产之间的联系，纯粹是基于交易模型的金融工程应用，造成市场分割化和市场不透明，使市场参与者很难有效处理信息。这种市场失灵不经矫正会导致金融系统中的资本分配缺乏效率并导致系统性失灵。也就是说，各个环节风险分散的过程，也是风险积聚的过程，风险分散是显性的，而风险积聚是未受注意和未加核实的，哪种效应更大，取决于基础资产的质量和后续创新对基础资产信息掌握的程度。由于该业务链条涉及众多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没有一个行为主体能清晰认知和评估其隐藏的风险，理性市场参与者们个人也缺乏监督风险的激励，因此，此类金融创新延伸的业务链条越长、关联度越高、产品越复杂，积聚的风险越大。二是忽视风险积聚的正反馈效应。影子银行比较传统银行受到更少监管的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监管套利促进了对影子银行的需求。证券化操作带来了影子银行财务状况健康的错觉，其风险性似乎比单笔抵押贷款的风险要小很多，而且2006年底前受低拖欠率形成的高收益诱惑，及对美国投资市场、全球经济和投资环境过去一段时期持续积极、乐观情绪，信用衍生类金融市场规模从2003年到2006年膨胀了15倍，达到50万亿美元的惊人规模。如此狂热的市场需求，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链的循环，即刺激了业务链条的源头———次级贷款规模的迅猛扩张。

为了追求盈利，在优质客户稀缺的情况下，美国房贷机构不断放宽放贷标准，将贷款发放给更多信用等级低、收入证明缺失、负担较重的客户；在发行按揭证券化产品时，有意不向投资者披露房主按揭付款能力和零首付情况；评级市场的不透明和评级机构的利益冲突，又使得这些高风险资产顺利进入投资市场。这些有毒资产经过系列金融创新和业务链条延伸，加上杠杆率提高，风险积聚功能远远超过风险分散功能，风险被成倍放大，形成风险积聚的正反馈效应。三是银行评估交叉业务风险深度不足。影子银行主要涉及证券、基金、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但商业银行却深度参与。商业银行通过三种渠道介入：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银行通过赎回条款承接风险；在发行CDO、CDS等金融衍生品过程中，银行一方面是优先级证券化产品的买家，另一方面，给投行、基金等市场参与者融资，而且是高杠杆的融资。艾伦•格林斯潘在对比分析美国1987年经济泡沫、2000年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房地产泡沫之后指出，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关键在于债务杠杆的重要性，使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资本金被深度侵蚀。表面看，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借款户的信用等级远高于次级贷款客户，实质上，由于影子银行业务的有毒性和高杠杆，贷给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该业务的风险极大，而商业银行对此却茫然无知，更没有意识到要去深度评估风险。由于商业银行多渠道参与交叉业务，打通了风险交叉感染的渠道，次货危机中美国银行业面临十分严峻的困难，2008年美国当年宣布破产银行家数达到23家，远超过之前5年的总数。上述三种风险因素中，全业务链风险评估缺失带来的风险是影子银行所特有的，是影子银行风险本质的突出表现；如果说影子银行有显著的正面作用，风险积聚的正反馈效应通过强化全业务链的风险而使其负面作用超过正面作用；由于对全业务链风险的忽视或无知，银行评估交叉业务风险深度不足，使转移出去的风险又重新蔓延回到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商业银行，引致国家整体流动性紧缩，金融风险恶化为金融危机。

三、中美影子银行风险特征

比较由于次贷危机发生时我国资本项目不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低、外汇管制严格，美国影子银行业务链向我国延伸碰到了不可逾越的屏障，所以我国受次货危机的直接影响较小。既然影子银行伴生于次货危机，而我国又与次贷危机较少关联，中美影子银行就有很大的区别。郑智、刘兰香认为，美国影子银行业务是基于资产证券化、回购组合并衍生出丰富的交易工具，而我国影子银行不存在高度发达的证券化产品，充其量只能算是“银行的影子”。陈继勇、甄臻从参与主体、运用的金融工具、信用扩张机制、宏观经济背景、监管框架、风险特征等六个方面对中外影子银行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更高，应尽快明确影子银行定义、业务类型及监管要求，防范过度扩张和监管盲区。巴曙松结合影子银行在华尔街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指出中国影子银行仍在金融监管范围内、不具备明显的高杠杆和大规模期限错配的特征、不具备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应淡化影子银行的概念，从防范系统性风险角度实施差别化监管。国内学者对我国影子银行是否会产生系统性风险争议较大，从本文研究诱发影子银行风险的三个关键因素看，我国影子银行产生系统风险的可能性很小。理由是：其一，金融业务链较短。诱发影子银行风险的关键是全业务链风险，形成全业务链的桥梁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和相关金融衍生品，而这些在我国规模都较小，且主要集中在银行的表外业务中。2005年3月我国启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受次贷危机影响暂停至2011年继续试点，到2013年底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只有1054亿元，而且基础资产的行业分布广，通过证券化分散风险的效果好于美国高度集中于房地产的情况，加上金融业务链条短，业务链延伸中的风险积聚效应明显小于风险分散效应。因此，在我国，隐藏在银行表外业务中的全业务链风险较小。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以及民间金融极少涉及证券化产品，此类风险更小。其二，风险积聚的正反馈效应较小。该效应依赖于金融业务链的长短。由于金融创新不足，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除银行的表外业务外，以某类基础资产为主，通过证券化、金融衍生品之后产生旺盛的终端需求，再回过来刺激原始基础资产需求，形成不断膨胀循环过程的金融事件极少发生，故我国影子银行通过正反馈效应积聚的风险较小或没有。其三，交叉业务风险可控。当下银行表外的交叉业务主要包括银信合作、银证合作、表外商业汇票等形式，其中银信合作理财已符合一定的影子银行特征。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银信合作规模2．03万亿，银证合作规模1．78万亿，两项相加约3．81万亿，这些影子银行业务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商业银行的违规风险。近两年来，银监会采取相应措施加强监管，比如要求银行将银信合作业务从表外转入表内，未转入表内的按照10．5％比例计算风险资本等，控制了银信合作业务的风险，银证合作等也在严格监管之下。其他两类影子银行机构几乎没有交叉业务。

五、结论与建议

英文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一、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概念及特征

企业的金融资本主要以有价证券为表现方式，如股票、债券等，也可以是指企业所持有的可以用于交易的一些商品或其他种类的合约，如期货合约等。它是与企业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态。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就是指企业以金融资本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资本经营活动。它一般不涉及企业的厂房、原材料、设备等具体实物运作。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经营活动时，自身并没有直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而只是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或者期货合约等来进行资本的运作。所以，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活动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有价证券的价格波动以及其本身的固定报酬所形成的收获。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资本的买卖活动为手段和途径，通过一定的运作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种类型的金融资本升值，从而达到资本增值。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与实业资本运营相比较具有如下特征：

1.经营所需的资本额较少

实业资本运营，尤其是项目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活动，往往都要求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而对于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只需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或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即可从事金融资本的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量相对实业资本来说较少，大多数企业都能够承受。所以，金融资本经营是一种适合于大多数企业进行的资本运作方式。

2.资本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

金融资本投资经营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持有的各类有价证券上，而这些证券又都是可以随时变现、随时充当支付手段的媒介。由于企业的金融资本在经营活动中，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也就使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运作时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和决策空间。换言之，一旦企业察觉到形势有变或者有了新的经营意图，它可以较方便地将资产变现或者转移出来，以及时满足企业的需要。

3.心理因素的影响巨大

社会心理因素对各种资本经营方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造成经营行为和经营效果的偏差，而这些影响一般都具有间歇性和偶性发的特点。但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心理因素却是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比如，当证券投资者预感到一种证券价格将要发生变动时，他就会依据自己的心理判断抢先做出行动。当这种意识为多数人所共有时，则会形成集体的“抢先”意识。这种共有的意识构成了证券市场每时每刻的心理潮流，并常常会由此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而这种现象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心理动荡。

4.经营收益的不稳定性

金融资本经营是一项既涉及企业自身条件，又受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干扰的活动。企业的自身条件有：企业的资金实力、决策人员的能力、企业所具有的金融资本经营的经验和技巧等；而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因素诸多，如国家的经济形势，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收入等。这样就使企业金融资本的经营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造成其收益的不稳定性。另外，金融资本经营的收益主要是通过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动来获取的，由于证券交易市场上价格的频繁变化，企业收益发生波动也是必然的。

二、金融资本经营的技术操作原则

1.经营目标明确，制定投资计划

要使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取得成效，应首先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在确定目标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投资计划，以避免投资经营的盲目性，保证预期投资效果的实现。企业在拟定投资经营计划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1）资金的来源与稳定性。（2）投资收益的获取方式，是以股票投资经营为主，还是以债券投资经营为主。（3）处理好可获得的信息，把握机会。

2.组合投资经营，分散投资风险

在金融资本经营过程中，收益和风险是紧密相连的。在风险已定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投资报酬最高，或在报酬已定的情况下，尽可能使风险最小，这是金融资本经营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进程中，要实行组合投资经营，即将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合理搭配起来，以分散企业的投资经营风险。一般是将企业的金融资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的债券或优先股；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具有成长性的普通股；另一部分应作为准备金，以待更好的投资机会或用来弥补意外损失。

3.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原则

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靠人来进行的，人的潜能最大，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资本要素。金融资本运作是一项需要高度智慧性劳动的复杂工作。因而，投资决策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一定的经营能力，能够把握住金融资本经营的有利时机，做出成熟的决策。

4.机会成本最小原则

在金融资本经营交易市场上，资本的经营方向是可变的。资本要不断地从那些盈利性低的部门退出，进入盈利性较高的领域，以使金融资本运营的机会成本最小。要做到这一点，投资者应该理智、慎重，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对各种类型的经营方式做认真比较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的动作对象和方式。

三、如何选择金融资本经营对象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最常见的方式有三种，即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和期权交易。金融资本经营对象的选择，主要是指企业选择何种金融资本经营方式的过程，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风险因素

在金融资本经营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由于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这就要求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在充分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选择风险适度的投资经营对象。风险与收益一般成正比例关系，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但也不排除会有低风险高收益和高风险低收益的情况。企业在选择投资经营对象时，应注意各种不同经营对象的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保证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有相应的收益相匹配。超级秘书网

2.变现因素

由于证券构成企业金融资本的主体，所以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证券的变现能力上。在没有二级市场的情况下，证券的流动性取决于证券的偿还期限，期限越短，流动性越强；如果存在二级市场，证券的流动性则主要取决于二级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某种证券的热度。

3.收益因素

追求高收益是大多数投资者的最终目的，但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必须要充分考虑价格、手续费、现金等因素，以期在成本——收益原则下，选择出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

4.便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