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护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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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护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深基坑; 支护施工; 问题

0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物的重要性和安全等级越来越高，且深基坑的开挖深度也越来越大，合理的基坑支护技术是保障建筑物安全施工的关键，为了确保建筑物的稳定性，建筑基础必须要满足地下埋深嵌固的规范要求。建筑结构主体越高，其埋置深度也就越深，对基坑工程施工要求也就越高，随之存在问题也越来越多，这给建筑施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深基坑支护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现今深基坑支护结构的设计理论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实际施工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1 边坡修理不达标

在深基坑施工中经常存在挖多或挖少的现象，这都是由于施工管理人员管理的不到位以及机械操作手的操作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机械开挖后的边坡表面的平整度和顺直度不规则，而人工修理时又由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作深度挖掘，故经常性的会出现挡土支付后出现超挖和欠挖现象。这是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中较为常见的不足之处。

1.2 施工过程与施工设计的差别大

在深基坑中需要支护施工时，会用到深层搅拌桩，但其水泥掺量会不够，这就影响水泥土的支护强度，进而使得水泥土发生裂缝，另外，在实际施工中，偷工减料的现象也时常发生，深基坑挖土设计中常常对挖土程序有所要求来减少支护变形，并进行图纸交底，而实际施工中往往不管这些框框，抢进度，图局部效益，这往往就会造成偷工减料现象的发生。深基坑开挖是一个空间问题。传统的深基坑支护结构的设计是按平面应变问题处理的。在未能进行空间问题处理之前而需按平面应变假设设计时，支护结构的构造要适当调整，以适应开挖空间效应的要求。这点在设计与实际施工相差较大，也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1.3 土层开挖和边坡支护不配套

当土方开挖技术含量较低时，组织管理也相对容易。而挡土支护的技术含量较高，施工组织和管理都比土方开挖复杂。所以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大型的工程一般都是由专业的施工队伍来完成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两个平行的合同。这样，在施工过程中协调管理的难度大，土方施工单位抢进度，拖延工期，开挖顺序较乱，特别是雨天期间施工，甚至不顾挡土支护施工所需要工作面，留给支护施工的操作面几乎是无法操作，时间上也无法去完成支护工作，对属于岩土工程的地下施工项目，资质限制不严格，基坑支护工程转手承包较为普遍，一些施工单位不具备技术条件，为了追求利润而随意修改工程设计，降低安全度。现场管理混乱，以致出现险情，未做到信息化施工和动态化管理。这也是深基坑支护施工中常见的问题之一。

2  深基坑支护实施策略

2.1 转变传统深基坑支护工程设计理念

现如今我国在深基坑支护技术上已经积累很多实践经验，初步摸索出岩土变化支护结构实际受力的规律，为建立健全深基坑支护结构设计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对于岩土深基坑支护结构的实际设计和施工方法仍处于摸索和探讨阶段，而且，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支护结构设计的相关规范和标准。土压力分布还按库伦或朗肯理论确定，支护桩仍用“等值梁法”进行计算。这些陈旧的计算理论所计算出的结果与深基坑支护结构的实际受力悬殊较大，既不安全也不经济。因此，深基坑支护结构的施工工程设计不应该再采用以往传统的“结构荷载法”，而应彻底改变传统的设计观念，逐步建立以施工监测为主导的信息反馈动态设计体系。

中级护士论文范文第2篇

（一）交互式教学方式的必要性

只会纸上谈兵是不能够创造价值的，理论和实践是缺一不可的。中职学校在服装教学中需要秉持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理念，让学生自己动手，加深学生的操作能力。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学生才能够熟悉和掌握所学的知识；才能够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才能够在服装企业的人才竞争中脱颖而出。交互式教学模式正好迎合了这一要求。综上所述，在中职服装设计教学中，使用交互式的教学模式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而且也顺应了专业知识的教学要求。

（二）交互式教学方式的基本要求

1．以人为本的要求。

具体的表现在：在教学目标上，强调个性与创造性的发展；在课程内容上，强调学生的亲身体验；在教学方法上，主张教师引导，学生是知识的探险者和追求者。交互式教学要求“以人为本”，重在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让他们在愉悦的氛围中既学习到理论知识，又能让他们在学习中得到放松，同时又培养了他们的自学能力和创新精神。这种以人为本的要求中，重视学生的感受力，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

2．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服装设计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只有将服装设计的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实践设计中，才算是真正地将服装设计的知识领悟到。交互式的教学方式重在实践，提倡学生参与到课堂中，从而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

二、实行交互式教学方式的动力

近年来，中职服装设计教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急需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实行能够打破传统教学方式的新形式，交互式教学恰恰符合这一需求。

（一）教学方式缺乏实践性

服装设计人才应该具备综合能力，而根据现在的教学模式，多数都是采取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教学内容也多为理论性质，严重偏离了社会发展的实际，这也不利于学生今后工作中的操作。

（二）教学思路缺乏针对性

这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变化，服装行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目前服装企业的专业分工更加细化，在企业中分工分明，而在中职服装专业教学中，缺乏专业方向，没有按照服装工种的不同开展有目的的教学，使得教学目标比较笼统。

（三）教学理念的陈旧性

由于“应试教育”的观念根深蒂固，许多中职院校还是延续多年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针对现在服装市场的发展已经落后了，缺少了对市场调研的分析，所以教学体系也会陈旧，也是由于这样，对知识，教学模式都应该进行更新和转变。

三、交互式教学方式在中职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服装设计属于艺术性较强的学科，所以这种课程要营造愉悦的氛围，只有在相对轻松的环境下，学生的创作灵感才会激发出来。

（一）《服装美术基础》课程中的应用

《服装设计基础》是服装设计的入门课程，它在职业教育里服装设计教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设计理论知识的学习中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把互动教学模式应用到《服装设计基础》这门课程中，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对服装设计的关注度。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做一个“以型猜图”的互动游戏把学生带入主题。首先，教师要在课前准备一些材料，分别在纸上写画上一些著名的建筑或者人像等，如鸟巢、广州塔、明星头像等，然后把学生平均分成若干组。宣布比赛规则：各组依次给出一个同学去作为代表，以抢答的形式，猜出具体的事物，答对的加分，让学生理解几何形体组合的意义。“以型猜图”让学生在游戏课堂中锻炼了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专业学习兴趣。

（二）《项目设计》课程中的应用

《项目设计》这门课程在中职的服装教学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让学生学习服装设计师的基本工作技能，熟悉服装企业的从设计到生产整个工作流程，训练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激发学生的创作才能。培养学生学会捕捉到市场流行趋势与企业产品风格的切合点；如何在设计过程中熟练运用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的生产设计中；如何培养学生形成市场意识，使自己的设计商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在此情况下，推行项目教学法，通过引入企业品牌，进行品牌企划定位，服装产品自主研发的方法，将真实的产品设计项目引入课堂，真题真做，自主研发一个季节的服饰。“y-jolie”这个服装品牌是企业授权，由我校教师带领的开发团队进行品牌定位并主导设计的一个服装品牌。通过导师主持，设计团队辅导，让学生从市场调研开始，通过市场调研、面料采集、主题讨论、主题版设计制作、主题风格效果图绘制、款式图的设计及绘制、样衣试制等环节，逐个进行实践练习，学习服装设计师的基本技能，将知识和技能融入到工作任务中。

四、结语

中级护士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唐湖南贬谪文学感情基调

贬谪，指封建时代官吏降职，被派到远离京城的地方。中唐时期湖南成为唐代文人主要的贬谪之地。如刘禹锡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柳宗元被贬永州（今湖南永州）、令狐楚被贬衡州（今湖南衡阳）、元结、吕温被贬道州（今湖南永州道县）、戎昱被贬辰州（今湖南怀化沅陵县）等等。此外，也有在贬谪途中经过湖南或在贬谪中联想到湖南风物而抒发感慨的文人，如韩愈、元镇。这些贬谪文人留下的作品中体现出各种各样的情感基调在今天看来值得我们的重视。

一、悲怨

“自古以来，放逐之臣，黄馘之下士，不知其凡几，其托诗以抒哀怨者，亦不知其凡几”（纪晓岚《纪文达公文集》卷九），“放臣逐客，一旦弃置于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周辉《清波杂志》卷四）。贬谪使得文人地位、声誉及生活处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其心情的骤变是不言而喻的，其不平怨恨之感更是产生得十分自然，这些情感投入到文学作品中便形成了悲怨的情感基调，这在中唐时期被贬到湖南的文人作品中随处可见。

元和十五年六月，令狐楚因亲信贪污被贬衡州刺史。从宫廷走向市井，令狐楚无法接受，如他的《夏至日衡阳郡斋书怀》：

一来江城守，七见江月圆。

齿发将七十，乡关越三千。

褰帷罕游观，闭多沉眠。

新节还复至，故交尽相捐。

何时阊阖，上诉高高天。①

月亮已经“圆”了七次，自己已经年迈，“罕”去游玩散心，而“多沉眠”。在夏至他起了乡关之思和暮年之叹，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故乡，希望能“上诉高高天”。诗歌基调是郁塞的。

中唐时期贬谪诗人的代表柳宗元与令狐楚一样，诗中的基调大多是悲怨的。“永贞革新”失败之前，柳宗元在仕途上颇为顺利。宪宗上台之后，柳宗元就被发配到贫瘠萧瑟的永州。对于自视颇高,处于权力中心的柳宗元而言，这个打击可谓是巨大而沉重的。面对生活在瞬间的巨大落差，柳宗元找不到原因，这使他产生了无限的委屈感与失意感。在永州所做的《永州八记》就是这种情感的体现。柳宗元带着抑郁走进永州山水，永州山水成了他自己的化身。以《小石潭记》为代表：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然不动；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②

文章一开始，写发现小石潭时作者的心情是“乐”的。“如鸣佩环”的水声从竹林后传来，清澈的潭水，奇形怪状的石头，清幽美妙。中间写日光下撤时潭鱼的活泼生趣，流露出作者一时开朗明净的心情。然而，“潭西南而望”以下突出石潭的凄清，作者的心境便“忧”了。“犬牙差互”的岸势让人心悸，“寂寥无人”的环境让人突生寒意，作者至于此，方觉“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于是匆匆离去。可以看出，柳宗元被贬后心中是愤懑难平的，因此悲哀和凄凉成为他感情的基⑥调，寄情山水正是为了摆脱这种抑郁的心情；但游山玩水的“乐”，毕竟是暂时的，一经凄清环境的触发，忧伤、悲凉的心境便会流露出来。加之柳宗元多病、丧亲，重重打击下，境遇不可能不差，心情也就无法舒畅。

尽管柳宗元也试图调整自己的心态，企图从这种感伤、失意、抑郁的状态中突围出来，写下了如《江雪》这样超然的诗篇以及表现出积极抗争的面貌的《捕蛇者说》这样的杂文，然而从他贬谪之后的大部分作品来看，他的这种努力的是失败的，他最终未能冲出这种悲剧氛围的包围。

二、爽朗

可以说，悲怨基调在中唐时期被贬湖南的文人作品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但也有一些文人在这种基调外独树一帜，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基调是进取的，态度是理性的。如刘禹锡。

刘禹锡二十岁即考中进十，同年又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又顺利地通过了吏部取士科的考试，贞元年“三登交科”，可谓少年得志。但授官任职不足十年，即因“二王八司马”改革事件遭贬，来到了荒凉僻远的“荆蛮”之地。论常理，他应有无限的穷愁与怨恨，极易沉沦或遁世，可事实并不如此。虽跟遭贬的文士一样用笔墨倾吐心声，但是他有悲而小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生命，在贬谪期间的诗歌表现出他独有的诗风，有别于屈原以来骚怨感伤的迁谪文学传统，有别于同时代文人的价值取向。

与柳宗元的山水诗不同，他寄情的山水多是明快清新的，如《望洞庭》：

湖光秋月两相和，

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

白银盘里一青螺。③

湖光月色，绿水青山，相映成趣。诗人的心情是愉悦的。这与“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的柳宗元是大异其趣的。另外，与一般贬谪文人不同的还有，他深信的前途是光明有望的。被贬朗州的第五年，他收到元稹送的一根璧州竹鞭，写了《酬元九侍御赠璧竹鞭长句》:

碧玉孤根生在林，美人相赠比双金。

初开郢客缄封后，想见巴山冰雪深。

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

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④

首四句是接到赠物后感谢、想念的意思，也可以说以孤根自喻，表现了自己在朝的背景和贬后的孤独。五六句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最后与元稹共勉，寄托重返民安的迫切愿望。

三、理智

与柳宗元的悲愤、刘禹锡的乐观不同，中唐诗人戎昱对于贬谪的态度是理性的。戎昱在建中四年被贬辰州，晚年在湖南零陵任职，在湖南写下了一系列的作品，如《塞下曲》：

北风凋白草，胡马日。

夜后戍楼月，秋来边将心。

铁衣霜露重，战马岁年深。

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⑤

在唐代，边塞诗作很多，或写气候的酷寒，或勾勒山势的险峻，或渲染战斗的激烈等等，以显征战之苦。而此诗着重在描写人物，通过刻画一位戍边老将的形象，表现了经久不息的残酷战争给边塞将士带来的苦难，寄寓了渴望和平的美好愿望。在战争岁月，遭殃的又何止是“战马”，而战马尚且如此，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就不言而喻了。

在辰州期间，戎昱的诗也表现出了对国事的关心。如《辰州建中四年多怀》中的“主恩堪洒血，边宦更何心”、“无涯忧国泪，无日不沾襟”写出了诗人的忧国之情。这也体现在另一首诗《谪官辰州冬至日有怀》中：

去年长至在长安，策杖曾簪獬豸冠。

此岁长安逢至日，下阶遥想雪霜寒。

梦随行伍朝天去，身寄穷荒报国难。

北望南郊消息断，江头唯有泪阑干。⑦

在贬谪诗人中，戎昱是个性十分鲜明的一位诗人，他既不像柳宗元那样悲情，也不像刘禹锡那样积极，他只是在诗中表现出自身无法报国的无奈。

值⑧得一提的还有展示戎昱真情流露的《上湖南崔中丞》：

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

举世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

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

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⑦

在诗中，戎昱以“瘦良马”“贫卧龙”自喻，说明自己的卑微和被埋没，对崔中丞对自己的赏识和帮助表示了感激。或许作者不是能言善语之人，怕崔中丞不知道自己的感激之情，于是说“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表达了对崔中丞的知遇之恩。他并没有对崔中丞谄媚阿谀，而是写得不卑不亢，其理性的态度，尽显高洁人格。

四、平和

在中唐被贬湖南的文人中，吕温的诗歌基调也是与众不同的。与很多贬谪诗人不同，吕温在诗中并没有对政治抱有非常大的期望，诗歌的基调比较平和，从而大别于一般的被贬文人。如《岳阳怀古》：

晨飙发荆州，落日到巴丘。方知刳剡利，可接鬼神游。

二湖豁南浸，九派驶东流。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

忆昔斗群雄，此焉争上游。吴昌屯虎旅，晋盛骛龙舟。

宋齐纷祸难，梁陈成寇雠。钟鼓长震耀，鱼龙不得休。

风雪一萧散，功业忽如浮。今日时无事，空江满白鸥。⑧

诗里写了各个朝代的兴盛与灭亡，“群雄”“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宋齐梁陈连年战乱，致使“钟鼓长震耀”，连“鱼龙”都“不得休”。激烈的战争意义何在？作者笔锋一转，在“风雪”消散之后，“功业忽如浮”。从中可以看出吕温对于历史的认识是很深刻的，所以他对世俗功名是看得很透的。

而造成吕温诗歌感情基调不直白尽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佛道之士交情甚笃。如他在被贬衡阳期间所作的《戏赠灵澈上人》：

僧家亦有芳春兴，自是禅心无滞境。

君看池水湛然时，何曾不受花枝影？ ⑨

灵澈是衡阳衡岳寺的僧人，是吕温的好友。这首诗是吕温心态平和的体现：“僧家亦有芳春兴”，僧人与世人一样；禅家不滞春芳，禅家与世人不同。因为在方外之人看来，花开花谢是自然而然的事，不值得高兴或悲伤。然而接下来，世人笔锋一转，借“湛然”“池水”不拒绝“花枝影”来劝诫灵澈上人知道自性本空固然好，但不要过于执着，池水花影相映成趣是妙不可言的，不能因为它会消逝而忽视它的美，而要接受并体会这种禅趣。从中可以看出，吕温的人格修养已经到了很高的境界。正因为如此，吕温才不流连于功名，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吕温的作品中世俗气息不重，诗歌基调比较平和。

参考文献：

[1]曹寅：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刘禹锡：刘禹锡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藏维熙：戎昱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胡可先：论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03）.

中级护士论文范文第4篇

近些年，我国旅游业迅速发展起来，在产生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日渐突出的环境问题。如何协调旅游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正亟待解决。由此，通过构建旅游地的环境保护博弈模型，对其纳什均衡结果进行分析，指出应由政府部门执行监督管理，建立相应的惩罚机制，来改变博弈参与方的收益状况，以促使旅游企业自觉地开展环境保护，从而实现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关键词：

发展旅游；环境保护；博弈；监管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4001401

1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旅游业在我国得以迅猛地发展，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旅游企业往往从个体理性的角度出发，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对生态的保护，使得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日趋明显。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和企业经济利益目标常常难以实现统一，这就给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为此，研究旅游企业、政府部门和旅游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决策及行为，从而实现各方在环境保护模式中的纳什均衡状态，应当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旅游业发展中环境保护问题的博弈分析

考虑到决策环境的复杂性，为了便于分析，做出如下基本假设：首先，参与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即旅游企业、政府部门和旅游地居民都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其次，参与人对各方的策略和收益都有准确的知识，即属于完全信息。再次，参与者在做出决策前都不知道其他人的行动，可以认为是同时进行的，即模型为静态博弈。

2.1旅游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假设有A、B两家规模相同、产品同质的企业，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他们对当地环境的态度均有两种，即保护和不保护。当企业不保护环境时的收益为I，保护环境时的收益为R。由于环境改善具有长期性和正外部性，使得企业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往往大于从其中得到的短期直接收益，因此IA>RA，IB>RB。先分析A的决策，假定B选择保护，那么A选择保护时的收益为RA，选择不保护时的收益为IA，因为IA>RA，所以A的最优决策为不保护；与之相同，当B选择不保护时，A的最优决策仍为不保护。由此可知，无论B如何选择，A的占优策略为不保护（IA>RA）。同理，B的占优策略也为不保护（IB>RB），因此，（不保护、不保护）构成纳什均衡，对应的收益为（IA，IB）。

2.2旅游地居民之间的博弈分析

假设附近的C、D两户居民，同样的从旅游发展中，获得了经济利益，也受到环境污染的损害，他们对当地环境的态度都有两种，即干涉和不干涉。如果行动干涉，则需要花费的代价为P，能获得的福利为W。先考虑C的决策，假定D选择干涉，那么C选择干涉时，将获得W/N-P/2的净收益（总收益W的1/N减去总成本P的一半），选择不干涉时的收益则为W/N。因此，C的最优决策为不干涉。如果D选择不干涉，那么C选择干涉时，将获得W/N-P的净收益（

2.3旅游企业和旅游地居民之间的博弈分析

类似的，假如某旅游地有N户居民，环境改善后可以额外获得的福利为W，考虑到其他居民的搭便车行为无法阻止，当某户居民选择干涉时，则要独自承担全部的成本P，却只能分享到W/N的福利，而单户居民获得的福利往往难以补偿其承担的费用（W/N-P

2.4旅游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分析

从上述情况来看，博弈各方都趋向于不参与保护环境，其结果均是非合作的，并未达到帕累托最优。这是明显的“公共悲剧”现象，而市场的失灵给政府的干预提供了机会和理由。下面就构建模型来进行分析，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旅游企业和政府部门，企业的纯战略选择是保护或不保护，政府的纯战略选择是监管或不监管。表中概括了对应不同战略组合的支付矩阵，C是政府的监管成本，F是被查处企业所缴的罚款，p是企业损害环境被政府查处的概率，I是企业参与环境保护的投入，R是环境改善带给企业的额外收益。结合现实我们假定，政府的罚款收入大于监管成本（pF　>　C），企业的环保投入大于改善环境的额外收益（I　>　R），企业所缴罚款额度大于不参与环保的净收益（pF　>　I-R）。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人面临的选择为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用α代表企业保护环境的概率，β代表政府监管的概率。

解，πg（1，α）=　πg（0，α），得：α=（pF-C）/pF，即：如果企业保护环境的概率小于（pF-C）/pF，政府的最优选择是监管；如果企业保护环境的概率大于（pF-C）/pF，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不监管，如果企业保护环境的概率等于（pF-C）/pF，政府随机选择。

给定β，企业选择保护环境（α=1）和不保护环境（α=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πc（β，1）=（R-I）β+（R-I）（1-β）=　R-I

πc（β，0）=-pFβ+0（1-β）=-βpF

解，πc（β，1）=πc（β，0），得：β=（I-R）/pF，即：如果政府监管的概率小于（I-R）/pF，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保护环境；如果政府监管的概率大于（I-R）/pF，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保护环境；如果政府监管的概率等于（I-R）/pF，企业随机选择。

因此，混合纳什均衡是：α=（pF-C）/pF，β=（I-R）/pF，即企业以（pF-C）/pF的概率保护环境，政府以（I-R）/pF的概率监管。或解释为，市场中有许多家旅游企业，其中有（pF-C）/pF比例的企业选择保护环境，有C/pF比例的企业选择不保护环境；政府随机地监管（I-R）/pF比例的企业参与环保的情况。在此博弈中，各变量均影响纳什均衡解。其中，政府部门的查处概率p越大，对企业不参与环保的惩罚F越重，而政府监管成本C越低，那么，旅游企业自觉地保护环境的可能性α就越大。

3结论

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保护所具备的外部性使其不能与经济利益同步。因此，在没有施加外力的情况下，企业不会主动地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使得先发展后治理的困局难以避免。为了实现旅游业的良性发展，应由政府有关部门执行其监管职能，改进博弈的纳什均衡，促使企业自觉地参与环境保护。首先，政府要提高对被查处企业的惩罚额度，除一定金额的经济处罚外，还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名誉损失等，使逃避环境保护的企业得不偿失。其次，政府要提高有效的查处概率，建立由旅游、工商、公安、卫生、文化等多个政府部门综合执法的体系，实现监督力度的加强。当然，政府还要努力降低自身的监管成本，通过建立完善的机制和队伍，来高效率地履行其职责。

参考文献

［1］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申燕萍.基于博弈论的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政府规制效用分析［J］.生态经济，2012，（01）.

中级护士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公众的保护意识制约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展，这一观念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大部分研究者更多的是从宏观上去把握和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巨大工程，这是与国外保护策略的不同之处，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滞后的原因之一。笔者试图从公众的保护意识方面来探讨如何更有效的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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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暨今，中国文化的主导者们“教民追孝”，“孝性”是中华民族精神最重要的特征，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如此偏爱传统文化和祖宗留下来的器物，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是基础这种“孝性”，这一行为能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终于形成气候并引发出一系列重大的实践行动，并不是偶然的，或“头脑发热的”。20世纪初期，有识之士就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并呼吁民众加以保护，且提出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但由于战乱、络绎不绝的社会动员和革命运动使人们无暇顾及这一领域；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西方文化的冲击，民众对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探寻更加迫切，极力寻求打下生命烙印的记忆，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留住这一记忆之一，它“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而是一项举国上下全民参与代代接替的、长期的宏伟的历史性任务。”）参见刘愧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整体性原则》一文，《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然而，从近些年的保护状况来看，虽然出台了非常细致的、具有法律效益的保护策略和措施，却并没有有效的抑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的速度。笔者认为，问题的出现除了关乎有形的“政策”，更关乎无形的公众保护意识。

一、重视“上”“下”层的协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民族或族群，它属于该民族或族群的全体人们，它具有很强的公众性。而公众意识就是这些民族或族群的自我意识，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保护世界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举措，这也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但是目前在国内许多单位或地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内容以及重要意义认识不充分，他们不知道保护什么？能不能保护？怎样保护？

一个世纪以来，不少研究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研究之中，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做了许多有益有价值的工作。然而，专家、学者们的保护往往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他们热衷于“填补空白”，戴着“艺术之墨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某些因素加以改造和利用，以“变异”的形式存在于“象牙塔”层面的交流与合作。“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注：参见傅谨《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一文，《草根的力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这种漠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态，脱离保护主体的基础意识层即公众保护意识的所谓“保护”，跟不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的速度。

政府的政策有利于保护，也有利于公众保护意识的提高，然而，过于的依赖政策，也会导致公众保护意识的淡薄。2004年8月28日，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6年5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公布了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6月确定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26名。应该说，国家政府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然而，鲜明的“等级制”保护策略，有时会削弱民众的保护意识，他们会认为名录下的遗产才是需要保护的，或者“高等级”的遗产才是保护的对象。我们似乎走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公布名录和传承人”本意是要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而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反而却消减了这种意识，因而，关键不是政策的出台有多少前瞻性，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有多重大的意义，而是实际操作中，重视政策、研究成果与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协调，告诉人们为什么要保护并热爱这一类型的文化，增进保护的紧迫性的认识。

二、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三层举措

提高公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国家社会的自觉意识）其实就是一个全民性“文化自觉”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不是‘死文化’而是‘活文化’，其区别与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点就是依附于特定的民族、群体、区域或个体存在，并流传至今。”（注：参见乔晓光《关注母亲河》一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剪纸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讲究“活”性，以“人”为本，离开了对人的关注与重视，就是舍本逐末。提高“人”的保护意识虽然是针对全体公众，但具体操作还应具有科学性和循序渐进的过程，笔者认为应该有三个递进的层面，它们所针对的受众不同，得到的效果有差异，而结合实施则可以提高全民的保护意识。

1、提高传承人和相应的专业人员的保护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领域是由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传递、延续和发展的，他们“掌握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文化传统，他们是中华伟大文明的象征和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具有天才的个性创造力。……代代相传是文化乃至文明传承的最重要的渠道，传承人是民间文化代代薪火相传的关键，天才的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往往还把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化推向历史的高峰。”（注：参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命名工作手册》，2005年版，第11页。）保护和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是要保护传承人，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由于传承人的声誉和所处的特殊位置，除了要传授特定的“文化”外，还需传播延续这类“文化”的意义。然而，对于部分传承人而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我们所认为的“文化”，这种最直接的能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的途径应是要得以重视的。此外，近两年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遗产和传承人名录后，有部分没有被列入名录的传承人通过媒体渠道道出了自己的抱怨：“国家不重视，我们如何来传承”，过于依赖政府政策和带有功利性的保护意识，不仅不能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更会加剧它的消亡。 转贴于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从对濒危形态的抢救，到对消亡形态的搜集整理研究，再到活态形式的扶持振兴与开发利用，都离不开相应的专业人员参与和必要的理论知识指导。较之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艰巨任务，其研究的专业队伍及其分布状况很不均衡，传统文化艺术研究领域比较合格的专业人员，大多集中于部分大都市和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且年龄普遍偏高，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长期进行实地调研。而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集中在“地方和基层”，其保护只有等待“有识之士”来发掘，或利用地方仅有的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在维持，这使得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处于“非专业”状态，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培养专业人才输入基层、培训地方固有的人才以及成立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是有效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有力保障。

2、重视教育的传播方式

教育是人类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教育活动也成为支持、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严重缺乏专业研究队伍，一些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院校开始设立相关专业，开展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历教育，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发挥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桥梁作用。同时，鼓励和支持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知识纳入中小学的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等，来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热情，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但是，在地方专业人员极度匮乏，特别是在一些较为偏远的乡村，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源地，教育工作者自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不足，没能力从理论上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做系统规划的情况下，就在学校教育全线铺开，极有可能使效果“事与愿违、南辕北辙，甚至有可能在实施保护的良好愿望之下，由于不能按照科学思想办事，缺乏必要的专业理论指导，带来不必要的遗憾，酿成不必要的祸端。”（注：参见吴文科《以人为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根本性原则》）

重视教育，更应该重视教育的传播途径。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一方面要培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级专业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调查、登记、摄像、录音、认定、建档等工作，摸清家底；另一方面，要在本科、专科教育层面大力宣传和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因为这一层面的很大一部分毕业生都将是面对基层和地方的；再次，要对中小学有志教授和传播的教师进行培训，创造和提供机会让其再学习，他们是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传承人”。只有提高了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才能避免“一哄而上”，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全民的保护素质。

3、保存与建立原生态生存环境

保存和建立原生态生存环境与提高公众保护意识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是隐含在物质层面之后的宝贵的精神内涵和历史传统，这就离不开它的原生态环境。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要想完整的保存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生存环境是不可能的任务，只能是有限的条件内相对的实施，设立生态博物馆提供了这一相对的可能性。

生态博物馆是将自然生态资源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相结合实行整体性保护的一种新型博物馆，又称作“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建立生态博物馆，越少参与经济利益，就越有利于保护原生态环境，一方面要唤起原居民保护与保存传统文化的精华的意识，加大政府和民间的经济投入；另一方面，它能提升原居民的责任感、遗产内聚力和保护意识。此外，这种“博物馆公园”的形式，必然会吸引大量的海内外游客及来访者，除了在进园前的强制性“教育”外，生态博物馆还以其独有的魅力促成和提高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及其保护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