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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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 股权转让 一致同意

一、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对外转让规则的适用对象

（一）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

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三种基本类型。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合资经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合作经营企业包括取得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两种组织形式；又根据《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外商独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及经批准的其他责任形式，“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可以采取合伙企业、独资企业等多种形式”。此外，国务院外经贸部于1995年的《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亦对以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的外商投资企业形式予以充分肯定。由此可知，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既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也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合伙企业等非法人经济组织。

（二）该规则对合伙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适用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对外转让须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的规则适用于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存在的外商投资企业当无疑异，但其能否适用于以合伙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存在的外商投资企业需进一步分析。

1、外商投资设立的合伙企业

虽然我国目前并没有制定专门的规范性文件以适用于以合伙形式存在的外商投资企业，但外商投资企业的一切活动均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已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外资合伙企业理应适用我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通观《合伙企业法》，其中并未出现股权转让的字眼，而唯一与股权转让具有类似意义的便是财产份额转让这一术语，但二者却存在本质的区别：前者的适用以合伙协议没有另外约定为前提，亦即若合伙协议对合伙人对外转让财产份额做出了或宽松或严格的其他约定，则首先适用合伙协议的约定；而后者系股权对外转让的直接适用规则，并无其他前提性限制条件。由此，上述股权对外转让规则并不能适用于外商投资设立的合伙企业。

2、外商投资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并未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问题作出专门性的规定，而是以准用性规则的方式明确：按《公司法》的规定处理。由此可知，外商投资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应通过上市交易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而不适用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的规则。综之，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第11条仅适用于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存在的外商投资企业，对其他组织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适用。

二、公司章程的个性化规定与该规则不一致的处理

（一）现存观点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毛海波法官认为，只要股权转让行为不影响外商投资企业的性质、外商投资比例的限制以及外商投资产业不随之发生变动，章程与《实施条例》不一致的个性化规定就应该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

（二）问题的处理

前述观点虽然认识到了外商投资企业基于资本组成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从法理的角度而言，仍有待商榷。

首先，对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而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在对股东对外转让股权作出限制性规定后，并未像《公司法》第72条第4款那样作出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反而于其第4款明确“违反上述规定的，其转让无效”。虽然《实施条例》第13条要求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事宜作出规定，但立法者的本意是公司章程可对除第20条规定以外的有关股权转让的事宜作出规定，而不允许公司章程对第20条规定的事项另作任何规定。由此可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必须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应以司法解释第11条的规定为准，公司章程就此所做的任何规定都将归于无效。

其次，对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而言，其情形与前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相同，虽然在《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并未作出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第4款一样的规定，但也未授权允许公司章程对既定的股权转让规范作出另行规定。

再次，关于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存在的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在《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均未见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相关规定，而根据《公司法》第218条，应适用《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公司法》第72条要求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也允许公司章程对此作出另行规定，“公司章程如果规定了比公司法有关规定更为宽松的股权转让条件， 比如股权对外转让时有三分之一的其他股东同意即可，该规定有效。如果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比公司法的规定严格， 如股权对外转让需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 也应认定有效。”此时究竟应适用司法解释第11条的规定还是依公司章程的规定，究其根源，系应适用《公司法》还是司法解释的问题，而该问题将在下文进行详细探讨。

三、司法解释第11条与现行其他法律规定的矛盾

依前所述，司法解释第11条确立的股权对外转让一致同意规则虽然仅适用于外商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但将其适用到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存在的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时，矛盾依然存在。

（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虽然在股权对外转让问题上也采取了与司法解释第11条相同的一致同意规则，但其《实施细则》中却对同意的方式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即需采取书面同意的方式。

同意的方式有很多种，如书面、口头以及默示同意等等，若依《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规定，则在对外转让股权时，股东之间可采取多种方式表示同意，但若股东之间对同意方式无事先约定，则在股东的同意表决环节极易产生纠纷；《实施细则》是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进一步具体化规定，因而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第11条的规定虽然未对同意表决的具体方式进行限定，但不应认为其是对《实施细则》中书面同意方式的否定，而仅仅是对立法中已确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股权对外转让一致同意规则的重申以及对《外资企业法》关于股权对外转让立法空白的补充。因此，司法解释第11条的规定亦应遵从《实施细则》的规定，采取书面同意的方式。

（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均未对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存在的外商独资经营企业股权对外转让事宜作出相关规定，因而司法解释第11条恰能补充其立法空白，问题似乎迎刃而解，但《公司法》第218条的规定却使问题复杂化。依据《公司法》第218条，对于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若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没有另外规定，则适用《公司法》的规定，而《公司法》对股东股权对外转让行为设置的门槛较低，除仅要求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外，还允许公司章程作出另外规定，因而其便与司法解释第11条的规定产生了冲突，此时，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法律的适用。

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并不能解决该问题，因为适用该原则的前提是两部有冲突的法律属于同一位阶；而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在此适用还需具体分析司法解释第11条与《外资企业法》的关系。笔者以为，如果司法解释第11条是对《外资企业法》的具体化，则应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而若司法解释第11条是对《外资企业法》的补充规定，则不能再认为其是《外资企业法》精神的体现，从而不能将其作为《公司法》的特别法对待，而应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准用《公司法》的规定。由于《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均未对股东股权对外转让问题作出规定，因而司法解释第11条便是对其的补充规定，那么对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外商独资企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问题就应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即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也允许公司章程对此作出另外规定。

于此，前述第二部分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公司章程的个性化规定与司法解释第11条的规定不一致时，应适用何者的问题便也迎刃而解。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的出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法院审理外商投资纠纷案件适用法律困难的问题，但其在股权对外转让方面的规定欠缺尚存，笔者在此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观点，望今后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出台能矫正已有规定的不足之处，以求得法律规定之间的统一及其对法律操作的明确指引性，从而为外商投资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以此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森.《企业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292页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柬；外资；法律制度；比较

[作者简介]邱房贵，梧州学院法管系副教授；顾慧莉，梧州学院法管系助教，广西　梧州　543002

[中图分类号]DF9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7―0106―04

按照200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规定，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扩大投资领域的合作。因此，探讨中柬两国外国投资法的差异，可以加深对柬埔寨王国外商投资法的了解，避免和减少我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的风险，改进和完善两国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促进两国吸收外国投资和在投资领域的国际合作。

一、立法模式

利用外资对东道国有利也有弊。为了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东道国需要对外资活动进行管制。但问题在于管制重心应该放在哪里?从《柬埔寨王国投资法》等吸收外资的法律、法规来看，其外资法重心放在外资准入阶段，主要规定外资投资方向、投资条件和审批制度等内容。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外资法重心放在经营阶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管理；二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机构进行管理。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调整了利用外资的政策，采取了“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基本政策，外资立法的重心逐步以经营阶段转向准入阶段。

柬埔寨无专门的外商投资法，调整外商投资关系的主要是《柬埔寨王国投资法》(以下简称《投资法》)、《关于实施(柬埔寨王国投资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执行的法令》(以下简称《法令》)等法律法规。而我国有专门的外商投资法，并且有两个立法本位：一个是企业类型立法；另一个是分行业立法。企业类型立法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作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外合资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等。为了提高对引资质量的监控，我国还颁布了数十个分行业的外资单行条例，各个行业对外资的准入一般都有单行的立法。

柬埔寨采取内、外资统一立法的方式，而我国采用内、外资分别立法的方式。尽管柬埔寨无公司法，但是，不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均适用《投资法》《决定》《法令》《关于在商业部进行商业登记的指导性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这和发达国家如美国只有一部国内公司法相类似。在我国，外资企业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法，内资企业适用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首先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规定，未作规定的才适用公司法。

二、投资形式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发展中国家合营企业协议指南》将合营企业分为股权式合营企业和契约式合营企业。从中柬两国外商投资法来看，投资形式皆包括合资经营企业和独资经营企业，只不过是柬埔寨将股权式合营企业称为合资企业(联营企业)，将契约式合营企业称为商业合作合同(用合约形式合作经营)，将独资经营企业称为外资全额所有(100％)，我国将股权式合营企业称为中外合资经营作业，将契约式合营企业称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将独资经营企业称为外资企业。当然，柬埔寨王国投资法还明确规定了BOT和其他投资形式。

法人国籍是区分内国法人与外国法人的标志。柬埔寨以成立地和资本控制说为标志确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国籍。柬埔寨《法令》第一条规定：“柬籍法人”是指那些在柬埔寨王国法律范围内成立并在商业部注册的法人，而且其总资本的51％以上必须为柬籍自然人或柬籍法人所拥有；“外籍法人”是指那些非柬籍并且不是在柬埔寨王国法律范围内成立的法人。而我国立法中采用注册成立地作为确定法人国籍的标志。依此为标准，按照我国法律经我国政府批准在我国境内注册登记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都属于中国企业，具备法人条件的。为中籍法人。

在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具有中国法人资格；在柬埔寨联营企业也具有法人资格。柬埔寨《法令》第十条规定：“联营企业是由某国籍的投资企业与政府或任何一个投资企业在联合经营某个项目合约的基础上成立的企业。”联营企业相当于股权式合营企业。我国《合作企业法》第二条第3款规定：“合作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也就是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取决于其是否符合我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而柬埔寨《投资法》第十二条规定：“商业合作合同：这是一份柬埔寨投资者和柬埔寨国家实体之间为了在柬埔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并在他们之间分享他们的业务活动产生的利润，而不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根据此项规定，合作经营只要求签订商业合作合同即可，而不必重新创立一个新法人，目的是为了分享业务活动产生的利润。我国《外资企业法》第八条规定：“外资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在柬埔寨，外商独资经营采用公司形式的，具有法人资格；否则不具有法人资格。这与我国的规定相类似。

企业的组织形式不同，投资者的责任形式也不同。柬埔寨《决定》第十条第2款规定：拟投资的合资企业可以采用合资公司的形式。除此之处，柬埔寨法律未具体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在柬埔寨举办外商投资企业，应依据《通知》的规定，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该《通知》规定的组织形式有：独资经营、一般合伙、有限责任合伙、私人有限责任公司、个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大众有限责任公司等。而我国法律对外商投资企业都规定有相应的组织形式。《合营企业法》第四条第1款规定：“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依《暂行规定》合营企业还可以是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1款规定：“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合作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合作企业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为有限责任公司。

三、企业设立制度

相同之处：(1)对采取公司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均规定有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2)均采用核准主义，并且是逐一审批制。所谓核准主义，又称许可主义，是指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须经行政当局核准。这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选择审批制是不同的。(3)依据柬埔寨投资法规定，所有投

资申请的审批期限为45天。这与我国规定申请设立合作企业45天的审批时间相同。(4)柬埔寨私人有限责任公司和我国一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下限均为2人。(5)公司名称必须表明公司的法律性质。(6)采取公司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具备公司章程。由于中柬两国属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章程由单一法律文件构成。

不同之处：(1)我国外商投资法规定，合营企业的审批时间为3个月，外资企业的审批时间为90天。(2)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上限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人数要求不同。柬埔寨投资法规定，私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上限为30人。公众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为2人以上。我国公司法规定，一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上限为50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为2人至200人。(3)企业章程的法定内容有所不同。依柬埔寨《通知》规定，公司组织章程的法定内容有六项，依我国外商投资法规定，合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章程的法定内容有九项，合作企业章程的内容有十一项。(4)设立程序有所不同。如依柬埔寨王国有关投资法的规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须交纳投资总额1.5％～2.0％押金，当投资企业完成投资计划30％时，此押金将全部被交还投资企业。(5)申请时报送的文件有所不同。(6)柬埔寨对优惠待遇实行选择审批制。依据《决定》第五条的规定，在柬埔寨进行投资活动，不论是已经成立的投资企业，也不论是这些企业是否已经开始在柬埔寨境内营业，若要获得投资优惠和奖励，都必须经柬埔寨发展理事会批准。若不想获得投资优惠和奖励，可以不提出投资优惠和奖励申请。这种对优惠待遇所实行的选择审批制，是我国法律目前所没有的。

四、投资方向

世界各国都对外资投向实施管制，即使是没有外资法这样一个部门法的发达国家，如美国，也对外资投向进行管理。投资方向是各国对外资准入管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柬两国在投资方向管制问题上，存在相同之处：(1)对外资投向进行管理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使外商投资方向与本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适应，贯彻落实产业政策，并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与绝大多数国家法律对投资范围所作的规定一样，都规定有禁止投资的领域、限制投资的领域和鼓励投资的领域。(3)随着本国经济发展，竞争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中柬两国根据新制定的产业政策，均会对外商投资方向作出调整。(4)均以“清单”的方式规定外商投资方向。(5)对部分投资项目有本地参股或控股要求，不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我国《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可以对外商投资项目规定“限于合资、合作”、“中方控股”或者“中方相对控股”，如该目录规定中药材种植、养殖限于合资、合作，会计、审计限于合作、合伙，地面、水面效应飞机制造限于中方控股，寿险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50％。在柬埔寨，如规定开采宝石、碾米厂、丝绸编织应本地参股，磁带出版外国股份最多只能占49％。

中柬两国不同之处在于：我国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四类，除了鼓励、限制和禁止三类外，还有允许类，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外商投资项目，为允许类。而柬埔寨将投资项目仅分为鼓励、限制和禁止三类；两国对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规定的范围和项目也不同。

五、资本制度

长期以来，基于各国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各具特色的规定，形成了三种公司资本制度，即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折衷资本制。英国、美国等国采取“授权资本制”，德国、法国等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采取“法定资本制”。中柬两国采用法定资本制，并仿效授权资本制，采取分期缴纳制度。“柬埔寨法律要求一家公司的最少资金10000000尔”。我国一般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三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十万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五百万元。由于法定资本制对于资本充足的要求过于严厉，已不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所以，中柬两国和其他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一样，部分放弃法定资本制而仿效授权资本制。柬埔寨法律允许有限责任公司资本分期缴纳，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也允许外商投资企业资本分期缴纳，不过从实质上看，中柬采用的仍然是法定资本制。

为了维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大陆法系国家在公司立法发展过程中，确立了公司资本的基本原则，即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适用公司资本的这些原则被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们概括为“公司资本三原则”。中柬两国外商投资法和有关公司的立法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公司资本三原则”。(1)资本确定原则，是指公司在设立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记载公司的资本总额，并必须由股东认足，否则公司不能成立。柬埔寨《通知》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包括公司的注册资本，组织章程应列明资本总额和公司总股份和每一股份的票面价值的实际价格。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合营企业合同和章程应包括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合营各方的出资额等内容，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书和外资企业章程应包括投资总额、注册资本等内容，合作企业合同和章程应当包括合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2)资本维持原则，是指公司存续过程中，应当维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实有财产。如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成立后，发起人、股东不得抽回出资；公司的利润只有在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后，才能进行分配；除公司法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等。(3)资本不变原则，是指公司的资本一经确定，非依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改变。依柬埔寨《通知》规定，增减资本须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作出决议，该决议须由代表公司资本51％以上的到会股东同意。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在经营期内不得减少其注册资本，因投资总额和生产经营规模等发生变化，确需减少的，须经审批机构批准。 柬埔寨《决定》第十条规定：“不管合资企业股东是什么国籍，每位股东允许持有的股份比例没有限制，除非该合资企业在柬埔寨境内拥有或打算拥有土地，或者持有或打算持有土地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外方股东在合资企业中持有的股份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九(49％)。”“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不能少于合资公司资本的30％。”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对外国投资者在合营企业和合作企业注册资中投资比例的上限未作规定。在合营企业和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并且我国投资企业法对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的比例作了规定，而柬埔寨法律对此未作规定。

六、税收优惠政策

中柬两国在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的相同点：对内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在柬埔寨适用《税法》《决定》和《法令》等，在

我国适用《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均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柬埔寨《投资法》第八条规定：“除柬埔寨王国宪法中有关土地所有权的规定之外，所有投资者，不分国籍和种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内外资企业税收优惠规定了统一的标准；两国税收优惠主要是产业优惠，对鼓励类外商投资产业和项目给予税收惠，对限制类投资项目不给予税收优惠，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均给予再投资退税，两国均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将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在东道国境内再投资的，可以申请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部分所得税税款；税收优惠办法是减免企业所得税、关税和其他有关规定。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3篇

由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外商投资设立有限公司的过程相对于民资设立有限公司要复杂的多，根据三部外资企业法，外商投资设立有限公司均需要审批部门的批准，然而由于各个部门管理的事项、对应的利益不一，在审批时就会出现标准不一。有些时候某些部门会基本不做审核直接批准，而有些时候某些后续部门不认可前一审批部门审查的结果，投资者往往要不断的添加或修改申报材料，设立的时间也就变得不确定，有时甚至长达数月。标准的不统一，审批时间的不确定，这些都会让投资者无所适从，也加强了对我国法律的担忧。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外国投资者设立外资企业，应当通过拟设立外资企业所在地的县级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并且第九条规定了外国投资者向县级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需提交报告的内容。

结合《公司登记条例》等规定，虽各地略有差异，但一般而言，注册一家外商独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操作流程为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环境评估报告表（书）、办理政府批文、办理《批准证书》与批复，办理《营业执照》，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外汇登记证》等。

由于涉及多个部门，每个部门的行政职权不同，出发点与审查侧重点不同，具体审批中会出现许多法律法规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般外商提交的申请会通过外商投资服务中心这样的机构，这些机构通常与商务局设在一起，甚至是两个牌子一个班子，而投资总额较大的外资企业一般来说都是地方政府渴求的，这样的企业对地方政府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好处是显而易见，对待这样的企业，只要不明显违反法律强行规定，地方政府基本不会进行任何形式的审查，根本不会考虑是否符合地方产业规划等因素，直接导致政府审批环节形同虚设。

而根据投资总额的大小，有些投资总额不大的外资企业项目，县级商务局就有权颁发《批准证书》。这种情况下即使该外资企业有违规之处，只要通过一些文字工作即可完成设立。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合同利用外资任务，利用认定指标的标准为办理了批准证书这一方式，直接使用虚假的信息办理批准证书。

除了政府审批部门的问题，后续部门对前一部门的审批不认可，导致投资者对我国法律法规存在疑惑的问题则更加严重。如2005年，美国一投资者拟成立一家提炼植物纤维为经营项目的公司，选择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名称，由于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只需填写主营项目便可，所以名称申请顺利通过。而在具体办理《批准证书》时，则需要填写全部经营范围。在商务局审批的情况下，投资者以其申请的全部经营范围获得了《批准证书》和批复，但在办理《营业执照》时，工商局认为部分辅营项目需要办理前置审批后才可经营，完全不认同《批准证书》上的经营范围，投资者不得不修改经营范围并重新申请变更《批准证书》与批复。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商务局与外汇管理局之间。例如对知识产权出资的认可，商务局同意投资者以知识产权出资占全部出资的70%，投资者也完成了知识产权出资的各项手续，并以知识产权作价作为首期出资，但由于没有现汇或实物出资，银行不出具询证函回函，外汇管理局则无询证函无法签发回函阻碍了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实际上直接造成投资者首期出资必须到现汇或者实物的现状。

这些只是各个部门间职权矛盾的一部分，矛盾的基本表现均为后者从自身管理事项的角度出发，不认可前者作出的行为所致，最终导致的就是投资者对我国职能部门的不信任、对我国法律的困惑，和对在我国投资前景的忧虑。

二、对存在问题的思考与解决

外商投资设立有限公司过程中各种程序的设立最初是为了在促进引进外资的同时保护国内经济利益不受损失。分期出资制度，是为了缓解投资者一时资金紧张的燃眉之急，而严格的知识产权作价出资要求，就是防止“空手套白狼”现象的发生。

对比商务局审批所需材料与工商局所需材料，两者基本相同，虽然两部门的审查角度不同，但内容上基本一致。而鼓励类的外商投资企业，地方政府和商务部门的审批也基本走个形式而已，针对鼓励类的外商投资产业，进行严格的审批制度也与设立指导目录的精神相违背。同时投资者向工商局提供材料的内容基本上法律法规都有较明确的规定，而商务局所需材料在内容上往往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申报商务局所需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在不同级别审批时对其内容的细致程度的要求就不一致。

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后，民资企业被允许采用分期出资。同时，国家允许公司在股东没有实际缴纳任何出资的情况下先行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实践中，许多外商投资企业领取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载明的实缴注册资本为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纵容了投资者的迟延出资现象。而新《公司法》第26条虽然也允许股东分期缴纳出资，但在公司成立之前、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之前至少必须将公司注册资本的20％实际缴纳到位。相比之下，新《公司法》第26条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而外商投资企业法框架下的分期缴纳出资制度更偏向于投资者。

通过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比较，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应当采纳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公司法》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作为一般法，已基本可以满足规范一般外商投资设立有限公司的要求，针对不符合外商投资产业要求的，或者具有其他特殊性的外商投资有限公司，只需要设立前置审批便可，无须针对每个外商投资设立有限公司都进行严格的审批。

不必要的制度设计重叠是立法技术粗糙的集中表现，是各国立法者最忌讳的败笔之处。而不必要的制度设计抵触则直接违反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平等原则，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应当采纳的国民待遇原则更是背道而驰。鉴于2005年修订《公司法》是统一公司法，普通公司法，不仅是内资公司法或者分散公司法；又鉴于现行外资企业法的某些特别规定不合乎国际通行的立法惯例，也落后于中国现行公司立法，在外商投资设立有限公司环节上，应实现外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并轨，统一规范涉及有限公司设立的法律法规，赋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4篇

一、对WTO关于投资的几个协议的分析

严格地说，由于贸易和投资的密切关系，WTO多边协定的所有内容都将对国际投资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产生直接影响的协议主要有《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

1.《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是乌拉圭回合制定的新规则之一。因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尽管在谈判时遭到发展中国家（多为资本输入国）的极力反对，但最终还是将国际投资中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纳入了国际多边体系。（注：这里的贸易仅指“货物贸易”，而不涉及“服务贸易”。）该协议虽未否定东道国依据国家主权制定各种投资措施的权利，但却要求这些投资措施不得对国际间贸易自由起限制和扭曲作用。根据该协议，各成员国的核心义务主要是取消有关经营要求方面的投资措施（注：经营要求措施与投资激励措施相对应，是指对投资自由起抑制作用的措施，它包括13项内容：当地股权要求、许可证要求、汇款限制、外汇管制、制造界限、技术转让、国内销售要求、制造要求、产品指令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当地成分要求、出口要求、进口替代要求。参见姜茹娇、朱子勤编著：《世界贸易组织法律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122页。），而且只有那些与GATT1994第3条规定的“国民待遇义务”和第11条规定的“一般禁止数量限制义务”不符的投资措施，应在确定的期限内予以取消。协议基本上不涉及投资激励措施。（注：这说明发达国家并不是全面地关心投资措施对贸易的“扭曲”，而只是关心那些对它们不利的“扭曲”。因为，从经济上讲，投资激励措施与经营要求方面的措施一样，都可能影响世界可投资资源的分配，从而对正常贸易产生扭曲。至于“与贸易有关的”这个定语，是发达国家为避免发展中国家攻击它们把不相关的问题纳入到多边贸易谈判中而采取的障眼法。）

2.《服务贸易总协定》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与GATT平行的独立的多边贸易协定，对国际投资也具有直接影响，因为服务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十分密切，要提供服务就往往需要在当地设立机构或商业场所，这必然涉及到外资能否进入服务业及其待遇问题。

《服务贸易总协定》所确定的与投资有关的规则包括：(1)各国应尽可能地开放国内服务业市场，承担相互给予跨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以最惠国待遇和政策法规透明度的一般义务；(2)以具体承诺的方式明确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能享受市场准入的具体部门、分部门或服务提供方式；(3)凡属于市场准入的服务领域，不得限制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数量，限制服务投资的金额或股权、服务交易金额和服务业务量，限制特定服务部门及服务所需雇佣的自然人的数量，或者采取其他具有同样效果的措施；(4)凡属于市场准入的服务领域，成员国应按具体承诺的条件承担国民待遇义务，确保外国的服务和服务业投资不受歧视待遇。

3.《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WTO规则所指的补贴是指在某一成员国的领土内，由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向企业提供的财政资助，以及采取任何形式的收入支持或价格支持，和由此而给予的某种优惠。补贴是发展本国经济（包括吸引外资）的一种方法，但是，在国际贸易中，对外国同类产品生产者而言，补贴是一种变相的不正当竞争手段，造成了不公平贸易的产生，因此，应予限制和禁止。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补贴分为禁止使用的补贴、可申诉的补贴以及不可申诉的补贴三种，对于禁止使用的补贴和可申诉的补贴，受损害的成员国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或救济方法对其损失予以弥补。

当然，除了上述三个协议之外，WTO的其他协议对国际投资关系也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该协定不仅对各国有关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对各国外资法中的知识产权规定提出了要求。因为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是可以用于投资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将可能构成一种贸易壁垒和投资障碍。对于外国投资者、特别是高新技术生产者来说，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无疑有助于其进入他国市场并防止他国仿冒其技术且低成本复制出口。所以，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助于保护国际投资、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注：余劲松：《论国际投资法的晚近发展》，《法学评论》1997年第6期。）

二、我国外资法与WTO多边协议的冲突及其完善

总体而言，中国一旦加入WTO，其多边协定将对我国外资法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因为WTO多边协定所确定的与投资有关的规则，代表着国际投资法领域最新、最重大的发展，而且与各成员国息息相关，我国外资法必须积极而全面地适应这些多边规则的要求。然而，反观我国外资法，与WTO多边协议的冲突则主要表现在关于外资待遇和外资准入两个方面：

1.关于外资待遇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服务贸易总协定》均规定了给予成员国以国民待遇的义务。所谓国民待遇，指一国在经济活动和民事权利方面给予其境内外国国民的待遇不低于其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

我国现行外资法纷繁复杂，但从整体上看，对外资的待遇表现为一定范围的国民待遇、优惠待遇和差别待遇三个方面。（注：邹立刚：《TRIMS协定与我国对外资的待遇标准》，《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在一些对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不利影响的领域，我国一般给予外资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司法行政救济方面（注：如《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一定范围内的投资活动方面（注：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64条的规定。）；投资财产保护的某些方面（注：如《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的规定。）；《公司法》对内外资逐步实现统一的企业组织制度；对内外资实行同一的流转税；对内外资实行统一的结售汇制度；内外资适用统一的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环境保护、生产质量标准、商品检验、卫生检疫制度；等等。优惠待遇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上，外资享有所得税减免、利润再投资退税、关税减免等优惠。差别待遇则主要体现在：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尤其是服务业领域；要求外商投资企业所需的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物资在同等条件下应尽先在中国购买（注：如《外资企业法》第15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9条及《实施条例》第57条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产品应当依照经批准的销售比例进行，鼓励或要求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甚至将产品出口作为设立外资企业的条件之一）和保持外汇收支平衡（注：如《外资企业法》第3条、第18条及其《实施细则》第45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9条及其《实施细则》第38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9条及其《实施条例》第60条的规定。）；以产顶进和进口替代（注：转引自邹立刚：《TRIMS协定与我国对外资的待遇标准》，《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基于《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产品以产顶进办法的规定》，历年来有关部门制定的清单上以产顶进产品多达1751种。参见李万强：《我国外资法规的若干问题》，《国际经济合作》1995年第4期。）；等等。

从现行外资法对外资待遇的规定看，与WTO多边协定的首要冲突是差别待遇的规定。规定外资投资企业所需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在同等条件下应尽先在中国购买，可能被认定为《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所禁止的当地成分要求或替代进口；鼓励或要求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以及规定产品的内外销比例，可能被认定为《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所禁止的贸易平衡要求。这些差别待遇的规定，对外资构成了形式上或事实上的歧视，应予修改。

冲突之二是优惠待遇的规定。显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只关心成员国对经营要求措施的禁止，而不关心投资激励措施（因为经营激励措施可以给处于资本输出国地位的发达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但是如果这些投资激励措施构成“禁止使用的补贴”或“可申诉的补贴”，则将受到《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制约。由此，为增加外汇收入，我国对于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给予的所得税和关税减免等优惠措施，如果不被认定为扭曲贸易的投资措施，就可能会被认定为一种补贴措施而受到其他成员国的反补贴制裁。对此，我国需要根据该协议规则的安排，逐步取消禁止使用的补贴和可申诉的补贴。

总之，外资待遇发展的趋势是实行国民待遇。当然，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并不意味着内资和外资的绝对平等。任何主权国家都不是对外资实行绝对的国民待遇、而是可以根据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传统民族产业、特殊自然资源等需要，保留国民待遇的合理例外，这并不违背国民待遇的原则。我国即使加入了WTO，也只承担与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可以援引WTO有关协定的例外条款暂时背离国民待遇的义务，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暂时背离国民待遇义务是为了扶持国内幼稚产业，则对幼稚产业的保护要适度。其原因在于：对“幼稚产业”的准确定位并不易做到，而且一旦确定为“幼稚”产业，又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长期依赖国家的保护政策，不求进取，久而久之则形成“侏儒”产业。在这方面，已有他国的经验和教训可供借鉴。如：巴西的飞机工业在保护政策下经过了几十年，仍然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而韩国对幼稚产业实行开放型保护，定期进行业务评估，竞争力提高快的企业继续保护，直至完全有能力在市场上竞争；业绩不佳的企业则取消保护，任其破产。韩国的汽车工业正式在这种政策下顶住了外国汽车进口的冲击，迅速发展起来，不仅满足了国内需要，而且大量出口。（注：张向晨：《发展中国家与WTO的政治经济关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2.关于外资准入

外资准入与外资待遇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外资待遇是前提和基础，外资准入则是外资待遇的具体表现。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一国有权决定外资进入的领域及从事经营活动的条件，但是，WTO多边协定要求各成员国尽可能全面地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加速了放宽外商投资范围及外资准入限制的进程。

我国于1995年6月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根据我国利用外资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分鼓励类、限制类、允许类、禁止类明确外商投资产业的方向，同时第一次具体提出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7年12月31日，又对《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进行了修改。近些年来，基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利用外资经验的丰富，我国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不断扩大，许多新的领域如航空、零售、金融、外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旅行社等行业也逐步向外商开放，不过在地域、数量、股权、业务范围等方面仍有限制。但是，与发达国家所开放的市场相比，我国的外资准入领域与发达国家的期望还是有较大差距的。

对于这种冲突，我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自身经济的发展和需要，在谈判中维护应有权益。同时，可通过《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及时调整和有效引导，进一步向外资放开竞争性产业，扩大石油化工、建筑业等行业利用外资的规模，有区别、有重点地吸收外资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有步骤地推进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积极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水上运输等领域利用外资的试点，扩大国内商业、旅行社开放的试点范围，扩大会计、法律咨询服务业和航空运输、业务等领域的开放，有步骤、有控制地开放金融和通信等领域的试点。（注：、贺小勇：《依法治国与对外经贸立法》（中），《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1998年第11期。）需要重视的是，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外资审批制度，逐步取消目前根据外资规模确立审批权限及相关制度的做法，改为主要依据外资进入产业的类别建立审批制度，对于鼓励类和允许类的外资进入应予以放开。

三、应制定统一的《外资管理法》，作为调整我国外商投资的基本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的调整外资的法律、法规已达200多项。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20年的外资立法主要采用了特别立法和单行立法的体例，并且所规范的着眼点不在于“外商投资”本身，而是放在“外商投资企业”身上，从而使得《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成为了我国调整外商投资的三个基本法律。（注：其实，把对外商投资的法律规制仅仅看作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规制是片面的，这样并不能有效地把握规制外商投资中的规律性问题。本文认为，着眼点应放在规制“外商投资”上，围绕“外商投资”的这一具有特殊性质之投资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门的调整，才应该是一国外资法的基本责任。）之后的多数立法，均围绕这三个基本法律展开，逐个问题，逐个规范。同时，在这三个基本法律中，既有政府管理法的规定，也有企业组织法的规定；既有对具有外资特殊性质之相关问题的规定，也有对税收、外汇、海关进出口、土地、信贷、会计、劳动关系等不具外资特殊性质之问题的规定。如此立法，必然导致不同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有着不同的法律来调整，同时在具体规定上存在内容繁琐、重复、交叉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

我国外资法的这一现状与加入WTO也是不相适应的。WTO多边协定中有一项重要的原则——“透明度原则”，它与“贸易自由化”和“稳定性”一起，构成建立WTO三个主要目标。“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国将其涉及或影响贸易的国内法律、法规、可依据的司法判决以及与他国签订的条约等予以公布，以让其他成员国知晓。据此，加入WTO以后，如果我国将现行外资法（严格说是“外资法群”）予以公布，其他成员国将会无所适从。

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疆；中亚五国；金融措施

动态地看，新疆金融业的发展步伐正逐渐加快，这进一步扩大了新疆和中亚五国金融机构之间的差距。同时，新疆金融机构对中亚五国提供资金的增量较为缓慢。而且，新疆和中亚五国都存在资金相对不足的情况。因此，引进资金就成为新疆和中亚五国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为了引进资金，促进对五国的贸易，发展新疆的经济，有必要对五国的情况作一定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

一、中亚五国为引进资金的优惠政策

概括地说，中亚五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优惠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特惠政策

减免税(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税务投资特惠期的规定、减免税的对象主要是财产税和利润税)、免除关税(免除关税的期限、适用对象为投资项目所需设备的进口关税)、提供国家实物赠与(包括财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价值不得超过投资总规模的30%)。

2.在投资者权益保障方面

投资商可以自行支配税后收入，在银行开立本外币账户；在实行国有化和收归国有时，国家赔偿投资商的损失；可以采取协商、通过法庭或国际仲裁法庭解决投资争议；第三方完成投资后，可以进行投资商权利转移。

3.银行开展的业务

以亚洲综合银行为例，该行在独联体国家之间的业务市场实行银行之间清算，货币兑换，进出口贸易业务，国际汇款，期货交易，有价证券业务。亚洲综合银行在执行国际结算业务的基础上发展同业银行网并同许多独联体各国银行建立同业关系，在其同业银行中有著名的俄罗斯、乌克兰、莫尔多瓦和哈萨克斯坦银行：Commerzbank AG (德国)；Union Bank of California (美国)；Centro Internationale Handelsbank, AG(澳大利亚)。该银行还使用高技术为顾客提供广泛的国际水平的银行服务，按照“银行—因特网”体制，顾客可以昼夜24小时地从世界各地进行货币资金汇款、接受账目、检查账户等，同时还使用保护信息的现代技术(包括smart卡)，保证顾客转交信息和执行业务的保密性。

二、多方努力，积极促进新疆对五国的贸易

（一）金融机构应大力开展与五国贸易有关的国际业务

1.建立为我区与中亚五国贸易服务的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多边清算系统。稳定、安全、高效与顺畅的国际多边清算系统对降低流通成本、避免市场风险、促进国际贸易往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以银行为中心的多边清算系统为国际贸易提供结算服务，国际贸易往来根本不可能进行。因此应该加强与中亚五国的沟通，尽快建立彼此间的多边清算网络体系。在这个清算系统中，结算货币可以是可兑换的自由货币，也可以是在一定基础上产生的记账货币；结算的金融机构可以是新成立的，也可以从现有的金融机构中选择合适的机构，当然也可以利用环球银行金融电讯系统(SWIFT)来完成清算。

如从现有的金融机构中选择合适的机构，则中国银行新疆分行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亚洲综合银行以及环球银行金融电讯系统(SWIFT)都可以作为多边清算系统的中心。

2.在对五国贸易中的结售汇给予特殊待遇：目前我国对出口收汇的管理主要以2003年8月5日印发的《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和2003年9月8日的《出口收汇核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为主，这个办法的主要管制对象为出口收汇，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鼓励外资的进入，因此也就没有对外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做出相应的规定，更没有对外资的进入给予特殊的待遇。

3.提供远期外汇买卖、外汇掉期（Foreign Exchange Swap）、外汇期货(Foreign Exchange Futures)和外汇期权(Foreign Exchange Options)等业务，为贸易双方汇率风险管理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同时还可进行“福费廷”(Forfeiting)和政府贷款的等业务。从事国际贸易往来的企业除信用风险外，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汇率变动风险。由于我国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美元又实行由市场供求所决定的浮动汇率制，这就使我国的企业在国际贸易往来中使用非美元的外汇计价结算时随时面临计价结算货币汇率变动的风险，这就需要金融机构按照国际惯例，随时为企业提供相关的外汇交易工具与服务，使企业能够利用这些交易与工具，通过相应的风险管理降低与转嫁汇率变动风险，达到避险保值的目的。4.参与和提供银团贷款(Syndicated Loan)，为我区企业和项目融资(Project Financing)创造更多机会和条件：我国第一个成功的银团贷款的案例是“大亚湾核电站”项目(最初采取中行担保向海外借入银团贷款贷再转贷的形式)，中国工商银行第一笔本外币银团贷款是1991年上海分行牵头组织的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项目银团贷款。对于决定我区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也适宜采用银团贷款的方式引进资金。

（二）在五国设立分支机构(Foreign Subsidiary Bank)，努力实现本地金融向五国的渗透。五国金融系统普遍具有“银行体系脱离实体经济”、“银行业务中短期贷款比重大，长期贷款比重极小，投机性投资大大高于生产性投资”的特点，虽然都“严格规范和限制在国内设立外资、合资银行”，但并非禁止外资和合资银行的进入。结合其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考虑到我区经济发展的情况，通过设立分支机构努力实现本地金融机构向五国的渗透，从而为我区金融机构、企业和政府进行外部融资创造条件，同时也能为我区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经验借鉴，还可以在信用征信方面做一些尝试。

（三）积极推进企业的外源融资。通常而言，企业的筹资方式分为内部融资(主要通过折旧和留存收益进行)和外部融资(主要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两类。因五国大都在“培育金融市场，发展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契机，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的方式筹资，同时也可以利用长期借款、租赁等方式融资，包括混合筹资(发行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和认股权证)，这些都可能成为五国市场上比较看好的金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