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对等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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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对等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3.032
字幕翻译，作为一种新兴的、特殊的翻译形式，已经成为翻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翻译实践、跨文化交流的角度等方面来看，我们对电影字幕的翻译进行深层次的探讨都显得尤为重要。字幕翻译者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推动着电影制作者和观众双方的交流。一方面，字幕翻译者要理解原文的意图和相关信息，以便达到心理和认知上的共识。另一方面，字幕翻译者还要考虑到译语观众的认知和接受能力。在这个传达过程中，字幕翻译者凭借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对语境的认知能力，帮助译语观众通过看字幕以最小的努力最大程度上理解电影的内容。字幕翻译者自身的知识储备、对语境的认知能力、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字幕译本的质量。美国的语言学家和理论学家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是西方众多翻译理论学中备受推崇的理论之一，是建立在对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基础之上的，是衡量译本水平、指导翻译实践的标准。本文试图利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对电影Legally Blonde I字幕汉译的不同版本中具有代表性的译例进行分析，指出其在语境 、文化等值等方面翻译处理上的可取之处及欠缺的地方，并提出更好的翻译，旨在引起更多学者关注电影字幕翻译，推动跨文化交流的进程。
到目前为止，Legally Blonde I还未发行过任何官方的中文字幕，从网上搜索到的资源所配的中文字幕大都是网友们自发制作的，且版本数量（2版）有限，翻译质量更是无法令人满意。鉴于这种情况，本人决定将网上现有翻译版本进行比较分析，进而给出更考究的译法，努力找出更好的译文，让译语观众得到更清晰的信息。
一、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又称“上下文意义”，指词语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的意义——特定的语言环境是给词的概念意义以某种调节，从而赋予它以某种联立或关联涵义。（方梦之，2004：228）
E-C Translation：
The distinction（between the neat people and the sloppy people） is， as always， moral.
原译文：他们的区别总是表现在德行上。
改译文：他们之间的区别总是表现在精神面貌上。
原译文取其常用意义，但moral 一词是多义词。爱整洁的人或邋遢的人之间的区别不能说是“道德”问题，主要还是“精神面貌上”或“心理上”的问题。而moral 一词除了有“德行上的”意义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意义。根据此句内容，则改译的用词表达了上下文的意义。（郭建中，2010：212）
Legally Blonde I中与语境对等相关的译例分析
译例（1）哈佛学位委员会的主任说：Fashion major？
原译：很热门的专业？
分析：这里应从上下文来理解，前面提到了她是“时装推销”专业，所以结合上文来看，这里的fashion后面省略了merchandising，还是指她的“时装推销”专业，而不是指“很热门的专业”。
译例（2）Elle被教授赶出教室后，在学校长椅处第一次碰到Emmett， Emmett问她Whose else do you have？
原译：你还干什么？
分析：这里从字面意思来看，是 “你还有谁的？”或“你还干什么？”而从电影前面出现的故事情节看，Elle被教授赶出教室，并对这个教授感到有些懊恼，所以Emmett是问她“你还选了哪些老师的课？”而不是问她 “你还干什么？”。这也要从上下文分析才能得出准确的翻译。因为接下来Elle回答的答案就是她所选的课程。
二、文化意义（cultural meaning）， 指语言载体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素质。（方梦之，2004：222）
E-C Translation：
Computer technology may make the car， as we know it， a Smithsonian antique.
译文：计算机技术在汽车技术上的应用，会使我们今天熟悉的汽车成为史密森博物馆里的一件古董。
Smithsonian 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前面的一座大型博物馆，实际上由16个分馆和美术馆组成，另外还有一个动物园。一般中国读者可能不了解。在Smithsonian 后面加上“博物馆”一词，中国读者就能了解“史密森”乃是该博物馆的名称。（郭建中，2010：214）
Legally Blonde I中与文化对等相关的译例分析
译例（1）在电影开始部分某一位女教授的第一堂课上，她介绍到：The law is reason free from passion.
原译：法是从激情中解放出来的。
分析：两个已有翻译版本都把这句话译成了“法是从激情中解放出来的”。而实际上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The law is reason free from passion应该译为“法是理智，而不是激情”。之所以误译是因为译者不是很了解这句名言的固定翻译，这种例子我们在英文电影Forrest Gump中也经常见到，如We were like peas and carrots. 豌豆和胡萝卜丁，一个圆的，一个方的；一个绿的，一个红的。它们的共同点虽然没有太大的味道，但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故在美国烹饪时常作为主食的点缀，而且它俩都是同时出现的。故引申为形影不离。而如果不理解源语文化，很容易就按照字面意思译成“他们像豌豆和胡萝卜一样”。由此可见，电影字幕翻译中处处要留心文化的因素。多查阅、多积累是必须要做的功课。
参考文献
[1]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 郭建中. 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郭建中翻译研究论文选 [H].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0
[3] 李运兴.字幕翻译的策略[J].中国翻译，2001（7）：45.
功能对等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功能对等理论 文化补偿翻译 应用
翻译的影响因素较多，包括文化、语际等，在翻译过程中，应保证各个因素相互协调，以保证翻译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其中，文化在翻译中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翻译者在进行源语翻译时定会对源语言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进行介绍和传播。但是在目前的翻译教学中，部分教师并没有重视文化知识的讲解，通常要求学生掌握翻译的语法、语音、词汇等知识，使得学生在翻译过程中对与文化相关的源语理解不准确，最终导致翻译不准确。由此可见，在翻译教学中应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播，提高翻译的合理性、准确性。本文主要探讨功能对等理论在文化补偿翻译教学中的应用，为教学提供理论支持。
一、功能对等理论
功能对等理论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提出的翻译理论，在《语言、文化与翻译》中，奈达强调功能对等翻译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由翻译并不相同，认为功能对等是“最贴切的自然的对等”，是指目标语最大限度地贴近源语言词汇语义、文体、风格、语言内涵等，其最重要的部分是将源语言表示的意思翻译出来，而不仅仅是翻译源语言的字面意思。部分源语言的文化意义可能受其形式影响而被掩盖，信息的传达受阻，最终导致文化交流不畅。功能对等理论主要包含意义、风格和读者反应三个方面的内容。奈达认为翻译的主要目的是重现源语言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传达出源语言的意义，其次是风格。译者在翻译源语言的过程中需要脱离源语言结构形式的限制，重视源语言的意义层面。奈达认为内容的表达是翻译中的首要问题，形式次之，但是这并不代表翻译不重视形式，而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要在保证准确传达源语言信息的同时，尽量保证形式对等。形式体现了原作者著作的风格，只有形式对等才能准确体现原作者作品的特点。功能对等理论的第三个方面是读者反应，奈达认为翻译作品质量的优劣可通过读者反应进行检验，原文读者及译文读者反应的一致性是检验翻译质量的重要标准。由此可见，在翻译教学中，应重视语言的文化知识、交际功能等知识，尽可能地保证目标语言与源语言传达的信息一致，从而提高翻译质量。
二、功能对等理论在文化补偿翻译中的应用
不同群体均有着特殊的文化，文化之间的差异增大了译者翻译的难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掌握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各自的文化，并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以便更好地传递出源语言的意思。功能对等理论主要从传达原文信息、传达原作者风格和两语读者反应三个方面指导翻译教学。
（一）传达原文信息
原文信息涵盖的内容较多，包括文学形象、情景、语言含义、心理效果等，功能对等理论中原文信息的传达是指译者准确地将源语言的含义传达出来，保证译文读者接收的信息与原作者表达的意思一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展现社会生活和思想变化的直接表达方式，奈达认为掌握两种语言文化的重要性是掌握语言所不能比拟的，因为词汇只有在对应的背景下才有意义。因此，翻译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重视学生文化知识的学习，指导学生通过结合源语言中包含的文化现象和其词义、句义来进行翻译，将源语言在其文化背景下的真正意思传达出来，让译文读者也能接收到该文化信息，从而获得原著作者所表达的意思。中西方文化存在显著的差异，如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俗语通常带有贬义，如狗仗人势、鸡鸣狗盗等，但是西方国家的人认为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日常生活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则带有褒义，如dog-tired（累极了），a dumb dog（沉默不语的人），rain cats and dogs（倾盆大雨）等。由此可见，在用语习惯方面，中西存在显著的差异，该差异明显与两者之间的不同的文化习俗有直接关系。再如教师在翻译“粗茶淡饭”时，直接将其翻译为“hard， life of just bread and cheese”，但是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详细解释为什么使用“bread”、“cheese”，这种情况同样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有明显联系。水稻一直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主要农作物，在中国人心中，米饭代表着基本生活需求，因此有多种与米饭相关的表达，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等，而小麦是英国的主要农作物，人们的日常主食是面包和牛奶，因此在与基本生活需求的相关表达中则使用面包和牛奶。文化的差异会直接影响该地区的语言表达方式，因此译者在翻译源语言时必须根据原作者的意向来进行翻译，以消除由于文化知识背景不同而带来的阅读困难。译者可通过补充词语起源、背景资料等方式对相关词句进行解释，让读者在了解原著作文化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理解，从而更好地传递出原作者所表达的意思。
（二）传达原文风格
风格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语言使用的独特方式，包括如何进行结构布局、如何使用语言等。写作的风格不仅与作者自身的相关特点有关，还可能体现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因此，译者在翻译源语言的过程中应重视源语言的表达特点，并将深藏在语言中的特点表现出来。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应重视风格的展现，让译文将原作独特特点展现出来。如“Chilly gusts of wind with a taste of rain in them had almost dispeopled the streets”，译为“阵阵寒风，带着雨意，街上冷冷清清，几乎没有什么行人”，语法紧凑，语义完整，能很好地将原文中的意境表达出来。翻译教学中，教师可通过情景教学的方法将源语言中所描绘的场景还原，让学生通过直观地感受体味源语言的特色，使学生掌握不同原著作者的语言使用风格。
（三）读者反应相近
原著作通常面向与原作者同区域的读者，相同的背景知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原作者写作的意思。有学者曾指出：“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里头却要花很大的力气加以解释，对本族读者不必解释的事，对外国读者得加以解释”。不同民族人们可以相互交流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思维、行为所使用的概念系统是相同的，但是概念仅仅是一种认知模式，并不代表各个民族的概念涵义、适用范围均对等。不同知识背景下的概念可能并不相同，英文中某些具体的概念可能无法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具体表达，只能通过抽象的方式来表达。如“他可不是吃素的，你要加倍小心。”应翻译成“He is quite difficult to deal with，so you`s better be more careful.”在汉语中，“不是吃素”指凶猛、厉害，而“吃素”的动物则相对温顺，但是在西方国家中没有此概念，如吃草的“牛”在他们眼中则是比较厉害的动物。因此，翻译该汉语时，要用“难以对付”来表述。因此，在翻译教学中，应重视学生该方面的教学，引导学生多考虑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的反应，让译文读者也能通过译文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体验。教师在翻译教学中，可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使用习惯方面进行讲解，包括词汇、句法、语义、语用及文化心理等方面，交代对不同语言 的表达方式、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等，保证用词准确、合理，或者通过电影、小说等阅读材料强化学生对源语言文化知识的认识，丰富学生对外国文化的了解，从而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让学生学会使用最贴近原文意思的词汇来表达。
三、结语
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文化的差异给翻译带来巨大的挑战。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功能对等理论，强化学生对不同语言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从而提高翻译质量。
参考文献：
[1]赵冬梅，康春杰. 浅析功能对等理论在字幕翻译中的应用――以美剧《越狱》中文化词句的翻译为例[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146-149.
功能对等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一、科技论文的写作和翻译的关系 科技英语论文的翻译和写作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只有了解英语科技论文的写作特点，我们才能更加准确的翻译。同时只有了解了科技英语的翻译特点和难点，我们才能更好地运用到科技英语的论文写作中去。翻译学既要看到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又要看到他们之间的非相相似性。因此，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才能更好的进行科技英语的翻译与写作的工作。 二、Nida的翻译理论 翻译涉及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互动与交流。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观点决定了所持翻译理论的观点。 Nida认为一种语言能够表达的事物，那么另一种语言也可以表达。除了形式是信息的必要元素外。根据Nida的理论，从本质上来说，不同的语言在所表诉内容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各种语言的表达形式是有区别的。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不能把每一种语言的语言特点强加到另一种语言的身上。例如构词，短语顺序的排列和语篇结构等等。我们不能把一种语言中的正式的结构强加到另一种而又缺乏这一特点语言的身上。 因为所有的语言在形式上是不同的，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保持内容的一致，变换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根据Nida的观点，一个忠实原文的翻译并不是原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词和语法结构之间的配对而是从新构造作者所表达的含义并且强调在翻译过程中意义分析的重要性。 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Nida 意识到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因为Nida发现在翻译过程中最严重的错误不是词汇用的不准确，而是错误的文化假设。 他解释到语言反映文化，提供了接触文化的机会，在很多方面构成了文化的模型。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它是任何一种文化展现出来的最为复杂的习惯单元。 总之，Nida对于文化和语言的观点影响着他的翻译理论。 Nida的翻译理论是基于语义学，信息理论，人类语和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等理论发展起来的。 Nida的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当代的一系列理论，他乐于接受新的理论，这对于他的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方向和指导。 Nida的翻译理论在中国，被翻译成奈达的等值伦，奈达的等效论或是功能对等论。在Nida的理论中，“对等”并不是指完全相同。90年代Nida反复强调在翻译的过程中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对等是不可能的。根据他的观点，翻译并不是完全的相同而是在目标语言中达到与原语言“最自然”“最接近”的“对等”。很明显，在Nida的翻译理论中，“对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尽可能最大限度接近原语言。 “能动对等理论”是Nida翻译理论的核心概念。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Nida用“功能对等”代替了“能动对等”，强调了其理论的功能性。功能对等又进一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最大限度层面，另一个是最小层面。最小层面被定义为翻译文本的读者应该能够理解它到这一程度，也就是他们能够构想出原文本读者是怎样能够理解和欣赏这个文本的。而后者被描述为翻译文本的读者必须以原文本读者同样的方式应该能够理解和欣赏它。 功能对等论的最高层面是理想并且很难达到（除了一些规则性文本，而这些文本没有任何的美学价值）。而这个最小层面是实际而又真实的任何低于这个层面的翻译都是不可接受的。一个完美的翻译应该是出于两者之间。 Nida的翻译理论非常重视读者的反映，强调了读者的重要性。 Nida借用了转换生成语法的一些术语，例如（“转换”和“深层结构”）但是他的翻译模型是不同于乔姆斯基的模型。 A
B
X
Y （Nida’ Translation Model） A和B分别代表原语言和目标语言，X，Y分别代表原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核心层面。在这个翻译模型中，翻译者首先应该分析原语言的表层结构，然后再把原语言的信息翻译成核心层面目标语言。最后，翻译者把核心层面的信息重新构建了表层结构，这是Nida三步的翻译模型。“核心”的这一概念是关于语义结构，因此Nida 翻译理论中核心结构是有别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当表层结构向后转换生成为潜在的核心结构,那是一种解释的形式, “用同一种语言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同样的事情”。
功能对等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功能对等 政治语言 英译策略 启示
基金项目：六盘水师范学院校级课题“政治性语言的翻译问题研究――以的几次重要讲话为例 ”（Lpssy201212）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政治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有必要向全世界介绍、宣传中国的政治方针、政策。因此政治性语言的翻译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政治性语言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和内在逻辑构成，其翻译不同于一般的自然语言之翻译。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为中国政治性话语的翻译增加了难度。如何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使得源语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使译文能准确传达原文的精神与内涵，使原文读者和目的语读者产生共鸣，这是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课题。本文拟采用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来探索政治性语言翻译技巧的尝试。
一、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及其启示
美国著名翻译家奈达的核心翻译体系是“功能对等”理论。“这种翻译理论的动态特征取决于两种关系的比较，即目的语接受者同目的语文本之间的关系应与源语接受者同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大致对等。”（奈达，1984）强调把译文读者反映与原文读者反映进行对照，看二者是否达到最大限度的对等。“对等”是指二者兼顾，原文与原文读者、译文与译文读者兼顾，使译文读者达到与原文读者一样的理解和欣赏原文的程度，以读者反映为重点，以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再现原文内容。奈达的翻译理论体现了以读者的反映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并认为翻译过程包括译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与评价，更注重翻译的意义与风格的对等。
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为政治性语言翻译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指导。的确，政治性语言的翻译有其独特性，不能死译、硬译或生搬硬套。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政治、文化和消除语言、文字差异，译者采取功能对等而不是形式对等能更好地翻译出源语语言特点，从而达到更高层次的动态对等。
二、政治性语言翻译之中西思维差异
英汉民族思维的差异首先体现为中西传统哲学思维的差异：汉语思维是以主客体统一为基础的，即汉语主体意识比较强烈；而西方哲学思维是以主客体对立为出发点，也就是英语客体意识相对比较强。由此会产生其他差异。例如，汉语多用主动句，而英语则多用被动句。另外，汉语是直观思维，注重意合（parataxis），使读者和听者只在乎句子的意义及其之间的关系。此种思维方式容易轻视形式，“抛弃一切不必要的附属成分，只留下纯粹的思想”（O.Jespersen，1954）。王力也认为“中国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王力，1984）。直接表达现实和思维过程，体现悟性的相似。英汉民族思维的差异，还可以通过英汉句子的不同结构反映出来。但语言差异绝不仅仅是一个表层结构问题，它牵扯到文化所衍生的喜闻乐见的表现法，更牵扯到一个民族的历史、析学观所衍生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风格（ 刘宓庆，1996）。而英语则运用形合法（（hypotaxis ），采用严格的形态、词法规则，主谓必须协调一致。逻辑论证必须借助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和各种思维方法，在理性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和联系，对思维对象进行间接的、概括的加工，因而呈现抽象性特征（连淑能，2002）。
中西思维不同，直接影响语言的表达。思维直接支配语言，弄清它们的依存关系，能在语言与思维之间自如翻译。当然，中西文化差异会导致文化空缺现象，在汉英翻译时可能没有一对一的翻译，在目的语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词语。不过，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系统思维、现代科学模糊思维，中西思维逐步趋向交叉、合流与融合。
三、政治性语言文字与意义的差异
德里达曾认为意义不在语言之内，而在语言之先，语言本身无足轻重，不过是表达意义的一种工具。文字降格为媒介的媒介，永远游荡在意义的（德里达，1974）。语言是建构意义的一种生产模式，它跨越文字的疆界，打破强加于文字之上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从而揭去文本的表层，给文字一个更为自由和广阔的天地。在翻译时用文字还原本源的意义，巴尔胡达罗夫从话语语言学角度，指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过程”（巴尔胡达罗夫，1985）。
翻译就是翻译意义，不能脱离词语意义的运用，要实现对原语意义的全面表达，就要把握语言文字背后所隐藏的丰富文化内涵。在翻译中得把握文本的整体性、动态性特征。消除语言文字对翻译的束缚，特别是汉英译时政治性语言文字表面所隐藏的中国文化、政治背景。例如，如果不了解中国政治，就会把“精神文明”翻译成“spiritual civilization”。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精神”指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而这里的“spirit”含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相去甚远。“ethical and cultural”则是理想的翻译。同样，“文明”如果用“civilization”，有明显的“未开化”的意义，用“progress”最恰当。其实，翻译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对于政治性语言的翻译，更要把政治中所蕴含的政治信息完整地翻译出来，避免读者曲解原意，以便更好地宣传中国的政治文化，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四、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对英译政治性语言的借鉴
奈达的功能对等即动态对等翻译理论要求内容信息上的对等，同时达到读者反映上的对等，从而指导译者必须精益求精。在政治性语言的翻译中可以直接移植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策略并遵循其原则。依据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政治性语言文字和意义的差异性，实行以目的语和目的语读者为导向，以功能对等理论为依托的翻译策略，创造出政治性语言的翻译策略，共同破解政治性语言翻译的难题。
原文就是一句话，从形式上看，该段逻辑结构比较松散，如果按照汉语的逻辑行文，意义会模糊。而英文用了介词短语连接，主次分明，使句子结构中隐含的逻辑关系和语义关系显现出来，符合目的语读者的习惯，准确传达了汉语的意义。
综上所述，就政治性语言的翻译而言，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递政治语的意义，让世界更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此，要很好地翻译好政治性语言，得了解中西思维的差别和政治性语言文字和意义的差异，然后把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运用到政治性语言的翻译中，处理好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词汇，厘清中英文句子逻辑关系。这从理论上讲是合理的，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因为政治性语言翻译的实质就是源语文化信息、政治立场和观点的保留与再现，实现其信息准确传递的功能。
参考文献
[1] （苏联）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M].蔡毅，编译.北京：中
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5：8.
[2] （法）德里达.论文字学[J].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4：6.
[3] （英）Otto Jespersen.Language：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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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45.
[5] （美）奈达金堤.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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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Press，2004：172.
[7] 刘宓庆.汉英对比研究的理论问题：上、下[A]//英汉语言文
化对比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32-41.
功能对等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学翻译的形式，文学翻译的内容，动态对等，假象等值
1．引言
历代翻译家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中国都强调翻译要忠实于原文内容，“在必要和条件皆备的情况下，尽全力去实现‘神形皆似’，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黄德新，1996）。然而，正如Vemeer所指出的那样，译者的声言与他的实际翻译并不总是一致的。（1994：3）。问及译者，他会告诉你：他忠实的是原作的内容，得“意”而忘形，忽略了形式；从傅雷的“从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到奈达的“翻译就是翻译意义”（translating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要保留原文的信息内容，形式就必须要加以改变”（Nida & Taber,1969:5）。毕业论文，文学翻译的形式。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不自觉地认为形式与内容可分，且内容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至于原文的形式不必看得太重一遇到“陌生的”或保留难度较大的形式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用“归化”的方式，牺牲形式，只保留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外国文学翻译都失去了在原语的美感和诗意，反而是象林纾那样的“乱译”吸引了大批的读者。
文学之所以成其为文学，是因为它具有审美或诗学的功能。这是文学区别于其他语言产品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诗学语言的目的决定了在这一语言形态中语言媒介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文学或艺术审美的目的。（王东风，2001：5）
2．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
从信息论的观点出发，奈达将翻译定义为：“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值再现原语的信息”（Nida and taber,1969:12）。虽然在翻译时译者应尽力使内容与形式，“神”与“形”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总有两者的矛盾无法满意解决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奈达及其他许多翻译学家都主张，形式应让位于内容。奈达在阐明翻译的性质时，为译者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指导原则，指明了在这些矛盾中应该优先考虑的因素：
1）上下文等同优先于词汇等同；
2）动态对等优先于形式对应；
3）语言的口头形式优先于书面形式；
4）听众及读者通用、接受的形式优先于传统的享有威望的形式。
在动态对等与形式对等之间，奈达强调动态对等，也就是从接受者的角度（而不是从译文形式的角度）来看翻译。即：译文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要基本等同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
从奈达的动态对等和四条指导原则可以看出：
①奈达把信息论的观点用于翻译；“翻译是指接受语复制原语的信息的最近似的自然等值。毕业论文，文学翻译的形式。”（Nida and Taber,1969:12）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把翻译与信息论相比较，对于象科技文章等以信息传递为目的的题材还是合适的，但对于以审美、诗学为主要功能的文学翻译来讲是非常不当的，甚至是有误导作用的。信息语言与诗学语言的差别主国就在于各自的交际目的不同。Cameron认为，诗学语言和非诗学的区别并不在于语言运用本身，而在于运用语言的目的。诗学语言的目的决定了在这一语言形态中语言媒介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文学或艺术审美的目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和文体学家认为，在诗学语言中，语言媒介或语言形式本身就是文学的目的，正是由于语言形式的“文学性”（literariness）决定了文学存在的价值。因此，信息论用于文学是十分不合适的，是具有很大的理论误导作用。奈达所说的“最切近”是指译文要最切近于原文词句的信息内容；“要保留原文的信息内容，形式就必须加以改变”。文学的形式是否与原文忠实就这样被忽略了。例如：
1.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W.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3,3,134-135)
译文一：他要借着你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阁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
译文二：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方平）
朱生豪对这两行莎剧的翻译，一直受到译评家的赞许。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的“性忌讳”，朱氏采取从另才子佳人戏里信手取来的办法，将“上我的床”（to my bed）译成“相思”，将“活守寡，到死是处女”（diemaiden-widowed）译成“做一个独守空阁的怨女而死去”。这样一改动，原文所表达的本是热恋中的西欧少女渴望与已秘密举行过婚礼的情人，在肉体上也和谐地结为一体，以完成灵与肉的爱，却被朱译改换成精神上的“相思”，与原作的意境相距有多远！方平的新出的诗体译本，采取了严格的保留原作形式的译法，既体现了对莎剧艺术形式的最大尊重，又不折不扣地传达了原作的“神味”。（孙致礼，2002：1）
②奈达把读者反应看作是评判译文质量的标准。认为如果接受语（receptor language）读者读了译文后的反应与源语 (sourcelanguage) 读者读了原文的反应相同，翻译就是好的翻译。这样，就把读者反应摆到了翻译仲裁的地位。奈达强调：让读者透彻的理解是生死攸关的事（complete intelligibility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Nida,1974:1)。毕业论文，文学翻译的形式。与非文学翻译不同，文学翻译首要考虑的不是如何使读者透彻的理解以获取原文的信息，而是如何用形象的语言，艺术的创造，再现原文的空白与不确定因素。文学翻译的功能不仅仅在于传递原文信息的多少，更重要的是通过形象、艺术的语言，译出原作者的艺术风格，传达原文的艺术意境，给读者美的享受。如果文学翻译仅仅致力于使译文读者透彻的理解原文的信息，而忽视了文学的审美功能，读者从译文那里就得不到审美享受，这与文学翻译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3.从译家思想上要树立尽量传达原作的形式
行动受到思想的指导。毕业论文，文学翻译的形式。在这里译家和作家之间有种值得沉思的意识冲突：作家的意识取向是诗学取向的；而译家是有信息取向。毕业论文，文学翻译的形式。（王东风，2001：9） 文学家所追求的除了一部分信息内容外，还主要设法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语言表达方式本身上来。文学的一个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点就是文学性的创造。与作家的选择取向不同，译家的选择多倾向于信息的传递，对原文的诗学价值往往重视不够。在文学翻译中，强调忠实于内容而忽略形式的现象已是存在于译家的理论和实践中。毕业论文，文学翻译的形式。例如：
I had had no communication by letter, or message with the outer world. Schoolrules, school duties, school habits and notions, andvoices, and faces, and phrases, and costumes, andpreferences and antipathies: such as what I knew of existence.(Charlotte Brontё, Jane Eyre. Chap. 10: 117)
译文1。我和外面的世界不通信息。学校的规章，学校的职责，学校的习惯，还有见解，声音，习语，服装，偏爱，恶感；对于生活，我就知道这一些。（祝庆英译：81）
译文2。我和外界既没有书信往来，也从不通消息。学校的规定，学校的职责，学校的习惯和看法，以及它的各种声音、面孔、用语、服饰、偏爱和恶感，我所知道的生活就只是这一些。（吴钧燮译：107）
译文3。我和外面的世界既没有书信往来，也从不通消息。学校的规定，学校的职责，学校的习惯和见解，还有那声音、那面孔、那用语、那服饰和那好恶：这一切就是我所知道的生活。（王东风译，2001，5）
此例中一个显著的形式特征就是school和and的重复。作者选择它的目的在于宣泄一种感情，重复的school充分表现简。爱对好以前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的一种厌烦的情绪,而连续出现的and则使人感到所列举的事物没完没了，让人回想起她小时候在那里遭受的苦难，引起强烈的共鸣。在译文1和2中，两个译本都将school的重复体现出来，而将连词and弃之不译，显然译者是认为连词重复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而译文3较好体现了原文中and重复的情感联想和诗学意图，用其它的重复手段来实现同样的效果。对于几位著名的翻译家来说，之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些形式上的变化，完全不是对原文理解和汉语表达的能力问题，而是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有一种信息取向，只是重视了信息的传递，内容的忠实，而忽视了文章形式的传递。
4.避免假象等值（deceptive equivalence）
“假象等值”可定义为“译文与原文所指相同，但文学价值或文学意义却相去较远”。（2002，1：申丹）在语言形式这一层次上，许多译作虽然在原作意义实现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在形式并没有达到理想的传达。在文学翻译中，传统上人们不仅关注所指相同这一层次，而且也关注译文的美学效果。但这种关注容易停留在印象性的文学顺达，优雅这一层次上，不注重从语言形式与主题意义的关系入手来探讨问题。在文学翻译时，译者往往将对等建立在“可意译的物质内容”（paraphrasable material content）这一层次上（Bassnett-McGuire,1993）。在诗歌翻译中，倘若译者仅注重传递原诗的内容，而不注重传递原诗的美学效果，人们不会将译文视为与原文等值。但在翻译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时，人们往往忽略语言形式本身的文学意义，将是否传递了同样的内容作为判读等值的标准，而这样的“等值”往往是假象等值。
孙致礼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有许多人是不大重视原文语言形式的传译的。在此，我们认为，对于原文中有感染力的形象语言和句法结构的问题，译者最好采取异化译法，将之移植到译文中，既能为译文增添文采，又能给汉语带来新的表现法。如Unless you’ve an ace up your sleeve ,weare dished一句，有人译成“除非你有锦囊妙计，否则我们是输定了”，常被当作范例推荐给初学者。显然，这一译法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英语的have an ace up one’ssleeve 是西方玩牌赌博时早藏袖中的“王牌”，而“锦囊妙计”则是中国古代宫廷争斗或疆场战时封在“锦囊”中的神妙计策，彼此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内涵，因而能引起不同的联想，如果用来互译，势必给读者带来错觉。因此，这句话还是采取异化译法为好：“除非你手中藏有王牌，否则我们是输定了”。
5．结语
对奈达的理论，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所提示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以及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在多大程度上能适用于圣经之外的翻译，是个很有趣的课题。动态对等理论的实质是调整译文以使不同的读者能够完全地理解。过分强调“读者中心论”，对作品过分归化，虽然有等于克服语言转换上的死译现象，在文学翻译中这种重内容，轻形式的现象，损害了文学的形式美。在文学家眼里，形式并不是内容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文学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性赖以生成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式改变了，内容了就改变了。这在我们引介外国文学作品和向国外输出中国的文学作品的工作中，应当说是成功与否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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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柏然、许钧.译学论集[M].译林出版社,1997
[8]王东风.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值得沉思的现象[J].中国翻译,2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