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资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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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论文范文第1篇
我国研究生培养基地的正式建设始于2005年，经过近几年的研究与实践，北京、上海等地在这方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出现了一些典型案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高校与企业广泛参与，二者之间以多样化的形式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并加以细化。这种运行良好的研究生培养基地有效整合了高校内外的教育资源，推进了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其建设成效得到了广泛认同。在广西，自2007年9月开始启动研究生教育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建设，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为例，截至目前为止已与区内外大型企业和科研院所联合建立了“中电北海产业园”等4个广西区级基地和“湖南天银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等2个校级基地。培养基地由校企双方共同管理，在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在推进产学研合作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在管理体制、协作机制、双导师制、科研成果归属等方面存在问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合力发挥，不利于该培养模式优势的体现。具体而言，问题集中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管理制度不够完善。虽然校企双方在合作前签订了协议，明确了各自的责、权、利范围，但往往忽略了后续的培养基地管理制度的细化和完善，有些培养基地并未设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校企双方合作松散，各自的职责分工不明晰，容易出现日常管理中的真空区。协作机制亟待健全。校企双方沟通不畅，在人力、物力投入方面各有顾虑，导致合作的深度和持久性缺乏，如在科研立项方面，学校不能面向企业的需求，而企业又追求“短平快”的项目，缺乏长远考虑，双方各自的优势资源未有效整合，造成教育资源的闲置浪费。“双导师制”未落到实处。研究生进入培养基地后，学校和企业导师应共同指导研究生开展科研工作，双方在指导上各有侧重点，这是一种理想的模式，但现实中学校与企业导师之间的交流甚少，合作指导研究生流于形式，双方的优势资源未能得到有效整合。科研成果归属有分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是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典范，产学研合作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由于对成果的分配缺乏明确规定，容易产生利益纠纷，以致科研成果无法转化进入市场，造成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浪费。之所以会产生上述这种问题，究其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校企双方未能建立合理的“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合作单位双方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双方优势资源未得到有效整合及教育资源利用率低，影响着培养基地在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优势，不利于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二、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评价体系的设计
研究生培养基地的创立有利于争取到优质社会教育资源，但是否对其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和利用，这需要评价体制来加以规范和约束。而建构评价体制，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国内对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评价体系的研究还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高兴武的研究成果，即以评价基地建设、管理制度和培养成果为目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侧重的是对基地建设成果的评价。在借鉴该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运用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理论做指导，从培养基地的教育投入、过程管理和产出成果三方面构建研究生培养基地评价指标体系，并贯穿如何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探索教育过程中的投入和有效使用状况等内容进行评价。
（一）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理论简析
教育资源是指投入到教育过程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而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即投入与产值之比。教育资源利用效率这一概念移植于经济学范畴，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中国内学者王善迈教授给出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解释，他认为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是教育资源消耗与教育直接产出成果的比较。我们可以通俗理解为教育资源投入与产出之比，前者在具体内容上表现为一定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教育资源投入，后者主要表现为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教育成果产出。对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效率本身的研究，而应紧密结合教育这一背景，发现教育资源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找出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原因，从而挖掘教育资源利用的潜力，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二）评价指标设置原则
为保障指标体系构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系统性。由于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评价指标体系的设定必须能综合全面反映培养基地建设的各方面，客观地反映培养基地建设的发展状况，将评价目标和指标加以有机联系。科学性。评价指标的设定需客观反映研究生培养基地的特定属性，评价指标含义明确、简洁明了，避免出现模棱两可或产生歧义的评价指标。独立性。避免评价指标间的互相重叠，即相同的指标体系出现在不同的评价环节，而应做到各个指标互为补充，避免太强的相关性，保持评价指标较高的辨识度。可操作性。根据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的发展现状和实际发展状态设置指标，每一条指标都是可测的，尽量考虑到数据获得的可能性，避免评价落空。
（三）研究生培养基地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
依据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理论，研究生培养基地评价体系的设计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研究生培养基地的教育投入、过程管理、成果产出。这三方面的内容也是教育资源利用的三个环节，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该评价体系目标指向清晰，即通过评价，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中的资源浪费，使产学研合作达到投入产出比的最大化。
1.基于教育资源投入的评价指标。基于教育资源投入的评价应立足于研究生培养基地建设中合作单位双方人力、物力和资金的投入量，以及双方优势资源的整合程度，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合作双方人力资源投入方面，主要关注“双导师制”培养模式是否有效落实。进入培养基地后，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任务是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下进行的，双方导师应根据培养计划，结合学生的个体实际情况，在合作过程中进行适当分工，共同把握学生的研究方向和论文开展工作，尽量与培养基地的工程实践紧密相结合，保证培养质量。（2）双方物力资源投入方面，重点关注实验室资源共享程度。合作双方需保证提供实验场地，开放实验设备的使用，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3）双方财力资源投入方面，确保有足够的经费保障培养基地的正常运行。培养基地可设研究生培养专项经费，经费的构成可从学生的学费中抽取一定比例，加上合作企业或科研院所配套一部分资金，用于培养基地的建设与管理，其中包括对培养基地的导师、管理人员的补贴，以及研究生的科研和学术交流费用。
2.基于教育资源的管理与利用的评价指标。本部分的评价观测点应基于研究生培养基地的教育资源是否得到有效的管理和利用，换言之，也就是说合作双方是否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减少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实现投入产出最大化。评价指标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设计：（1）管理机构是否健全。培养基地应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负责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和质量监控，并发挥出密切校企双方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作用。（2）合作机制是否完善。校企双方在签署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应拟定培养基地建设的规划与目标，并对培养基地的合作运行模式做出细则规定，比如双方各自需承担的责权利、经费投入比例、经费和人员管理、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内容都应涵盖到。（3）对投入资源的利用情况。本部分的评价偏重于可量化的硬性指标，如合作承担的科研项目数量、共建实验室数量、实验设备利用率等。
教育资源论文范文第2篇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随着与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与此相对照，教育领域的供求关系却仍然十分紧张，一方面教育供给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财政资源的供给不能满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实际上面对着“短缺教育”的现实，许多教育问题由此而生。“短缺教育”（主要是经费短缺）的特征及其成因，寻找其解决途径与策略，成为现阶段教育战略与政策的必要依据，也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试图就“短缺教育”条件下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教育人口的发展家，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我国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财力供给和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决定的。不过，不同时期这种短缺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般而言，开始主要表现为满足基本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之后主要是扩大和增加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再后则是接受高水平、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我国现阶段可以说是这三个阶段的教育短缺同时存在，只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侧重点有所不同。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尚未实现，资源性短缺首先集中反映在满足基本教育机会方面；中部中等发展程度地区，初步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资源性短缺转移到巩固“普九”成果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方面；东部发达地区，正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资源性短缺集中在高等教育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方面。可见，教育资源的短缺会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在低层次教育短缺问题没有解决时，高层次的教育短缺必然存在，除非采取逆向发展战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首先投向高等教育和精英型基础教育，才可以暂时缓解高层次、高品质教育的供求矛盾。但是，从长远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教育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最终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把握“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发展战略重点的选择，具有与实践意义。
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还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既反映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特点，又反映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总量性短缺是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取决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而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调节和政府的政策调控得以缓解。因此，从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的角度，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
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性短缺，是我国教育供求关系基本矛盾的反映。例如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居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后，教育需求高移，教育消费成为生活消费的新热点；国家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化，教育必然要实行适度超前发展战略。这些因素使我国社会教育需求持续增长，教育规模不断扩展，仅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就达到2.3亿人。而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必然制约教育的投入水平。以1998年为例，我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945元（折合114.4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人均241美元，生均1273美元），这就使教育经费的供给难以满足现有教育规模的需要，更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供求关系的基本国情：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教育资源的总量性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根本解决；而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加剧了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程度，因此，现阶段解决好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可以缓解总量性短缺的程度。
二、缓解财政性短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
随着的持续快速，我国财政性经费不断增长，从1990至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2563亿元，其中政府拨款由426亿元增加到2086亿元。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前期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3%下降到1995年的2.44%，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回升，但直到1999年也只占2.78%，并未达到《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要求，也低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9%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38%上升到52%，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由62%下降为48%，尤其是县、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严重基础教育，主要是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的基本途径，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改变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不足，从长远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而从财政收支而言，一方面是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连年下降，从80年代初的32%下降到90年代初的10.6%，直到1998年才提高到14%（预算外收入未列入），明显偏低，影响财政对教育的支持能力。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减少较为普遍存在的生产性浪费和行政性浪费现象，尽力扩大化税源，足额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增强政府教育投入的财力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体现教育优先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方针。现在国家财政对于亏损的国有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对于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投资，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势必影响国家对公共事业的投入。在公共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的增长过快，从1991年至1998年行政管理费增加了4倍，而同期预算内教育经费增加了3.4倍，在全国正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的增加幅度超过了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这里还没有中央部门的行政管理费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幅度的差别，也没有分析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的项目。总之，即使在现有财政收入总量的条件下，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也有可能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进而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此，需要完善财政预算的审核制度，实行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和教育部门参与预算编制与审核的权力，保证财政支出真正体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向。
三、摆脱体制性短缺：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
所谓体制性短缺，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造成单一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政府），限制了非政府渠道的资源投入，其结果一方面政府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教育市场，加剧了教育资源短缺的程度。我国长期来沿袭计划经济同步的单一公办教育体制，政府承担了（主要是城市）公办学校的几乎全部经费（包括高校学生的一部分生活费用），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有限的政府教育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公办教育的经费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开始突破单一的公办教育体制。到1999年止，全国共有民办教育机构（不包括幼儿园）4138所，在校学生140多万人，当年经费收入48亿多元，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2949亿元的1.63%；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41.85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4.81%，其中农民集资53亿元，占1.8%；学费、杂费收入369.7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2.54%.可以看出，各种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正在增加，尤其是学费、杂费的收入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0年的2%到1999年的12.54%，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与社会教育需求以及居民的支付能力相比，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仍然偏低，现有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仍然没有为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提供宽松的环境，体制还是教育资源供给短缺勤的重要原因。
既然体制性短缺的根源是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过于单一，那么，改变体制性短缺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单一的公立教育和政府投资的体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加大市场参与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具体地说，政府要改变作为教育资源供给的惟一主体的角色，分别教育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的不同属性，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退出私人产品领域的供给，调节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教育供求关系的作用，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缓解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实现教育供求的动态平衡。
解决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政府与市场要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把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供给作为主要责任，实现基本教育机会的公平原则，同时把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并运用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创造市场参与的法规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探讨市场参与的多种途径，扩大市场准入，从社会吸纳教育资源供给，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教育机会。
这里，仅就正在发展的几种社会参与的形式作些政策性探讨。
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教育，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投入，这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教育供求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民间对教育的投入有很大的潜力，民办教育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民办教育的规模仍然有限，学校数和在校生数仅占公办学校数的0.6%，即使这样，现有的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方面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尚不完善，发展民办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民办教育起步不久，基础薄弱，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展民办教育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大体包括：（1）由非政府机构和公民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2）公办学校改制，即校产国有，民办机制运行，亦称“国有民办”；（3）公办学校举办民办二级学院或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分校；（4）由混合办学主体举办的民办学校，即一部分由公办学校的校产入股，大部分由民间资金投入，按民办学校机制运作（有的地方把这类学校称之为“股份制”学校，似不准确）；（5）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也按照民办机制运作。在各种非政府办学投资中，有国有企业、派、社会团体，也有民营企业、公民个人等，而实际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来自学生缴费。因此，不能单纯以投资来源作为衡量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依据，也就是说公立学校可以吸纳非政府的资金来源，而政府也可以资助民办学校；民办教育既可以由非政府机构和个人新建学校来发展，也可以利用公办教育资源，通过改制来发展；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出各种混合型的学校。总之，办学体制的改革，要在国家法规和政策的规范下，更多地市场机制，按照有利于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有利于扩大教育机会，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办学体制，增强教育满足社会多种需求的能力。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实行教育成本由受益者分担的原则，也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改革举措。在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已经不可能承担公立教育的全部经费供给，非义务教育阶段按照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适当收取学费，既是在教育投资上效率优先原则的体现，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高等学校实行公费生、自费生、委培生制度，对一部分计划外的学生实行收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限，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度，高等学校实行收费并轨，统一按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和住宿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收取少量杂费，使学杂费收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1990年的2%增加到1999年12.54%，成为教育经费各项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项。现在的是如何规范公立学校的收费制度，使之既能增加教育供给，又要符合家庭承受能力，并尽可能保证教育公平，这就需要以下问题。
（1）学校收费标准的确定。目前高校收费一般占成本的20%～30%，财政拨款约占50%～60%，从实际需要而言，还要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但高等学校的学费已占经常性支出的27%，从家庭支付能力看，现在教育费开支已占家庭消费支出的8%～9%，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可能承受大幅度提高学费的负担，至于广大农民则更缺少支付能力，近几年农村初中辍学率的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高中和高校提高收费标准的消极反应。因此，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要与多数居民的支付能力相对应。
（2）如何区别不同的收益和回报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例如某些回报收益率高的热门专业，可以提高收费标准，有的可以按成本收费，而有些关系国家文化发展的基础学科等专业则可以免收学费，或设立国家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用收费政策，调节专业结构和供求关系。
（3）健全法规制度，规范社会捐赠和赞助行为。要设立学校基金，把社会捐赠和赞助规范化、公开化，使之与学校的招生脱钩，并使基金的使用与运作制度化。
在市场活动中，资本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教育界开始注意资本的注入对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作用，金融界也开始把教育作为投资的一个新领域。于是，就提出了金融资本与人力（教育）资本相结合的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主要表现为教育系统（包括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向银行贷款，或由企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教育设施，由学校租用或合作共用。这无疑能增加教育投入，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困难，如果应用得当，也是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的新途径。但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主体，应该是能自主处理产权关系、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它也不是营利性机构，它同金融机构发生的信贷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着信用责任，这就有一个政府、学校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少地方政府用借贷兴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借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金额约五百多亿元，原来打算用以后几年的教育费附加偿还贷款，如果农村实行费改税的改革，则还款来源没有着落；一部分高校的贷款也有还款来源问题。因此，需要探讨金融资本介入教育的相关领域与政策，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借贷一般发生在：一是举办民办学校；一是建设学校后勤社会化设施；一是满足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前两种借款属于企业和个人行为，应用市场运作的方式与机制处置。而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除少数大学城由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设施外）多数由学校借贷，数额大，周期长，有的地方提出仿照国家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实行政府财政贴息的长期贷款，即把还款期定为20～30年，政府财政付息，学校通过收费、创收等途径，分期偿还本金，这是一种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办法，在目前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试验。当然，学校如何运用金融资本运作，需要慎重研究，一方面要遵循国家有关金融的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教育与学校运行的特点和。
四、调整结构性短缺：强化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中，由于水平的差距，在不同地区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生存性短缺和发展性短缺这两种类型的短缺，这可以归纳为结构性短缺。这种结构性短缺反映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和的原因而造成的发展水平和教育基础的悬殊，例如地区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省与省差几倍，县与县差几十倍，乡与乡差上百倍，实际上是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的差距。这方面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有赖于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教育投资向一部分学校倾斜，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短缺，仅以生均成本核算为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高等学校为3.9倍，中学为7.3倍，小学为8.8倍；城市的“标志性学校”与农村的学校相比，差距百倍以上。在教育的实际运作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具有超过当地消费水平的“豪华”设施，而相当多的学校则缺乏基本的办学设施，仅以实验仪器和图书配备为例，尚有约60%的小学和50%的中学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相当数量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全国拖欠教师工资达一百数十亿元。这种生存性短缺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失衡的严重性，政府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结构性短缺的关键因素。
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扣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要求为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政府应当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基本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的“度”的现实选择，例如在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财政资源应当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实现基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时，在此基础上，政府尽可能扩大自身和社会的财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投资取向和政策选择，首先是不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则需要特别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严重的生存性危机。在一般与重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一般学校生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重点建设若干学校和学科，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相互和相互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重点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重点投资的带动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关系上，既要承认区位优势的客观性和区域差距的长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拉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又要运用经济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段，使地区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且通过实行投资和政策适当向西部倾斜的战略，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
教育资源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的人口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伴随着人口总量的严格控制，人口年龄结构却发生了峰谷交替的剧烈波动，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资源的配置与效益。从我国人口发展的这种态势来看，大城市平均领先于全国约25年[1,2]，且其教育资源又集中了全国的大部分，因此，对大城市的人口控制同教育资源配置的协同研究就应及早提上议事日程。过去对此问题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研究[3]，使人口控制和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协调。因此，在强调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的今天，解决人口与教育的协同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我国各大城市与上海市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相似性及其相位差
上海市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等指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城市中均属最低水平，1993年起户籍人口整体出现自然负增长(-0.8‰)，率先跨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行列，其人口年龄结构如图1所示[4,5]。
附图
图1上海市1996年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
北京等大城市与上海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峰谷交替具有相似性，只不过在年龄或时间上有所先后，即存在相位差。例如北京波动相位差比上海滞后约5年，人口自然负增长滞后约15年，如图2、3、4所示。
附图
图2北京市1990年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附图
图3上海市1990年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附图
图4我国各大城市相对上海市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的相位差估算示意图
我国37个大城市（指市区非农业人口大于100万者）人口年龄结构相对于上海的相位差滞后0～10年不等，而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则滞后6～40年不等，如图4和表1所示*
加权平均相位差24.85注：以上数据以我国人口第四次普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口发展的态势为依据近似估算得到。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各大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发展态势基本相似，但存在着相位差，上海相对于其他大城市处于领先地位。
二、上海市人口控制与教育资源配置的协同分析
上海从1993年起，抚顺和沈阳从1999年起都已发生人口自然负增长，其他30多个大城市也将紧接着相继发生类似情况，因而相应的协同不但具有紧迫性和长期性，而且更有局部性和全国整体性。因此，有关政策的研究可在上海先行试点，而后逐步推广。
1.学龄人口数的峰谷交替对教育资源配置的重大影响
上海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峰谷交替，必然导致学龄人口数的峰谷波动。1982年前后，出生人口数出现了一个小高峰，每年出生人口数一般在15～20万人，但近几年出生人口数急剧减少，1995～1999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数只有6.61万人[5,8]，形成低谷，对教育冲击极大。这样，1～3岁入托的人数和4～5岁入园的人数也就相应出现峰谷交替，因而原先适应15～20万幼托人数的教育资源严重多余。目前上海市的小学生源急剧减少，约为10万人左右，如图5所示[4]。而原有教育资源却能适应15～20万人的生源，从而也导致了严重的多余。但按照上海人口规模目标的要求，15～20年之后的生源又将逐步回复到15～20万人的等级，因此，对多余的教育资源又不该任意搁置与浪费，应予更加合理的调整和配置。
附图
图5上海市2000～2020年小学生源人数与可容纳量预测
上海市高中教育的调整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其初中毕业生人数1998年已达最高峰值21万人，从1999年开始有一个小幅回落，2001年又将回复到较高水平，如图6所示[4]。
附图
图6上海市1996～2020年初中毕业生与高中招生能力预测
上海高等教育也面临着挑战。由于80年代初上海人口生育的小高峰，大学学龄人口数的高峰期也将来到。而从上海市1993～1999年人口负增长的情况看，到2011～2017年，大学学龄人口数将急剧减少[8]，如不采取有效措施，相应的教育资源也将难以得到优化的配置。
2.外来劳动人口增长对人口整体素质提高提出的新要求
外来人口的稳步增长是影响上海人口总量的一个重要因素。1993年至1998年5年间，全市常住人口由1403万增加到1464万人，其中增加量的80%为外来人口。每年在沪务工的外来流动人口约有200万人，90%以上是中青年，其中60%～70%的人处在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之中，已成为上海事实上的居民。外来人口子女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平均每年级人数约达1.5万人，在一些外来人口聚居的区域，会给教育资源的布局带来较大的压力[4]。
三、北京等各大城市人口控制与教育资源配置的协同分析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上的相似性，北京等各大城市也会相继出现上海市目前所面临的教育资源配置的类似问题。抚顺和沈阳1999年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北京、大连、天津、长春和吉林5个大城市也将在7年之后紧接着步入负增长，形势也相当严峻；其他如哈尔滨、南京以及郑州等20多个大城市也将相继出现类似情况。同时，各大城市的资源配置又互有关联，并非完全孤立，运作得好，可以在地区上时间上互补协同，发挥更大效益；反之，相互之间会形成冲突和冲击。因此，我们应从全国整体上高度重视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
四、我国大城市教育资源配置的对策建议
1.建立“中国人口与教育资源信息管理系统”
尽快建立大城市的“人口与教育资源信息管理系统”，跟踪人口控制的现状，及时掌握学龄人口数峰谷波动的情况，探索各地生源峰谷互补的可行性，发掘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能性，强化体制机制改革与开放的力度，提炼或制订相应的指导性政策和法规。
2.利用各种途径扩大和调剂生源
学龄人口数峰谷交替现象所导致的生源多余或缺乏已成为困扰各类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难题。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外的教育资源也可能会进入一些大城市，争夺部分生源，导致生源结构发生变化，将对教育事业形成新的机遇和挑战。各大城市可以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在时间上的相位差，充分发挥各地生源在峰谷上的互补效应，可以跨省市扩大和调剂生源。各类学校应相应地完善软件设施，强化内部管理，充分提高原有教育资源的效率和效益。
3.加大师资队伍培训和调整的力度
各类学校应利用生源在不同城市不同时期的峰谷现象，有序地加大师资队伍培训、调整和提高的力度；同时，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有责任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各类学校应针对老中青三代教师采取不同的方法，以确保教育队伍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4.强化教育资源的多元化运作——部分教育资源作为非营利性产业进行特殊运作
深化体制改革，强化教育资源多元化的运作方式，可有公办、民办、引进外资协办及混合办等多种方式，各种方式中的全部或部分教育资源都可作为非营业性产业进行特殊运作。
民办学校，在特殊运作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认清民办学校的意义。要纠正“私立学校即贵族学校”和“私立学校即私有学校”等片面观点；(2)民办学校要同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进行运作，成为相对独立的实体单位；(3)抓紧政府立法，大力加强民办教育的法制建设；(4)政府应为民办学校提供适当的支持、资助和监督[9,10]。
教育资源论文范文第4篇
综观中职学校各种教育资源的应用，除社会资源，仅校内资源就普遍存在资源浪费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根源多是由于会计实训教学资源缺乏有效整合，没有很好地将教育资源进行整体优化，会计实训教学未能突破拼盘式课程结构。对此，我将中职学生认知发展规律与自己多年会计教学体验相结合，尝试将教育资源在会计仿真实训模式下进行整合，进而使之更有效地应用于中职会计实训教学。
第一，精心做好理论准备。刚升入中职学校的学生没有任何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在第一学年中，其学习重点还是对会计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教师应该在理论学习中逐渐引导学生对财务人员工作内容形成初步构想，了解认识财务相关的工作岗位职能，为仿真会计实训教学做启蒙。这一阶段中，只能先开设一些操作性较强而知识运用要求不高的会计实训课程，如：点钞、珠算、传票翻打、原始单据填制等。这类实训课程由于其可操作性强，学生得到正确技巧指导后，只要保证足够的练习时间都会看到技能水平明显提升。从第一学年就开设此类课程，不仅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在校时间练习，而且技能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激发学生对专业课程学习的兴趣。
第二，潜心进行模拟应用。实际工作中最常见的会计岗位有：出纳岗位、存货核算岗位、固定资产核算岗位、成本核算岗位、利润核算岗位等。实训课教师可以先对这些岗位逐一进行实训练习，而后再进行仿真的综合应用操作。实训课程的教学不如理论课程教学见效快，这要经过几个环节：模仿——尝试——纠错——熟练。学生要真正掌握好一个岗位的实际工作内容需要经过反复地体验总结，只有在遇过几个难题、犯过几次错误后才能真正体会到岗位工作的关键所在，进而真正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该学习阶段专业实训内容丰富多变，因此，采用的教学手段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在出纳岗位的仿真实训中，首先，教师可采用行为引导型教学方法让学生来模拟一位出纳员一系列的工作内容，这能较全面地学习出纳岗位的各种工作内容；其次，学生了解了出纳员的基本工作内容后，可采用项目教学法，让学生仿真模拟出纳员的某一项工作的具体操作；最后，当学生对这一岗位较为熟悉后，则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让大家对某个实际工作中的问题通过讨论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既能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培养学生参与意识及团队合作精神。这一阶段的综合仿真实训练习，实际就是将各个财务岗位的工作内容进行有效地结合，这也是会计仿真实训模式最全面的一种教学方式。此时，练习的主要目的不是提高学生对于困难的解决应对能力，而是要考查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系统掌握情况，以及对各种职业能力的综合应用。学生可以分组进行岗位轮换，如果能够结合沙盘模拟教学就能通过这类练习从多个角度把握企业整体会计职务工作流程。
第三，用心推进总结提升。不少中职类学校都安排学生在第三学年进行了专业实习，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学生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的时候，也是对学校实训教学效果好坏进行评判的重要环节。虽然平时学生并不在学校，但是老师仍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由于每个单位对财务人员的需求人数并不多，所以一个班级几十位学生常常分布在很多不同的企业见习。其中就包含了属不同行业的各类企业，多保持与学生的联系，收集见习单位的相关信息及意见，这对修正实训课的教学方向，提高实际教学效果有极大的帮助。初入社会的学生们在工作中常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这些都是在学校实训室中无法模拟的，其中也包括各种非专业技能，而是有关职业素质的问题。为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仍是教师义不容辞的工作。同时，也可以了解学生的薄弱环节，为实训课程的改进提供参考。同龄人在交流时会产生更多的共鸣，老师可以在学生定期返校时组织一次交流会，让大家谈谈对见习的感受，或是讨论一些遇到的难题来共同解决。通过大家经验教训的交流，可以使学生更快增长见识，提高职业能力。也可以借助网络这一平台来实现这一目的。
作者：孙弋程
教育资源论文范文第5篇
音乐风格和体裁等所具有的特性，都可以从跌宕起伏的旋律中得以捕捉和体验到，并进而拨动学生的心弦来产生共鸣和获取审美体验。根据《乐记》的观点，人的心理会受到外界影响而表现出不同情感。缓慢旋律和急促旋律分别会引发人的安乐和忧愁，庄严旋律和宽敞旋律分别会引发人的肃敬和慈爱。显而易见，具有不同旋律特色的音乐对处于不同心境的学生可以起到独特的调节心理效果。在音乐课程教学中，教师通过平时对学生的接触和沟通，得以分析每位学生的气质特征，进而利用与之适应的旋律来帮助学生控制平时所显露的不利的性格因素，以便逐渐引导学生发展有利的性格因素。譬如，对于胆汁质型学生而言，可以通过播放和缓抒情的旋律来抑制其攻击性的性格；对于抑郁质型学生而言，可以通过播放欢快明亮的旋律来引导其奋进向上的性格养成；对于粘液质型学生而言，可以通过播放激昂高亢的旋律来改变其被动拖沓的性格。
二、情感类元素
情感类元素是通过学生的日常音乐技能训练和乐理掌握来充实自身的音乐体验，并通过学生欣赏、共享和创作来积淀音乐素材，进而实现音乐课程教学的情感培育。
（一）体验
音乐课程教学效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学生对音乐的认知能力，而是决定于学生对音乐的体验。而对于学习或模仿极强的学生而言，其心理品质的塑造离不开知、情、行的共同作用，其中情的作用在学生学习音乐的历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究其学生的情感体验而言，情是触景生情式的感悟，是学生内在的“体验”。在音乐课程教学中，学生的音乐体验主要来源于身临其境的音乐演奏和音乐演唱。不过，此处的音乐演奏和音乐演唱并非是指向传统音乐课程“机械教学”之中的演奏和演唱，而是指向现代音乐课程“体验教学”之中的演奏和演唱，以便通过运用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合唱、合奏；轮唱、轮奏；齐唱、齐奏）来体验音乐教学的心理内涵。
（二）欣赏
一般而言，欣赏是通过倾听和其他途径而引起内心共鸣和接受。单就音乐课程教学来说，学生通过对音乐的理解与领悟而对音乐所表露的内容予以认可，并使学生身心达到释放和愉悦，进而获得内心长久留存。这样，获得学生欣赏的音乐作品能够促使音乐教学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也是维系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催化剂。仅此意义而言，欣赏可以说是音乐课程教学的一种有效方式。毋庸置疑，音乐是一门听觉艺术，没有高超的倾听能力就无法领悟音乐内在真谛，也就无法体验到音乐所呈现出来的潜在信息。因此，新音乐课程标准强调学生倾听能力的培养，以便使得学生具有音乐审美能力。而音乐欣赏一般区分为感受和鉴赏先后两个过程，感受一般是对于包括音高、音色等在内的音乐性元素和乐曲创作背景等在内的非音乐元素的体验与认知，鉴赏是学生抛除乐曲背景并结合自我经验和当时心理而予以诠释或建构该乐曲。
（三）创作
音乐课程教学之中的创作是学生音乐积淀所爆发的结果，同时也是学生创造性思维锻炼的结果，此处创作主要包括即兴创作和运用音乐材料创作。即兴创作主要包括探索音响与音乐活动、即兴创作活动两项。探索音响活动是指探索一切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声音过程，探索音乐活动是指探索音乐属性的教学。而通过系统的探索学习操作进而能够自制简易乐器也是课程探索的重要内容。即兴创作活动则是学生利用已有音乐知识并基于创作之时的心态来进行音乐作品创作，是一种“率性而为”的情感表达方式，也是“心理发泄”调适方式。运用音乐材料创作是凸显自我表达和彰显自主性的音乐创作活动，是学生对所喜爱的音乐作品进行诠释和建构，这不仅是学生自我内心情绪的表达，也是对现有音乐作品的“再创作”，是学生动员多重维度进行拓展的结果。
三、文化类元素
音乐是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民族音乐，在世界文化融合的进程中，各个民族音乐又会相互借鉴与取舍，但是在民族音乐发展的过程中，唯有潜藏蕴含在音乐背后的心理因素会基本保持稳定，并通过各种音乐符号和音乐形式予以体现出来，而音乐家的心路历程和音乐作品主题就是文化承载的体现形式。相对音乐家的心路历程而言，音乐可以说是音乐家人生积淀和心灵流淌的载体，在音乐课程教学之中贯穿讲解音乐家的创作背景和人生轨迹，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跨时空的无缝交流，以便深刻领悟音乐作品信息。相对音乐作品主题而言，它区分为情绪主题（主要是基于本能反应所感受到的音乐作品所营造的情境主题）、音乐形象主题（主要是通过形象思维而产生的视觉、听觉等充斥其间的“联觉现象”，并对音乐作品进行本体解析的主题）、精神主题（主要是从理性高度予以提升的主题），并对音乐欣赏教学中心理教育资源的开发起了揭秘和启示作用。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