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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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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的故事

世说新语中的故事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世说新语》;《晋书》;小说;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137-02

《世说新语》本是治文史者耳熟能详的古典名著,自问世以来,历代就冠之以“小说”的名号。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到《文献通考》、《书目答问》等,都将其文体归之为小说。故而,《世说新语》在我国古代被称为小说是没有异议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古代小说?它的由来是什么呢?

就如今所见材料看,“小说”一词最早出自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1]在这里,庄子把异于自己的学说称之为“小说”,以区别于自己的“大达”,显示了庄子位于大达的高度而鄙视异家学说的鲜明倾向。随后,在《荀子・正名》篇中有相似的记载:“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2]杨注云:“知治乱者,论合道与不合道而已矣,不在于有欲无欲也。能知此者则宋墨之家自珍贵其说,愿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也。”这里的宋墨之家被视为“小家”,与荀子所代表的儒家相对,“珍说”是指不合大道、不中义理的浅薄之论。“小家珍说”即“小说”,二者只是不同的称呼罢了。

在先秦时期,“小说”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文体概念,它只是一种判断标准。到了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小说”一词作了明确阐释:“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3]颜师古注引如淳语云:“稗官:小官,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综观《汉志》的论述,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小说即小道,君子不为;第二,小说是街谈巷语、刍荛狂夫之议,王者可用以观风俗、正得失。第一个观点是对先秦诸子不合经艺大道这一思想的发展,而第二个观点则是《汉志》的创新之处:小说与王者采风观俗联系起来,强调小说有益政化,这就赋予了小说一词以积极含义。《汉志》首次把“小说家”独立设目,自此以后,小说在各类正史文献中都有一席之位,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得到真正确立。

《世说新语》记载故事一千一百多则,分为三十六门类,篇幅短小,多者不过几百字,少则寥寥数语,是典型的“残丛小语”。它没有记载国家要事,内容多表现魏晋上层人士的谈吐、风度、精神风貌等,文风轻快、详实。故明人胡应麟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4]它主要记载人们的言行举止,没有太多与国家生活相关的政事的描述,因此,符合我国古代判断小说的标准――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这就是历代都把它称之为小说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不能再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古代的小说,如果还固执地认为它是小说,那就是忽视了对小说的定义。但此类事情偏偏发生了,如徐震鄂在《世说新语校笺》的前言中提到:“《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作的一部主要记载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遗闻轶事的小说。”[5]游国恩在《中国文学史》中也说:“《世说新语》,它是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诸如此类论断恒河沙数。今人仍然把《世说新语》当小说看待,明显是受到古人小说观念的影响,然现代小说并未继承先秦诸子以及《汉志》对小说的界定,它过去的定义既然已发生了根本变迁,我们再把它归入小说,显然不合时宜了。

那么,现代衡量小说的标准是什么呢?什么是现代小说呢?《辞海》对“小说”的定义是:“文学的一大样式。以叙述为主,具体表现人物在一定环境中的相互关系、行动和事件以及相应的心理状态、意识流动等,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在各种文学样式中,表现手法最丰富,表现方式也最灵活,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可以并用,也可有所侧重,一般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基本手段。”也就是说,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环境描写是小说的必备要素。但是,虚构是小说的最本质特征。章培恒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卷《魏晋南北朝小说》一章的开头说:“小说是一种虚构性的文学。”如果没有虚构,我们古代的经典史学著作《汉书》、《后汉书》、《史记》等等都可以称之为小说了。下面我们用今天的小说标准――虚构、人物塑造、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衡量《世说新语》,辨个究竟。

首先,来谈小说的虚构。王能宪在《世说新语研究》中说:“《世说》是真人真事的文学。”[6]它是对当时上层人士的言行举止的如实记录,没有虚构的成分,它的创作意图就是为当时的文人名士提供可供借鉴的参考资料,根本无意于创作小说。袁行霈也指出:“虽系小说家言,未可直以小说视之。其于魏晋社会政治、哲学、宗教、文学以及士人之生活风貌、心理状态,莫不有真实记录。”[7]从内容上说,它是一部生动纪实的史料集;从社会效果上说,《世说新语》所记皆实,其中的故事被《晋书》和研究魏晋历史的人大量采用。据统计,《晋书》采录《世说新语》入书共四百馀事,超过《世说新语》全书的三分之一[8]。能够被史书引用、借鉴,可见其所载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没有虚构,怎么可以称其为小说呢?

其次,谈小说的人物塑造。《世说新语》的素材来源于现实生活,它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物言行的如实记录,由于现实生活就是生动的、丰富多彩的,因此,处于其中的人物形象无不带有这种特色。书中大多是用人物的谈吐、动作或者第三人称的叙述来表现人物的气质、才能,是对一件事情或者一个故事的真实描写,并非作者刻意所为,因此,人物形象是鲜活生动的。如《世说新语・雅量》篇记载: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9]。

淝水之战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谢安得知这一消息时“默然无言”,泰然处之,表现了他作为风流宰相的大无畏风度,这里表现的气质才是作者重点描写的地方。

就塑造完整丰满的人物形象来说,它较史书就有些差距了。《世说》是在不经意间对事件的叙述来表现一个人物的性格、气质等,表现手法就随意;而史书则不同,它要完整的记录人物的一生,通过生平事迹、所作所为来完整、全面的表现一个人。就算《世说》塑造了完整的人物形象,光凭这一点也不能算它为小说。

最后,谈小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世说新语》记录的故事,上讫汉末下至南朝,这个大的社会背景毋庸置疑。至于小说的故事情节,如上所说,《世说新语》中描写的事件、人物,不是对故事的全面的记录,它不穷本溯源,只保留了真实生活的情状。由于它的随意性,它不能完整地再现历史,它仅仅是一段历史的一鳞半爪,或从不同角度反映历史,它只选取人物整个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一些琐事,来再现人物的气质或是风度。书中故事多则几百字,少则寥寥几个字,而且后者占多数,我们举几个代表性的例子,如《方正》32则:

王敦既下,住船石头,欲有废明帝意。宾客盈坐,敦知帝聪明,欲以不孝废之。每言帝不孝之状,而皆云:“温太真所说,温尝为东宫率,后为吾司马,甚悉之。”须臾,温来,敦便奋其威容,问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无以测君子。”敦声色并厉,欲以威力使从己,乃重问温:“太子何以称佳?”温曰:“钩深致远,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侍亲,可称为孝。”

又《栖逸》1则: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

又《容止》30则: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如惊龙。”

就这样屈指可数的文字,它怎么能完整再现当时发生的事件呢?可见,《世说》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

综上所述,《世说》的作者没有旨在虚构故事,没有记录完整的故事情节,就算全面的塑造了人物形象(何况也没有),也不能称之为小说,因为它不具备现代小说的基本要素。它是中国古代小说,这个观点是毫无疑问的,但现代人不加区别,一概冠之以小说名号,这是不恰当的,如果一定要称其为小说,这个小说是要加引号的。

参考文献:

〔1〕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4.

〔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64.

〔5〕徐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7〕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世说新语中的故事范文第2篇

2022关于《世说新语》读后感优秀范文   这只几天我在看一本古书——《世说新语》这本书,资料精彩搞笑,用漫画的形式将书里的资料表达的活灵活现,很好理解。你也和我一齐在这本书里畅游一番吧!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是一本记录自汉末到南朝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的笔记小说。成书时光为我国南朝宋时期,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写的。《世说新语》按资料分为德行、言语、政治、文学等三十六类,共有一千二百余故事。

  故事一:

  其中德行类的一个“荀巨伯探友”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天、荀巨伯去探望生病的朋友,没想到外族敌寇正在攻打朋友住的城,朋友说:“我快病死了,你来干什么?快走吧!”荀巨伯坚持还要照顾病友,敌军攻进城了,他对敌军说情愿用自我的性命换病友的命,敌军被他们的友情感动了,最后撤出了城,全城的生命和财产都给保住了。这个故事让我感到荀巨伯是一个重友情的人,把朋友的生命看得比自我生命还重要的人,让我看出来荀巨伯与朋友的深厚友谊,这个故事让我深受感动。让人赞叹和羡慕……

  故事二:

  从前有一个叫杨修的人,曹操任丞相时,命杨修为主簿,他聪慧过人,善于揣测他人的内心。一次他带人修好了相国的大门,曹操见了不说话,让人拿笔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甩袖离开。众人都很担心,怕活不成了。杨修让人把门拆了,说道:“门中写一个‘活’字,合起来看“不就是一个‘阔’字吗?丞相嫌门太大了啊!”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杨修用自我的智慧很多次猜测出曹操的心思,还有许多关于他思维敏捷的小故事。从这些故事中让我明白了,杨修是那么的聪明,真是一位人才啊!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许多古代时的经典故事,还让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你也来看看《世说新语》这本书吧!

2022关于《世说新语》读后感优秀范文   《世说新语》,是中国南朝时期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逸事的笔记小说。是由南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

  全书原八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全书共一千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轶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

  后世之人对次书评价颇高,因其历史意义独特,文笔极佳,不仅是一本笔记小说,还是

  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单、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纵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世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典型的故事,第一个小故事,讲述的是顾悦和简文帝。顾悦和简文帝同岁,但顾悦头发早已白了,简文帝问他:“为什么你的头发比我先白了呢?”顾悦回答说:“蒲柳的资质,临近秋天就凋零了,松柏的资质经过秋霜反而更加茂盛。”用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说明了人的资质是有差异的,由此也导致了人生的许多不同;第二个小故事,讲述的是身在庐山的远公,虽然年老,但仍然不停地给弟子们讲论佛经,他时常告诫弟子,说:“我如黄昏时的落日余辉,自然不会照得久远了,只愿你们像早晨的阳光,越来越明亮!”这生动形象的将一寸光阴一寸金的道理刻在了弟子们的头脑中。晋文帝的一个玩笑,一个调侃,却引出了顾悦如此富有哲理的回答:资质禀赋的不同应活出不一样的精彩人生。远公用桑榆之光来比喻自己,用朝阳之辉来比喻年轻的弟子,告诫我们学习是一刻也不该放松的。在书中,作者以其独特的叙述道理的手法,为我们生动形象地展开了一副知识的画卷,又善用比喻,能运用风趣幽默的语言把一个个深奥的道理说到透彻,又恰到好处;能把人们熟知的平凡事说得不平凡,说得有趣。

  读罢《世说新语》,遂感觉到了古人的种种精神品质,处事原则,更令我对魏晋古风瞻仰不已,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

  2022关于《世说新语》读后感优秀范文

  读了《世说新语》后,我最大的感受是“自然无为”。

  “自然无为”是魏晋的玄学家悟出的唯一能抗衡儒家礼教名分思想的锐利武器,含有道家的精髓。魏晋的玄学家认为,任由人们的本性自由发展,这就叫自然;而人治理人,对别人的自由横加干涉,这便是人为。

  我不知道,道家和儒家哪一方是对的,但是我很喜欢道家的思想--“自然无为”。这跟仙外的校训“顺其自然”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自然无为”的道家学说呼吁人们发现真我的存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发现了人的价值,于是就有了人对生活的追求:花前月下,饮酒赋诗,敞怀清谈,展现才情,我行我素。譬如,王子猷的卓荦不羁、嵇康的一曲《广陵散》、顾恺之的“三绝”、杜预的《左传》癖、阮籍的青眼白眼、王羲之的东床坦腹……他们要在短暂的生命中活得潇洒,活得洒脱,活得自由自在。他们放荡形骸,胆大包天,不畏生死,有时甚至状若疯魔。他们不在乎世人的眼光和看法,甚至不知羞愧为何物,只照自己的意愿来活。

世说新语中的故事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世说新语;少年;风度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主要记载了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的遗闻逸事,描绘了当时以贵族为主的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鲁迅先生说:“《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作一部名士底教科书。”书中所述的,大多是当时名士的生活轶事,他们的一言一行中展现着魏晋风度。然而,魏晋风度仅仅表现于嵇康,阮籍等名士吗?根据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世说新语》所录36门1219则片段故事中,有上百则与少年儿童相关,约占8%的比例。由此可见,在《世说新语》中,少年儿童作为“少年名士”,年少风流,他们的气度,在魏晋风度中独树一帜。

一、狂气

魏晋名士大都狂傲,透过潇洒风流的名士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魏晋士人的狂狷任诞诸种骇俗之举,更是这其中浸渍的那个时代文人的无奈悲哀,苦痛和血泪。然而对于那些初出茅庐的少年来说,他们的狂气却要单纯得多。从小的耳濡目染让他们染上了名士的狂气,加上年少气盛,稚气中带出的狂气,往往让人佩服。魏晋名士的气度,恐怕也是要从小养成的。《言语》三记载:

孔文举年十岁, 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 为司隶校尉。诣门者, 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 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 前坐。元礼问曰: “君与仆有何亲? ”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 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 人以其语语之, 韪曰: “小时了了, 大未必佳。”文举曰: “想君小时, 必当了了。”韪大。

年少的孔融先是借孔子曾求学于老子的典故来证世交之情,轻松地“登上龙门”,面对陈韪的讥讽,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来讥笑反驳陈韪,面对成人的调笑,孔融剑拔弩张的反讽,其狂傲的风骨可见一般,我们也不难预测长大的孔融能说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了。

《世说新语》中我们往往看到成人开孩子的玩笑, 却被孩子反驳得无地自容,在此中亦可以看出少儿们无所畏惧的狂气来。

如《言语》四十六记载:

谢仁祖年八岁,谢豫章将送客。尔时语已神悟,自参上流。诸人咸共叹之,曰:“年少,一坐之颜回。”仁祖曰:“坐无尼父,焉别颜回?”

八岁的谢尚面对众人的赞誉,却很不领情地回了一句,坐无尼父,焉别颜回?目空世人的傲气!无法想象当时的客人应是怎样的表情 和回应,我想也唯有“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话吧。

《言语》43记载:

梁国杨氏子九岁, 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 父不在, 乃儿出。为设果, 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 “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 “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此处孔君平本想开杨氏小孩的玩笑,然而在当时对父亲的姓名应是相当敬畏的,不容开玩笑的,所以小孩应声反击,同样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让孔君平无地自容。

二、灵气

我们赞誉儿童很有灵气,既是说他们聪颖机警,同时也是说他们带点鬼灵精怪。他们不落俗套,往往为人所不为。竹林七贤中的王戎,虽然说被骂作“俗物”,然而观其年少时的表现,可谓灵气逼人。

王戎无疑是聪明绝顶的,善于审时度势的。路边的李树那么多果子,怎么可能呢?老虎都没爪牙了,还有栏围着,吓唬谁呢?王戎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为,不但树立了他的名声,还在魏明帝面前作秀了一把。在年少时就有如此的先见和智慧,这就不难明白他长大后的抠门了,吃枣要把核子挖掉的狠招,也只有具有如此灵气的人才想到。

同样在少年时就展现出成人的气度的,还有魏武帝曹操。《假谲》一记载:

魏武少时, 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 因潜入主人园中, 夜叫呼云:“有偷儿贼! ”青庐中人皆出观, 魏武乃入, 抽刃劫新妇, 与绍还出。失道, 坠枳棘中, 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 ”绍遑迫自掷出, 遂以俱免。

少年的曹操见袁绍在荆棘中无法脱身,眼见情况危急,只好出狠招大叫,偷东西的人在这里,袁绍一惊之下,立马爬出。联系曹操后来的功业,他的冒险精神和怪异特性是从少年时就养成的。

又如《假谲》七记载:

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 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 钱凤入, 屏人论事, 都忘右军在帐中, 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 既闻所论, 知无活理, 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熟眠。敦论事造半, 方意右军未起, 相与大惊, 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 乃见吐唾纵横, 信其实熟眠, 于是得全。于时称甚有智。

还不到十岁的孩子无意中听到王敦与钱凤共商谋反之计, 能马上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后果, 显示了小孩准确的判断能力, 王右军急中生智, 佯作酣睡骗过王敦, 才得以保全性命, 其应变能力令人赞叹。

三、才气

中国的士大夫对一个人的才气是十分重视的。南朝的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才气似乎是天生的,然而又离不开广泛的阅读,在《世说新语》中我们也常常看见那些天生才气的少年们引领的姿态

《言语》四九记载:

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 从猎, 将其二儿俱行, 庾公不知, 忽于猎场见齐庄, 时年七八岁, 庾谓曰:“君亦复来邪? ”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 从公于迈’。”

孙放活学活用所学的文化知识,引用《诗经》中的诗句,为父子一起随从庾亮出猎找到了非常恰切的理由。可见其对儒家的诗书是非常熟悉的。

《方正》五九记载:

王子敬数岁时, 尝看诸门生持, 见有胜负, 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 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 时见一斑。”子敬目曰:“远惭荀奉倩, 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

王献之说的“南风不竞”, 出自《左传・襄公十八年》。用南风轻柔喻指该游戏没劲。王献之在遭遇轻视后, 随口以对偶句引用二人事典来表示愧悔, 暗指自己轻率与“常人”、“小人”交往, 以致自取其辱。这里王献之不仅能练地引用经典原文, 而且能恰当取材, 出口成章, 显示了出色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饱读诗书后,自然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文学是一个人才气的集中表现。在《言语》七一记载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 与儿女讲论文义, 俄而雪骤, 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 ”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 左将王凝之妻也。

少女谢道蕴能出口成诗, 贴切地以风中柳絮比飞雪, 展示了出众的才华, 相比之下,兄长的撒盐之比,自是粗俗了。

四、总论

风度,是中国审美中衡量人的重要标准。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风度,即有精神气质的方面,亦有行为处事的方面,本文论述的狂气,灵气和才气,亦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众多少年儿童,从他们的上,我们隐隐可看出魏晋名士的风度,窥见到魏晋名士们的成长道路,丰富了魏晋风度的画卷。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A].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徐震愕.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

世说新语中的故事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世说新语》;书体;王羲之;王献之;隶书;楷书;行书

《世说新语》生动地记录了汉末魏晋时期人物风貌,思想言行和社会风俗。为我们呈现了该时期宏大的社会镜像,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周祖馍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一书的前言里说:“《世说新语》虽然是古代的一部小说,但一直为研究汉末魏晋时期的历史语言和文学的人所重视。”

    《世说新语 品藻第九》75则载:“谢公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公曰:‘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那得知’?刘孝标注曰:‘宋明帝《文章志》曰:献之善隶书,变右军法为今体,字画秀媚,绝妙时论,与父俱得名,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或讯献之云:羲之书胜不?莫能判。有问羲之云:世论卿书不逮献之?答曰:殊不尔也’它日见献之,问尊君书何如?献之不答。又问:论者云,君固当不如?献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合称“二王”。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文中所说的“隶书”,八面停均,蚕头雁尾,大体上以汉碑为标准,过去曾经认为这种隶书就是汉代通行的书体,但是从大量出土的发现已经改变了这种认识,如居延汉简等,东汉汉简军事法律文书,买地券上的书体已经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收笔时上挑的笔法,“较多地使用尖撇”带有很多现代楷书和行书的笔法,与汉碑相去甚远。东汉中期以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所用的就是这种“俗体”,这种差别正如明清时期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不过这种新书体在魏晋时期还没有获得专门的名称,与篆隶并列魏晋时期的《上等尊号碑》《受禅表碑》均为曹丕称帝而立,书体方正,气势庄严是典型的官隶书。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以古文,篆书,隶书,草书,为四体。在隶书一体中说“上古往次仲始作楷法”又曰;“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所谓楷法就是严整规范之法,行书法则是流利畅快之法。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载羊欣《古来能书人名》曰:“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铭石之书是类似汉碑的“汉八分”体。章草书出了表奏文章公文之外,还用来传抄书籍教授小学,风格介于两者之间,如今看到的钟繇帖《宣示表》,《荐季直表》都应是此体,行狎书用于“相闻”,也就是日常书札来往。《文章志》所说的“隶书”自然是指章程书。行狎书之类。

《法书要录》卷一载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书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不能先发,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遂成书尔。”“俗字”是卫夫人所写的流行字体,不同于汉隶。这段话告诉我们学习书法应顺着书法变化而学。刘孝标注:“献之变古军法为今体。”书体在二王之间又有了新的变化。《南齐书.刘休传》:“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见贵。”而此时王献之的“今体”风格受到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还处于古体今体转变中,而王献之的书法已经完成了这种转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风格发展很快。时人对书体的划分也在不断地变化中,东晋至南朝前期,草书和隶书是最常用的字体,“工草隶”基本上也是善书法的同义词。

《晋书.卢循传》曰:“循,善草隶弈棋之艺。”草隶与弈棋并列,就是指书艺。在《世说新语》中,书法的好坏也是品鉴人物的重要标准之一。

虞和《论书表》云:“桓玄撰二王纸迹,杂有缣素,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桓玄把二王书法分为正、行两种,相当于锺繇三体中的章程书和行狎书,都是隶书,还不与篆、草并列。不过,大概也就在北朝前期,行书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宋羊欣《古来能书人名》经常称某人善隶行或善草行,就是把行书与草隶并列,不再是一种书法风格,而成了与隶书并列的书体。

《魏书·崔玄伯传》称其“尤善草隶行押之书”,行押就是行狎,亦即行书,也与草隶并列。行书经王羲之的创新成为士大夫阶层最为流行的一种书体。王羲之脱尽魏晋以来用笔滞重的写法,创造出了俊逸、雄健、流畅的书风。从此,行书成了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是旧书体不断消失,新书体不断产生和流行的过程。《世说新语.品藻》的这一则让我们管窥到了那个激荡的时代社会的巨大变化之一。

参考文献 :

[1]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2007年。

[2]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  商务印书馆    2006年。

世说新语中的故事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贤媛 魏晋风度 仪态 气质 谈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0-0054-02

《世说新语》主要是掇拾汉末至东晋的士层阶级人物的逸闻轶事,尤详于东晋。作者用文学的笔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某些社会生活场景,揭示了魏晋时代士族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是我们了解魏晋生活的一面镜子。

《世说新语》向来以“中国的风流宝鉴”[1]的面目存在于文学史上,鲁迅先生也说它“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的教科书”[2],此书宗旨一目了然:“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3]。宗白华先生讲道:“《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4]风度本指风格态度,本文所论指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魏晋时期,整个社会充满崇尚清谈、赞赏玄言的风气,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思潮和审美风尚。

魏晋时代社会动荡,朝代更迭频繁,战乱不断,但却是“精神史上极解放、极自由,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5]追求个性的自由张扬成为魏晋士人特有的精神风范。那一“人的觉醒”的朝代,自然也会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女性。魏晋社会的女性与前代妇教束缚下的女性形象迥异,《世说新语·贤媛》中的女性以不同于以往女性的姿态出现,彰显出一个自由时代的文化氛围与艺术特征,形成独树一帜的女性群体,从中可以窥见魏晋女性的风貌。

一、仪态的出众

魏晋时期人物品藻之风盛行,人们往往就一个人的德行、才能、风采等方面进行品评。其中,出众的仪态风度备受青睐。讲究容貌是士大夫得到较高评价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后汉书》中有许多关于名士美好容颜的记载,如马融“为人美辞貌,有俊才”,郭泰“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荀悦“性沉静,美姿容”等。据《世说新语·容止》记载,王右军见杜弘治而感叹说:“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又《赏誉》篇中王戎评价王衍:“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是风尘外物。”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人物品评不仅仅是关乎外在的容貌,更加关注的是外形映衬下的内在精神。魏晋人物品藻专家刘卲认为“征神见貌,情发于目”,“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6]即是注意对个体的气质、心理、个性及其外在表现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也就是要从人的外在形态来深层次地观察一个人的内在本质。

孔子有个重要的认知理论,他认为对人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应该“听其言而观其行”[7],应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8]。在《贤媛》篇中可以得到应正。

王汝南自求郝普女,就是从她“举动容止不失常”(《贤媛》第15 条)判断出具有令姿淑德,很有内在美,而不顾门第是否相配,娶之为妻。一方面,可以看出王汝南眼光独到;另一方面,也能窥见魏晋士人十分重视人的外在仪态,美的仪容举止受到肯定、推崇。

美好的仪容不仅令人肯定,甚至有征服恶心的力量。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着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贤媛》第21条)

《妒记》曰:“温平蜀,以李势女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9]遂善之。

当桓温妻子得知丈夫娶李势女为妾,令房专宠后,拔刀前往欲杀之而解恨,但亲见李氏之姿态后,桓妻竟然不计前嫌,和睦相处。美容征服了女子的嫉妒之心,也足以证明人们对容貌的异常推崇。

王惠尝尚书去拜访王右军夫人,问道:“眼耳未觉恶不?”右军夫人回答说:“发白齿落,属乎形骸;至于眼耳,关于神明,哪可便与人隔!”(《贤媛》31)。“发白齿落”是人之必然,不用顾虑,但是眼睛和耳朵“关于神明”,是不可以与人隔的。

二、气质的不凡

由个性、情感、才藻所构成的气质,是当时人物品藻的重要审美标准。魏晋文人追求个性精神的自由,崇尚在放达和闲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洒脱飘逸的气韵风度。如《雅量》,适闻谢玄淝水大捷的消息,他看完信后,竟“默然无言”,直到有人问是何事,他才毫不在意地答道:“小儿辈大破贼。”而“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又如他在桓温所设的鸿门宴上表现得镇定自若,都显现出一种旷达的美、神韵的美。

对女子的品评,也是如此。《世说新语》载:

“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贤媛》第7、8条)

许允妇面对巨大的生活苦难,丈夫被抓、被杀,依旧保持镇定自若,一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淡定神情。与男子谢安相比,也毫不逊色。这种旷达的人生态度、不凡的个人气质正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所追求的风度,时人亦十分推崇“竹林七贤”,七贤放达自任的潇洒之风犹存。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贤媛》第30条)

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中说:“道韫以一女子而有林下风气,足见其为女中名士。至称顾家妇为闺房之秀,不过妇人中之秀出者而已。不言其优劣,而高下自见,此晋人措词妙处。”[10]从字面上看,“清心玉映”“闺房之秀”并没有什么不好,实际上却是一种贬义的恭维,无异于人们现在所说的“小家碧玉”,其中风度、气概就大不一样了。能与竹林名士相提并论是一种高度的肯定,正是当时人们所赞美和崇尚的气质标准。

除洒脱气质外,慧眼识人也是女性不凡气质的一个突出方面。《贤媛》第11条记载: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王隐《晋书》记载“韩氏有才识”,上文可以证明。韩氏十分关心丈夫的交游,想亲自一见。待丈夫朋友来时,劝丈夫留住客人,以便她穿墉观察。虽是初次见面,但她对丈夫友人的才识已经十分清楚,评价一语中的,并对丈夫提出了可行性建议。由此可见,韩氏对人物有着惊人的洞察力,观察可谓入木三分,尤其是她的行为更加突显了她的风流雅韵。

王浑妻钟氏同样拥有一双慧眼,在为女儿择婿时,从形体和骨相便看出“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必不寿,不可与婚”(《贤媛》第12条)。虽然兵家子有才,但寿命不长,顾不嫁女,果然兵儿数年后就亡故了。

三、谈吐的机智

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清谈对个人修养、机敏善辩、宏博学识都有综合的要求。清谈是当时名士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人乐于此道,七八岁的孙齐庄能够用《诗经》句子回答庾亮。士人们语多不凡,常有惊人之见。他们的谈话不是空洞无物的,而是具有很强的艺术性。清谈的内容广泛,涉及面广,促进了士人们思想、艺术、文化之间的交流。这种清谈之自然也影响到当时社会的女性,其中的突出代表是谢道韫。

《晋书·列女传》中记载了谢道韫为其夫王凝的弟弟献之解围,言谈之高妙令诸客钦佩称赞的故事。可见她的清谈水平之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一般没有机会能够在大庭广众下与人争锋、辩论;不过细观她们的日常生活,从那敏捷的应对及巧妙的辩论中,我们不难窥见她们的机敏﹑富于思辩。

如《贤媛》第3条记载:

汉成帝幸赵飞燕,飞燕谗班婕妤祝诅,于是考问。辞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

赵飞燕恃宠陷害班婕妤时,昔日的妃子沦为阶下囚,其遭遇令人同情,在遭受拷问的情况下,她依然保持着君子之心,辩辞机敏有力,理正词严,充分显示了她高尚的人格和机智的谈吐。

《贤媛》篇中不仅有坚贞高尚的女子,而且不乏争取人格独立、追求自我价值的真女子。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贤媛》第6条)

许允妇因相貌难看而不被丈夫喜爱,但她并不悲观、听天由命,而是据理力争,反问丈夫的德行如何。当许允回答说全部具备时,她进一步追问“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令丈夫心生愧疚,对妻子另眼相看。许允妇虽容貌不够美丽,但她善于言谈,有才学,与丈夫一番论辩锋而令其回心转意,令人佩服。同样敢与丈夫据理力争的还有王公渊的妻子。

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贤媛》第9条)

这一则也是写世族男性在娶妻的当天夫妻双方的对话。诸葛氏刚过门就受到了来自丈夫的压力,丈夫“以妻父为戏”,实际是对女性尊严的蔑视,让妻子在新婚之夜就受到丈夫的责骂,这也让诸葛氏陷入了两难境地。她要么在丈夫面前否定自己,肯定自己的父亲,要么就得否定自己的父亲,肯定自己。但是她跳过了这个陷阱,转而反唇相讥,着实令人瞋目。这实际是在逆境下面对丈夫的攻击时勇敢的回击。尽管诸葛氏的“神色卑下”,可是她仍然没有失去自己的尊严,并不是一味地去取悦于男性,她那巧妙的言辞令丈夫哑口无言,正显示出她那机智的谈吐,同时也反映出魏晋时代女性已经开始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侧面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人的觉醒。

再比如《世说新语·贤媛》中的第24条中记载,桓冲不喜欢穿新衣服,他的妻子故意在丈夫洗完澡后送新衣服给他穿,桓冲当然非常生气,当丈夫勃然大怒之时,她的一句“衣不经新,何由而故”令桓冲惊服,大笑着穿上新衣。面对丈夫桓冲的这种行为癖好,妻子知道只有以理服之,强行令其改掉习惯是行不通的。

魏晋时期是个大觉醒时期,士人的思想异常活跃,言谈举止不拘一格,潇洒放任的生活态度令今人艳羡,纵使社会动乱黑暗,无数士人仍然保持着自然天性,展现出那一时代特有的精神风貌。魏晋时代的女性,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魏晋风度的影响。在她们身上,我们可更加清晰、全面地探析魏晋风流,感受那一时代独有的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10页.

[2]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33页.

[4][5]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魏)刘卲.人物志.中华书局,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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