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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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论文范文第1篇

中新网苏州2月20日电 题：香港学子宋代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

记者 韩胜宝

“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再次，两宋兵书包括了注解类、权谋类、兵录类、兵鉴类、兵制类、兵器类等12种类，内容不仅遍及古代兵书的各个领域，还有所创建。宋人或汇辑前人兵学研究成果，或整理校勘古兵书典籍，或分门别类摘录历代兵论和战例，兵书如《武经总要》、《武经七书》、《十一家注孙子》等书，系统地保存了古代兵学的珍贵数据。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第2篇

一、哲学理念――均一切皆不胜事实验证、实事求是

直接的实践乃认识之母；“……夺其所爱（要害），则听矣.”（孙子兵法・九地）

数源于物而归于物，物乃数之本质.若无相应的客观存在，验证哥德巴赫猜想的实例就不可能出现不胜枚举的现象.不唯物，无科学；不唯物，即唯心.

数乃物之度（量），将某物确定为数的“客观参照”，然后得到“计量标准”，通过“实际计量”（推算），哥德巴赫猜想成立与否就能得到“直观”的验证了.

二、物乃数之本质，通过“实际计量”，验证哥德巴赫猜想

解读哥德巴赫猜想的理念：物乃数之本质，将哥德巴赫猜想“数归于物”，那就是：一个被表为大偶数（2N）的物，可被分割为被表为S（素数）及S′（素数）的这样的两个部分.由此可知，该被分割物就是数（2N）的“客观参照”，由此而得到的“计量标准”是（该被分割物/2N）=1.【该被分割物被2N等分】

如同研究运动，确定数的“具体的客观参照物”，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必要的前提和充分的条件.否则，研究就因为“没有客观标准”而“说不清”了.

具体操作――“顺详敌意，巧能成事.”（孙子兵法・九地）：

“数归于物”之后，哥德巴赫猜想就“实实在在”了，因此就一目了然了.

夺数之所爱，谜底就被“看破”了.“夺其所爱，则听矣.”（孙子兵法・九地）

永动机为何造不出来？因为无视摩擦力这一“客观存在”.敢问：没有任何“物质内涵”的数是什么？无视“客观存在”，从根子上错了，一切努力皆徒劳.

什么也不胜事实验证，什么也不胜实事求是.此基本道理是无须论证的大智慧.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因其丰富的人物个性、诗词歌赋和战争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和军事价值。在其中的人物塑造中，诸葛亮杰出的军事和辩论才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不灭的印象。本文从传统修辞学的角度分析了在他江东之行劝说孙权联合抗曹，与江东的众谋士舌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为当今的修辞辩论技巧提供一些借鉴和方法。

一、引言

《三国演义》是我国家喻户晓的文学著作取材于历史，但又不为历史所限制。 它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惊心动魄的战争描写深深打动着中外的读者。在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中，诸葛亮舌战群儒这一片段向读者展示了诸葛亮非凡的才华和气度，他运用其清醒的辩论策略和技巧一一驳斥了以张昭为代表的江东众谋士的降曹思想，为孙刘联合扫清了道路。在传统的西方修辞学中，修辞的概念始于演讲与辩论，被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劝说的技巧”（the artificer of persuasion），本文以传统修辞理论分析了诸葛亮在其辩论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修辞策略，意在开拓些以逻辑为基础的巧妙有力而又行之有效的辩论技巧，为现在的演讲与辩论提供些方法和策略。

二、西方传统修辞学理论概述

传统修辞学起源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主要以论辩和演讲的方式用来影响法庭、集会上的听众，或者称赞、颂扬某些人或事。修辞被当作一种劝说的特别技巧。著名的修辞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修辞理论对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理论依据。

柏拉图（Plato）在其书中列出有关篇章结构的文章：以引言开头，进入说明，直接或间接的论据、或然性、证明和补充说明、驳斥指控和辩护。他对修辞学的主张在演说者须知晓真理；基本勇于应该界定；词类应恰当安排等等。

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则坚持修辞的生成性（Genesis）和分析性（Analysis），这种特性后来成为现代修辞学的重要内容.他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是“劝说的技巧”，在辩论中，为了说服别人，要采取一定的战术策略，并且这些战术策略要随听众和场合的变化而变化。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西方修辞最著名的一位修辞学家，他的著作《修辞学》（Rhetorique， rhetoric）是最古老和最有影响的修辞学专著，为西方古典修辞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世界修辞学提供了经典著作。

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提出一系列三分法描述：演讲者，主题，和听众。演说要想打动听众，需要三个因素：一是内容，二是文辞；三是演说技巧。他认为劝说的成功取决于演说者的人格，和是否将听众置于一种合适的心态，以及由演说词所提供的表面证据。劝说的风格特征包括：清晰（clarity），适体（Propriety），和正确（correctness）.他还将演讲的过程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认为修辞学是一种反诘的方法，是一种工具，人们借助这种工具来面对或然性和可能性（problematicity）的问题。

三、诸葛亮舌战群儒之修辞策略

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曹操统兵百万来讨伐江东，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诸葛亮随鲁肃来到江东劝说吴主孙权联合抗曹，吴主孙权并不了解诸葛亮的雄韬武略，对他的才能持有怀疑的态度，因此才想出用江东的谋士试探诸葛亮。而且江东的众谋士对诸葛亮是只听到传闻但未见其人，对他也是半信半疑，有些人认为他更是徒有虚名。相反，诸葛亮却心怀坦然，他十分了解江东吴主和他属下的心理，对他来说，来江东有两个任务：一是要说服孙权不能降曹的利害关系，二是要自下而上使江东所有人的意见保持一致，也就是不能让孙权的谋臣产生任何动摇孙权意志的举动，所以他已经想到了对策，可谓胸有成竹，对全局已有了成熟的判断和掌握。在与吴主孙权和众谋士的辩论中， 他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修辞策略：

（一）先徐后速法

《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说：“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入脱兔，敌不及拒”。意思是知己知彼而后动，欲速则不达。在与众谋士的辩论中，诸葛亮没有急于求成，主动向众谋士讲明降与战厉害关系，而是蓄势待发，等待他们来发问，然后一一驳斥他们的偏见和错误思想从而证明自己的才能，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远见卓识。这样，循序渐进地从心理上使众谋士消除对曹操的恐惧，了解抗曹生降曹灭的道理，加深对联合抗曹的认识。

（二）擒贼擒王法

在江东谋士中，张昭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当年孙策临终时，曾对弟弟孙权说过:“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在主战主降的立场上，他主张降曹。因此，使他心服口服地主战就相当于说服了大多数的谋士，对孙权的决定其到关键性的作用。诸葛亮深知这一点，因此与其的辩论也最激烈和最尖锐。他阐述了刘备兵败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诸葛亮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而是因为刘备的贤德贻误了战机才导致现在的窘境，一方面驳斥了张昭对刘备的不公正的指责和对诸葛亮才能的怀疑；另一方面又指出刘备的境况只不过是一时，一旦养精蓄锐，一定会重整旗鼓，前途无量；也从侧面指出张昭的鼠目寸光的局限性和力求自保的降曹思想的错误。

（三）旁敲侧击法

在驳斥薛综和程德枢时，诸葛亮没有从正面指出他们的错误，而是以儒家思想为道德准则，“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和“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后世，名留后世。若小人之儒，惟物雕虫，专工汉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义正词严得指出他们不为国家和社稷着想而胆小怕事、自私自利的唯诺性格，使他们理屈词穷，无话可说。诸葛亮以其丰神飘洒，气宇轩昂的气度和豪迈自信、爱恨鲜明、才华出众的人格魅力的赢得了这场舌辨的胜利；并将众谋士的心态调整到正确的状态，用充分的论据唤起了众谋士的忧国忧民的意识和必胜的信心。亚里士多德认为劝说的成功取决于演讲者的人格力量，是否将听众置于一种合适的心态，及由演说词所提供的表面证据这一修辞理论在此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四）机智激将法

在舌战群儒后，吴主孙权为诸葛亮的口才所折服，但他仍旧对孙刘联合抗曹的可能性和成功性持有怀疑的态度，使他举棋不定，烦躁不安。诸葛亮洞悉他的心理，借助《孙子兵法·始计篇》中的“怒而挠之，卑而骄之”的激将法，故意夸大曹操的势力，让孙权对曹操俯首称臣的方法来激怒他，从而推动事态向抗曹的方向发展，使吴主孙权明白唯有下定决心与刘备联合抗曹才能挽救江东。诸葛亮为孙权分析了抗曹的必要性以及曹操失败的必然性，坚定了孙权抗曹的信心。

诸葛亮的江东之行无疑是成功的，这都归结于诸葛亮非凡的才华，他纵观寰宇的全局意识使他能够站在更高处去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结论

诸葛亮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和辩论技巧无论从军事上还是实际生活中，多为读者提供了广博的学习资料，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为现代社会待人接物，辩论演讲提供了诸多的技巧和方法。只有巧妙的运用这些技巧，才能打动听众，使人信服，达到演讲及劝说的目的。

参考书目：

[1]从莱庭 西方修辞学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第4篇

“精”字，我解释为“精要、简要”，“点”字意思是“点心”。何以如此呢？欲知详情，且听我慢慢道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似乎日益烦琐，时间不充裕。多数人忙着奔驰于电子产品带来的信息高速公路上，而往往忽略了阅读经典。偶有空闲也就是翻翻一些所谓的“精要”的薄薄的本子。这样看来，这些经典似乎就是茶余饭后的点心，可有可无。这可取吗？

有这样一句话：读书使人豁达，读史使人明智。经典阅读可以使我们享受到文化的滋养。当然，阅读经典，首先便应回归原著。

许多人读《红楼梦》，只知道宝黛的爱情故事，殊不知“红楼”一书蕴涵着丰富的知识。“红楼”一书涉及文学、史学、医药学、建筑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书中描写的人物性格也是丰富多样，各具特色，这样一部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名著就这样成为“精点”了，何等可惜！

想想《三国演义》，看看《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读读《史记》，品品《论语》，这一部部经典可谓弥足珍贵，一条条做人的道理可谓值得每个人都好好琢磨和学习，而一个个计谋难道真的只有在战场才能派上用场吗？看看它们在现在的商战中占据着何等的地位――谁精通善用，谁就是成功者。

阅读经典，总应回归原著。“精点”中的“精要”只不过是概述了原文大意、故事情节，你无法从中享受到文化的滋养。要想豁达，要变得明智，回归经典，回归原著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当今社会里，就连书店琳琅满目的书架上，一本本缩略读本也占据着很大的空间，难道“经典”当真要被缩微而成“精点”吗？

叶圣陶说：“若干经典，培育过我们的祖先，培育过社会的精英，培育着咱们的国民，年轻人更应享受到经典文化的滋养。”经典阅读，阅读经典，莫让“经典”成“精点”！

点评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第5篇

一、积极推进郭店楚墓竹简研究，确立中国简帛学在古代中国研究领域的热点地位。

郭店楚墓竹简1993年出土，目前已全部发表，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整理、出版者的辛勤劳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美国的艾兰、韩禄伯等学者的积极促成。竹简发表当月即在美国举行了郭店《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使海内外学者看到了郭店竹简的重要学术价值。此后，每年都有以郭店楚墓竹简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召开得到海外研究基金的资助，美国重要的学术出版机构一年之内相继推出两部郭店竹简的研究专著，《中国哲学》的郭店楚简研究专号畅销世界并再版重印，这一系列活动已经确立了中国简帛学在古代中国研究领域的热点地位。

海外的郭店楚墓竹简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老子》与《太一生水》的研究。艾兰与魏克彬编著的《郭店老子》已由美国古代中国学会出版，从中可以看到韩禄伯、夏德安（美国）、瓦格纳（德国）、谭朴森与汪涛（英国）、戴卡琳（比利时）等对《老子》简文的细致研究。韩禄伯的郭店《老子》校笺已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目前西方郭店《老子》译注最重要的成果。鲍则岳（美国）新近发表了关于郭店《老子》文献学构成的重要分析。刘笑敢（新加坡）、谷中信一（日本）等对《老子》的成书特征也作了探讨。艾兰所著《水之道与德之端》一书，提出中国古代哲学中许多最基本的概念都源于水的形象，与《太一生水》所论相合。她还讨论了《太一生水》与《老子》的关系及其对于解读《老子》的意义。施舟入（荷兰）、贺碧来（法国）对于《太一生水》与道家哲学的关系亦有探讨。第二，郭店儒家文献的研究。艾兰早年专著《世袭与禅让》研究尧、舜传说，使她对《唐虞之道》学派的属性能有独到的认识。杜维明（美国）则强调郭店竹简对于先秦学派横向研究的意义，并积极关注其与子思、子游学派的关系。池田知久（日本）对《五行》所见不同学派的影响也有广泛研究。金安平（美国）比照《尚书》对《成之闻之》的缜密分析，罗凤鸣（美国）对郭店儒家典籍所见法学要素的探讨，叶山（加拿大）对于郭店楚墓竹简与子思学派关系的怀疑，顾史考（美国）对于儒家诸简分篇的意见，王安国（美国）对《缁衣》的研究，等等，都值得学界关注。第三，简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鲍则岳与罗浩（美国）对于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原则与方法有详细的讨论，谭朴森以郭店《老子》为例，设计了一套简帛材料文献学校勘的形式分析方法，皆于国内简帛学者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马王堆汉墓简帛研究得以充分展开，成为海外简帛研究的重要成果。

近几十年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出土简帛的热情，当始于1973年马王堆3号汉墓简帛的出土。 美国白兰汀公司聘请韩禄伯主编《古代中国经典》丛书，将马王堆、银雀山等地所出的简帛经典译注出版。最早公布的马王堆帛书材料包括《老子》、黄帝书和《周易》等，均被收入丛书。韩禄伯在美、英、法、德、中国大陆与台湾等多种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帛书《老子》的研究论文十余篇，他译注的帛书《老子》，自1989至1993年间在美国、欧洲连出7种版本。 刘殿爵译注的帛书《老子》显示出深厚的国学修养，所论《老子》有可与晚后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对看之处，不容忽视。鲍则岳对帛书《老子》的文献学研究，及其与想尔注本、王弼本与河上公本的比较分析，厚积薄发，亦多卓见。池田知久、岛邦男（日本）等也多帛书《老子》研究成果。

帛书黄帝书是在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附抄的一组经典，通常被认为具有黄老思想倾向。叶山的《古佚书五种：汉代的道、黄老与阴阳》则认为它们是阴阳家的作品，可与杜维明、皮瑞姆、卡润·特讷（美国）的学说相对比。浅野裕一的黄老道研究与今枝二郎、内山俊彦等家之说，都是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附抄佚书的研究，以池田知久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最为重要。

帛书《周易》已由夏含夷（美国）译成英文、多米妮·赫泽（德国）译成德文。后者的工作更为细致，并出版有研究专著。池田知久重点研究了帛书《周易》的《要》篇，近藤浩之（日本）则完成了全面扎实的资料工作，并在帛书《易传》“龙”的问题上有所突破。此外，日本学者并对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春秋事语》作有研究，如工藤元男、吉本道雅等。布兰夫·乌米科（美国）也完成了《战国纵横家书》的博士论文。

日本学者赤堀昭的《阴阳十一脉灸经》研究，村上嘉宝、大西克也的《五十二病方》研究，山田庆儿对医术与咒术的探讨，坂出祥伸对导引术的考证，等等，都是海外马王堆医书的研究成果。西方学者这方面研究甚少，除夏德安《五十二病方》的著名论著之外，只有若干翻译与讨论房中术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