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商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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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商法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 十 民商法 法制建设

民商法、经济法以及社会法是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三个重要部分。其中，民商法是该法律体系中的基础性制度，它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本质要求，对市场经济的调节规范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民商法体系还处于初步建立时期，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其呈现多元化的态势，所以民商法也应该不断发展完善，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十中关于法律问题的提出对民商法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现今我国民商法得到了快速发展。

一、民商法的内涵及涵盖范围

民商法就是指国家通过其权力的行使来引导、规范、促进民商活动发展，鼓励其积极向上、稳定发展，以期建立一个公正、平等、文明的市场竞争环境的法律。民商法就是通过赋予市场主体权利和义务，从而对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关系进行调整。民商法律的本质是私法，是权利法，其核心是自由平等，以保护个人的权利为本位，对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及财产关系进行调整，以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充分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发展，为提高交易的安全性，民商法中国家的硬性规定也在增加，公法性成分也有所渗入。民商法的内容主要是对民商交易的主体、行为、权责等的规定，包括物权法、公司法、合同法、保险法、民法通则等。

民商法是用于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各个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的，其主要的任务是规范、调整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必需因素的。例如：在一定的范围内，民商法可以用于规范市场交易活动主体的资质，赋予其进行市场活动的权利和义务;民商法还可以用于约束市场交易中发生的财产关系，确保交易安全进行;民商法可用于规范和约束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保证交易环境的秩序性。民商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十之前民商法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十前民商法的发展状况

尽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我国初步建立了市场主体制度、合同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多项民商法律制度，然而从立法现状的方面来考虑，我国仍存在着民商法规范供应不足的情况;从数量、质量、系统化等方面来说，民商法理论和实践仍难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协调发展。其具体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

1.民商法立法体系不健全。其中很多基本规范都没有系统化，比较简单松散，而且司法解释很多情况下都高于法律条文。

2.民商法立法内容不完整。在民商法规范中遗漏的内容很多，而且有多处空白，且很多立法内容都较为陈旧，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实践应用的需要。

3.相关法律部门没有对其提供相应的支持，使得部分民商法难以有效实施。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民商法的建设工作刻不容缓。

（二）十前民商法律存在的问题

现有民商法立法很多，看上去分散应急的发觉明显，立法缺乏系统性。以致于我国的民商法律中出现多种法规内容重复并存，缺少核心立法规范对其他法规进行约束的局面，这是我国民商法一个致命的缺点。

1.民商法内容简单不够系统。要颁布一个重要的民事立法，不仅要符合行政法规和相关部门的规章制度，还需要让最高人民法院对其做出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对立法做出具有立法性的司法解释能够让原本简单的民商法变得充实，但是如果司法解释过多，也可能使一些现行的法律失去存在的价值。而且部分司法解释中过分强调“司法立法”和“司法改法”。即使司法解释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法律空白，但还是有大量的法律空白存在着。而且，上述情况对法律的权威性的实际运用都有不利影响。例如：《民法通则》中没有对取得物权的方式和时效进行规定等。

2.民商法制度滞后于社会发展。我国的民商法是在改造传统法律的基础上，借鉴外国民法典得到的，而且，我国现行的很多民商法都是19世纪改革开放时期制定的，其中有部分还具有计划体制特征。但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体制和经济运行模式已然有了很大的变化，旧的民商法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传统的民商法律开始呈现老化趋势，无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3.民商法立法体系过于散乱。民商法主要是用于协调民商事务、行为的，但是民商行为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但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制定的民商法律内容不全且缺乏系统性，所以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就会发生很多矛盾。为此，国家行政部门在处理民商行为遇到问题时，就会根据实际情况去拟订一些细则完善法律法规，以填补民商法的漏洞。但是，由于这样的处理方式缺乏统一的协调、规划，就会导致冲突、重复等现象发生，这就会使得立法体系混乱，比如，可能出现一法多立的情况。

4.存在执法不严的情况。虽然民商法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建立，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存在着执法不严的情况。实际操作时，很多执法人员都不以民商法的具体规定为依据，而是根据自身的主观意愿对民商主体的交易行为进行处理。这就导致了执法不严现象的发生，这严重危害了民商法的权威性，大大降低了民商法存在的价值。

三、我国民商法转型工作的进行

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使我国民商法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为了加快民商法的进步发展，应该做好民商法的转型工作：首先，从注重立法转向注重司法解释。民商法相关法律初步建立后，就将研究重心转为司法和学理解释，主要研究对法律体系的适用性问题和理解性。其次，将制度性研究从分散性转向体系化。即从具体的法律法规中，提炼出能够普遍适用的民商问题的处理理念、方法和规则，以便提升它的理论高度。再次，研究方法要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在进行研究时要注意借鉴经济法、社会法、哲学等研究方法。最后，民商法从传统转向现代化。传统的民商法已不能适应现展需要，企业社会责任、网络交易等新问题应该被民商法所重视。所以，要促进现代民商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四、十后我国民商法的变化及发展

（一）民商法变化发展的影响因素

十的召开，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也即将实现根本性转变;“依法治国”治国方针的实施也使法制观念深入人心;“科教兴国”战略的施行也促进了科技的飞速发展，也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发展，以上这些改变都十分有利于民商法的发展。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成熟，为民商法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十召开后，我国经济体制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使得社会上经济关系变得日益复杂，更需要民商法的运用去调节经济主体的交易矛盾，同时，经济的发展为民商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商品交易的频繁和交易规模的扩大从客观上要求民商法的法规更加科学合理，能够与实际经济发展状况适应。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无疑为民商法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依法治国治国方针的全面实施为民商法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证。党的政策对民商法的发展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民商法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法制的支持。“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贯彻是当今民商法繁荣的重要保证。“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原则得以贯彻，这一定会对民商法律的立法工作、司法以及执法工作都产生有利的影响。同时，社会也会形成遵纪守法的风尚，民商法也会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3.“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实施，为民商法的全面发展扩展了空间。“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我国必然要进入科技发达的知识经济时期，科技的发展，使电子网络交易层出不穷，民商法就急需对相关规定进行补充。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民商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技术知识和更广阔的空间。

（二）十后民商法的发展情况

十后“依法治国”、“科教兴国”等战略的实施贯彻有力推动了民商法的发展和繁荣，其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民商法发展不断与世界经济发展接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商法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一点已经在国家行政机关机构改革中得到了验证：商务部的成立，一方面标志着我国政府顺应时代潮流、统一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决心，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我国的商事活动将进一步与世界接轨。特别在十后“依法治国”、“科教兴国”等战略的实施贯彻，这就要求必须加强与之有关的法制建设，因为只有良好的法制约束才可能保障市场的健康发展。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而传统民商法明显无法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脚步。因而，民商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也是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事情。

2.民商法理论研究向更深更广方向发展。国家对法律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使得法律研究的步伐也不断加快，民商法作为法律的一种也呈现出繁荣的发展局面。一大批法学研究学者的产生为民商法律的研究注入了活力，科研力量的壮大，对法律研究的重视使民商法不断得以发展完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理论研究范围的进一步加宽、理论研究沿着纵深方向前进、民商法研究的方法不断多样化和民商法研究风气的好转。民商法研究进程不断加快，使得民商法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

3.民商法在经济市场中发挥的作用重要。现今，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内容的不断完整，使民商法的观念和精神深入人心，并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的行为方式，经济主体会不自觉的遵守民商法规，且运用法律武器保障自身的权益。即将进入市场的经济主体也会主动学习民商法，利用民商法参与市场的竞争与合作，谋求自身的发展。所以，民商法会真正成为保障人民权利的工具和经济生活的“”，体现其真正的价值。

现代民商法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本文基于对方法论是一门学科的基础和标志的认识，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是一种全新的探讨，首次提出经济法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与和谐辩证法，而民商法的方法论是个体主义与冲突辩证法。因此两大法律部门的根本差异是基于这两种不同思维方法产生的。在此基础上对两种方法论的关系及两大法律部门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做了辩证解释。

方法论是一门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它不仅是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而且是一门学科能否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诚如德国法学家拉强茨所言：“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可是，我国法学研究中缺乏对方法论的重视，特别缺乏对理论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重视，应用法学方法论——法解释学也是近几年来才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现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法学理论的发展。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借用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对当前困扰着经济法是否是一独立法律部门的基本问题之一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问题，作一方法论透析。本文拟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方法论的基本要点。二是，民商法与经济法方法论的区别。三是，民商法与经济法方法论的联系。

一、方法论的基本观点

1．方法论是什么?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做到两个区分：首先，要区分方法论与方法，我国学者大多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的，西方虽亦有此现象，但大多认为这二者有巨大差别。概括讲，方法是工具，而方法论是包括一定的哲学认识论及逻辑推理过程的一套思考社会现象的理论体系，这意昧着方法只是方法论的构成要素。其次，要准确把握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哲学基础和方法论这三者的关系。简言之，意识形态虽可构成方法论的基础，但并不等于方法论，而一门学科的哲学理念(如法哲学、经济哲学)虽然是其方法论的组成部分，但是，它毕竟没有包容方法论的全部内涵。

2．方法论的层次性、多元性。人文社会科学直到19世纪中期还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和方法论，它的方法论是从自然科学中借用来的，到了19世纪中期德国狄尔泰与英国穆勒发生了一场方法论之争，穆勒认为在自然科学中的对经验的归纳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同样适用，而狄尔泰认为，对人文社会科学只能用理解而不能用因果说明，因此，解释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在现代一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要解释学，同样也需说明，即自然科学中的方法论亦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应用。这就是方法论的多元性。除此之外，方法论不是一个没有层次的概念，而是既包括高层次的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又包括那些反映着本学科特点的具体方法论。

3．从哲学层次，结合法律特性，我们认为对部门法划分，或能反映部门法特征的方法论主要有两对重要的范畴，其一是，因对社会观察认识的基点不同而产生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其二是，因对构成社会的各要素间的关系的看法不同而产生的冲突的辩证法与和谐的辩证法。就这两对不同的方法论对法学影响来讲，我认为，民商法的方法论是个体主义及冲突辩证法方法论，而经济法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与和谐辩证法方法论。

二、民商法与经济法方法论的区别

1．民商法与经济法是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不同方法论的产物

在西方社会思想史中，从古希腊到现在，关于社会构成问题，或关于认识社会的基点问题，一直存在着分歧。

个体主义方法论(亦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指“社会现象包括集体，应按照个体及其活动与关系来加以分析。-E23由于个体主义方法论往往与自由主义关于社会的观念相联系，故有学者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称为正统的自由主义。其社会理论根据的核心内容在于，把个人看做是分析和规范化的基础，社会则被认为是各个追求自身利益的总和，相应地，国家或社会便成为个人得以通过它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机构。这是从启蒙时代到现今所有自由主义者的社会观，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按历史顺序排有洛克、亚当·斯密、米塞斯及当代的哈耶克。这一方法论的内容被米塞斯概括为三项：其一，任何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做出来的。集体的作为或行动，总是由一个人的作为或行动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取决于行为的个人和受该行为影响的其他各个人对这一行为所赋予的意义。其二，人是社会的动物，但社会过程却是由单个人相互作用的过程。个人行为的复杂性和变动不居，决定了社会是无规律的进展。除掉个人，就没有这个过程。除掉个人行为，没有社会基础。第三，集体或社会是无法具体化的，集体、社会被认识，总是由那些行为的个人赋予它意义。

依这种理念必定认为，社会关系是个人关系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社会秩序只有靠参与社会活动者自由博弈而产生的自发秩序才是好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规范——法律，就应该以自由、意思自治为原则，这就是现代私法——民商法的两个基本原则。因为，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只有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必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社会良好的秩序亦会在私人自治自由博弈的过程中自发形成。而这一切的基础只能是给个体以充分的权利保障，只有以权利为本位，才能防止来自公、私两个方面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可见，私法从方法论上来讲是个人主义的，或者说私法是个体主义方法论支配的，是关于如何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化结果。

整体主义方法论是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相对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社会整体如集团、民族、阶级、社会、文明世界等等的行为。这些社会整体被认为是经验对象，社会学用生物学研究它们。”[3](P。这种方法论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就有，但真正对现代分析社会产生影响，则是从斯宾塞及孔德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时开始，其中影响大的当属马克思、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这些新、旧者和美国的社会结构功能主义(帕森斯、默顿等)及德国的历史学派(施穆勒、萨维尼等)。在他们看来，“最恰当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E3](P12)这一方法论的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总体性强调的是整体对部分的统辖原则，要求探索社会及其发展，必须从整体作为主导的地位这个角度着眼，而每一部分(或个体)从属于历史与思想的整个统一体。第二，社会是主客体的互动过程，而不是纯粹客观性过程，主客体及其关系的概念不是自然主义的、非价值化的概念，而是包括主体价值评价及主体意义的范畴。第三，总体性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以主体为纽带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

按此方法论看待社会，社会将是一个超越个体的独立存在，它有其独立于个体利益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它有其自身的秩序——社会历史秩序，在这一秩序中是在主客体互动中形成的自然秩序与人为秩序的混合秩序。因此，要调整好社会关系，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社会经济秩序的建立，不是一个自然、客观过程，而且必须赋予人的意义，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有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只有如此。才能达成主客体互动，才能实现历史的可持续发展。可见，整体主义方法论是经济法的基础。

2．民商法与经济法是冲突论与和谐辩证两种不同方法论的产物。

在社会思想领域，有关构成社会整体的各元素(个体)或构成社会系统内的各支系统之间的关系如何，存在着分歧，形成两种不同的理论，从方法论讲即形成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即冲突论与和谐论。

一般来讲，个体主义者都持冲突论，其历史虽悠久，但却主要起源于现代，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就是以亚当·斯密为首的竞争理论，或竞争传统。而在政治哲学领域，主要表现在以马基雅维里、布丹、霍布斯的权力冲突。就是在整体主义中亦有许多人持冲突论，其主要代表就是新、旧者。冲突论的内容大致由以下几方面构成第一，冲突的根子深深藏于每一个社会结构中。第二，社会世界及其构成要素皆处在流变中，正是这种要素的冲突推动社会变迁。第三，尽管冲突是社会结构固有的，但冲突并不总是激烈的与明显的，社会冲突可以是潜在的、有规则的与受控制的。第四，从冲突模式观点看，把社会与社会组织结合在一起的不是认同，而是强制；不是普遍一致，而是他人施加压力。

据以上冲突论，那么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处于冲突之中，且人与人的利益是对立的，人与人的博弈是一种零和博弈。作为调整人们经济利益冲突的法，只能以法律责任这种强制力为后盾，法律的目的亦是旨在化解冲突。这是传统法——包括民商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和模式。

与冲突论相对立，中国传统哲学，及现代西方社会思想中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世界及其构成要素皆处于和谐之中。其基本内容有：第一，世界万有，是一个“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整体有机系统。第二，人与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是构成整体的不同“自在”，因此，不能把自然当作征服、利用的对象。否则，摧毁破坏了自然，损害他人，最终人类也会摧毁自身、损害自己。第三，人类社会、各人生活的大的方面趋于和谐统一，而非冲突，冲突虽存在，但只不过是一种对和谐的短暂偏离，最终还要回归和谐。这被称为和谐辩证法。

据和谐辩证方法论，法律不仅要化解冲突，更应促进和谐，不仅是人与人在社会经济中合作、协调，而且人与自然的协调，即要保护资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这些在经济法的可持续发展等中都有体现，可见经济法、社会法是以和谐论为方法论基础的。

三、民商法与经济法的联系

社会世界是复杂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社会有两张面孔，一方面它是由个体构成的，个体是有利益冲突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有机体系，在这一有机体中，各要素或各于系统又是相互和谐的，每个要素或系统只要实现其功能，社会就可达到较理想的秩序状态。因此，现代思维，在方法论上的反映就是任何法只是以一种方法论为重点并不排斥另一种方法论。这在民法中就体现为私法公法化趋势，即在以个体主义、个人本位为核心的同时，也不完全排斥整体主义，在强调利益冲突时，也不完全排斥利益的和谐。就经济法而言，在强调整体、和谐的同时，并不是对个体利益毫不顾及。

作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两种最基本的法律制度，它们分别侧重对社会的两副面孔所体现的不同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对整体社会关系进行系统全面调节，因此，它们是互补的，双方是不可替代的，任何想用一种法代替另一种法的想法，都是对社会关系或者说对社会缺乏正确认识的结果，都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现代民商法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诚信原则不仅显耀于私法，在公法领域也逐渐得到认可。个人信用、企业信用是民商法的调整范围，与民商法相对应的基木法的是经济法、行政法，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关系是实体(经济法)和程序(行政法)的分工。在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领域中，经济法与行政法分别以实体法规范(授予行政权力)和行政法规范(设定行政行为的程序)的方式互动地实现政府控制经济生活，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目标，木文拟从行政法与经济法的角度研究政府信用制度。

政府信用是公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是公众对政府本身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的心理反映;同时也是政府在维护和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中所担负的职责，表现为其是否为社会提供信用环境。社会信用体系按其组成部分可以划分为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其中‘政府信用是整个信用体系的重心和“基石”，是建立真正的企业、个人信用的前提条件。政府是制度、规则、法律的制定者，如果政府失信，就会直接影响制度、法规的权威和约束作用。构筑完善的政府信用法律制度不但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是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要求。而构筑我国的政府信用制度，首先要先确定这一制度由什么部门法来调整。

    一、公法领域的诚信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在私法领域被奉为“帝王条款”，以公平和正义为根本宗旨而凌驾于一切具体的民法规则之上，要求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善意真诚、恪守诺言、公平合理。诚信原则不仅显耀于私法，在公法领域也逐渐得到认可。1926年6月，德国行政法院在一份判决中指出“国家作为立法以及法的监督者，若课予国民特别义务，于国民司法关系，相互遵守诚实信用乃正当的要求;且国家对于个别国民在国家公法关系上，该诚实信用原则亦是妥当的。德国最高法院1930年10月2日的一份判决更加明白肯定道:“诚实信用原则对于一切法律，并包括公法在内，皆地适用之。时至今日，一此国家和地区的公法也开始对诚信原则予以明确的宣不。1996年韩国《行政程序法》第4条规定:“行政机关执行职务，应本与诚实信用为之。”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第8条也规定:“行政行为，应以诚实信用之方法为之，并保证人民正当合理的信赖。”因此如果说个人信用、企业信用等私人信用机制应在民商法中被构筑，那么政府信用显然要在公法领域进行研究。

    我国《宪法》对政府宪法责任作了规定，规定了听取和审查政府工作报告制度、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制度、质询制度、罢免制度等等，这此对政府信用的调整作了原则性、根本性的规定。个人信用、企业信用是民商法的调整范困，与民商法相对应的基本法的是经济法、行政法，本文试图从经济法、行政法角度研究政府信用制度。

    二、政府信用制度与行政法

    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行政法的特定调整对象是行政关系和行政监督关系，是因国家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卞体行使其行政职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行政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能过程中，对内对外发生的各种关系；.督行政关系是国家有权机关(国家立法机关、国家司法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在监督行政行为过程中与行政机关形成的关系。行政法产生的最初日的是使权力分立，相互制衡以避免权力滥用，以保障资产阶级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及巩固资产阶级政权。这种调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纵向关系的法律毫无疑问能担负起规范政府行为，构筑政府信用的重任。

(一)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基木内涵

    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地位日益显现，诚信原则也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要求政府实施行政行为时必须诚实守信，这既是维系和指导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根本准则，又是规范和调整政府机关与公民个人关系的指导原则。在行政法上，诚信原则的基本内涵是:(1)行政机关的活动应以维护社会公益和保障相对人的正当权益为行政目的。其实，行政权力的公益原则是相对于行政机关的“私利”而言，其禁止的是行政机关以权谋私、滥用职权。(2)行政机关应当忠诚执行宪法与法律宪法是人民与政府签计的契约，是人民授予政府管理国家的委托书;法律是人民代表对行政机关的授权令。因此忠实地执行宪法与法律是行政机关的基本诚信义务。(3)行政相对人应服从行政机关依法所进行的管理。行政机关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其管理的目的在于实现安全、秩序与正义，行政相对人理当信任行政机关，服从其依法做出的行政决定，这是行政相对人应履行的基本诚信义务。(4)行政机关和相对人意思表不明确、真实。(5)行政机关和相对皆应言而有信，不出尔反尔。(6)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应该公平合理。

(二)行政法对政府信用制度的规范作用

    行政法在规范政府信用的活动中诚信原则具体化为法律优先原则、法律保留原则、禁止过度原则、信赖保护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效率原则。

1.法律优先原则，一切行政活动都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行政机关应受现行有效法律

的约束，遵守法律的规定，对现行有效的法律予以适用(强制适用)。因为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法律为国家意思中法律效力最强者”、“以法律形式表不之国家意思，优先于任何国家意思表不”。根据政府与人民宪法上的委托关系，法律优先实质上是要求行政机关不得违反委托人的指令，这正是行政机关的诚信义务，也是政府信用最重要的表现。

2.法律保留原则。对于影响人民自由权利的重要事项，没有法律的明确授权，行政机关不能合法地作为行政行为。法律优先原则是消极的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不得违背现有法律;而法律保留原则是积极的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对关系人民自由权利的重要事项，必须有法律的授权方可为之。法律保留原则的实质是政府权力有限，非谋取人民的福利，行政机关不得有超越法律权限的行为，这显然也是政治委托关系中的一项基本诚信义务，是实现政府信用的保障。

3.禁止过度原则。也称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时，应当全而权衡公益与私益，采取对公民权益造成限制或损害最小的行政行为，并且使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与所追求的行政日的相适应。禁止滥用原则即是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也是对行政机关审填善意行使权力的要求。

4.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肇始于德国行政法院判决，后经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效仿、继受与发展，现已成人陆法系行政法的一般原则。行政机关应保护行政相对人正当合理的信赖利益，在相对人因信赖其行为而遭受损失时，应给予利益上的补偿。在行政法上，信赖保护原则主要表现为行政立法的不溯及既往以及违法行政行为撤销的限制。信赖保护原则实际上是对相对人的主观权利和无过错取得的既得利益的俘重和保护，是防止行政机关违背诚信义务，建立和保护公民对行政机关的信赖的必然要求，信赖保护原则的实现也是保障政府信用的有效途径。

5.行政公开原则。行政机关除了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行政效率以及保护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外，一切行政活动均应向人民公开。行政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对行政的了解权，防止行败，避免政府最终走向失信。为了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维护政府的信用形象，政务公开制度在世界各国普遍发展起来。

6.行政效率原则。行政机关应当及时、高效地履行职责，这是人民对行政机关设定的基本诚信义务。    在我国，由于法律实证主义盛行，对某一“原则”，无论其如何重要.若法律无明文规定中‘国的行政官员与法官也绝不会将其当作“法”。因此作为行政法最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欲在我国取得“法律原则”的地位，必须在行政法律中予以明确宣不。

根据诚信原则及其具体化的六大原则，行政法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行政立法制度、政务公开制度、行政合同制度、监督审查制度、行政责任制度等，来构筑我国的政府信用制度。

    三、政府信用制度与经济法

(一)民商法与经济法对市场经济信用制度的不同功能

    在当今法律体系中，与市场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部门莫过于民商法和经济法。在构建和保障市场信用机制方面，民商法和经济法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对信用法律机制问题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而透视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也可以进一步印证经济法具有不可林代的功能。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往往较多地强调民商法的作用，但民商法搞了那么多年，市场信用状况并不理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系统规定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经济公法制度。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可见，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存在着必要性和不可替代的功能，实现部门法之间的功能整合是法学研究的使命。

(二)经济法的功能及对构筑政府信用制度的意义

国家权利不会自发地运行和生效，它必须由具体的政权机构和政府公务人员来执行，无论是各个政权机构还是组成他们的公务人员，均有区别于社会公众利益的自身利益。当国家权力执行者的自身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权力执行者将自身利益从社会公众利益中分离出来并带入国家权力之中便造成国家权利的异化，这是产生政府失信的根源。

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是依法管理国民经济，作为“经济公法”的经济法，以规范国家经济管理权力的运行为己任，其调整对象是一种“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关系的一方主体是行使经济管理权的国家机关，另一方是被管理的经济主体。一方面，经济法是经济主体有效抵制政府非法干预的根据和手段，凡是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政府行为，各经济卞体可以拒绝二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主体的行为以自利为动机，经济法就是对自利行为进行法律管制的准则。

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集体现在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及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国有资产管理三个方而，达到规范经济管理权力运行的日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经济法是政府对市场主体所作出的一种承诺:政府行为烙守规则，规则具有相对稳定性。经济法的理想是保障政府的经济干预活动稳定、连续、透明、合乎程序恪守界限。这样的政府是一个理性的政府、法治的政

府、守信用的政府。经济法功能是建立政府对市场经济生活的干预机制，树立政府的经济权威。经济法存在的主要价值在于通过实体规范的约束，避免或减少政府行为的任意性，塑造一个守信用的法治政府。

四、政府信用制度的法律调整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现代国家为了社会的全而进步和人民福社的不断提升，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施管理，其主要职能早已不限于以暴力来维持治安和抵御侵略，对于行政的具体社会经济内容，行政法不可能也不必要一并囊括，它所应当充分关注的只是行政组织及其权力设置、行使、制约和监督。因此学者称“行政法学家一般不重视行政法分则的研究，而让给当代兴起的新兴学科进行深入的研究。当现代行政法本起源于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以保护国民不因权力滥用而遭受损失，诸如关于各行各业的行政管理的法，既然行政法学一般不予研究，则其不必再归于行政法的范畴。随着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不断精细和技术化，行政法中对“事”管理的本属特别行政法的内容已经、正在或将要分化出去，成为专门的法律部门或其他法律门类的组成部分，如经济法、卫生法、军事法、公安法、教育法等，行政法最终将纯化为政府的组织人事和行政救济法。当然不能认为经济法是因为行政法发生分化才得以成立的，因为行政法本质上是限制政府滥用权利之法，无论在英国或法国，它都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以判例形式逐渐发展起来的，本来就不关注行政行为的具体社会经济内容，经济法部门的形成与行政法本身的发展之间并无逻辑联系。经济法的内容和范困不限于经济行政，它还包括反垄断法、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货币和金融调控、政府参与市场活动等历来不属于行政法范畴的内容。张尚教授所著《行政法教程》，提出下述观点:“在我国，政府上作的法制建设，主要是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两人法律部门紧密相关的，这就是经济法和行政法。当然，经济法，除它的一个人的分支——经济行政法是同政府上作密切相关的以外，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内容而行政法，包括它的同经济法交义的一个人的分支——经济行政法在内，则全部是同政府上作密切相关的。总之，加强政府上作的法制建设，在我国，主要就是要人力发展经济法和行政法。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分工互动实现对政府信用制度的法律调整

    发挥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双重作用构筑政府信用制度，主要就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而言。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在于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有些也具有行政关系性质，必要时也要采用行政手段。它们的区别在于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是物质利益实体的管理性质关系，不是行政管理关系。经济管理关系的卞体虽然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但都是经济权利主体和经济义务主体，都依法有经济权利及承担经济义务。经济管理关系追求的是一定的经济中的和经济效益，遵循的是市场经济规律，不能单纯体现行政机关和行政首长的意志和意图。经济法主要运用经济手段，但也以行政手段为辅。

1.实体和程序的分工互动。在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法律又是如何控制政府行政行为的呢?这中间存在着双重控制关系。政府统制经济活动，这是经济法的任务，主要的是控制市场竞争，保障经济秩序;行政法的任务是控制政府行政行为.主要目的是控制行政权力，保障经济自由。当然两种任务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相互渗透、有机运行的。强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走向法治化，就是要把政府干预ili场经济过程中的每一个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环节都纳入法治化轨道，在该目标取得后，经济行政行为将完成由患意行政向法治行政的转变。因此可以认为，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关系是:实体(经济法)和程序(行政法)的分上。在政府通过经济法控制经济活动的领域中，经济法主要是以实体法规范(授予行政权力)的方式实现政府控制经济生活的目标，行政法主要是以行政法规范(设定行政行为的程序)的方式实现政府控制经济生活的目标。

2.调整方式的配合。行政法是以强制性干预为特点，它不仅表现为对治安对象、纳税对象等相对人的强制，现代行政法更多地表现为对行政主体的强制。经济法是以政策性平衡为特点的，它一方面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保护经济主体的权利，因而不采取传统公法的强制性干预，也不采取传统私法的自治性调节，而是将两种调整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产生政策性平衡。西方法律社会化或“社会本位”就是法律的政策平衡原理在西方的具体表现。政策性平衡的调整方式表现在法律内容上，就是政策(国家意志)对于公理(社会习贯)的修正

3.以不同的价值取向达到最终日的的一致。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正义的实现，经济法与行政法也不例外。追求经济法制度正义与追求行政法程序正义，是经济法与行政法不同的正义价值取向。作为以社会为本位的法，经济法保障政府对ili场弊端的控制，实现经济生活的秩序价值。行政法是以国家本位卞义为基础，行政法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来监督权力的行使，保

障政府经济控制的适度，确保经济生活的自由价值。两者以不同的价值取向统一与同一目的，即通过实现法的正义来保障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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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现代民商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现实诉求；调整对象；调整方法；根本目的。

一、国际商法之独立性———是对现实诉求的回应。

吴经熊先生在其《法律三度论》一文中指出：每一个特殊的法律均有三个度，即时间度、空间度、事实度。这里的事实度是指所有法律均与事实有关，在逻辑上，有什么是关于这件事的法律？询问“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每一法律均统制一定的事件，或一类的情事[1]。事实上，吴氏先生的事实度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给我们指引了一条研究法学问题的路径，即对法律问题的探究必须回应现实的诉求，基于现实的语境来对法律样态予以多维度的考量和解读。因此，笔者认为，在论证国际商法独立性①这一法律问题上，有必要从事实的维度考察其独立性之现实诉求。据此，下文拟从三个事实维度对此问题展开分析：

第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国际商事活动的频繁发生，客观上要求一套独立能够规范商事活动的法律。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飞速的发展，各国之间的商事活动频繁发生，国际贸易不断的增加，据统计：二战后，国际贸易迅速发展， 1950年国际贸易仅为607亿美元，到2000年世界商品贸易总额达70000亿美元，并且，当前的国际贸易的规模还在继续不断扩大[2]，伴随着各国间商事交往和合作密切程度的日益提高，使得各国从一国内部的商事领域逐步步入世界性的商事领域，这样必然打破一些原先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封闭性的地区商事法律、法规（实际上，早在11世纪，地中海沿岸区各国的商人团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即开始自行制定一些规约，即所谓商人法，这种商人法就是商人们长期从事商业活动的习惯做法，这种习惯性的做法一开始只流行于一定的地区和行业，随着国际商业的不断发展，其影响也不断发展，有的发展到今天已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行），迫切需要产生一部能在全世界统一的大市场内能够适用的商事法律、法规。因此，鉴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国际商事活动的频繁发生，在客观上必然要求诞生一部能够在国际商业社会领域内，调整平等的国际主体从事各种国际商业活动的统一实体法律规范，即我们所称谓的国际商法。

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贸易市场的形成，为国际商法走向独立化提供根本性的动力支持。经济全球化作为全球化进程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促使世界范围内的国与国之间的商事交易活动空前的频繁与活跃。从事国际商事活动的商人们迫切的希望能够像从事国内商业一样，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套统一的规则，从而摆脱因适用不同国的民商法而给国际商法带来的障碍[3]。因为法律规则的不同一，不仅将增加国际商事往来的不确定性，使商人在交易中缺乏预见性和安全感，而且还会造成交易成本极大增加和效率显著的降低，这是其一；其二，由于商业活动本身固有的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同一性与世界性以及国际商事关系的发展，要求减少或消除各国商法法律的歧异，避免法律冲突，以便利交易的进行的需要，客观上要求一套统一的国际性商事法律体系[4]。因此，可以这么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贸易市场的形成，客观上为国际商法走向独立、构建一套独有的调整国际商事领域的法律体系提供内在性的动力支持。

第三，现行诸多的国际商事条约、国际商事组织、国际商事惯例的存在，为国际商法成为独立部门法提供技术支撑和保证。为了推动国际商事领域法律的趋同，实现法律的统一，减少国际商事交易的障碍，产生了诸多的国际商事条约，这方面的重要条约包括： 1913年的《统一海难救助若干法律规则的公约》、1913年的《统一船舶碰撞若干法律规则的公约》等、1930年的《统一支票法公约》《统一汇票及本票法公约》、1946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78年的《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公约。这些国际商事条约一方面在调整现行的国际商事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积累了诸多的经验，为国际商法统一立法，走向独立性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另一方面，一系列旨在推动“商法一体化”的国际商事组织存在，比如国际海事委员会、国际法协会、国际商会、国际商事仲裁法院、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联合国的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组织的存在为国际商法的统一化、独立化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与此同时，国际商事习惯的大量存在并被司法适用，以及它在国际商事活动领域所具有的独特的规范作用，使其成为国际商法的重要法律资源，并为国际商法从国际经济法或国际私法分离提供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二、国际商法之独立性———是符合部门法独有的法律属性。

法律是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它或多或少反映了人类社会内在的规律性。按照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法律本身便来自于自然，是自然的产物，因而法律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是具有一定共性的。但是，法律制度的概念性安排却是人为的，是由不同的法学家们对法律现象作出的人为的解释，这些法学家们从哲学、社会、经济和历史等不同的前提出发，就可能对法律作出不同的安排，从而产生不同的法律部门划分结果[5]。从法理学而言，判断一类法律规范是否从整体上构成一个法律部门，需要考察这类法律规范是否有自身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6]。但笔者认为，除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两大重要范畴外，基本原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范畴。国际商法能否从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中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法，实现其独立性，关键看其是否拥有独立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和基本原则。

笔者通过考察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以及基本原则，可以得出国际商法符合一个部门法应有的基本属性的结论，即国际商法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符合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划分规律。

其一，国际商法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国际商事关系（私人间的跨国商事关系和跨国商事组织关系）。国际商法，国内有学者译为现代商人法、新商人习惯法、跨国法、国际贸易法等。它是指调整平等主体间国际商事交易以及国际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7]。以商事关系作为调整对象，决定了国际商法的私法性质，以此将国际商法与国际公法予以区分。当然这里的商事关系，即为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包括商事关系、物权关系、知识产权关系和债权关系，而婚姻家庭、收养和继承等民事关系不属于国际商法所调整的商事关系的范围，以此可以将国际商法与国际私法予以区别。（当然，尽管目前在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对于国际司法的调整对象，虽然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主流观点将之概括为“国际民事法律关系”[8]或者“涉外民事法律关系”[9]）。与此同时，在国际经济法学界，对国际经济法学的调整对象，理论界一般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总称[10]。笔者认为，尽管国际商法所调整的国际商事关系可以说是一种经济关系，但是，国际经济法学中所谈及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经济管理关系，有别于商事关系中所述的经济关系。而且，由于近代以来我国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并不区分商事关系与经济关系，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在国内法上也区分了经济关系与商事关系。因此，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法调整对象的区别在理论上已得以证成。

其二，国际商法有自己的调整方法，即直接调整方法。

国际商法的直接调整方法是国际商法区别于国际私法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毋庸置疑，国际私法是以解决法律冲突为中心任务，以冲突规范为基本规范，而冲突规范本身并不是直接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实体权利与义务，其作用在于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所适用的国内法。因此，国际私法乃一种特殊的规范，其所运用的调整方法是一种直接调整方法，而国际商法则直接规定商主体在国际商事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直接规范国际商事领域商主体的行为，其调整方法是一种直接调整方法。

其三，国际商法有其独立基本原则。国际商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国际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国际商法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对传统商法基本原则的再继承，也不是对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复制，而是国际商事交往自身特点与属性的必然要求，包括全球性原则、国际经济主权原则、平等双赢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安全原则、发展原则。根据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目前，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经济主权、非歧视、互惠互利和适度开放的市场原则[11]。

三、国际商法之独立性———是国际商法起源、发展、根本目的使然。

根据国际著名贸易法专家施米托夫的观点，关于国际商法的起源、发展应分三个阶段： 11—17世纪是中世纪商人法时期； 18—19世纪是商人法被纳入国内法时期；当代是新商人法时期[7]147;很显然，根据施米托夫教授的划分，11世纪乃是国际商法的产生时期。在11—17世纪的中世纪商人法时期，所形成的一系列商业惯例、规则，在几个世纪里成为西方世界商事交往的基础，并且也成为跨国性商事交易关系的支柱性力量，直到18世纪被各国的商法所吸收，并纳入其国内法。正如学者所言，这种做法使得商人法在性质上所具有的“世界性”、“统一性”、以及内容上的“公平”、“灵活”和“便捷”的特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并不能适应商业活动本身固有的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同一性和世界性，商人法开始出现衰落[4]。但是到了19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商品贸易活动迅速增加，国际商事法律关系日益复杂。此时，单纯依靠各国的国内法来规范跨国性的商事交易活动，其缺陷日益暴露，弊端日益显现。从而在客观上要求一套统一的规则来规范国际商事交易当事人的商业活动行为，保障其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商事关系的正常运转。有鉴于此，国际商会、联合国等组织以及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于1919年到1965年，为各国民商法的统一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各国商事法律逐步走向国际化，比如通过采取国际多边条约、示范法等方式，最终使得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商法领域内对立的部分逐渐趋于统一。与此同时，当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向深度和宽度上的扩展，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商法的迅速发展，并为国际商事规则在全球范围内的统一，使国际商法从国际经济法或国际私法中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提供了根本性的动力支持。

综上述及，商人间的商事实践活动是国际商法得以产生的内在根源，它记录着国际商法产生、发展并且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轨迹。同时，国际商法的独立化、规范化、体系化，对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活动，规范国际商事行为，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要顺应全球化之浪潮，经济一体化之趋势，专门制定一套适用于国际性的商事交往规则，打破国界之划分，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能统一规范各国的国际商事活动行为，以此消除因各国民商法的差异而给国际商业造成的障碍，从而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活动的规范化、法制化。

因此，国际商法走向独立化、体系化是国际商法起源、发展和根本目的的必然要求，于理论、于实践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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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商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法；公平与效率；法律价值

法律的产生是人民千百年来追求公平正义的结果，但是每一部门法却又肩负着不同的使命，这促使人们对法的价值进行探究。如经济学与法学融合的产物――经济法，由其产生之初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到其内在价值追求都伴随着人们争议的声音。而经济法价值的争议无非就是公平与效率的争议。

一、对公平与效率价值的认识

法的价值，是指法与人的关系中，法对人有用性。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学家提出的法的价值，归纳起来无非是正义与利益两大类。而在经济法中，正义与利益则直接体现为公平与效率，以及两者之间的平衡。从时段上讲，公平分为起点、过程与结果公平；从概念上讲，公平又分为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效率包括个体效率和社会整体效率。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关系。[1]公平可以给主体激励，成为效率的源泉；对社会整体效率的协调，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如果只顾公平不顾效率，会影响经济发展，使公平停留在低水平上；如果只顾效率不考虑公平，容易产生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引发社会矛盾，最终无法实现效率。经济法是通过提高社会整体效率的方式来实现实质和结果公平的法律。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经济法是内化了公平的体制效率。[2]

二、经济法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我认为关于经济法公平与效率的价值之争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不是中庸之道看法，而是如今的法律几乎都无一例外的涵盖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如民法关于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规定，诉讼法和行政法程序法优于实体法的原则等都体现法的效率价值。只有在法律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我们才需要作出最终价值目标的选择，也就是所谓的首要价值目标。但是即使明确首要价值目标，也未必所有的法律都会固守首要价值目标而舍弃其他价值目标，如民法关于善意取得和公示公信原则的规定，它选择的最终目标是保证商事交易的安全和效率；又如《票据法》关于的票据无因性的规定，其舍弃民商法公平目标而选择效率目标更是显然易见的。这是因为民商法的使命是保证商事交易个体效益，其主要目的是保证个体机会平等以及起点和过程的公平，所以民商法主要的价值目标选择是公平，但当法律价值发证冲突时，哪一价值目标最有利于实现其使命，才是其选择的对象。[3]

经济法是伴随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出现的，其发展历史就是政府干预经济尺度和方式变更的历史。而干预的目的，无非是在经济发展中追求效率或维护公平。法律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实现公平，但这里的公平不等于法的价值中的公平，法律价值中的公平更多的偏向“平等”，而法律结果的公平则更偏向于“正义”。[4]也就是说经济法追求社会整体效率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社会正义，这也是法律公平的题中之义，但不等于经济法的首要价值目标就是公平，即平等。这也是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区别，民法追求的是形式公平――平等，而经济法追求的是实质公平――正义。许多人认为经济法的首要价值目标是公平也是源于对法律结果公平和法律公平价值的混同。因此我认为经济法首要的价值目标是效率，并且是包含了正义的的效率。[5]

三、经济法效率价值的体现

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的范畴，它不同于民法的私人本位及行政法的国家本位的范畴。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社会法应当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为最终目标，也就是社会公平。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不同的法律部门也分别肩负不同使命。如劳动法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目的；环境保护法以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业化建设的发展问哦目的；而经济法则以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合理分配经济资源，保障社会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在这些不同的法律部门之下还包含了许多子法律，如果说这些法律部门都是以公平为价值目的显然是不可取的，但是它们都以实现社会公平结果为目的。[6]

以《反垄断法》为例，在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竞争时期，平等自由交易有利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从而提高经济效率，此时民法倡导的平等交易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成为主流价值选择；到了垄断经济时期，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集团可以更加有效的利用经济资源，降低生产成本，这时的规模效益经济也不是《垄断法》规制的对象，只有到了垄断集团的出现，才是《垄断法》规制的对象。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垄断产生的基本原因是进入壁垒，其形因主要有垄断资源、政府管制、生产流程。此时垄断者每生产一件产品，其边际效益要小于物品的价格，即当一个垄断者增加一单位产量时，它就必须降低对所销售的每一单位产品收取得价格，而且，这种价格下降减少它已经卖出的各种单位的收益，因此，垄断者就会选择减少产量来获取高价。而其他竞争者却因进入壁垒而无法进入此行业，从而造成资源浪费以及经济效率的低下，最终损害消费者福利。此时，《反垄断法》即以恢复经济竞争效率为目的对垄断企业进行规制。如禁止企业滥用市场经济地位和禁止地方政府设置进入壁垒的规定。当然这种法律规制的结果是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但是垄断企业尤其是自然垄断产生的伊始却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这种民法所包容的自由竞争却损害了社会的整体体制效率，此时垄断法即舍公平而取效率，由此可见，反垄断法是以内化了公平的效率为其价值目标。[7]

经济法上的分配的公平亦如此。由于效率的提高意味着更多的产出，意味着可分配物质的增多，所以对于整体而言这是真正的公平。这样，经济法的公平价值内在化到效率价值之中，成为效率价值的一个内容。[8]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述，经济法的公平与效率价值之间并不是必然要画个楚河汉界，如果一个经济系统拥有极高的体制效率，但身处其中的大多数主体却认为这个系统是极不公平的，那么，这套体制最后只会以更快的速度被取缔、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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