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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校开展了“讲学习比奉献创业绩”活动,通过系统的学习使自己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下面就谈谈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讲学习是我们极为重视,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讲学习,必须善于学习。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尽管有再好的愿望,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不断地更新知识,丰富自己的工作技能和实践本领,善于在工作中开拓创新,提出新的思路和见解,这样才能把良好的愿望和实际工作效果结合起来,实现动机与效果的同意。要真正学有实效,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持之以恒。“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要想真正学到一些东西,不仅要有虚心向学的态度,还必须有铁杵磨针的精神。应该把一切可能利用、应该利用的时间真正用在学习上。二要注重积累。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纳细流,无以成江海。厚积薄发是做学问的基本道理。各种知识积得多了,才能融会贯通,得心应手。三要勤思善辨。初学的东西只是稻麦菽粟之类的原料,要使之成为甘醇的美酒必须经过充分地“发酵”、“过滤”。一方面,在当今若不注意“思辨”,往往会造成“消化不良”,不仅起不到提高素质的作用,甚至会使人误入歧途。四要博专结合。在知识爆炸的当今时代,高新技术如潮涌来,各种知识相互关联、渗透的程度愈来愈高,新的时期呼唤博专结合的“T”型人才。作为一名教师在学习上必须有意识地做到博专结合,唯其“博”,才能视野开阔,统揽全局,下好整盘棋;唯其“专”,才能高屋建瓴,见地深刻,工作有创意。五要学以致用。学习任何知识都应在“管用”上狠下功夫。紧密联系实际是我学习中始终坚持的原则,针对实际工作需要去学,在工作中验证、升华所学的东西,于做于学都有好处。比奉献首先要明白奉献是什么?奉献是无私的给予,是真诚的付出,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鲁迅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是奉献;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也是奉献。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奉献是一种精神境界和行为品质。讲奉献是一种精神,把无私奉献作为人生的最大幸福。
奉献是一种修养。名和利,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人生问题。
奉献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说它容易,因为有时就是举手之劳,人人都可以做到;说它困难,是因为它是一种觉悟,是一种境界,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历史认为那些专为公众谋福利从而自己也高尚起来的人物是伟大的,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的人,他自己也是最幸福的人。”如果说有什么好处,这就是最大的好处。每个教师都要在自己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当我懵懵懂懂从学校毕业迈入石堡川水库管理局的那一天起,我憧憬做一名水利工作者,想像着自己为灌区做贡献,造福灌区群众,使灌区群众人民因水而实,因水而富,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如今我已在石堡川灌区奋斗了十九个春秋,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用青春和汗水谱写的十九余载的青葱岁月,至今令我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曾记得在伟业公司的时候,经常在工地施工一线,为了关键的施工质量而坚守工地,忘却了蚊虫叮咬的疼痛,忘却了炎炎烈日当空暴晒,为了按期交工,忘却了答应妻儿回家团聚的日子,忘却了孩子生病时的那一句承诺,紧张繁忙而从实工程施工一干就是八年,望着碧绿而清澈的水,笔直的渠道,望着巍峨耸立的库区的仿古式放水塔,望着平坦宽阔的砼路面,我不仅感慨万千,这里曾经有我挥汗如雨的青春时光,有脚踏实地而辉煌的奋斗历程,我以此为荣,以此为傲。
自我踏进石堡川管理局的大门,我就下定决心以一个农民儿子的身份服务灌区人民,让“为灌农服务、围灌农负责、让灌农满意”的服务理念,铭记于心,落实于行。多少个日日夜夜,石堡川灌区让我魂牵梦萦;多少个日日夜夜,石堡川灌区让我彻夜难眠;多少个日日夜夜,石堡川灌区让我激动不已,它让我累过、爱过、哭过,但一颗为灌区群众服务的心没有动摇过,总是尽可能早饮水,引大水,科学合理调配,提高用水量和水的利用率;总是尽可能的提高灌溉服务水平,有条不紊地调水,测水,量水,计算每亩地的实际受水量,指导群众科学用水,合理用水,节约用水,灌农淳朴爽朗的笑声是对我工作最直接的肯定。在工作中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总是尽可能的自觉加压提高自己业务技术水平,让灌区群众享受优质服务,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我们新时代水利战线上的人既需要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也要有艰苦奋斗的敬业和创新精神,任凭寒风凛冽,酷暑炙烤,都无法动摇我坚定的信念,作为石堡川的一员我倍感自豪!大禹治水只是美丽的传说,愚公移山不过是美丽的寓言故事,而我们为了灌区农民增产增收,脱贫致富,人水和谐,用实际行动去谱写一曲曲壮丽而豪迈的新篇章。
新时代的使命不容推卸,坚定地步伐不容停歇,面对挫折不恢心,面对风险不回避,面对困难敢亮剑,用担当和责任一件一件去落实,用信仰走好我们的艰辛路,用奋斗实现现代化灌区的梦想,以对灌区事业的执著追求,对灌区农民的高度敬畏,美丽富裕文明的现代化灌区指日可待。
通过学习进一步认识到依法合规经营对我行经营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认识到违规经营造成案件高发的危害性,使我更加认识到当前内控管理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作为一名农业银行风险管理人员,我深知依法合规经营是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也是坚持正确的经营方向的保证,更是金融企业自我发展自我保护及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所在,只有坚持了合规经营才能确保我行各项工作健康快速发展。下面是我在学习相关内控制度及管理办法后的几点心得体会:
一、加强合规文化教育,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需要
开展合规文化教育活动对规范操作行为,遏制违法违纪和防范案件发生具有积极的深远的意义。一方面,统一各级领导对加强合规文化教育的认识,使之成为企业合规文化建设的倡导者,策划者、推动者。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经济社会,各种新事物不断涌现,新业务、新知识更是层出不穷。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学习,全面系统地学习政治理论、金融业务、 法律法规等各方面的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努力提高综合素质,更好地适应全行业务提速发展的需要。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特别是要注重加强对政治理论、经济金融、法律法规等方方面面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增强明辩事非和拒腐防变的能力,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头脑清醒。同时,进一步端正经营指导思想,增强依法合规审慎经营意识,把我行各项经营活动引向正确轨道,推进各项业务健康有效发展。
二、提高个人思想素质和风险防范意识,增强依法合规经营的理念
加强个人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学习,加强思想教育,这是从源头上杜绝违规违章行为的重要手段。加强对员工的风险防范教育,使大家都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和银行经营风险的普遍性,认识到银行本身就是高风险行业,必须把风险防范放在第一位。每天从自己的岗位做起,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自觉抵制各种违纪、违规、违章行为,要根除以信任代替管理,以习惯代替制度,以情面代替纪律,珍惜自己的职业生涯,视制度如生命,纠违章如排雷,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规范操作,从源头上预防案件的发生。
三、加强内控管理,更新服务意识,树立正确的银行经营理念
从近几年银行业发生的经济案件来看,“十个案件九个违章”。有章不循,违规操作,检查不细,监督不力,实属重要根源,无数案件、事故、教训,都反应出风险内控管理还存在一定的漏洞。正是制度的不完善,才导致一些人有机会钻空子,从而给国家资金造成损失。我们每个银行工作人员都应该吸取教训,不断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并将内控管理当作风险防范的前提条件,要认真扎实地贯彻执行案件防范责任制的规定,促进内部防范机制的强化与完善,努力做到在规范的前提下发展业务,在发展业务的同时,加强规范管理,以保证各项业务的流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之内进行。
第一,要把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工作的始终。“基础牢固,稳如泰山;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风险的防范与控制,说到底是人的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客户创造市场,客户创造价值,客户是我们的效益之源,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有了客户,我们的业务才有发展,员工的价值才能够体现。如果每个岗位的员工都能严格要求、严格规范、严格标准、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业务操作中的风险就会得到有效的遏制。切实大力倡导、深入宣传价值最大化、资本约束、全面风险管理、风险与收益平衡、内控优先等先进理念,自觉转变观念,将自身工作作为第一道防线纳入到风险控制体系中,形成规范操作,防范风险的良好氛围,真正把为前台、为基层、为客户服务当作提升风险与回报管理水平的出发点和归宿,就能有效提高我行风险管理和内控政策、法规、制度的执行和落实,全面加强风险管理和内控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二,要更新服务意识。
现实看,银行的业务基础是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银行,没有优质市场和优质客户就没有银行的业务发展,加强市场营销是目前提高我行核心竞争能力的当务之急。从我行看,我们的经营服务意识与以前相比已有了很大程度的转变,但这些转变还仅仅停留在表面层次上,缺乏更深程度的挖掘。在当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要突破原有的局限,创造个性化服务,以全面优质的服务吸引客户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善于研究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善于拓展优质市场,善于竞争优质客户,通过有效的市场营销促进业务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要准客户定位,牢固树立为优质客户服务的意识,因为优质客户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经营利润。
第三,要树立全面协调均衡的经营理念。
关 键 词 收入风险 社会保障重心 人力资本建设 人口结构风险
17世纪西方学者把人类的所有行为概括为趋利避害。趋利即增进福利,避害即预防和消除风险。收入风险是人们所面临的,因各种原因导致收入中断而使生活陷入窘困的常规性风险。人们为了福利最大化而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但新的产业结构又带来了新的风险。所以,人类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看是风险的不断更替过程。人们为了避让和分散这些风险,不断地建立和提升风险防范和分担机制,从而使社会保障的重心在制度升级的过程中不断转移,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农业社会的自然风险与传统保护机制
风险概念意味着预期的不确定性,这种预期实际上是人类对实践结果的无把握性。人们在实践中与劳动对象不同的结合而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因而引发了未知的风险。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农业社会是农耕生产方式,劳动组织是以家族血缘关系维系的结构,感情是社会关系的主要纽带。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手段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靠天吃饭,因此风险主要来自自然风险,特别是水灾、旱灾、火灾等。自然风险的特点是突发性强、偶然性大,一旦发生,破坏性大、后果严重。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到,每当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就会出现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因此,人类最初的生存保障来源于家庭,体现在私有土地的支持和亲朋的关爱。但在大的风险来临时,家庭或家族式的保障便无能为力,更大范围的社会保护方式就成为客观要求,慈善事业应运而生。
慈善事业是最初的社会保护形式,也是最早以再分配方式分担风险的举措,但其蕴含的情感意味和道德评价,并未脱离传统社会关系的羁绊。最初的慈善救助的特点是无规范性、主观随意性大、非常规性、以食品相助为主、救助水平低下。施善者往往以恩赐者自居,受助者因无功受惠而自尊受损。这充分说明当时的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私人感情上的社会互助,而非制度安排。农业社会条件下的慈善行为开始于民间血缘家族,后扩大到地缘互助,当宗教慈善事业发展起来后,这种保障便具有了普遍意义。之后的慈善事业逐步发展为官办善举,是由官方组织但未制度化的救助活动,一般以国家介入,并以传统道德和政治需要为基础而产生并得到发展。[1]在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官办慈善措施是“义田制”、“义仓制”、“赈济制”等。西方国家有教会救助制、“仕一税”制、“施物所”等。
慈善事业是传统社会风险分散的最高形式,其社会意义在于它以非制度化手段对社会进行整合,是超出家庭关系的社会保护方式;虽然其作用有限,但自发的再分配形式为以后的制度性再分配打下基础。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失地风险与社会救助制度
真正的制度化救助出现在家庭保障基础被打破,从而贫困化成为常规现象。在农业社会,家庭有土地、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因此也有了起码的生存基础,虽然自然风险是农耕生产方式的主要威胁,但它并未摧毁家庭的土地制度,自然风险的偶然性、间歇性、地域性还构不成制度化社会保障建设的客观依据。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使得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并伴随着手工业者因产业败落形成的普遍的、常规性贫困。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一方面是为新产业进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也是进行工业劳动力储备。传统劳动力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分离,恰恰是为工业生产方式准备劳动后备大军,但同时也标识风险由自然领域转向社会领域。社会风险的特点是,人为因素是风险的主因,收入分化加速,人与人的矛盾超过人与自然的矛盾并在逐步积累中形成强烈的社会不满和阶级怨恨,进而加速了社会无序与越轨行为,对当时的统治者也构成了威胁。这种情况下原有的慈善事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承受不起社会风险的压力,客观上要求治理常规性贫困的制度性救济方式的出现,因而国家主导的社会救济制度成为必要。
最早以法的形式确立的济贫制度是1601年的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经过20多年的实践和修正,1834年产生了新《济贫法》。到18世纪,世界主要国家都建立了社会救济制度,并且以它作为社会保护的主要形式。虽然济贫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但与慈善事业相比最主要的优势是:风险承担的主体由个人转向了国家,社会救助有了法律依据,其过程和标准都有了规范性操作和制度化程序,从而使社会救济制度成为一项正式的社会事业。社会救济制度是一个低端社会向高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必然环节,虽然在高端社会的保护系统中的位次较低,但反映出一些社会根本性的变化:
1.风险和责任意识开始发生质的转变。依据传统的观念,任何人的处境都是自己行为选择的结果,因此必须自己承担,贫困也是如此。社会救济制度的出现说明,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风险并非个人责任,社会发展过程中许多超个人力量非个人的能力所能左右,因此社会有责任为公民提供保障。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反映出国家的风险观念和对公民的责任意识。2.人权观念开始进入到实质阶段。人权思想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提出来的,旨在反对封建压迫和宗教神学的束缚。但是最初的人权思想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武器,主要倡导的是自由权和平等权,目的是为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服务,还未显示出对普通百姓的意义,所以马克思称其为一种抽象概念;只有当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劳动者的生存问题得到切实的保护,人权实现才有了实际意义。所以说,社会保障为人权保护提供了基础和条件。3.国家的职能开始发生新的变化。经典国家理论把国家的职能主要归结为对外防御侵略、对内维护社会秩序两大职能,而经济发展和家庭生活是私人领域,国家不加干预。但是随着风险性质的变化、市场失灵的出现,客观上要求国家职能也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当国家从幕后走到前台,担当起调节经济和抵御社会风险的社会职能时,就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发生了重大改变,成为市场经济系统发生脱胎换骨式转变的历史契机。[2]4.社会组织制度系统逐渐复杂化。社会组织制度主要有两大构成,一是动力系统,包括所有能推动社会发展的部门;另一个是社会保护系统,包括所有维护社会安全的部门。动力系统在社会发展初期往往具有优先性,而社会保护系统相对滞后。随着社会进化,社会保护系统逐渐发展起来,社会救济制度正是这种保护系统逐步发展完善的开端。由于救济制度的建立,社会出现了专门的保障机构、人员、法规,同时这种制度的运行也带动了社会系统向更高阶段跃进。
工业社会中的职业风险与保险体系
进入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所有制发生根本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脱离普遍化,社会分化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两大集团。广大劳动群众面临的最大风险已经不是自然风险和土地风险,而是职业风险。所谓职业风险,是指劳动者的生存完全依赖职业的收入,一旦在职业上出现问题,如失业、工伤、患病、年老、生育等,就会丧失收入来源,生存将受到极大威胁。正因为职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因此又称做收入风险。但是,由于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同,职业风险和社会保障也表现出不同的侧重。
1.工业化前期的技术风险与工伤、疾病保险。16~18世纪的资本原始积累为以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则进入大发展时期。工业快速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工厂的普遍建立和大机器的广泛应用,各行业雇工大量增加。但是,由于当时技术并不完备,设备比较简陋,没有任何质量标准,特别是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利润,经常强迫工人在有毒有害的环境中作业,致使工伤事故不断发生,工人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也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所以说,工伤与疾病的爆发与工业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传统经济学认为,现行的工资标准中已经包含着对职业风险的补偿,工人接受工资就意味着接受职业中的风险;这样,工业伤害的责任就应当由工人自己承担。[3]因此,一些国家的工人们为了解决由职业带来的这种困境,自发地组织起互助组织,凡参加互助组的成员,都交纳一定的会费,当某一成员发生职业伤害或患病时,通过互助组给予一定医疗资助和生活补贴。
然而,事实不断证明,工业化初期的财富增长是与工人伤病同步增长的,伤病在给工人及其家庭带来痛苦的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积累了社会矛盾;因此通过安抚受伤者来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生产成为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1883年德国把工人互助组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修改,作为工伤保险法案递交到国会进行讨论。同年,疾病保险法案的草案也递交到国会,经过激烈辩论,《疾病保险法》首先获得通过。1884年,《工伤保险法》也获得通过。至此,社会保障制度从济贫阶段上升到保险阶段。工伤和疾病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建立最早、发展最快的项目。从世界上看,许多国家的工伤与疾病保险都是1930以前建立的,说明工伤与疾病保险,是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重心。[4]工伤与疾病社会保险的建立,促进了企业的安全生产,加强了工人的劳动保护;同时,技术的逐渐完善和设备的改进也使工伤与疾病发生率大为减少,从而使这一风险危害逐步降低。
2.工业化中后期的失业风险与失业保险。失业现象在进入工业社会后一直存在,也是职业风险中最大的风险。但是,在工业化初期它还不是社会的主要问题,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逐渐严重。虽然失业开始于圈地运动,但现代意义上的失业主要缘于经济危机。最早的经济危机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而最大的一次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在1929~1934年。当时的情况是大量工厂停产、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社会一片萧条。如美国在这次危机中,1/3的工人失业,1/6的家庭需要依靠救济才能生存,社会境况十分惨淡。正是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大量失业,才使国家干预成为必要,失业保障开始成为社会保障的中心课题。然而经济危机引发的失业毕竟是周期性的,一旦危机过去,经济恢复,失业者还会重新就业,失业率随之下降。所以,真正更大的失业风险还在于技术性排斥和知识性排斥。技术性排斥是指由于技术使用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机器替代了人力,这种排斥从工业化中期开始显现。知识性排斥主要发生在后工业时代(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失业中,是由于知识体系发生根本性改变,新生代生产力代替旧的生产力所表现出的排斥。这两种失业是不可逆的,没有周期性,是代际之间的历史性更替,是换代性失业。因此,这种失业风险的危害性更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从收入风险角度看,信息产业的工伤风险大大减少,而数字鸿沟和由此产生的失业风险成倍地增加。”[5]正因为如此,失业保险成为工业化中后期社会保障的重点。
失业保险最初建立于1911年英国的《失业保险法》,西方主要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就建立了失业保险,但失业问题成为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是在70年代以后。如前所述,那时恰逢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因知识缺失导致失业率上升,就业压力增大。当然,随着人口高峰的过去,人口增长率下降,失业风险的威胁也会逐渐降低。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首先,它体现了收入风险分散机制的进化。风险分散机制是一个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系统,分散机制越优越,越能发挥出最大的抗风险功能,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从家庭保障到社会保险的出现,体现了社会自我保护系统的不断完善。家庭保障基本谈不上风险抵御;慈善事业则是一种临时性互助,社会救济制度从个人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个进步,但仍然脆弱,它只是社会中分散风险机制中的一个环节,是以国家责任代替了个人责任,并没有形成一种社会性的全方位的风险分散机制。社会保险制度的出现,真正把国家、社会(企业)、个人连接起来,形成系统性的风险分散机制。其次,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成熟市场的重要标志之一。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资源配置体系,但是它也经历了由不成熟向成熟的转变。越不成熟的市场,越表现出决策分散化、信息的不完全性、可预期性越差,因而风险越大。市场失灵就是这种风险积累的表现。而越是成熟的市场,其内部的自我调节和风险控制机制就越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的出现,使“个人自由主义的不完全市场经济形态,过渡到社会参与和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形态”[6].
未来的老龄化风险与养老保障
养老问题由来已久,传统社会主要依靠家庭养老,进入工业化以后,家庭养老的基础已不复存在,社会养老被提上日程。最早的养老法规可见1669年法国的《年金法典》,但只是对航海业的关照,正规的强制性养老保险制度建于1889年德国的《老年残疾保险法》。1935年前后,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建立起养老保险制度,到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养老保障。但是,社会保障的重心长期以来并没有放在养老方面,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世界人口平均寿命还比较年轻。1999年,世界上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比重首次达到10%,标志着全世界开始进入到老年型社会,当年也被定为“国际老年人年”。进入老年型社会意味着养老风险将是今后最大的风险,原因在于:
1.老龄化风险与以往的一切风险不同,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增长性的风险,以往的收入风险都是阶段性的、非持续性的风险。如工伤事故主要缘于工业化初期的技术不完备以及劳动者与机器的直接结合,当技术的安全性能提高,特别是自动化、信息化成为工业化的核心组织系统后,避免人与机器直接接触,生产的安全性大大提高,工伤事故也大幅度降低。失业风险主要缘于人口无节制的增加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失业风险也会随之减弱和消除。唯独老龄化有不断加重的趋势,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为人的平均寿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不断增长。另外,人类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生育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老龄化的加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2.个体老年保障延续时间长。其他保障的支付几乎都是临时性的,如工伤、医疗、失业、生育保险等等,最长不超过2年,而人在退休后的寿命余年平均在10年以上,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如此长的养老金支付期,需要雄厚的、持续性的资金供给,这对保障基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目前,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金额在社会保障总金额中占有绝对的比例,如我国2004年社会保障支付的总金额是4778亿,其中养老保险金是3502亿,占总金额的73%,对如此大比例金额进行长时间支付,其压力可想而知。同时,老龄化过程也是医疗保障费用增长的过程。老年人口身体质量普遍下降,不仅需要经常性的医疗服务,而且也需要较多的护理和照料,老年人口是医疗服务需求最高和医疗费用支付最大的人群。这方面的压力不可小视,据美国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卫生保障支出仅次于国防开支。[7]
3.老龄化导致老年抚养比不断提高。老年抚养比是指退休人数与在职劳动者人数之比,它反映出每百名在职劳动者所赡养的老年退休者数量。抚养比越高,说明在职劳动者的抚养压力越大。据专家预测,世界平均抚养比在2002年是1:9,到2050年达到1:4;而发达国家将达到1:2.在这方面,中国的老年抚养比提高得更快,2000年为19.91%;到2050年和发达国家一样将达到50%,即每2个人抚养1个人。[8]以上还没有考虑少儿的抚养比,如果计算总和抚养比,世界各国都会提前一半时间达到。老龄化的不可逆性反映出养老压力将会日益加重,成为社会保障难以化解的难题,因此,西方国家社会保障改革的重心也会放在养老保障上。有四个显著趋势:一是公共养老金制度将逐渐被以个人积累为主、国家资助为辅的方式所取代,即现收现付制将逐步转变为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如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个人养老金中的个人积累部分约占75%.[9]二是养老金管理和经营将从国家为主转到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为主。三是养老金的补充部分,不是主要靠财政拨付,而是靠基金运营。四是延长退休制度,通过推迟养老金发放来缓解社会保障资金压力。
社会风险经历了一个由外部风险向内部风险转移的过程,即由最初的自然风险(自然灾害),转向人身风险(工伤、疾病),再过渡到能力素质风险(技术、知识),最后发展到人口结构性风险(社会老龄化)。前三项转变意味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更新的提速,对人的威胁越来越指向个人的内在素质。社会保障的发展也在顺应这种变化,逐渐从低层次保障过渡到高层次保障,从最初的工具性职能、经过权利性职能、过渡到人力资本性职能。
工具性职能是在社会保障初期为了调节阶级矛盾、促进生产、维护社会安全所采取的权益之计。如英国的《济贫法》主要是为了控制社会混乱,德国的社会保险主要是为了缓解劳资矛盾。只有在满足资本统治要求的前提下,政府才能做出这样的制度安排。因此,这时的社会保障完全是作为效率的剂,发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作用。权利性职能是社会保障发展的中期,民权理念和民主程序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效率为公平服务,经济目标服从社会目标,大多数人的福利最大化成为社会评价基准。但是,权利性保障由于过分追求公平而抑制了效率,特别是进入信息社会后,贫困的至因已由物质性缺失转化到能力性缺失;正因为如此,阿马蒂亚。森提出,在社会保障建设的理念上,要以“能力”中心观取代幸福的效用观,主张对穷人的生存救助应转变到提供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10]人力资本职能,是指通过知识教育、技术培训、科学传播等方式提高人的素质,增强社会竞争能力。这是上世纪90年代贯穿在积极福利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积极福利思想中,社会保障被重新定位于人力资本投资,使社会保障既是社会的安全网,又是一种人的发展的基础,从而使社会保障走过生存保障、福利保障、并最终达到能力保障。它弥补了工具性职能只注重效率和权利性职能只注重公平的片面性,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融合一起,以发展求得福利,正是科学保障观的体现。
我国未来的养老风险是一种人口结构上的风险,它将导致社会保障管理模式和运行方式发生重大改变,即由资金供给性保障转向生活照料性保障。除了养老金供给外,还要求有廉价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完善的社区功能支持系统,功能组织的行为关照和精神慰藉将成为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这是一场广泛的社会动员,是一种在新型社会伙伴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新保障范式。
参考文献:
[1]郑功成。 社会保障学。 北京: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2004: 45
[2][6]万明国。 社会保障的市场跨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4]刘燕生。 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周弘。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50
以开展“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 努力把党委办公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县委办公室把“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将两者有机结合,统筹推进。在实际工作中,重点抓好三种作风建设,解决四个突出问题,创新五项活动载体,提高六方面服务能力,努力建设一流队伍,提供一流服务,为全县“突破跨越、赶超进位”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坚强保障。
抓好三项作风建设:一是抓好政治作风建设。在办公室工作人员中深入开展思想教育,动员全员要顾大局,始终与县委、县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守纪律,清正廉洁,公正无私,严格按法律政策办事;要保守秘密,坚决做到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决不允许传播小道消息,不允许把未公开发表的文件对他人公布,不允许泄露机密;要善于学习提高,向领导学习,向同事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在学习中提高自己。二是抓好工作作风建设。发扬“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作风,做到抓落实“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事不过夜”,高质、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三是抓好文字作风建设。要形成良好的文风,文字材料做到速度快、结构严、文字精、观点准;要多关注领导的创新点、群众的聚焦点和工作的闪光点,多深入基层搞调研获得第一手资料,把社情民意在材料中表现出来,把好做法好经验及时宣传出去,不断提高办公室综合文字水平。
解决四个突出问题:一是解决办文办事粗糙的问题。以精办文、细办事为最高目标,做到办文、办事精益求精,精雕细琢,关注细节,实现办文篇篇成章,办事件件漂亮。二是解决参谋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打破“领导说、我去做”的惯性思维,主动关注工作重点和群众关注的热点,想领导之先,谋领导之前,多为领导当参谋,多提合理化意见和建议。三是解决坐班不做功的问题。坚决克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的懒惰思想,做到在其位谋其政,扎实工作,提高效率。牢固树立“事争一流、追求卓越”的工作理念,坚决克服一般化、平常化的惰性思维,坚持高标准确立目标,高起点开展工作,高效率推动落实,高质量完成任务。四是解决语言和行为不规范的问题。注重公务接待礼仪,进一步规范语言、行为和着装,树立县委办公室的良好形象;对来访群众和办事人员,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坚决杜绝“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和“冷、横、硬、推”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