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高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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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高中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科研评价；顶级会议论文；SCI期刊论文；计算机学科

中图分类号：G3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7）02005806

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re are certain limitations to the appraisal of the academic paper in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system， this paper took the appraisal of academic papers concerned with computer science as example and chose one universitys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for performance appraisal as case to study relevant issues of academic papers apprais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key point of determining the value and orientation of top conference papers and SCI journal papers lies in whether to insist on correct guidance in scientific management evaluation system. In computer science， most symbolic achievements are published on the papers of international top conferences while Chinese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system still puts focus on SCI journal papers， which leads to the low participation and quality of Chinese scholars published papers at international computer science conferences.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top conference papers should be stressed in Chinese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system， the weight of different evaluation indicators should be balanc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disciplines should be considered， quality evaluation grade of conference papers should be raised， the guidance role of evaluation system should be played， a new scientific evaluation indicators should be formulated，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A university formulated a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considered the difference of disciplines and specified different evaluation indicators. It also listed the journals and conferences for different disciplines， which are recognized by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s， and gave specification for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of journal papers and conference papers to comprehensively determine the academic and documentary values of academic papers， which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 research evaluation； top conferences papers； SCI journal papers； computer science

科学研究是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的基本活动，研究成果是研究价值的重要体现，进行科学研究评价便成为高校科研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之一。目前科学家在对科学问题和方法探索的过程中，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形成高水平科研成果，如发表期刊或会议论文、出版著作等。通常意义上的科研评价内容包括项目、论文、专利、成果奖等。其中，学术论文是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在高校中论文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个人和团队研究水平的重要指标。

目前，学术论文评价的主要方式包括期刊评价[1]、会议评价[2]、引用评价[3]等。期刊评价侧重于通过对期刊整体水平的评价来界定其刊载学术论文的水平[4]，期刊分为：核心期刊、EI源刊（美国工程索引，The Engineering Index，简称EI）、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源刊等。核心期刊源于英国著名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的研究，指刊载某学科学术论文较多的、论文被引较多、受领域科研人员重视、能反映该学科前沿研究热点和焦点的期刊。国内核心期刊的主流是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北大核心期刊目录等推荐的期刊。EI源刊创始于1844年，是美国首个以了解全球工程文献为目的可供检索的文献摘要和期刊[5]。EI源刊对学术论文水平有一定要求，选刊严格，逐渐成为理工科高等院校和工程研究院所学术水平评价的重要依据。SCI是美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ISI（Isn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对科技刊物和论文进行评价的一种工具[6]，能否在世界顶尖SCI期刊上已成为国内高校评判大多数科学工作者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以及评职晋级的重要依据。

学术会议是学术交流活动的核心，随着国际学术交流与日俱增，会议评价方式也成为论文评价的重要手段[2]。传统的会议评价为定性指标，如会议主题内容等，定量化指标和评价公式难以直接应用。一些学科则采用专家评估的办法对会议质量进行评定，形成领域列表，作为的指南。

引用评价是以学术论文被同行引用的次数衡量其影响力与重要性[3]。衍生物为期刊影响因子，即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率（等于引用某刊前两年论文的总次数与前两年该刊所发表的论文总数之比）。论文短期高被引说明其选题的先进性和前沿性；长期高被引体现其学术影响力、学术价值和贡献。这也与学科特点有关，不同学科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存在着系统差别。比如，医学领域影响因子在10以上的很常见，而数学领域基本在3以内。

一、学术论文评价存在的问题科研评价指标体系是由各级各项指标及相应权重和评价标准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而国际和国内对SCI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这两种不同形式的论文评价各有偏重[7]。从中国科研现状来看[89]，科研评价体系比较单一，过分强调期刊论文而忽视会议论文。该评价体系与高校及其教师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对高校和教师的科研工作有着很强的导向作用。因此，如何定位会议论文和SCI期刊论文在科研评价体系中的价值与地位，能否坚持正确导向是科研管理评价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两者权重分配有失偏颇，科研工作者的科研热情和创新积极性将会大打折扣，进而会影响相关学科资队伍建设，最终会影响学科发展。

SCI体系和中科院分区体系对引导普通论文评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SCI期刊论文对算法理论描述更为详细、考虑更全面、实验更充分，从统计意义上看，学术水平高于一般的期刊，具有一定的区分度，在科研评价上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但是，如果只采用“SCI标准”，会造成许多国际性高水平的会议成果被排斥在外，得不到公正的评判。由于期刊周期长，在国际领域最为前沿性工作的导向性和区分度稍显不足，难以对快速发展的学术科研起到引领作用。然而，中国高等院校SCI评价对象恰恰是要引领学科发展研究者，在教师职称评审、博士学位点申报与评审、重点学科申报与评审、科研奖励中热衷于追求SCI论文收录数，这是目前存在的重要问题[1011]。

二、学术论文评价现状实证分析计算机的迅速普及与发展为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计算机学科的研究成果被全社会广泛关注。但是，与其他历史悠久的一些学科相比，计算机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具有其自身特点，主要表现为创立时间短、实践性强、发展迅速等。该学科的科研评价标准与体系也在逐步完善与发展，评价体系不仅是反映计算机学科发展的晴雨表，而且会直接影响计算机科研管理和学科建设。

计算机学科既有基础理论性研究，也有应用性研究，很多科研成果具有极强的社会应用功能，以标志性大型系统等普适性应用为主导。比如，国外计算机学科的顶级名校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其科研成果有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UNIX系统或者数据库系统，这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国内有国防科技大学所研制的银河、天河系统等。而计算机学科的大部分科研成果（从大型系统到局部创新）都是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包括SCI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因此，计算机学科科研评价指标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论文质量的评价。

反观国际上大部分计算机学科的最新标志性工作都会在顶级会议上。例如计算机网络中最为经典的TCP协议中的拥塞控制算法，首先发表在1988年计算机网络的顶级会议SIGCOMM上。MIT、斯坦福大学等高校计算机系的领军人物的很多开创性工作也发表在计算机领域的顶级会议上。从目前发表的论文数量看，在多个世界一流名校中计算机学科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由80%的会议论文和20%的SCI期刊论文构成。

国际计算机领域的特点是追踪顶级会议，发表顶级会议论文。第一，计算机学科很多高水平的期刊一期只能登刊十几篇论文，有的期刊甚至只有三四篇论文。与之相比，计算机领域的大部分顶级会议是每年一次，部分会议也有隔年一次。这些会议每年录用三四十篇论文，或者20篇左右的论文。因此，计算机学科高水平的期刊和会议的规模都是非常有限，论文录用率很低。第二，大多数正规的会议论文需要经过4个以上审稿人进行双向匿名评审，并且还要组织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对投稿论文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因此，会议论文相比期刊论文具有发表周期短、有较好学科科研前瞻性等优势。第三，中国科研评价体系还是以SCI期刊论文为主，顶级会议论文并不为其他学科科研工作者所关注。2006年法国巴黎大学陈钢博士的研究发现作为第一作者的中国大陆学者在历年国际计算机学会（ACM）权威会议发表的论文仅占总量的0.83%[12]，半数以上ACM会议上没有中国论文的声音，反映出中国计算机学科大部分工作还处于内循环时代，未能较好地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因此，对会议期刊的忽视不仅阻碍了国内计算机学者的科研动力，也严重地影响到中国计算机学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声誉。

三、优化科研评价体系的路径根据计算机学科的特点，结合对中国科研评价现状与问题的理性分析，在科研评价体系中应完善SCI标准、重视顶级会议的重要性，才能形成科学的科研管理体系，为科学研究发挥更具针对性、更符合现实的价值导向作用。美国教育家斯塔费尔比姆指出：“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提高科研水平。”[13]只有不断完善计算机学科的科研评价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该学科快速发展。

（一）重视顶级会议论文，平衡评价体系标准

面对计算机学科在国际和国内的评价制度之间越来越明显的差异，以及目前国内计算机学科实行的“SCI标准”体系所存在的弊端，中国计算机学会率先进行了反思。2005年，中国计算机学会举办了主题为“从SCI反思中国的学术评价体制”的YOCSEF论坛。论坛上李国杰认为片面地追求SCI数量的做法不可取，呼吁要重视顶级国际学术会议上[14]，并撰文《要高度重视在顶级国际学术会议上》在国内积极倡导标准与国际接轨[15]。2010年，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可以供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作为学术评价的参考依据，并期望能起到推动国内计算机领域学术进步的作用[8]。

教育部2012年采用该《目录》作为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评估的指标之一，受到科研人员和管理部门的重视，改变了长期以来计算机学科学术评价不重视会议论文的传统，为提高中国计算机学科基础研究水平作出积极贡献，促进学科特点的认同，规范了会议期刊，促进了论文水平的提升[16]。据包云刚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论文数已经占到ACM会议论文总数的2.7%，2006年以后则占到了4%，与2006年前的数据（0.8%）相比取得了长足进步[17]。

总之，“SCI标准”仍然是国内评价科研成果的主要标准，但伴随着国际计算机学科科研评价体系的影响以及国内相关科研组织的发声，国内不同高校或科研院所对计算机学科科研成果的评价在逐步推动，重视SCI期刊论文的同时，重视顶级会议论文的重要性，逐步平衡评价体系中不同评价指标的权重。

（二）依据计算机学科特点，完善“SCI”评价俗

计算机学科不同于其他自然学科，学科内部差别较大，难以进行横向比较。计算机理论领域以数学分析论证和推导或者算法改进为主，研究周期短；计算机系统或者应用领域，需要研发实用系统，并有真实的数据验证，研究周期比较长。但是，《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目录》在评价标准方面忽略了不同领域的特点，计算机学会推荐的A类会议CVPR一次录用论文约400多篇，而SIGCOMM仅录用30～40篇论文。因此，在科研评价中不仅要关注计算机领域的特点，还要充分考虑不同领域之间的差异性，才能更好地搞好计算机学科的科学研究管理工作[18]。

（三）加强自身评价体系的宣传

计算机学科的科研评价体系是为学科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能够推动科研水平和科技发展创新，计算机科研工作者应加强自身专业特殊性的宣传，提升各行业领域对计算机学科成果特殊性的认知和重视。科研管理人员应合理界定科研目标、科研评价目标，在科研管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科学的评价理念，推动科研评价的科学化，在项目评审、职称评定、奖项设置、成果应用等工作中，加强对教师学科认知的引导，提高会议论文认定的等级，发挥评价体系的导向性作用[19]。应强调科研论文的质量，注重营造科研的氛围，不将SCI、会议期刊作为主要依据，努力改变和其他学科成果认定一视同仁的做法。同时，建立全面的会议宣传及参会激励机制，加大对科研工作者参加顶级会议的支持力度，鼓励将优秀学术成果提交到顶级会议。

（四）结合学科特点，完善科研评价管理制度

客观、公正的科研评价制度事关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切身利益，是学术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石，也是保障科技管理工作正常运转的前提。在对计算机学科进行科研评价时，应当针对当前存在的主要矛盾，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加以解决：第一，按专业领域制定相应的科研评价标准。科研评价指标会受到评价方法、评价目的、评价对象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2021]。与物理、化学类专业截然不同，计算机类专业对应的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应有所差别。第二，重视会议论文的学术影响力。计算机学科的顶级会议文章采用“双盲”评审，每篇文章历经“先通讯评审再会评”的常规程序，录用率低，通常不到20%，每篇文章或被录用或被拒绝，没有修改机会。若论文被顶级会议接受，很大程度上能彰显其科研实力。而且，计算机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顶级会议上。更有甚者，计算机学科的领军人物仅将研究成果发表在顶级会议上，如MIT的Katabi教授。第三，制定科学的科研评价指标。科研评价标准本身也是一个动态适应、不断完善的过程，指标设置合理会促进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权威性。高校的科研成果不是靠简单的指标“抓”出来的，要遵循整体性、公正性、战略性、操作性等原则[22]。科研管理部门要更多地在“搞好服务”方面下功夫，为本单位科研工作制定更为有效的激励制度，为科研人员创造工作条件、排忧解难等。论文的具体评价应综合考虑论文的自身价值、同行专家的评议结果与科研管理专家的判断。

四、实例验证高校自身特点也决定了科研评价工作的特点，后者对前者及其教师有着很强的导向性，不同类型的高校、不同学科之间应当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基于其职能与不同侧重点，中国589 所本科院校被《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4类，占比分别为6.83 %（40 所）、15.87 %（93所）、23.89 %（143 所）和53.41 %（313 所）[23]。

某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重点高校，从2015年起试行“一院一策”管理体制，从科研角度看就是要充分发挥二级学院教学科研和办学的主体地位，试图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分类考核、分类指导，制定与学科性质相适应的科研评价标准体系和差异化考核指标，实行学科间单独考核，充分尊重教师个体差异，尊重不同学科科研人员的成果价值，营造宽松的研究氛围，激发各个学科的科研活力。具体举措包括：第一，依据专业领域拟定同行专家评价认可的期刊与会议列表。鉴于计算机学科顶级期刊文章与顶级会议文章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皆可反映其国际影响力，同时不断加大奖励顶级期刊文章与顶级会议文章的奖励力度。第二，规范期刊文章与会议文章的量化指标。计算机学会推出了“CCF推荐A/B/C类会议”“CCF推荐A/B/C类期刊”列表。“CCF推荐A类会议”是计算机学科最具难度的标志，越受推崇的顶级会议论文接受率越低，发表难度越大，我们在评价体系中予以高度认可。为了简单有效地推进科研评价，我们尝试将“CCF推荐A类会议和期刊”与JCR/SCI一区期刊相对应，“CCF推荐B类会议和期刊” 与JCR/SCI二区期刊相对应，“CCF推荐C类期刊” 与JCR/SCI三区期刊相对应。“CCF推荐C类会议”等同视为JCR/SCI期刊。第三，综合衡量学术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基于论文所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平均被引次数、当年指数等指标，全方位衡量其学术价值。这些举措将有效避免学术评价中“一刀切”现象。一方面使科研评价更具规范性，对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的学术价值进行合理量化；加大会议论文，尤其是计算机学科会议论文的支持力度，增加科研活动经费，资助教师与有潜力学生前往顶级会议借鉴学习，提升教师的科研素养；加强国际和国内高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也符合计算机学科的研究规律，对后期计算机科研成果评价具有指导性作用。

另外，某大学的科研评价体系是建立在与国际、国内同行论证的基础之上，向国际一流院校看齐的自主制定考核指标。特别是计算机学科，在中国计算机学会制定的论文标准基础上，有分类地加以适用，引导该学科与国际化接轨，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并取得显著成绩。2011年该大学计算机学科并没有A类论文，而到2017年初已录用和发表8篇，这对于一所综合性高校是长足的进步。

五、结语SCI论文和顶级会议对于计算机学科的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SCI侧重基础，研究比较深入，而顶级会议时间快，信息量大，对学科发展的导向作用比较明显。科研管理应结合学科的特点，重视SCI期刊论文的同时，也应当重视顶级会议论文的重要性，发挥制度的导向作用。同时，科研部门都应根据学科特点，制定符合并推动学科发展的科学评价体系，激励引导研究人员参加科学研究，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相关学科的科研评价系统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推动学科和学术科研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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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高中论文范文第2篇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和地方未出台培智教育新的课程标准及教材。原国家教委1994年颁布的《中度智力残疾学生教育训练纲要（试行）》（教基[1994]21号）和1993年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全日制培智学校教科书（试用本）》只适合于轻度智障学生。随着随班就读深入开展，轻度智障儿童已逐渐进入普通小学，原先以招收轻度智障儿童为主的培智学校转而以招收中重度智障儿童为主。教育对象的变化，导致原有的课程、教材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为了给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学校必须针对学生的身心特点积极进行课程改革，只有当学校的教学内容、环境、方法适应了学生的需求，我们的学校教育才能真正促进他们的发展。因此，构建从学前到义务教育阶段，再到职业高中阶段的培智教育校本课程体系成为培智学校课程改革的当务之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2006年开始，我校受朝阳区教委委托，把课程改革放在学校教科研工作的首位，全力以赴开展培智课程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经过五年多的努力，初步完成了朝阳区培智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任务。本文集中论述朝阳区培智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校本课程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学前教育及职业高中教育学段的相关内容从略。

二、相关概念

1.课程

教育家们对课程有各种论述，如“课程是指一定的学科有目的有计划的教学进程。这个进程有量、质方面的要求。它也泛指各级各类学校某级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其进程和安排”，“课程就是课堂教学、课外学习以及自学活动的内容纲要和目标体系，是教学和学生各种学习活动的总体规划及其过程”。[1]我们认为，课程即为达到培养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教育教学计划和活动。

我国课程体系分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学校依据国家课程改革文件要求，为满足教育需要开发的课程应属校本课程。它由学校自主决定，开发主体是教师，开发课程的模式是“实践―评估―开发”。教师在实践过程中，对自己所面对的情景进行分析，对学生的需要做出评估，从而确定目标，选择与组织内容，决定实施与评价的方式。本课程研究定位为培智校本课程。

2.培智校本课程及体系

我国培智课程基本是二级管理，即国家和学校两级的管理。国家出台培智课程指导性意见，学校进行课程运作开发。培智校本课程开发程序主要包括四个阶段：(1)调查评估；(2)制订规划方案；(3)组织与实施；(4)实验评价。培智校本课程更强调学校地域特征与学生特点，开发要“以本校的基础和条件特色、师资情况、社区生活环境及学生在这些环境中的特殊需求为依据”。[2]

课程体系研究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办学体系，指课程要涵盖学前康复、九年义务及职业高中所有培智教育阶段；二是培智课程自身体系，指课程研究应包括课程规划文件，课程标准、目标、评量工具，以及课程实施与评价等。

三、研究的目标、任务与课程建设原则

1.研究目标与任务

我校课程体系建设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在国家和北京市没有材的情况下，按照教育部《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教基[2007]1号）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教基[2001]17号）要求，依据区域生态资源和学生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从学前康复、九年义务教育到职业高中教育的培智课程体系，基本满足本区培智教育的需求。

义务教育阶段课程体系的研究旨在建立以课程目标为导向的实施主题教学的模式，制定出学校教学工作流程，编写出一套区域化的校本教材、教参及评量手册。这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索当前社会经济形势下适合培智学校学生的课程。我们旨在通过这个研究与实践的过程，构建以生活适应为核心课程，以生活语文、生活数学、唱游与律动、绘画与手工、运动与健康为辅助课程，以信息技术、康复训练、特长训练、实践活动为选择性课程的校本课程系统，充分尊重智力残疾学生的学习需求和认知特点，满足学生的教育需要，丰富培智学校校本课程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2.研究意义

本研究能够较好满足培智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需要，并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一旦建立了课程体系，有了课程标准、教材和课程评量标准，就能够更好地规范教师教育教学行为和学校教学管理，提高教育教学效果。通过课程建设工作，也能提升教师科研水平，促进教师专业化的发展。此外，课程建设对促进特教中心校“示范、引领及辐射”作用的发挥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3.课程建设的原则

本着“实用、好用、有效”的课程建设方针，我们在遵循课程一般性原则的基础上，明确了以下原则：

(1)生活化原则，即课程设置与实施以生活化为导向。本着这一原则我校将国家一般性课程中的“劳动技能”课纳入“生活适应”课，将“生活适应”作为核心课来实施。

(2)功能性原则，即注重功能性能力的培养，选择对学生最有用，最能促进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内容，以满足智力残疾学生个人、社会及职业的特殊需要。如生活适应课以活动为主，生活语文课和生活数学课的内容基本选择学生生活中需要的知识与技能。

(3)生态性原则，即注重调查分析，充分使用学校、家庭及社区的环境资源。如生活语文课文中包含的“我的家庭”“我的学校”“我的社区”“我的祖国”等主题内容。

(4)个别化原则，即充分尊重学生的差异性，为每位学生制订个别化教育计划。课程设置以及实施，都应与学生个别化教育计划紧密结合，尽量满足每一位学生发展的需要。如制订课程评量标准手册，就是为了满足个别化教育的需求。

(5)支持性原则，即课程实施在教学内容、方法和教具等方面体现支持性，注重利用现代科技及辅助手段，支持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让他们适应学习、生活及工作的要求，实现提升生活品质的人生目标。

四、研究内容和评估方法

1. 研究内容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面向7～16岁的中重度智力残疾学生，学校课程以“目标-主题”模式实施（即以目标为导向的主题教学模式）。“目标-主题”课程模式构建的主要思路是：

第一步，根据国家和社会需要、学生发展需要和学生个体发展需求，确定校本课程五大方面教育总目标。一是爱国主义教育目标，培养学生具有初步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有爱家、爱校、爱社区、爱祖国的良好品质。二是公德教育目标，培养学生具有初步的社会公德和法律观念意识，懂得遵章守则，养成讲文明、懂礼貌、守纪律的良好品质和行为习惯。三是文化知识教育目标，培养学生学习和掌握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四是生活技能教育目标，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及生活的技能，提高学生适应生活、社会与自我服务的能力，为他们独立生活或自食其力打下基础。五是休闲娱乐教育目标，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通过音乐、美术、体育的学习训练培养审美情趣、审美能力和健康的体魄。课程目标按“沟通、认知、自我照顾、健康安全、社会适应、休闲娱乐”六大领域细化为34个次领域和321个分项目标。

第二步，根据校本课程总目标确定主题目标和学科目标。八个主题涵盖六大领域目标，按学年实际教学月份实施，具体是“我长大了（9月）”“美丽的大自然（10月）”“我爱我家（11月）”“快乐的节日（12月）”“健康平安伴我行（2―3月）”“我是理财小能手（4月）”“课余生活我做主（5月）”和“我进步了（6―7月）”。学科目标围绕主题和学科知识体系制定。

第三步，对主题目标和学科目标进行分解，形成“目标-主题”目标网络。如“我长大了（9月）”主题分担了“建立、形成自我概念”“认识成长过程”等8个教学目标，并分别分解到九个年级中，每个主题按年级设计了“校园游”“交个好朋友”等若干个活动，由核心课程――生活适应课来实施。学科目标在支持核心课目标完成的同时，将学科体系目标分别落实到相应的月主题教学中去，最终形成“领域目标”与“主题、学科、年级”目标相互联系、相互交叉的目标网络体系。

第四步，依据目标网络将各科内容分解出“块”“条”式的单元内容，进行教材编写。“块”主要指生活适应课以主题活动为主，突出学生综合适应能力的训练，教材内容以“块式”模式呈现；“条”主要指生活语文、生活数学等辅助学科以学科目标系统为主线，教材内容以“条式”模式呈现。

第五步，制订课程实施方案（如评量手册、教参编写），进行教学设计，将目标落实在每节课中。义务教育校本课程构建及设置详见图1、表1。

2.评估方法

校本课程体系需要通过评估体系来不断完善。我们的具体做法是：每节课有课堂目标评估，内容有达标率和课后小结反思；每月有课程实施小结，内容包括完成目标评价、百分比达标率，以及根据问题提出教材修改意见；每半年进行中期评价，中期评价与IEP（个别化教育计划）相联系，根据评价结果修改调整教学及教材，考核课堂教学效果；学年末进行终结性评估；终结性评估要全面总结教材教法的实施情况，修订培智校本课程，评价教师教学及科研成果。

五、研究结果

我校培智课程体系建设工作开展五年多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学生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通过“目标-主题”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学生更有兴趣参与教学活动，能够运用更多的自身生活经验来参与到真实问题的学习中。在课堂上，学生也更愿意参与到合作学习中，体验彼此的互动和相处。学生通过这些跨学科的活动，能亲身体验到教师创造的情境或真实的环境，从而提升社会适应能力。例如就“我长大了”主题，通过“校园游”“我的成长册”“我有好习惯”“我懂事了”“我帮父母做件事”“参观自然博物馆”“成人仪式”“网上冲浪”等19个学生喜闻乐见、亲身体验式的教学设计和活动，较好地达成学校适应、家庭适应及社会适应的教学目标。

二是教师专业化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有了提升。起初教师对自主设计的课程感到困惑，认为培智课程体系建设工程浩大，仅凭本校教师经验和能力，很难选择或取舍教学目标与内容。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也总感觉到教学内容的贫乏和教学方法的单一。但是经过不断地研讨与实践，教师进步很大，已经能够领悟课程的内涵，专业化水平也逐步得到提升。教师们渐渐体会到只要用心，每一位教师都可以愉快胜任并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在课程建设五年多的时间里，我校多次聘请专家教授进行专题讲座，给予具体的指导，提升教师特教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平。此外，通过定期召开教研组长会，及时总结教研工作，交流教研经验，教研组长的教研水平也得到了提升，更好地发挥了引领作用，促进了全组教师教研水平的提高。此外，学校积极鼓励教师参加各种校外交流和展示活动，几年来，教师参加区“朝阳杯”教学创新大赛年年取得好成绩，两次为全区特教教师做示范课。干部、教师也多次在国际国内特教论坛进行课程建设经验交流，赢得了专家及同行的认可。

三是通过课程建设和改革，学校教科研工作更加深入扎实，学校管理也更加顺畅。学校整合了人力资源，将科研―教研―教育整合起来，形成以科研为中心，以教研为实践，以教育为依托的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几年来，学校课程建设课题、市级课题立项4个，区级课题立项2个。近五年来，教师撰写的论文获国家级奖3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3篇，获市级特教论文奖39篇，区级特教论文奖近百篇。

四是课程建设成果初见成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编制课程文件8册，其中《义务教育课程目标网络手册（试用）》《义务教育课程评量标准手册（试用）》已于2011年4月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外，我们编写完成了学前、义教、职高三个学段及住宿生活全部教材，共计113册。

六、存在的问题及设想

课程的建设工作是一项系统而又繁杂的工程，朝阳区培智校本课程研究与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课程结构与设计，还是教材的编写与使用都存在问题。主要问题是在试验中发现校本课程设置与教材内容还存在不适应性。如学科课时比重不合适，有的学科教材内容选择不恰当，有的问题和练习设计不合理，“学科教学主题统领”存在辅助学科教材内容与主题不统一的问题等等。

检核课程是否有效最重要的标准是看通过实践，学生的各种能力能否得到切实的提高。首先，课程正处于试验阶段，要建设科学、实用及实效的教材，必须通过实验来不断地修改和完善。其次，作为编写教材或者试验教材的教师，应该不断调整课程来适应学生，无论是课程设置、教学目标还是教材内容，都要以学生的需要为首要考虑因素。教师在教材试验中要坚持边试验、边研究、边修改的原则，使之日臻完善。再次，在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在尝试新理念和新方法时，我们更需要家长的认同与支持。唯有在不断地沟通、建立共识后,才能化阻力为助力,使家长成为教学的最佳伙伴和最有力的后援者,这样也才能使教师专心教学与研究。

总之，社会在不断发展，培智教育对象在不断变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建设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仅仅是探索的开始,需要继续研究和实践。此外，我们也盼望国内培智教育资源库的建立与共享，以实现各地培智校本课程建设成果互通有无、相互借鉴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秉德.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发表高中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职业流动；跳槽；转换工作；城市在职青年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1-0081-11

作者简介：风笑天，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晓焘，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博士 （江苏 南京 210093）

一、问题与背景

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将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的就业方式从国家统包统分逐步过渡到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同时也将青年职业生涯中的流动性变得更加常见，而将其职业的稳定性变得相对较低。例如，有研究指出：“1990-2005年，随着大学生毕业时间的向后推移，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呈现下降的态势，在2000年以后，这种下降趋势尤为明显，工作变得更加不稳定，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不断增加。”①还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者“随着年龄增加，职业流动的程度下降”，而“剧烈的职业流动主要发生在 25 岁以前”②。

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所带来的青年就业领域中的这种变化，一方面极大地扩大了青年就业的范围，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青年职业流动和工作转换的机会。无论是对青年职业发展，还是对其职业生涯的长期规划，影响都是巨大的。如果说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给青年大学生择业带来的主要是更为灵活、更为广泛、也更为有效的就业机制和途径的话，那么，青年在职业生涯中的流动性增加、稳定性降低，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青年进行个体就业取向的自我调适或者重新定位以及社会劳动力市场进行劳动力结构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的一种必然过程。

与有些学者特别是人口学者相对关注社会宏观层面的“职业变动”所不同的是，本研究更关注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受制于社会宏观结构和政策环境的行为主体及其反应。本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城市在职青年是如何应对这种宏观经济结构和制度的变革的？有哪些因素与当代城市在职青年转换工作的行为相关？更具体地说，本研究希望探讨：当代城市在职青年中，有多大比例的青年转换过工作？又是哪些青年在转换工作？当前城市在职青年转换工作的状况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或趋势？哪些个人背景因素与城市在职青年转换工作的现象有关？对于城市在职青年转换工作的现象及其原因我们又可以做出什么样的理论解释？

二、基本概念与文献回顾

1.基本概念：“职业流动”、“跳槽”与“工作转换”

在目前有关工作或职业变动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采用两个概念来描述和探讨与劳动者转换工作相关的现象。一个概念是“职业流动”。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领域中采用较多。另一个概念是“跳槽”。这一概念往往在管理学、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探讨和采用较多。此外还有少数研究中采用“离职”的概念；同时也有些研究者则将二者看作同一件事。比如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就将“职业流动”特指“在不同工作单位之间的转换”。

笔者认为，“职业流动”与“跳槽”的概念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职业流动”概念往往更强调劳动者工作转换中的“职业”属性。比如，一个人原来是某建筑公司的工人，后来转换工作到某大型商场当售货员，他的职业从“建筑工人”转变为“商业人员”；同样，如果一个人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教师，后来转换工作到行政机关当干部，他的职业也就从“教师”转变为“政府部门行政人员”。而“跳槽”的概念则主要强调的是劳动者工作转换中的“单位”属性。前述的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较多采用“跳槽”概念的一个可能原因，正是因为研究更多地是从作为“单位”的企业的角度出发的。在这种工作转换中，劳动者既可能转换了职业，也可能没有转换职业。比如，一个人从甲IT公司的经营人员转到同一类型的乙IT公司，成为乙公司的经营人员。其职业并没有发生改变，仅仅只是换了工作单位；如果他从IT公司调到一所大学当老师，从事计算机方面的教学工作。那么，他不仅转换了单位，同时还转换了工作性质，即转换了职业。

在本研究中，笔者采用的是“工作转换”的概念，这一概念中包含了“职业流动”和“跳槽”两种情况。笔者认为，青年一旦进入劳动力市场，找到了一份工作，就进入了某种职业中，相应地也往往具有了具体的单位。而青年转换工作，本质的特征是离开了原来的工作，换到了另一件工作。我们关注的主要是青年“工作变动”或“转换工作”的情况，即青年是否发生了转换工作的行为，或者说是否具有转换工作的经历，而不去关心这种转换过程中究竟其是转换了“职业”，还是转换了“单位”，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2.相关文献回顾

笔者对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表明，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探讨“职业流动”方面的论文有65篇、探讨“跳槽”方面的论文共有162篇（分别以题目中包含“职业流动”或者包含“跳槽”进行检索）。前者整体的学术性相对较强，但内容主要涉及到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企业管理者的职业流动、某些特定职业群体（如教师等）的职业流动等，较少涉及到城市在职青年的职业流动问题。而后者在内容上不仅整体学术性相对较差，更为重要的是，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是一般性的理论分析，甚至只是有关这一现象的简单议论，缺少经验性的研究结果。笔者阅读相关文献的结果表明，现有文献中，下列一些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相对密切，其研究结果对本研究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吴愈晓通过对20-60岁城市在职人员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了初职获得方式不同的劳动者群体在职业流动模式上的差别。其研究发现，完全通过关系获得初职的群体比通过正式渠道或“正式 + 关系”渠道获得初职的群体更可能换工作（离开初职），而后两者之间在换工作的倾向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吴愈晓：《社会关系、初职获得方式与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5期。。但该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初职获得方式对在职人员转换工作的影响，至于其他影响转换工作的因素则没有被纳入研究中进行探讨。

宋月萍利用第二次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探讨了与女性有关的职业流动问题。其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而家庭特征、社会资本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动都对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产生显著影响宋月萍：《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审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季刊）》 2007年第2期。。但该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女性与男性职业流动的不同所体现的职业地位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上，对职业流动本身的影响因素则较少涉及。

李志等人曾对在企业工作、时间未满三年的400名大学本科毕业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过自愿离职经历的大学生员工比例较高，而平均离职次数并不多。这说明，职业适应期大学生员工频繁‘跳槽’现象更多地表现为‘跳槽’人数比例高，而非人均‘跳槽’次数多”。研究同时指出，他们频繁“跳槽”缘于高离职倾向。“价值观念不融合、薪资待遇不满意、发展前景受阻碍、工作缺乏安全感、自我实现不满足是影响离职倾向的五大因素。”李志、宋赟、薛艳：《从企业内部破解大学生员工“跳槽”之谜》，《科技管理研究》 2009年第5期。由于该研究关注的是企业中刚刚入职（未满三年）的大学生的跳槽问题，其结果只能反映出青年职业适应初期的状况，难以直接推论其他青年的工作转换情况。

龙书芹以对南京666位企业员工调查的数据为基础，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揭示了影响其职业流动的因素，以及他们在以单位所有制性质为区分的劳动力市场格局中的流动趋向。该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机会结构的转变是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改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则为他们的职业流动制定了游戏规则，个体的家庭背景和个人因素仅仅是这些游戏规则之下的筹码。因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由选择”。龙书芹：《“自主选择”还是“身不由己”：对南京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事件史分析》，《社会》 2009年第6期。但该研究主要关注不同性质的（国有、民营、三资）企业职工的工作转换，对于反映更为广泛的行业类型及单位间的工作转换现象存在一定的局限。

翁杰等人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稳定性研究的数据表明：“1995-2005年，劳动合同期限基本呈现单调下降的趋势。……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首份雇佣合同的期限在持续降低，即事前的就业稳定性在不断降低。”该数据结果同时表明，“在2003年毕业的大学生有60%左右的人在3年内发生了工作转换”，研究者得出结论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生劳动力市场的工作转换率提高，就业稳定性持续下降。”翁杰、周必彧、韩翼祥：《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稳定性的变迁：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口科学》 2008年第2期。然而，该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国家教育政策改变所导致的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供需关系的变化，尽管其指出大学生频繁的工作转换是此环境下的一种调适，却并没有能够从青年的角度对这一过程做出足够的分析。

廖根深根据广东省18-30岁青年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计算不同类别青年群体平均职业流动周期的方法，探讨了青年的职业流动问题。其研究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18-30岁青年经历了职业流动周期由短到长，职业流动速度由快到慢，职业由不稳定到相对稳定的变化”廖根深：《当代青年职业流动周期的研究：兼论当代中国青年职业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青年研究》 2010年第1期。。但是，由于其研究样本由城市青年、农村青年、外来务工青年三部分人构成，其中外来务工青年和农村青年占到三分之二，城市青年只占三分之一，因此，其研究结果的各种分布以及结论显然会受到样本结构的很大影响，而不能很好地反映城市在职青年转换工作的整体状况。

唐美玲对青岛300多名青年白领的调查表明：“从职业流动来看，青年白领女性和男性在是否跳槽以及跳槽的次数上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跳槽与否与青年白领的工作时间、对工作外在价值的要求以及工作单位的性质有关，国家垄断大部分资源和机会的总体性社会体制的转变，使社会成为一个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为青年白领，特别是女性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在职业流动的过程中，青年白领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流动到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体制外’的工作单位。”唐美玲：《青年白领的职业获得与职业流动：男性与女性的比较分析》，《青年研究》 2007年第12期。由于其研究更关注于性别间的可能差异，而其研究所使用的统计比较可能需要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情况下进行进一步验证。

从总体上来看，现有的文献中对于目前城市在职青年工作转换现象仍然缺乏系统性的经验研究，尤其是较大规模的经验研究。已有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特别应该进行相应的拓展：一是研究对象。现有文献主要局限于大学毕业生（尤其是毕业初期）及城市白领，对文化程度较高青年的过分关注难以获得关于所有在职青年转换工作的状况。二是研究跨度。已有研究或者将视野关注于所有在职成年人（如20-60岁），或者仅仅局限于大学生毕业初期（如毕业三年内）；前者容易忽视以“成家立业”为主要社会化任务的青年在工作转换中的特殊性；而后者则难以将职业初期的相关结论认为是整个职业历程的青年都具有的特点。实际上，关注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是有可能对上述两种跨度的研究进行深化的。第三是研究重点。可以看到已有研究很少关注工作转换本身，而是将转换工作与性别职业过程、职业分层过程等社会过程联系在一起。当“立业”本身就是（在职）青年的基本社会化任务时，对于青年转换工作来说，无论现状还是影响因素的分析都显得必要而且深有意义。因此，本研究试图从这些方面出发，借助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研究数据，对伴随我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的现状、特征及相关因素进行更为详细的描述与分析。

三、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笔者2007年在全国12个城市进行的“城市在职青年发展状况调查”，该调查的对象是1976年及以后出生的城市在职青年。该调查采用多阶段按比例分层的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抽取在职青年。在具体抽样中，城市样本层面上笔者沿用了2004年设计抽取的12个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城市有关12个调查城市的抽取方式，详见风笑天《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一项12城市的调查分析》，《人口研究》 2006年第5期。。并在每个样本城市中，采用统一的分层定比抽样的方法抽取200名各个行业的在职青年具体的抽样步骤及资料收集方法详见风笑天《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何时开始？会有多长？》，《社会科学》 2009年第1期。。调查问卷采用自填式问卷进行。调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2357人。本研究在对填答不完全的个案进行列删处理后，实际进入到分析的有效样本为2269人。

数据中收集了在职青年目前所从事工作是第几份工作的信息：“请问这是你的第几份工作？”正如我们上文已经提及，这一测量涵盖了青年工作转换中的各种情况，无论是换职业还是换单位，均在其中。除了使用这一变量之外，我们也将这一信息进行变换形成两个不同的因变量：一是是否有过工作转换的二分变量，1代表有过工作转换，0代表没有过工作转换；二是针对有过工作转换经历的青年，我们也使用工作转换次数。前者是二分类别变量，我们在具体的模型拟合中将使用二分Logit模型；后者我们近似看作是定距变量，以最小二乘法（OLS）进行相关估计。

结合本研究对在职青年工作转换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的目的，也参考现有文献的相关设计，以下自变量被引入本研究的分析。一是在职青年的个人相关状况，以便于考察哪些青年在转换工作，这一组自变量包括了性别、婚姻状况、是否独生子女以及受教育状况。性别为虚拟变量，其中男性为参照组；婚姻状况也是虚拟变量，1代表的是已婚，0代表的是不在婚（未婚与离异，样本中以未婚为主）；是否独生子女同样是虚拟变量，其中独生子女作为参照组；受教育状况以总受教育年限作定距测量，总受教育年限从被调查者学历转换而来，根据中国实际状况，小学=6，初中=9，高中或中专=12，大专=15，大学=16，研究生=19。

第二组自变量是在职青年的工作状况，包括被调查者的工作年限（工龄），目前所从事行业以及职业状态。工作年限为定距测量，指的是其首次参加工作到被调查时点（2007年）的年数，为了估计工作年限对因变量可能的非线性影响，模型中也引入了工作年限的平方项；行业变量是一个类别变量，包括了生产性行业（如制造业、建筑业）、服务性行业（如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事业机关相关行业（如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其中生产性行业为参照组；职业状态是虚拟变量，0代表正式工，1代表非正式工。

第三组自变量为背景变量，有两个变量。城乡变量测量被调查者在18岁之前主要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其中城市为参照组；所在地区测量被调查者所在城市，这一类别变量包括了直辖市、省会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其中直辖市为参照组。

最后我们也引入了父母的可能影响，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引入父母是否对被调查者的工作选择有要求，1代表没有要求，0代表有要求。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 结果与分析

1.青年转换工作的现状与特征

在12城市被调查的在职青年中，有过转换工作经历的青年占多大比例？他们转换工作的次数又是如何分布的呢？统计结果详见下表2：

表2的结果表明，目前城市在职青年中，有过转换工作经历的几乎接近一半，为49.0%；其中，转换过1次工作的占23.4%，转换过2次的占15.0%，而转换过3次及以上的占10.7%。因此，有过转换工作经历的在职青年中，换过1次或者2次工作的占绝大多数。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其概括出了在职青年转换工作的最基本状况。当然，有必要将青年的工作转换置入于相应的时间维度上。吴愈晓曾对城市中20-60岁的在职人员的调查数据进行离职风险率的计算，其结果显示，“离开初职的风险函数并不是一个单调上升或下降的趋势，而是一个左偏的钟形曲线趋势。也就是说，刚开始随着时间的推延，换工作的可能性逐渐上升，而到了一定时间之后，换工作的风险率则随着时间的推延逐渐下降”吴愈晓：《社会关系、初职获得方式与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5期。。从其研究结果的图示上可以粗略地看出，其钟形曲线的顶点大约在7年左右的位置。本研究的实际结果又是如何呢？详见下列表3：

表3的结果表明，虽然本研究的对象在年龄上与吴愈晓的研究对象有较大差别，但将本研究结果与其研究中工作年限（工龄）在10年内的对象的结果进行比较，情形还是比较吻合的。上面表3的结果表明，城市在职青年离开初职、换工作的比例（即非0次的比例）从最初的19%，逐年上升到39%、50%、54%、50%、58%、63%，直到第7年的64%达到最高，然后又逐渐下降为61%、60%、52%、62%。限定工作年限在10年以内的工作转换率变化图参见下页图1。

李志等人的研究统计表明，企业中工作时间未满三年的“大学生员工平均自愿离职次数为0.75次，从未离职的占51.9%，离职1次的占26.8%，离职2次的占15.9%，离职3次及以上的占5.4%”李志、宋赟、薛艳：《从企业内部破解大学生员工“跳槽”之谜》，《科技管理研究》 2009年第5期。。将上述表3 中前三列（即未满三年）的数据合并后结果为：从未离职的占63.5%，离职1次的占22.9%，离职2次以上的占13.6%。这一结果中从未离职的比例略高于李志等人的结果，而有离职经历的比例则略低于其结果。说明其以大学生员工为主体的调查结果比起本研究相对具有综合性特征的调查对象的结果具有更高一些的转换工作的比例。这一结果似乎暗示文化程度与转换工作的比例相关。

2.青年转换工作的影响因素

描述性统计中我们已经看到被调查在职青年中，有过转换工作的大约为一半，比例为49.1%；而在有过转换工作经历的青年中，平均每人的转换工作次数为大约2次（1.92）。下面我们以青年是否转换过工作为因变量，以Logit模型来考察包括性别、教育在内的各变量对青年是否转换工作的影响。表4中报告了两个模型，模型1考察了各个变量对工作转换的影响状况；由于工作本身对于性别而言可能的含义不同，模型2中进一步在教育和父母压力对工作转换的影响中，区分了性别变异。表4的模型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文所呈现的工作年限（工龄）与工作转换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工作年限与是否转换工作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的，即当青年开始参加工作之后，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其转换工作的可能性（发生风险）也会增加；但是到了一定的工龄从表4模型1的具体回归系数来看，青年工作年限的转折点为大约8年，即在工作了约8年后，青年换工作的可能性停止增加，开始下降。这一结果与上文的描述基本一致。之后，其换工作的可能性则开始下降。

模型1中可以看到，被调查者的婚姻状况对工作转换有显著影响。当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已婚者比未婚者换工作的可能性要降低33.6%；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换工作的可能性要高48.0%；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青年换工作的可能性降低14.3%；服务性行业比生产性行业的青年换工作的可能性要高133%，而事业机关行业的青年的换工作可能性比服务性行业的要低22.5%。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非正式工比正式工的工作转换可能性高116%。而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直辖市的青年工作转换可能性最高表5的模型1中可以看到，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直辖市的青年相对于省会城市青年，其换工作的可能性要高62.8%；相对于大城市青年，高48.5%；相对于中小城市青年，则高52.3%。城市规模与换工作之间并不线性的关系可能是由城市的流动性和资源性带来的，流动性高的直辖市工作转换较多，但是资源比较少的中小城市同样可能带来较高的工作转换。。模型1的结果也表明，性别、18岁之前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以及父母是否施加了工作的压力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影响。

由于工作本身对于青年两性而言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在模型1的基础上继续讨论性别的可能影响。在模型2中，我们进一步区分教育程度和父母压力对青年换工作影响的性别差异。从模型2中可以看到，教育程度对青年换工作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的，对女性青年而言，教育程度的提高更可能带来工作的稳定性。当其他变量不变时，女性青年的总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其换工作的可能性就会下降18.3%；而男性青年换工作的可能性下降9.7%，显著地要低。父母压力对青年换工作的影响同样具有性别差异，实际上在模型2中，父母压力只对男性青年换工作具有显著的影响。

表5的结果提示我们，城市在职青年转换工作是与青年本身所占有的资源、青年的流动欲望、青年所处的环境以及相关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1）青年自身人力资本占有越高，其工作转换可能性越低。从很大程度上来看，这和人力资本积累高的青年本身的职业获得也相对要高联系在一起，这类青年可能并不需要通过换工作来寻求更高的职业收入或是更好的职业发展。（2）青年的流动欲望越强，其转换工作的可能性越高；青年越走向稳定，其转换工作的可能性则越低。工作年限的影响最具有说服力：在工作初期，青年更多追求工作的发展，则其换工作的可能性不断上升；但是在工作了一段年限之后，在职青年开始稳定下来，则其换工作可能性也开始下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处于不稳定状态的非正式工可能需要更高的换工作率；而逐渐走向家庭稳定的已婚青年，其在转换工作概率上也走向更低。（3）青年所处的环境的流动性越强，其换工作的可能性越大。处于流动性最强的服务性行业的青年，其换工作可能性远高于生产性行业，而后者的换工作可能又高于最为稳定的事业机关。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流动性最强的直辖市的在职青年的换工作可能性更高。（4）社会背景给青年的转换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从结果的社会性别分析中可以看到，社会压力（父母压力）只给男性青年带来更高的工作转换机率；而有能力（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更有可能选择稳定。

3.青年转换工作次数及其影响因素

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我们期望进一步追问，对于那些有过转换工作经历的青年，其工作转换次数如何？尤其是其是否跳槽频繁呢？其实在表1的描述性统计中我们已经看到，在有过工作转换经历的1131名青年中平均每人约“跳”过两次。这一频次与已有研究相比比较接近：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次数并不算频繁。我们将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次数近似看作是定距变量进行线性模型拟合（OLS）。由于因变量在实际的分布上并不完全正态，我们仅仅探索性地讨论在职青年转换工作次数的相关影响因素。模型的结果见表5。

表5的模型3的R2为12%，基本达到了模型拟合的要求。从模型3的数据结果来看，性别、独生子女身份、职业状态和父母压力对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次数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即男女青年之间、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青年之间、正式工和非正式工青年之间、父母有工作压力和没有工作压力青年之间都并不存在工作转换次数上的显著差异。

另一方面，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已婚青年比不在婚（主要是未婚）青年平均少转换过0.33次工作；青年的教育程度对其换工作次数有负向影响，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其平均换工作次数减少0.08次；工作年限（工龄）对青年工作转换次数有正向作用，工作年限每增加1年，在职青年的平均换工作次数增加0.09次；而就行业而言，服务性行业的青年转换工作次数最高，相较于生产性行业，其平均多出0.27次；城乡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18岁之前主要生活在农村者比来自城市的青年平均多转换0.13次工作；地区同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直辖市的青年转换工作次数最高，省会城市青年平均比直辖市青年少转换工作0.33次，大城市青年平均比直辖市青年少转换工作0.23次，中小城市青年平均比直辖市青年少转换工作0.20次。

在单独考察已经有过工作转换的在职青年，我们发现其工作转换频率是受到包括青年个人资源、工作年限以及社会背景在内的多种社会因素共同影响的。但是由于模型在因变量上的限制，我们不打算对已有的结果作过分的阐释。然而表5的结果中仍然需要强调的是，与已有研究总是强调社会优势群体——如职业上占优势的白领、人力资本上占优势的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转换频次，并且往往暗示其转换频率过高不同的是，模型3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工作转换次数更多的不是在资源等方面占据优势的青年，而更可能是在各方面占据劣势者。从表6的模型3的具体情况来看，我们至少表明了是文化程度较低、主要从事服务性行业或者有着农村出生背景的在职青年有更高的工作转换次数。

五、结 语

本研究利用全国12城市在职青年调查数据，对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状况进行了初步的描述，并且通过统计建模的方式对影响城市在职青年工作转换的相关原因进行初步讨论。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大约一半的城市在职青年曾经有过工作转换，这些青年平均越转换过2次工作。从总体上看，很难将青年工作转换的研究置入到简单的分析框架中去，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是与青年本身所占有的资源、青年的流动欲望、青年所处的环境以及相关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而言，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至少以下三大因素是必须要受到重视的。

（1）青年自身的资源。在职青年自身的资源的积累，在本研究中主要是以教育为测量的人力资本，是有助于降低青年进行工作转换的可能性与工作转换的次数的。

（2）青年自身的（工作）发展阶段。当然这实际上是与青年对流动/稳定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与已有研究一致，本研究也发现了青年的工作年限（工龄）与青年的工作转换之间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青年在自身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转换工作的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逐渐走向家庭婚姻稳定的已婚青年，其工作转换概率工作转换次数都会降低。

（3）青年所处的社会背景与社会文化。青年本身所处的行业、城市以及其间的社会文化都对青年的工作转换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中发现，处于服务性行业或是在直辖市的青年其工作转换概率和次数都会增加；而社会性别文化确实对青年的工作转化带来了影响，尽管单纯从数据而言，性别的简单比较并不形成显著影响。

因此从总体上看，本研究所关注的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正是青年在一定社会结构和文化条件下，利用自身资源与职业规划不断调整和适应的社会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之中，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所发生的社会转型和变动值得关注，青年本身的不断变异和分化同样需要引起重视。

本研究所得到的青年自身资源有助于降低青年工作转换概率和工作转换次数的结论，有助于我们对已有研究进行一定的反思。已有研究实际上过分关注了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工作转换，甚至在部分结论中暗示了这些群体的过高的工作转换率。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放到所有文化程度群体时，正如我们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大学毕业群体的工作转换是低于更低的学历群体的，或许后者的工作转换更值得我们重视。研究结果提示我们，不同青年转换工作的倾向与动机可能是不同的。我们或许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工作转换：一种是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青年的工作转换，其转换工作的次数相对不多，目标主要是在一定社会结构之下以自身资源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另一种则是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青年的工作转换，其转换工作频繁，但主要局限于相似工作之间的转换。这可能是与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联系在一起的，前者主要在初级劳动力市场中实现，而后者却主要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发生。本研究尚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进行上述的区分。但是我们的结论中，文化程度较低或者服务型行业（主要集中于批发与零售业、住宿与餐饮业以及租赁与商业服务）换工作率较高可能更多地与后一种工作转换联系在一起；而在高文化程度青年群体中，男性相对于女性有更高的工作转换率则暗示了以职业发展为目标的前一种工作转换。已有的很多研究都将这两种并不相同的工作转换混淆在一起讨论，而本研究则表明，对这两种工作转换作明确的区分和研究是厘清已有研究，深化已有结论的重要开始。

青年自身发展阶段对工作转换有重要意义，使得我们必须将工作转换的研究置入到一个长时期的范围内：每个青年的工作历程都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短时间的相关研究很可能获得的不是青年工作转换的特征，而是其工作历程某一阶段中的特点。当我们用“职业生涯发展”这样的长时期范畴来进行研究时，则可能和已有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当已有研究在大学毕业生刚毕业的若干年内对大学生过多的工作流动进行批评性研究时，我们非常可能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范畴的把握下指出，职业初期的高流动性是一种“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现象。职业初期的“工作转换”，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大学生在不断转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背景之下，不断依据自身规划与资源，对自己的职业和人生进行调适的社会过程；其不仅不是一种社会问题，反而是值得研究者重新进行思考和评价的重要现象。或许这就是从单纯“就业”到“先就业后择业”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