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化论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先秦文化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先秦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曹雪芹；情文化；思想；先进性

中图分类号：H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62-02

一、对思想局限的突破

《红楼梦》的“情文化”具有很高的思想品位，这一点是曹雪芹超越现实的思想局限，对明清言情小说创作思想进行高品位审美认知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中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人们提出了“尊人欲、反礼教”的变革要求，在思想上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理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抗。这种现象的出现表明当时的人们开始重视生命的质量、生存的意义，具有了追求自由、民主的初步的人文主义思想。但这种追求和思想当中也包含着逃避现实、自得其乐的消极因素；也有着品位低俗、欲海横流的社会弊端。正因如此，当时有许多人在追求自我满足当中醉死梦生，全然忘记了作为个人生命更宝贵的真情和社会责任的价值。这一时期，文学艺术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宣泄的作品，如兰陵笑笑生写的《金瓶梅》就是其中的代表。《金瓶梅》在艺术品位上是有缺陷的，这种艺术缺陷从主观角度来看就是作家创作思想上的缺陷。

曹雪芹没有走兰陵笑笑生的弯路。他作为一个富家子弟，虽锦衣玉食，追求过声色之乐，但面对泛滥的社会现实他没有沉沦。曹雪芹他从“情本论”出发，一方面考察了当时社会的各种情态，分析了人们追求的各种情志；另一方面他比较了不同层面的情趣，参考了当时各种高品质的情论。在经过理性思考和审美认知后，他发现“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是象动物一样不加节制的放纵自己的欲望，而是重欲而不，重情而不滥情。”于是，曹雪芹摒弃了当时文学上滥情的一面，开始积极探寻人类最美好的本质。从《红楼梦》“情文化”构建及他的“情理念”思想来看，曹雪芹的小说创作突破了中国古代的创作思想和模式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正因如此，鲁迅先生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之后，小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

二、对传统价值取向的否定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为读书人规定好了的通向成功的道路，但曹雪芹却从根本上否定了这条道路。在小说中作为曹雪芹代言人的贾宝玉，同他的家庭和上层社会十分隔膜。他鄙薄“文死谏，武死战”的忠义名节是沽名钓誉；他抨击那些“立志功名”、“做官为宦”的人是“禄蠹”是“国贼”；他指责一切“立身扬名”的教训和表白都是“混账话”。贾宝玉之所以有这些叛逆的思想和举动，都是因为曹雪芹“他的心理非常接近原初的、挣离后天文化和社会强塑于人性和人格之上的理性建构，而更趋近于存在的本真状态的生命诗意和人性真美。”

曹雪芹他把追求“纯天然”作为人生的最大理想。为此，他把大荒山无稽崖下那块无材补天的顽石作为全书立意的中心。不仅如此，曹雪芹与一般文人不同，他着力摒弃封建世俗的和功利性的成分，努力秉承那顽石赋予他的天然璞性，所以他笔下的贾宝玉的生命状态呈现出一种“绝假存真”的清明澄碧。曹雪芹把笔下的贾宝玉塑造成一位追求“物性自遂”的本真的形象。在小说第十九回，袭人就曾给贾宝玉约法三章，特别强调“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在小说的第五回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面对着“人迹不逢，飞尘罕到”的仙界，对自然本真生活的向往，使贾宝玉脱口说道：“这个地方有趣，我若能在这里过一生，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管着呢！”。还有，在大观园里贾宝玉的真爱是林黛玉，而林黛玉的特点就是高洁、率真。小说中林黛玉的美和薛宝钗的美有所不同，宝钗之美是包含着社会功利和世俗因素的封建礼数之美，其美缺少自我特性和真纯情感；而黛玉的美是认真严格里带着来自天然的亲和和诗心烂漫的娇憨，这是一种宠惯了的、大孩子般的娇矜和天真。也正是这一份天真，使得贾宝玉始终在心灵深处只爱林黛玉一个。

三、对封建等级观念的批判

在中国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意识在人们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这就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小群体长期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由于曹雪芹把“深情”、“真气”、“天然”作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这就打破了封建传统人为的等级之分。在曹雪芹的思想里没有高低贵贱的等级之分，无论何人，只要品德高尚，才识卓越，性情真诚，均是曹雪芹所器重的人物。

曹雪芹对女性受屈辱、受摧残的不幸命运真诚的理解与同情；对女性的美质，特别是其人格与才艺大力地推崇与肯定。所以，他笔下的贾宝玉平常“待姐妹们都是极好的”，“每每甘心为诸丫头充役”。有时丫环们生病生气，宝玉反倒经常服侍她们，甚至受她们的排揎，但他都不以为忤。不仅如此，贾宝玉与秦钟、蒋玉菡、柳湘莲这三个男性小人物相交成友。此外，贾宝玉对地位低下的人也从不摆主子架势。他和自己的小厮茗烟无话不说，亲密无间；贾宝玉对小人物刘姥姥的态度也体现了曹雪芹他贫富平等的观念。当整个社会以“纲常名教”为经纬编定严格的行为规范时，曹雪芹却以情作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主要纽带，以本真和才智、人性的完美作为人生的追求，展现了人类崇尚自然，追求纯真，向往自由的至纯至真之情，特别是其中自然率性、平等待人、娱情悦性的本质内涵，则闪耀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芒。

四、对传统情爱思想的超越

先秦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礼 道 器 中庸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什么是先秦儒学？以及其本质何在？

本文认为，只有完整而准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判，才有可能做到讲好一部儒学；同时，也才有可能谈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其结果不是五花八门，不着边际，便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既不能使人信服，又无法说服自己。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有云：“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他所说的，恐怕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而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子亦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而他所讲的，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今天看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总体上，已似乎可以被归结为一个“道”字。而且在本文看来，这个“道”大概可以说就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之所谓“道德”的“道”，亦可以说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所谓“中庸之道”的“道”。而曾在1980年代的中国哲学思想世界异常活跃、名噪一时的“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李泽厚先生，则更独出心裁、别具匠心地习惯于将其具体定义为“度”，并且认为，这个“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就是“中庸”、就是“过犹不及”、就是“中国的辩证法”，“是难以言说却可掌握的实用真理”；而所谓“中庸之道”，在他看来，就是所谓“度的艺术”[2]——这一说法，从表面上看来，盖本无可厚非；但究其实，本文则认为，却无疑于李氏本人所曾讲到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3]——这是因为，在本文看来，就先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或本质而言，一个“道”字便已是足够的了，似“不必舍此而别求所谓新说也”；与此同时，这里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又是貌合而神离，在根本上，又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例如，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这个“度”，“就是技术或艺术（ART），即技进乎道”。一方面，它“关乎人类存在的本体性质，非常明显而确定”；而在另一方面，它又“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是活生生的永远动态的存在”[4]。由此可见，这一认识本身，便是自相矛盾；或者说是含混不清的——既“非常明显”而又不明显，既不变而又可变，既“确定”而又不确定。然而，若从一般逻辑学的角度上看，这又如何可能呢？那么，此何物也？

而本文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在本质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与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ART）”之间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又不完全等同于其所谓“技术或艺术（ART）”本身。于是乎，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说这个“道”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不变的话，那么其中所谓“技术或艺术”大概便可以说是“形而下”的，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一个变量——对此，端不可整齐划一，一概而论；当然，亦不可望文生义，指鹿为马。

孔子尝有言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5]由此可见，其中，所谓“道”、“德”、“仁”、“艺”，似乎便应当说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四个相对独立的思想理念——其中，所谓“艺”，本文认为，大概便可以说是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而其中所谓“道”，在本文看来，却又并非李氏之所谓的那个“度”或者其它别的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这个“道”，在金岳霖先生看来，它乃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6]——这一认识，今天看来，应当说是极为深刻的。

但问题却依然是：“道”是什么——这一问题，常令古圣先贤们浩叹不已。为此，我们恐怕也还得从先秦儒学那里具体说起。

然而，关于先秦儒学及其核心或者本质问题，目前思想学术界的看法和认识似乎却并不统一——其中，有的认为有一个，而有的则认为是两个（但常识却告诉我们，所谓核心或者本质，一般地说，它是唯一的，不可能存在着两个；当然，更不可能是两个以上）；具体地说，有的认为是“仁”、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仁礼”、有的认为是“时与仁义”，还有的则认为是“中和”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形形、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无所适从。然则《礼记》中不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7]乎？不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8]乎？《汉书》中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9]乎？

对此，本文则明确认为，所谓先秦儒学，从总的理念上说，就是“礼学”；但若就其核心或者本质而言，一言以蔽之，不过就是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已。其中，“中”可以说是“礼”的本质，而“礼”则可以说便是“中”的标准和化身。那么，“道”者何谓也？曰：“中即道也”[10]，“道无不中”[11]。如果我们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话说，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12]也就是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究其实，不过乃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体能指及对象之所在；而所谓“道”、“中”或者说“中道”者，则却乃是“仁义礼乐”的所指、本质与核心，或于其上，或处其中，或在其外——其中，如果说前者是能指、是存在和肉体的话，那么后者则便是所指、是灵魂与精神。若离开了前者，则后者便恍兮惚兮、无所附丽，难以被全面认知、正确解读和准确把握；与此同时，若离开了后者，则前者无疑亦将成为陈旧腐朽、了无生气的东西——这是因为，“中”虽可谓之曰“道”，但“仁义礼乐”，则亦同样不是其他别的什么特殊的东西，而是“道乎所道”之所在；或者我们可以更具体而形象地说，它们乃是所谓“道之器也”或“道之具也”。

《周易系辞上》中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说这里的“道”就是上面的“中”而这里的“器”就是上面的“具”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说，“形而上者谓之中”，“形而下者谓之具”；换句话说，“中”是“形而上者”，而“仁义礼乐”则是“形而下者”。“道”不离“器”正如“中”不离“具”，因而“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便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系、融于一体。“中”就是“道”，合而言之，即为“中道”；同时，“器”则就是“具”，合而言之，即为“器具”。“形而上者”谓之“中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具”。如果说前者是方式或方法，那么后者则便是概念或理念；如果说前者是思想、理论和世界观，那么后者则便是方法、实践和方法论。

然而，所谓“道”，在先秦儒家看来，又无疑乃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东西。难怪乎，孔子本人对此要极而言之曰：“朝闻道，夕死可也。”[13]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换句话说，“有道斯有器”；反之亦然。由此而构成为先秦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核心。

注 释：

[1]《孟子尽心下》。

[2]参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8、151、187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3]同上书，156页。另据笔者考察，这一想法本系“舶来之物”，并非为李氏所首出。

[4]同上书，8-10页。

[5]《论语述而》。

[6]金岳霖《论道》1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7]《礼记乐记》。

[8]《礼记曲礼上》。

[9]《汉书董仲舒传》。

[10]《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

[11]参见陈荣捷《西方对朱熹的研究》《中国哲学》5辑，208页，三联书店，1981年版及《朱子之创新》《朱子学新论》21-22页，三联书店，1991年版。

先秦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健词：职业导向；文学课程；教学研究

高职院校的教学，不但要重专业、重技能，重视学生的科学知识教育；更要重素质、重育人，重视学生以职业活动为导向的人文素质教育。一个健康、文明、和谐的社会，需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同支撑，健全的教育应该是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统一，加强人文教育，实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结合，是当今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也是高职院校课程设置的方向。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以文学课程为载体，如何以职业活动为导向，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

一、文学课程设置的必要性

高等职业教育的中心任务是为社会培养具有高素质和高技能的职业人才，在课程设置上，既要把课程设在职业岗位的“缺口”和岗位能力要求上，重视和强调职业能力培养，同时更要重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高等职业教育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为办学理念，而高职院校的人文教育主要是通过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相关人文课程的设置来完成的。其中文学课程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好途径，因为文学课程最具审美性与人文性。文学作品历来是人文精神的最佳载体，它的形象性和文学性易于学生接受。实践已证明，人文素质教育最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立、自强、自信。高职院校的人文教育的主要途径就是开设文学课程。通过文学鉴赏课，教师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渗透，使学生在理想信仰、价值取向、人格道德，审美情趣等方面受到熏陶。通过阅读欣赏文学经典使学生重返历史，重温传统，在深深的浸润中，真正体会到整个人类生存的艰巨性和伟大性，在与经典作品的心灵交融中，使学生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多一份深邃体验、一份清明理解，从而认识自我，规划人生，从而更好的适应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

二、文学课程体系的设置安排

课程设置主要围绕教育学生如何做人，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并成为社会合格的或优秀的公民来进行。我们的做法是：以文学为切入点，对现行的人文学科的教学内容进行重新定位。偏重从文学作品和作家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挖掘人文教育素材，以此陶冶学生性情，达到提高学生思想品位的目的；以文学史为出发点，对文学课程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补充，从历史的角度解析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培养学生科学的历史观，从而树立达观的人生态度；以哲学的思辨为落脚点，对文学课程的内容进行提升。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授，培养学生仁、爱、亲、孝的生活态度。

我们将文学课程作为一个课程群而不仅仅只是一门课程来建设，把具有人文性、审美性的文学课程进行分解，分别由不同的课程来承担。该课程群目前由《文学欣赏》、《先秦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精品鉴赏》、《中国当代文学名家精品鉴赏》、《外国文学名家精品鉴赏》组成，我们将以文学鉴赏为主体课程，以传统文化经典为主导课，以现当代与外国文学为辅助课，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开设，加强学生的人文教育，增强学生的人文素质。

三、文学课程的组成部分

（一）文学鉴赏。这部分是主体课程，是面向高职各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它以语言文字为载体，以优秀的文化遗产为精髓，对学生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它融知识性，思想性、审美性和人文性于一体，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本课程开设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文学欣赏水平及人文素养。它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对象，以审美享受为根本标志，介绍古今中外的文学名家、名著及文学思潮与流派，通过对具体篇目的欣赏，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提高学生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把审美训练及人文素质教育和谐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课堂教学中力争做到既展示文学的生命力，又给学生以广阔的想象空间；既让学生得到审美享受，又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高尚情操的感染和启迪。教学上注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着力激发学生的自主精神、创新意识。该课程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较强的审美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全人格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

本课程主要的授课形式是课堂教学，同时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教学任务是进—步培养阅读鉴赏能力，在感受、理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审美悟性和文学素质，以文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及优秀传统熏陶、感染学生。在教学中，我们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形象的分析，还有具体的感悟。课堂上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师生共析，互动性较好，发言踊跃，讨论热烈。通过对优秀文学作品的品读，使学生初步掌握了文学欣赏的原则、途径和方法，帮助学生突破思维定势，激发了他们对文学的兴趣和创造精神，学会有条理地思考问题、表达思想，从而构建起开放灵活的思维方式。

《文学鉴赏》课程的开设，有利于落实“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标。我们立足于将教学过程与陶冶情操、引发兴趣、提高素质结合起来，挖掘优秀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内在情感、熏陶因素，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先秦文学。这部分以讲座的形式开设，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经典文章的品读，了解和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化精髓，从中得到思想启迪，道德熏陶，文学修养，审美陶冶。这部分内容主要由三方面组成，即古代神话、《诗经》与《楚辞》、先秦散文。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选择这门课程学习，不仅使学生对先秦文学有个概括的了解，而且使学生受到了思想启迪和道德熏陶，懂得了一些做事之道和做人准则，增强了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精神。

（三）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精品鉴赏。我们进行现代文学讲座，目的是通过对现代重要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的介绍及作品的剖析，理解他们代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提高阅读、评析各类文学作品的能力；受到积极的思想熏陶，从作家笔下的人物的追求、奋斗历程，看人物的命运，让学生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转贴于

在教学上，本课程以讲座的形式，以选讲重要作品为窗口透视作家、作家群体的创作风格，点面线结合，以期让学生获得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总体性认识。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语言表达的能力。另外，还通过讲座提出思考题、布置书面作业的形式，让学生写读后感或观后感，进一步加强人文教育。

（四）中国当代文学名家精品鉴赏。开设当代文学名家精品讲座，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当代文学的时代精神，感受作家对社会、对时代、对人生的关注情感及强烈的责任感。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爱国意识等。通过当代诗人对祖国内涵诠释诗的品味，学生们能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去解读中国，更加了解了祖国的深厚文化底蕴，懂得了祖国发展历程的艰难。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更加紧密地把自己与祖国联系在一起。通过当代名家散文对人生的解读，学生们更加懂得人生的真谛，热爱人生，珍惜人生，充实人生，不虚度人生的愿望变得很强烈。通过对当代小小说的了解，学生看到了社会中普通人的本色，从小人物身上挖掘了许多闪光点，体会了做人之道。总之，当代文学接近时代，更易于学生接受，通过从不同角度对当代名家名篇的解读，学生能更好地理解理想与现实，社会与人生，能更快地溶入社会。

（五）外国名家作品鉴赏。这部分也是以讲座的形式开设，分三个专题进行。有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笔下的“小人物”与“大主题”、莎士比亚与人文精神、巴尔扎克小说的批判现实性。

外国文学是一个庞大的文学体系，聚集了各国文学精华，值得品读的作家作品很多，我们无法多介绍，只能是对外国文学流派做个概述，介绍几个有影响及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让学生感悟。然后老师推荐一些有人文价值的书让学生课外阅读，进一步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世态人情的不同。

近年来，高职院校受实用主义的影响，不同程度存在着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教育的现象。而社会反映高职毕业生高学历、低规格的问题，其症结不在于毕业生专业技能的欠缺，主要是毕业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知识和素养。因此，从学生的成长、成才出发，从社会对高职教育的期望出发，从高职院校自身的发展需要出发，加强高职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都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而文学课程就是为解决学生人文素质缺乏而设置的，它是最具人文性的课程，是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提高人文素质的最好途径。

四、文学课程的延伸

（一）在阅读、研讨中渗透人文教育。阅读是语文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它能够使语文课堂教学向外延伸。大量阅读富有人文精神的人物传记、中外名著等，可以使人的内心世界产生震撼。读到生动、有趣的情节，能够体味到关于爱、友谊、忠诚、勇敢、正直乃至爱国主义等永恒的人类精神，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指导学生多读书，并采取多种形式交流读书心得，这样不仅开拓了学生研究问题的科学思路，同时也增强了表达的信心与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帮助他们建立起平等、协助、对话、包容、独立的现念。为他们走上社会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开拓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载体，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校园文化建设力求弘扬人文精神，利用现代教育手段实行开放式教育，努力营造高品味、高层次的人文氛围培养学生的人文底蕴。有了坚实的人文底蕴就会牢固的构筑起学生正确的精神支柱，对于学生崇高的思想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精神催化的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网络等新型媒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新载体，建设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校园网站。提供大平台和新空间。努力形成良好的校园人文素质培养的环境和条件，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三）以校风、校训、人生警句为核心，彰显校园文化精神。精神文化是学校在发展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有自身特色的价值观念、认知法则、行为规范和习惯等，它由校风、教训和学风加以体现。精神文化对学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着学校各个成员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价值观念等，是一种潜在的教育力量和无形的精神力量。健康高尚的校园精神文化可以成为一种激发因素和原动力，促使师生积极进取，观念一致，形成合力，特别是对大学生思想观念和行为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把校风、校训、人生警句融于新的大学精神之中。可以长出属于自己的精神之树，彰显校园文化精神。

先秦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六艺”与百工

礼、乐是“六艺”中最主要的内容。《礼记》曲礼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论语》为政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尊卑亲疏等级名份的规范，并通过相应的礼仪制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以工艺样式传承为主的先秦百工美术教育，所遵循的礼仪典章制度即系于此。《论语》阳货云：“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记》乐论云：“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中略）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乐是先秦文明教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礼是外在的规定，乐是通过钟鼓歌舞、五音八声，陶冶内心情感，以通伦理。“六艺”教育中的乐教，主旨在于以乐风德，同时也是主要的艺术教育形式，对于艺术情感、艺术品味等素养的造就，有重要作用。

以贵族子弟为主要对象的“六艺”教育，有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礼记》乐记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六艺”教育宗旨在于明德，而不在于执技。天文、历算、医术、匠造等技艺、技术，则通过学校以外的途径，由从事相应职业者，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并且世代继承。《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这些“执技以事上者”，社会名誉不高，“不贰事”即不能迁业，“不移官”即不能入仕，“出乡不与士齿”，与“士”相比，他们没有地位。由此，规定了中国古代百工的基本身份，三千年大体不变。在先秦礼仪典章制度规范之下、以工艺样式传承为主要原则的百工美术教育，在整个先秦社会教育体制中，处于边缘位置。

《考工记》篇首开宗明义提出了“百工”的概念，指出了其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并规定了百工的职责范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中略）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中略）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后面的两句话，显然是告诫百工要安守本分，有明显的正名定份的教育意义。随后，指出了工艺精良的最高境界：“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一部分总论文字，从百工的身份本职和专门技艺两方面，作出了规定和要求，体现了明显的进行专业意识教育的目的。

总论之后，《考工记》划定出六类共三十个工种。分工的详细，反映出很高的专门化程度，为技艺教育的单一化和具体化规定了界线。

这样一来，美术教育就相应的分为两种，一种是对高踞于社会阶级上层的贵族的教育，重在教育艺术鉴赏力，一种是对工匠，艺人等百工的教育，重在进行专业技能的教育。从这两种美术教育方式中，不管是收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还是靠师传徒、父传子的方式，都要遵循典章仪轨，通过不同的美术教育途径来反映“尚礼好古”的教育思想。

二、“尚礼好古”的教育思想

“尚礼好古”、以崇尚经典、以经典为法则的教育理论，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之一。这种教育思想贯通于整个中国古代美术的教育历史，成为我国古代以典范为宗的美术教育思想的基础，无论百工、宫廷画师或是贵族、文人，莫不以此为入门手法。

《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古典、古训的作用，在重视教化传承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特殊的地位。《诗》大雅蒸民曰：“古训是式，威仪是力。”正义云：“古训，先王之遗典也。式，法也。”凡古训、古典、古雅、古道、古义、古意、古风之谓，不惟在时间上追溯仰慕古人，更重要是强调其典则、经典、肃正、典雅、雅正的品格，并归乎于礼。孔子“信而好古”其所谓古者，要义在此。这一“信而好古”、崇尚经典、以经典为法则的教育理论，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并随着儒家学说的传播，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领域，成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最主要的原则。同时，也随着中国美术的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思想。

对礼、仪、法、规的遵从，在教育实施的过程中，又表现为对“为人师表”的师、傅的尊重。这种思想在荀子著作中体现得最为集中。《荀子》修身曰：“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大略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儒效曰：“有师法，人之大宝也。无师法，人之大殃也。”《荀子》大略曰：“言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师道尊严是教育的基本前提，“师云亦云”是基本的要求，未可以“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相诋讦。荀子在《劝学》篇中又说：“《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孟子.离娄上》曰“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礼记.玉藻》“周还中规，折还中规”；《荀子.劝学》中说“其曲中规”。做人的“礼”在美术教育中转化为一种“中规”的要求。要合乎规范，就必然要求崇尚古代的范本，也就是“好古”。《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后世论画论书，凡所鉴评，高古、古雅、古邈、古香、古风、古意，俱为上品。无论百工伎匠，宫廷画师，或是轩冕贵胄，士子文人，莫不以模范经典为入手法门，贯通于整个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成为最基本的原则与最普遍的观念。

三、“六艺”与“尚礼好古”的美术教育思想对后世美术教育的影响

先秦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黄庭坚；无意为文

一、“无意为文”的历史渊源

“无意为文”是中国论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虽然它盛行于南北宋之间，但溯其而上，在先秦文学中便早有其身影。如《诗经》中《国风》里提到的“创作”，“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炼”。它提倡诗歌之创作要浑然天成，去除雕琢，不做作。稍晚些的屈原也是如此，所以《朱子语类》（卷139）中说：“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地说将去，自是好。”再往后，汉宫乐府古诗中也能寻觅到“无意为文”的雏形。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无意为文”这个命题最初并不是起源于南北宋，而是从先秦就有所涉及并且直到两宋期间由苏轼等人的大力推崇才将此命题推到极致。苏轼的“无意为文”说出入于其文论、诗论、画论间，这不仅对两宋的文论影响颇大并且对后世的文论思想也有很深的影响。但作为苏轼的得意弟子黄庭坚，学术界近年来仅仅将研究停留在其诗风与诗艺之上，对其继承和发展苏轼的“无意为文”的学说研究的少之又少。但观其诗作文论，其中也不乏有推崇“无意为文”之说的例证。

二、黄庭坚“无意为文”的基本内涵

（一）无意。“无意”是从佛教的脱论立场上来说的，出于破除自我执着的需要是应该去除的。按照佛家的看法，意是便妄意，就和摒弃的对象，只有不存在任何意念，才能得到解脱。忠于禅宗思想的黄庭坚提出“无意”是否就是在强调在其文学思想上“无心”呢？

他在《大雅堂记》中说：“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己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邪？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知深矣。”这段话上，黄庭坚的文论思想上是主张无意为文而意以至的，黄庭坚认为杜甫诗歌的精妙之处并不在于文章的本身，那些喜欢穿凿附会的人最终都是抛弃了杜甫诗歌的宗旨，如果说看到每样东西都认为是有所寄托的话，那么杜甫诗作就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以此黄庭坚便明确的提出了“无意而意已至”的观点。而所谓的“无意于文”在这里也不难理解成不拘泥一语一物的兴托，即不刻意的去寄托但是实质上是有更大的寄托存在，诗人的性情、思想就自然而然的表现在了诗歌的言语与意象之中了。这也就是黄庭坚所认为的“无意于文”的宗旨，自然的寄托在其所赞咏的一切事物当中的并且流露出文人的真性情。

（二）有意。黄庭坚倡导的“无意为文”不是绝对的，从创作过程看，它初出于“无意”，中则处在“无意”和“有意”之间，而终又回归于“有意”后之“无意”。同时，它和“有为而作”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因此，对于黄庭坚而言只涉及其中一方面是很不稳妥的。他在《与王观复书》中说：“所送新诗，皆兴寄高远，但语生硬，不谐律吕，或词气不逮初造意时，此病亦只是读书未精博耳。”所谓兴寄高远就是指王氏的诗所造的意，但山谷恨他表达不好。他自己作诗也怕立意不佳，《答洪驹父书》云：“比又为弟娃草六韵诗，适‘意思’不堪，未能写寄。”即嫌自己写的诗立意不好。而立意，山谷认为要规模宏远，《寄徐师川书》第二首云：“所寄诗正忙时读数过，辞替尔雅，意皆有所属，规模远大。”这是说他的诗有兴寄，胸怀宏伟高远。又《与王观复书》第二首中也说：“有王痒周彦荣州人……作诗文虽未”成就，要为“规模宏远。”这些佳作虽“有为而作”最终却扔归于“无意为文”。黄庭坚所继承的“无意为文”和“有为而作”是相统一的创作论，既是对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他仅把“有为”解释成“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纠正和补充，从而使“活法”诗文的创作统一于“天人合一”，“天工”与“人巧”、“无意”与“有意”合而为一的新境界。

三、黄庭坚“无意为文”的后世影响

作为“江西诗派”的创始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其诗派最后大力推扬的“活法”，但仔细观察“活法”的概念、意义等我们不难发现，“活法”其实也就是“有意为文”与“无意为文”的辨证统一。不少研究黄庭坚的学者认为，在宋代深厚浓郁的禅悦之风中，黄庭坚的创作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禅宗的影响。并且自黄庭坚开始的许多江西诗派的诗人都深摩禅宗并且喜欢以禅入诗。其中如黄庭坚“点铁成金”这一词就出自禅宗典籍。禅宗上讲 “心”即是佛，而且认为“心”即是“法”，“无心”即“无法”。而从上面的“无意”中既然可以理解为“无心”，那“心法”也就等同于一种自然无为之法，任“心”而行，不执定法。在黄庭坚所描述的自然而真的无为心法视其《百丈淮海语录》所说：“张长史折钗股，颜太师屋漏法……同是一笔，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与能者争衡后世不朽，则与书艺工史辈同功矣。”因为“心”是活的，所以无意自然之心法就是活法，活法有定无定。

《岁寒堂诗话》记载：“往在桐庐见吕舍人居仁，余问：‘鲁直得子美髓乎？’居人曰：‘然。’‘其佳处焉在？’居人曰：‘禅家所谓死蛇弄得活’。”这里吕本中以其“活法”理论来解释黄庭坚的诗歌之妙，也就说明了其“活法”与黄庭坚的思想是一脉相承，是对“有意为文”，“无意为文”辨证统一理论的延伸与补充。换句话说，黄庭坚也可以看做是吕本中提出“活法”前的一个思想过渡，他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一辨证命题的提出。

参考文献

[1] 白政民.黄庭坚诗歌研究[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2] 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