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职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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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职称论文范文第1篇

公共行政组织的组织承诺现状

国内外不同的学者通过各种调查对公共行政组织的组织承诺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布坎南通过对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管理者的组织承诺的考察认为，相对于私人部门的管理者而言，公共部门的管理者对工作的投入不足，同时相对缺乏忠诚度，且其自身的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契合度也相对较低。西方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如Perry＆Rainey(1988)，Liou＆Nyhan(1994)，Zeffane(1994)，Gouleteta(2002))。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公共组织呈现出的组织承诺现状明显有别于西方国家。中国台湾学者林清发认为，公共与私营组织成员对工作投入和组织认同水平均高，其中努力承诺的水平均最高，公共部门成员的留任承诺比私营组织高，而私营组织成员的价值承诺高于公共部门［10］。王丽丽、张亚晶［13］通过调查认为我国目前公共行政人员的组织承诺是多维的，组织承诺的各种层面可能会同时出现，并居于不同地位。叶先宝［11］等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后认为我国公共行政组织组织承诺总体上处于中上水平，其中情感承诺最高，持续承诺最低，并且这两种承诺在组织承诺中占据支配地位。对韩国公共行政组织的结果也大多是通过比较研究法得出。Yoon［14］调查分析后发现公共组织的情感型承诺与规范型承诺高于私营组织的成员。Cho［9］实证分析后认为公共组织成员的价值承诺要低于私营组织。

影响公共行政组织组织承诺的因素

纵观国内外学者在对组织承诺的影响因素分析时都将组织承诺的影响因素分为3个方面:个体因素、组织因素、工作因素。而对个体因素的研究较多。公共部门的组织承诺受个体特质的影响较大。Morrow和MEclroy［15］在对2000名公务员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指出，公共行政人员的组织承诺与服务年限有关:它们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同时，组织承诺在小于31岁，31至44岁，44岁以上这3个年龄段内会显著增长。叶先宝等在调查中发现当公共行政人员的年龄大于46岁时，他们的年龄呈现与持续承诺负相关，与情感承诺正相关的关系;高学历组织成员的持续承诺低、理想承诺高等现象。林清发［10］认为“公共组织成员的价值承诺在年龄、年资、职位上有显著差异，留任承诺在婚姻状况、年龄、年资、职位上有显著差异;私营部门员工的价值承诺在年龄、教育程度、年资上有显著差异，努力承诺在年龄、婚姻状况、年资上有显著差异，留任承诺在年龄、教育程度、年资上有显著差异”。在儒家文化浸蚀下的国家和地区生活的人，更容易产生对他人和社会负责的心理，更注重集体精神和组织意识。所以，Yoon［14］认为公共服务动机与集体主义倾向对公共行政组织成员的组织承诺具有较大影响。同样，也有中国学者对组织承诺进行跨文化分析，认为中国的集体文化对公共行政人员的组织承诺有重要影响。

提升公共行政组织组织承诺的有效途径

1注重培育良好的公共行政组织氛围

传统科层制的公共行政组织是将公共行政人员看作维持行政系统正常运转的螺丝钉、工具，所以在官僚制的行政组织内领导方式更多的是以独断型领导方式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在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行政权力结构也会逐渐向扁平式的方向发展。因此，行政领导方式也应该进行变革，不断克服科层制行政组织的不足，让普通公共行政人员有组织成员的感觉，从而增强其情感承诺。

2通过行政文化建设和行政道德伦理建设，提高公共行政人员的规范承诺

公共行政组织的本质决定了公共行政组织应该塑造以“公共性”为主题的组织文化，同时在营造行政文化时还应注重加入时代气息、组织韵味，让行政文化能够真走走入公共行政人员的心里，从而增强行政组织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在塑造行政文化的同时也应该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能够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自，同时通过行政道德法律化等途径加强行政道德伦理建设，从而增强公共行政人员的忠诚机制，提高其规范承诺。

3实行科学管理，不断完善公共人事行政管理制度以提高公共行政组织的继续承诺和理想承诺

公共人事行政管理制度是公共行政组织得到优秀人才、使用人才、激励人才的一种制度性的规范。通过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公务员呈现工作倦怠的状况，所以在实行人才管理过程中应该通过制度给公共行政人员创造公平感，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用合理的薪酬和福利、岗位轮换制度，行政职业规划等方式拓展晋升渠道，满足组织成员的权力需要和成就需要，实现公共行政人员(尤其是高学历的公共行政人员)的成长和对组织的认同，从而提高其理想承诺和继续承诺。

政治职称论文范文第2篇

一、政治基金会的构成

这里所指的德国政治基金会是指与德国主要政党关系密切的6个政治基金会，即接近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亲社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drich-Ebert-Stiftung)，接近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汉斯·赛德尔基金会(Hans-Seidel-Stiftung)，亲自由的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Friedrich-Naumann-Stiftung)，接近联盟90/绿党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B@①ll-Stiftung)，以及亲1998年第一次进邦议会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罗莎·卢森堡联邦基金会(BundesstiftungRosaLuxemburg)。

在上述6个政治基金会中，历史最悠久的要属亲社民党的艾伯特基金会。该基金会于1925年为纪念第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德意志帝国总统、社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而成立(注：艾伯特去世于1925年。)，并以其名字命名。该基金会于1933年遭纳粹禁止，二次世界大战后于1947年重新组建(注：另一看法认为，艾伯特基金会二战后重建于1945年，参见NorbertLepszy,PolitischeStiftungen,in:UweAndersen/WichardWoyke(Hrsg.),HandwoerterbuchdespolitischenSystem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

VerlagLeske+BudrichGmbH,Opladen2000,S.501.)，总部设在波恩。

附图

其他五个政治基金会都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瑙曼基金会成立于1958年。阿登纳基金会成立于1964年，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联邦总理阿登纳的名字命名，与艾伯特基金会并驾齐驱为德国两个大型政治基金会，总部设在圣奥古斯丁(注：阿登纳基金会注册所在地为波恩，但其总部机构主要在圣奥古斯丁，参见Konrad-Adenauer-Stiftunge.V.:SatzungderKonrad-Adenauer-Stiftung(inderFassungvom30.Maerz2001),§1“Name,Rechtsnatur,SitzundGesch@②ftsjahr”,,31.07.2002.)。赛德尔基金会建于1967年，伯尔基金会和卢森堡联邦基金会成立较晚，分别在1996年和1999年。

二、政治基金会的组织结构

德国各政治基金会的内部具体的组织建制各有不同，但其宏观组织框架是类似的。如表1以阿登纳基金会组织结构为例，政治基金会一般由会员大会、理事会和各专业职能部门等组成。政治基金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一般为会员大会(Mitgliedversammlung)，会员大会成员的组成和数量按各基金会章程的规定有所不同，人数一般在40—100人之间，如阿登纳基金会的会员人数限制在55人以内(注：Konrad-Adenauer-Stiftunge.V.:SatzungderKonrad-Adenauer-Stiftung(inderFassungvom30.Maerz2001),§3.“Mitgliedschaft”,,31.07.2002.)，赛德尔基金会的会员最多不超过40人(注：Hanns-seidel-stiftunge.V.:SatzungderHanns-seidel-stiftung,§3.“Mitgliedschaft”,,04.02.2002.)。表2为“1999和2000年瑙曼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则进一步详细说明了对于各政治基金会都至关重要的联邦资金，究竟出自联邦的哪些部门。表中显示，瑙曼基金会(其他基金会情况类似)获得的联邦基金主要来自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联邦内政部(BMI)、外交部(AA)和联邦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BMBF)。2000年瑙曼基金会通过各种渠道共获得资金0.773亿马克，其中联邦资金为0.691亿马克，州资金为0.017亿马克，其他来源的资金为0.065亿马克，联邦和州的公共资金占当年基金会总资金的91.7%。在联邦资金中，4.09亿马克来自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占当年总资金的52.9%；来自联邦内政部、外交部和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的资金分别为1.85亿马克、0.45亿马克和0.47亿马克，分别占当年总资金的23.9%、5.8%、和6.1%(参见表2)。

2.项目资金和“一揽子资金”

对于各政治基金会而言，在联邦和州提供的公共资金中占最大份额的是项目资金(Projektfinanzierungen)，即用于特定项目的资金，阿登纳基金会得到的项目资金大约占年资金总额的70%左右。项目资金的提供者主要是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外交部、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和议会。项目资金主要用于：第一，开展国际合作(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的资金)；第二，向德国国内学生提供奖学金(联邦教育、科学、研究与技术部的资金)；第三，向外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外交部的资金)；第四，整理重要的文献档案(主要是各基金会所亲近的政党党团的文献档案)(议会的资金)。

各政治基金会除项目资金外还能从政府获得所谓“一揽子资金”(Globalmitteln)，即用于维持基金会各机构工作正常运转等的费用，阿登纳基金会得到的“一揽子资金”占年资金总额的近30%。“一揽子资金”的提供者是联邦内政部。尽管该项资金总额不像项目资金那么高，但是它用于基金会的人员开支和日常工作等开支，对于基金会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具体而言，“一揽子资金”的主要用途有：第一，进行政治教育的大、小型会议和报告；第二，研究、咨询和文献整理；第三，出版刊物、举办展览；第四，人员支出、日常办公和管理支出及投资性支出等。1999年除卢森堡基金会外的5个政治基金会共获得该项资金1.92亿马克，当时新成立的卢森堡基金会第一次获得了850万马克的特别资金。多年来已经形成惯例，“一揽子资金”按照固定比例在原有的5个基金会中分配，即两个大的基金会艾伯特和阿登纳基金会各获得“一揽子资金”总额的32.5%，剩下的35%在剩下的3个小基金会中分配，从2000年起，瑙曼、赛德尔和伯尔基金会均分该项资金剩下的35%，各获得总额的11.6%(注：NorbertLepszy:“PolitischeSitiftungen”,inUweAndersen/WichardWoyke(Hrsg.):HandwoerterbuchdespolitischenSystem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

VerlagLeske+BudrichGmbH,LizenzausgabefürdieBundeszentralefürPolitische

Bildung,Bonn2000,S.504.)。卢森堡基金会是否按某一固定比率获得该项资金现在还未知。

联邦州以特别资金的方式分担基金会政治教育工作的费用，但只针对个别项目，并不是所有项目都适用。

四、政治基金会的政治、社会功能

德国政治基金会的主要政治、社会功能在各基金会的章程中都有明确规定(注：参见Satzung:dersechspolitischenStiftungenFES,KAS,HSS,FNS,HBSundRLS,Bonn/St.Augustin/München/Potsdam/Berlin/Berlin,2001/2001/1993/1993/1998/2000.)，《艾伯特、阿登纳、赛德尔、瑙曼和伯尔基金会的共同宣言》也开宗明义指出，政治基金会具有在民主政治教育、国内外政治信息咨询、促进自由民主制度等方面的功能(注：参见GemeinsameErkl@②rungder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ES),Konrad-Adenauer-Stiftung(KAS),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NS),Hanns-Seidel-Stiftung(HSS),Heinrich-Bll-Stiftung(HBS),Bonn/St.Augustin/K@①nigswinter/Müchen/Berlin1999,S.1,auchunter,

24.07.2002.)。概括而言，德国政治基金会最基本的功能和任务主要有：国内政治教育、提供奖学金资助、促进学术研究和开展国际合作。

(1)国内政治教育

对公民进行民主政治教育是各基金会在德国本土开展的核心工作。各政治基金会无一例外在各自章程中都把政治教育工作列为首要任务。政治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激发公民的政治兴趣、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强化公民的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一日、周末或一周研讨班、大型国际会议、中小型学术会议、主题报告会、专题讨论、出版书籍、杂志等，向公民普及政治知识、提高公民参政、议政水平。2000年，仅德国国内就有15万人参加了艾伯特基金会主办的近3000项政治教育活动(注：参见,23.07.2002.)。

(2)提供奖学金资助

各政治基金会另一重要工作就是向有才智的后备人才提供奖学金或研究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或研究工作。各基金会资助的对象既包括大学生和研究生，也包括各领域的青年学者；既包括德国学生，也包括外国学生，而且对外国学生的资助成为基金会工作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基金会都有自己的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以选拔人才。德国各政治基金会之所以大力开展学业资助项目，目的在于一方面培养有助于德国向着法治国家和社会国家发展的杰出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向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使他们在完成学业后返回祖国，能够成为政治领导力量，或在经济、行政管理、教学和研究等领域担任要职，增加德国的对外影响力。

(3)促进学术研究

促进社会科学研究是各基金会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是其工作重点。各基金会的研究范围都十分广泛，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许多领域。有些课题与其它研究单位合作完成，研究成果通常以报告、论文、专著等形式出版。促进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加强政治研究与咨询工作，优化政治行为和促进国家、学术界、政界、经济界等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知识传递。

此外，各基金会还从事有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建有一些图书馆和文献档案馆，比如，艾伯特基金会拥有广泛、翔实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档案”和关于工人运动的丰富藏书的图书馆。

(4)开展国际合作

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是德国各政治基金会与其国内职能并重的重要任务，各基金会为此都设立了专门部门，集中负责国际交流与合作事务。尽管该部门在不同基金会的名称会有不同，但其宗旨原则和实际工作是相似的，即通过信息与人员交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幸国际间不同文化的了解，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注：Konrad-Adenauer-Stiftunge.V.:SatzungderKonrad-Adenauer-Stiftung(inderFassungvom30.Maerz2001),S.1,,31.07.2002.)。德国政治基金会的国际合作情况在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目标和侧重点。一般而言，在亚、非、拉国家主要通过发展援助项目促进这些地区民主、自由和法制的发展。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项目在各基金会的国际合作事务中都占据重要地位，项目的实施一般需要基金会与发展中国家的伙伴机构合作进行。基金会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总目标则是促进这些国家向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的顺利转轨。各基金会的国际合作范围并不仅限于第三世界和转轨国家，在欧洲、北美也开展了许多工作。

德国政治基金会为开展国际合作，在海外广泛建立分支机构，派遣自己的或雇佣当地的工作人员。以艾伯特基金会为例，它在西方工业国家有13个办事处，38名工作人员；在中、东欧国家设有27个办事处，99名工作人员；撒哈拉以南非洲20个办事处，19名工作人员；中东和北非9个办事处，7名工作人员；亚洲太平洋地区有16个办事处，15名工作人员；拉美地区19个办事处，16名工作人员(参见表3)。

表32000年艾伯特基金会海外分支机构、人员和资金情况

西方工中、东欧撒哈拉以南

业国国家非洲中东和北非亚太拉美

海外事处13272091619

派遣人员6141971516

当地人员3285****

投入资金

(万马克)91016802470118017802360

*数字不详

资料来源：Friedrich-Ebert-Stiftunge.V.:JahresberichtderFriedrich-Ebert-

Stiftung2001,Bonn2002,S.58/65/76/77/78/79.

政治基金会足迹遍布全球，与所到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和沟通渠道，编织稠密的国际联系网络。政治基金会的非官方身份，使它们在国外信息获取的广度和深度上，成为官方信息来源不可忽视的补充。

【参考

文献】

[1]Konrad-Adenauer-Stiftunge.V..Jahresbericht2000derKonrad-Adenauer-Stiftung(KAS)[M].SanktAugustin2001.

[2]Satzung.dersechspolitischenStiftungenFES,KAS,HSS,FNS,HBSundRLS[R].Bonn/St.Augustin/München/Potsdam/Berlin/Berlin,2001/2001/1993/1993/1998/2000.

[3]Rosa-Luxemburg-Stiftung.GesellschaftsanalyseundPolitischeBildunge.V..SatzungderRosa-Luxemburg-Stiftung.BeschlossendurchdieMitgliederversam-mlungam14[M].Januar2000mitAenderungenvom25.November2000,Berlin2000.

[4]HennigVieregge.Parteistiftungen[M].Baden-Baden1977.

[5]NorbertLepszy:“PolitischeSitiftungen”,inUweAndersen/WichardWoyke(Hrsg.):HandwoerterbuchdespolitischenSystem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

VerlagLeske+BudrichGmbH,LizenzausgabefuerdieBundeszentralefuer

PolitischeBildung[M].Bonn2000.

[6]RolfHalfmann.GrundsaetzederFinanzierungPolitischerStiftungen[DB/OL].,2002-02-04.

[7]Friedrich-Naumann-Stiftung.Jahresbericht2000der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NS)[M].Potsdam2001.

[8]GemeinsameErkl@②rungder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ES),Konrad-Adenauer-Stiftung(KAS),Friedrich-Naumann-Stiftung(FNS),Hanns-Seidel-Stiftung(HSS),Heinrich-B@①ll-Stiftung(HBS)[R].Bonn/St.Augustin/K@①nigswinter/Müchen/Berlin,1999.

[9]Friedrich-Ebert-Stiftunge.V..JahresberichtderFriedrich-Ebert-Stiftung2001,2000,1999,1998,1997[R],Bonn2002/2001/2000/1999/1998.

[10]GerdLangguth.PolitischeStiftungenundpolitischeBildunginDeutschland,in:

AuspolitikundZeitgeschichte.BeilagezurWochenzeitungDasParlament[R]1993(43).

字库未存字注释：

政治职称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行政程序；理性价值；文化基础；社会环境

自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将被撤销以来，行政程序制度的价值已日益被重视。1996年《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程序，《行政许可法》更是用13多的篇幅规定了行政许可的设定、实施和监管程序。同时，从上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学术界对行政程序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现在，凝聚着学界10年研究心血的《行政程序法》（试拟稿）已基本定稿。行政程序制度承载着理性、民主、公正、高效等公法价值追求，是行政法治系统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尤其是行政程序制度对理性的张扬，将有利于社会理性精神的生成。但由于我国传统伦理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注定了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实现的艰难。

一、理性价值的内涵行政程序制度的理性价值是从整体上而言的，指相对完备的行政程序制度所具有的理。理性能力是指人类所具有以推理或积极的行为来实现其目的的能力，人们在安排自己事务时一般愿意通过理性而不是通过那种随机和任意的行为或裸的暴力来进行。[1]（P67）从内容来看，行政程序制度的理性价值包含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两部分。[2]（P35）这两部分各自相对独立，但又有一定的依存关系。

工具理性针对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或过程与结果的关系。就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工具理性是指合理的决策或决定通过合理的交涉过程得到，过程理性决定了结果理性，过程非理性极易导致结果的非理性。工具理性的实现依赖于程序设计，不同类型的行为需要不同的程序规则。在公共行政中，程序分为决策类程序和裁决类程序。决策类程序适用于规则的创立和公共决策的选择；裁决类程序适用于对具体事项的决定和对纠纷的解决。无论是那一类程序都应遵循最低限度的正义或理性规则。首先是专业化规则，行政程序主要按照“职业主义”原理设计，强调行政的专业化；其次是中立规则，决策者、决定者和裁判者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结果中不应包含决策者、决定者或裁判者自己的利益；再次是听取意见规则，要通过程序设计保障当事人参加到程序中来，并赋予其提出主张、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的权利；第四是选择最优规则，选择要以理性推演为基础，推理应论及所有的论据和证据；第五是说明理由规则，任何决策、决定或裁决都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最后是公开规则。行政权运行过程的公开，不仅可以借助公众的监督而使选择权的滥用得到限制，而且也可以使选择过程中无意的错误容易被发现和纠正。[2]（P35）

沟通理性适用于主体和主体之间，表现为诚意地进行讨论和对话，真诚地尝试了解对方的观点，以和平而理性的方式来寻求共识。[2]（P35）沟通理性决定了结果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沟通理性通过以下机制实现：1）参与机制。参与是沟通的前提，在决策类的程序中，参与应当是开放和普遍的，在裁决类的程序中，所有的当事人都有权参与。2）说理机制。程序的本质特征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正是这种程序的过程性与交涉性使得说理机制得以展开，程序参与者必须全力以赴地以理抗争，最后达成妥协，消除利益冲突。现代行政程序不是为解决行政争议提供一个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而是为我们提供一个解决问题办法的制度性框架。这种制度性框架可以促进人们理性地看待与己有关的行政争议，并自愿服从通过该制度运作而获得的解决问题的方案。[3]（P26）3）宣泄机制。在利益多元的现代社会，存在许多利益诉求，通过程序预设来宣泄和释放不满情绪并加以吸收，将增加行为结果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也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在很大程度上，理性价值在行政程序制度的价值体系中占据首要位置，行政程序制度的民主价值、公正价值等都可以回归于理性价值之中。当然，行政程序制度的民主价值、公正价值等也具有独立意义。

二、理性价值实现的文化基础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合理的程序设计，还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基础。在西方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行政程序制度之所以备受重视，主要是源于这些国家对自然法的信仰，对理性的崇尚，源于其深厚的自由主义的理性文化传统。英国早在1215年的《自由大》中就确立了自然公正原则，该第39条规定：“自由民非依据国法予以审判者，不得逮捕或禁锢，也不得剥夺其财产，放逐外国，或加以任何加害”。美国立宪继承了英国的自然公正精神，联邦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宪法修正案第14条规定：“任何州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美国联邦法院一位大法官说：“程序公正与规范是自由不可或缺的内容。苛刻的实体法如果公正地、不偏不倚地适用是可以忍受的。”另一位大法官说：“自由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遵循程序保障的历史。”[4]（P93-94）

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在我国的实现需要超越文化上的障碍。我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伦理文化。儒学的全部内容，不外乎用道德感化和仁政措施来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目标。儒学的最高理想是这样一幅社会蓝图：人们各有不同的地位和责任，并依血缘链条传递下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这就是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的礼。在礼的制约下，人们有亲疏而无纷扰，有尊卑而无争斗，彼此相安无事。[5]（P700）伦理文化强调的是身份和等级，有权就有理，追求的是道德理性而非工具理性，因此，在传统文化中程序没有生长的基础，这也造就了我国重实体而轻程序的法律传统。程序是用来说理的，伦理文化只强调服从，不需要说理，当然也就不需要程序。虽然一百多年来在西方文明的撞击下，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很大转型，但伦理文化仍盛行于国家管理之中，“官本位”仍有很大空间，对掌权者的崇拜远胜于对法律规则的服从。在此文化环境里，即使存在行政程序规则的完美设计，也常会被实践扭曲，行政程序制度的理性价值极易消失于伦理文化之中。

三、理性价值实现的社会基础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的实现还必须有与之匹配的社会基础，即依赖于国家治理模式、社会结构、法律机制和司法制度等。行政程序制度不能孤立存在，需要社会的认可和包容，否则，行政程序制度的理性价值也就永远只能是学者们的空想。以下从四个方面分析行政程序制度运行的社会基础：第一是行政程序制度的适用范围。行政程序制度是交涉过程的制度化。交涉是平等地讨价还价的过程，过多的讨价还价会影响政府的权威，而我国又在进行政府主导下的改革，需要强化政府的权威，这里存在着程序正当性和管理正当性的冲突。程序正当性要求减少政府的权威，而政府权威的弱化会影响政府在改革中的主导地位，引发管理正当性危机。可见，行政程序制度的推行要考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有效控

制。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行政程序制度的适用范围只能逐步扩展，尤其是重大决策程序需要慎行。

第二是行政程序中的交涉主体。在决策类程序中，交涉主要发生在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现代社会的个人力量微弱，难以独立与政府对峙，只有成熟的市民社会，通过社会组织或利益团体与政府交涉，才能有效与政府抗衡。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可以有效分解国家权力，遏制公权力的专断。[6]（P157）在我国，由于市民社会不成熟，社会自治欠发达，因而，决策程序的交涉主体缺失，这会极大影响决策程序理性价值的实现。在裁决程序中，交涉主要发生在政府和个人及个人的延伸体之间，个人及延伸体对裁决程序的参与，可以有效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

第三是行政程序制度的成本和效益。如果能在行政程序之外用比较低廉的成本解决问题或者通过行政程序解决问题后还将在别的方面付出代价，行政程序制度都将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转型之中，法律制度并不健全，传统的管理与现代的管理并存，这无疑会影响行政程序制度的成功运作。另外，行政程序自身也存在成本和效益问题。过高的程序成本会使社会背上沉重的负担。

第四是行政程序制度的保障。在西方国家，行政程序制度运行中的种种偏差往往靠司法机制纠正，司法制度也就成为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实现的最后屏障。我国由于理性文化缺失，市民社会不发达以及传统集权治理模式的影响，行政程序制度更需要司法的保障。但我国的司法制度同样不成熟，司法力量单薄，难以保障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的实现。

以上分析看出，我国行政程序制度有效运行的社会基础并不牢固。单凭行政程序规则的完美设计来期盼其理性价值的实现，带有相当的理想成分。

四、结论

在法治社会，行政程序制度具有独特的理性价值，这是由其所具有的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决定的。但该理性价值的实现除了需要设计精细的程序规则外，还需要相应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法律制度不能超越于文化和社会之外，这自然也适用于行政程序制度。目前，行政程序立法的呼声很高，行政法学界更是倾尽全力进行研究，在此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尤为重要。缺乏文化基础和社会环境的支撑，行政程序制度的理性价值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以及在我国现行条件下如何确保行政程序制度理性价值的实现，都需要认真地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陈润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应松年。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柄，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政治职称论文范文第4篇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杂志拥有两院院士等多位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高级顾问班子。围绕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为指导，广泛结合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学术成就。致力于报道城市建设发展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与科学研究成果，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是广大科研工作者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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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10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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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说明

政治职称论文范文第5篇

1.1调整优化课程教材教学内容

环境工程专业就业岗位主要面向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生产(管理)一线的工艺设计员、安装调试员、项目经理、运营管理员等。经过岗位分析与开发具备环境污染治理技术的基本技能，需掌握环境工程工艺设计、施工管理、设备安装、工艺调试以及污染治理设施运营与管理等专门知识。教材的选用是环境工程CAD与工程制图课程整合的关键环节之一。为了确保学生能够全面掌握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实现高等教育教学目标，应当根据环境工程CAD与工程制图课程要求，自编或合理选用教材。教材内容上要突显非机械类制图的特点，涵盖制图基本原理、本专业常见工程图等，并且保证绘图过程均可利用CAD软件进行呈现，增强环境工程制图与CAD绘图技术结合的紧密性。在教材的编排上要加强制图基础、投影理念、构型表达等传统教学内容，适当削减画法几何等陈旧的教学内容，并大幅度增加以CAD技术三维几何造型为主的现代先进知识。教材内容的取舍要以环境工程专业特点为根本出发点，在确保基本理论完善的基础上，增加管道施工图、给排水工程图、建筑施工图等内容，为专业课程学习奠定扎实基础。通过调整优化教材，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始终处于图形的概念中，从小的立体、组合体，延伸到建筑形体，拓展到管道系统、给排水系统和建筑物等，让学生对环境工程制图构建起整体轮廓。为了将CAD技术融合于环境工程制图课程教材中，应当结合环境工程的设计特点，运用实例教学法，重视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实践经验的积累。

1.2运用有效的教学方法

在环境工程CAD与工程制图课程整合后，应当运用两者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与效果。首先，穿插讲授制图基础知识和CAD绘图基础知识，要求学生掌握线型、圆弧等铅笔手工绘图技巧，在此基础上再开展CAD软件基本命令和基础操作教学；其次，重视基于环境CAD三维建模技术的工程制图教学。为了提高学生三维建模能力，要在进行完成软件基本命令和基础操作教学之后，开展普通正方体、球体、圆柱体、长方体、锥体及其简单组合体的教学，利用CAD三维实体投影转换成二维平面图的功能，拓展学生的想象空间，并且利用CAD软件对不同类型的组合体和曲面进行投影的教学手段，对典型案例进行详细讲解，以增强学生的视图能力；第三，教师在教学中要分清教学重点，合理运用CAD软件技术化解教学难点。如，重点讲解工程制图的重要概念和标准，利用CAD三维建模讲解投影规律，着重讲解形位公差、配合公差等学生难以理解的教学内容。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采用案例式教学。根据该门课程的教学方案和学时分配计划，在学生掌握基础命令后，课堂上除了配合教材与规范，还应适宜的引入工程相关的图纸进行背景介绍及图面图线讲解。真实具体的工程实例在教授过程中会更具有说服力真实感和吸引力。归总命令式教学。操作命令的繁多，往往会造成记忆上的混乱。每堂课由教师带着学生先复习上节知识，附带着列出相似命令的归类和总结，帮助学生记忆。比如，L命令代表线，它可派生出PL多段线，XL射线，SPL样条曲线，EL椭圆，POL正多边形等。网络交流式教学。有限的理论和上机操作课时并不能完全解答学生的各种疑问，因此课上并不完全讲授每个命令中的子选项。因此欲留1-2个子选项的相关问题给学生作为课后练习题，并借助网络进行随时交流软件操作及相关专业知识的解答。通过课上课下的练习，教师可及时的收集归纳所反映的问题。同时也可使课上不好意思不爱提问题的学生以这种形式提出问题。有助于教师充分了解每个学生的掌握情况和现存的问题。

1.3重视实践教学

在环境工程CAD与工程制图整合教学模式中，要增加实践教学环节，重视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提升。例如，在进行环境二维工程教学中，对于给排水制图标准教学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平面图、流程图、高程图的绘制技巧，还应要求学生掌握环境工程设备图的基本要求和绘制技巧。同时，为了提高学生参与实践教学活动的积极性，教师可以利用网络教学平台，通过让学生在“筑龙网”、“给排水在线”等专业网站主动收集资料，获取知识信息，从而完成教师布置的大作业，提高学生信息收集利用能力，以及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操作的能力。同时将开设课程设计，课程的理论学习和课程设计是散与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针对理论学习的进一步理解和消化，如何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融会贯通，串成整体，构架成系统，使学生能从整体上把握计算机绘图的要领，又能自主的去探索和发现复杂高级的操作命令，是教学计划不可缺少，有必要设置的实践环节。2.4改善课程考核方式环境工程CAD与工程制图整合后的课程，将是一门实践性较强课程，如果采用单纯的笔试考试的方法来考核教学效果，并不能完全反映学生对整个知识的掌握情况，因此，有必要改善现有的成绩评定方法。除了笔试外，注意加大平时考核(作业、提问、测验、课程设计等)在总成绩中的比重，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把成绩的评分分为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两个组成部分。对学生成绩的认定，不能再是单纯的知识考核，而是要把知识和能力的考察综合起来。期末总成绩采取平时小作业成绩、手工绘图大作业成绩、CAD上机绘图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多项组成的优化方案。期末总成绩由以下比例构成，期末卷面成绩占50％，平时小作业占10％，手工绘图大作业占10％，CAD上机绘图占30％（其中平时CAD绘图作业占15％，CAD绘图上机考试占15％）。在整个课程考核中，我们强调对学习过程的考核，各个环节都要考察。

2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