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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轿车产业 技术创新 技术因素
中图分类号:C35文献标识码: A
技术因素是一个硬性指标,无论是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还是技术密集度低的产业,技术的作用都是无可比拟的,轿车产业所涉及的技术很多,从核心技术发动机到边缘技术车型无不与技术有关,因此,技术对轿车产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因素是几个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技术上的发明与实现利润是技术创新实现的基础,同时,技术因素也决定着轿车产业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影响轿车产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技术因素包括技术引进、技术能力、研发能力以及技术更新速度。
一、技术更新速度
技术更新速度与轿车的模仿创新模式选择正相关,而与自主创新模式选择负相关。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每一个企业的产品都有一个开发、试制、成熟、衰退的过程,随着技术变迁,新的产品不断涌现,新的产品不断替代旧的产品。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如电子产品,手机、电脑等,其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惊人,对于这类产业如果不是行业中的领头企业,最好不要采取自主创新,由于时间紧、更新速度快,原有的技术差距使得自主创新出的产品很难赶上技术领先企业创新出的产品,而浪费了资源。而轿车行业属于重工业,构造较复杂,零部件也较多,其更新速度就相对慢一些,因此,节奏不是太快的轿车产业可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自主创新达到自主品牌实现的目的。德国大众公司与上海汽车公司合作生产的桑塔纳2000型轿车,在中国流行十几年仍然存在;奥迪A6轿车是上海大众与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合作生产的,到目前为止,仍然到处可见;美国克莱斯勒与北京汽车制造厂合资生产的北京吉普也历经了多年的风风雨雨,仍然存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轿车产业的更新速度还是相对较慢,对于生产商,它有相对较多的时间研究、开发、创新,成功率自然很高。
二、技术引进
在轿车产业发展初期,其研发能力会很弱,不可能进行自主研发,此时技术引进是其发展的基础,也是产业发展的阶梯。但到轿车产业发展成熟期,单纯依靠技术引进是很难克服轿车产业发展瓶颈,无法获得竞争主动权,进而无法促进轿车产业发展,更不可能超越竞争对手。当技术引进无法引进到自己想要的技术,技术引进效果不理想时,轿车产业应该选择自主创新模式。以技术引进促进产业发展的例子最典型的为日本。日本在其轿车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即采取了“吸收型”的创新模式,大量引进率先创新者的核心技术,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和完善,迅速达到商业化的目的。自20世纪40年代末,日本开始把大规模、有选择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作为技术创新的中心环节,而其轿车的真正发展也是从引进欧美技术之后才开始的,在引进的基础上通过模仿―反求―再创新,以达到提高技术能力的目的。技术引进要达到理想的效果,还需要政府的引导。政府的扶持、引进技术质量的保障,是日本采取这一模式成功的关键,而在全球经济开放的今天,在WTO的规则下,已不再允许政府对于竞争的过多干预,也就是说,企业引进技术的难度加大了,那么,无论是以合资还是合作的方式引进技术,如果引进的都是发达国家落后、淘汰的技术,而并非尖端技术,同时又以市场或者利润作为代价,这样是得不偿失的,引进技术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模仿战略的成功与否,进而影响着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尤其对于技术密集型的轿车产业,其技术引进的质量更是左右着技术的发展。另外,轿车技术引进的效果还受到技术输出方的影响。若轿车技术输出方自身与输入方之间的竞争较小,输入方对输出方的发展不会产生威胁,技术输出方才可能就自己的先进技术转让,否则,技术输出方是不可能转让自己的先进技术的,从而技术输入方的技术引进目标不会实现。因此,轿车产业的技术引进效果直接影响着其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
三、技术能力
若轿车产业的技术能力低,则应该倾向于选择模仿创新模式;若轿车产业的技术能力较高,则应该倾向于选择自主创新模式。这里说的技术能力单纯指轿车产业的技术水平,是技术因素的一部分,它与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技术能力非常弱的时候,不具备自己开发的能力,无法进行自主创新,自主创新还需要时间、资金、人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如果顺利,也需要一定时间后才可能出现新技术,而出现的新技术是否适应市场的需求,是否会带来高利润还未加考证;如果不顺利,一段时间后可能根本发明不出新的技术,一旦新技术没有产生,时间、资源就会完全的浪费。尤其对于轿车产业,其技术复杂,涉及面广,创新一旦失败,则损失惨重。如果企业原有的技术能力非常弱,一般在此基础上发明的技术也不可能是高尖端的技术,而在这段时间,技术先进国的技术可能又进一步提高了,这样,差距只会越拉越大,所以此时应该以合资、合作等方式获取国外的技术,虽然需要一定的代价,但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并且由于与其他国技术差距大,其他国家设置的技术壁垒不是很强,获取一般的技术也就更加的容易;相反,如果本国的轿车产业在技术水平上有一定的发展,技术仅仅是相对落后或不落后的情况下,大可不必选择引进――模仿创新模式,这个时候自主创新才是最优选择,因为本国有能力进行自主创新并且获得自,创立自主品牌,没有必要浪费市场、资源等不必要的代价。
四、研发能力
摘要:首先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开放式技术创新进行了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企业吸收能力和网络能力的内涵及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论证了吸收能力和网络能力是开放创新模式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能力要素。
关键词:技术创新;吸收能力;网络能力;开放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F27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0-0059-05
Research on the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city under the New Model of Open Innovation
NI Ziyin1, 2, LIU Qiang1
(1.School of Management,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51)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a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op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is basis, it focuses on researching the elements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network capacity. And then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network capacity are critical capacity factors of op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Eventually it proposed the framework of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the op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bsorptive capacity; network capacity; open innovation
在经济全球化、技术变革、知识扩散、技术外溢程度高以及风险投资兴起等外因和企业为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资源共享、降低风险以及国际化战略需求等内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技术创新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封闭创新模式逐渐显现出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学术界和企业界正在积极探索和寻求新的创新模式。
2003年,Henry Chesbrough教授提出了“开放式创新”概念,开创了一种新的技术创新模式。核心理念就是“不再把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局限在企业内部,企业外部的创新资源同样可以,也应该被纳入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所用”[1]。即企业应该综合利用内外部的创新资源,以有效地进行技术创新。
近年来,开放式创新概念已经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同,并成为管理和创新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外部资源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在大多数研究成果中,其共同点是以Chesbrough提出的开放式创新理念为基础,把外部创新能力纳入成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但是,他们的研究或过于偏重外部创新能力要素,或过于偏重内部创新能力要素,没有能够很好地平衡企业内外部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本文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要素进行了重新界定。首先,一般情况下,企业是通过建立以知识为基础的外部关系网络,获取外部知识资源,由此可见,网络能力应该是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资源的决定性能力。然而,企业建立了有效的外部关系网络还不够,它本身还需具备很强的吸收能力,这是因为吸收能力是企业能否有效地识别、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资源的决定性能力。因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拟将外部创新关键能力界定为网络能力,内部创新关键能力中再增加一个吸收能力作为关键能力要素。
1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11技术创新能力的文献综述
纵观以往有关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众多国内外学者基于各自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研究。
D L Barton认为:管理系统、技术系统、掌握专业知识的人和企业价值观共同构成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2];Burgelman和M A Maidigue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一系列特征之和,包括对技术发展的理解能力、可利用资源及分配、结构和文化条件、对行业发展的理解能力以及战略管理能力等[3];Lary E Westphal认为:创新能力、适应能力、组织能力和获取信息与技术的能力共同构成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4]。
国内,许庆瑞、魏江、傅家骥等人是对技术创新能力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魏江和许庆瑞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为实现技术创新,以工艺创新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系统整合功能[5];傅家骥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技术能力的核心,并指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由创新管理能力、研发能力、创新倾向、制造能力、创新资源的投入能力和营销能力构成的[6]。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各位学者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具体构成要素的分类也有所不同。D L Barton基于技术创新资源要素的视角,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由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相关的资源要素决定的,指出了知识管理在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中的作用,强调人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但该定义的整合性还有待完善;Burgelman和M A Maidigue基于企业战略的视角,指出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强调技术创新战略管理的重要性,但该定义较狭义,未能全面考虑到制度、环境和竞争等的影响;Lary E Westphal基于能力本体论的视角,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一系列与技术创新相关能力的综合,但该定义过于抽象笼统;许庆瑞和魏江基于技术创新过程的视角,认为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被分成产品创新能力和工艺创新能力。但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影响因素有很多,若只是简单地把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划分为产品和工艺两项创新能力,其准确性和合理性还有待商榷。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划分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由若干能力要素构成的复合型能力系统。本文对以往关于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界定研究进行总结,得出技术创新能力是由创新投入能力、R&D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创新生产能力和创新管理能力构成的。
1.2开放式技术创新理论
200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Henry Chesbrough首次提出开放创新模式,它是一种与传统的封闭创新模式完全相反的理念。Chesbrough对企业开放式技术创新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且给出了开放式技术创新的模型,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开放式技术创新最大的特点是企业的创意不只产生于企业内部,企业外部同样可以给企业带来同等重要的创意[7]。在开放创新模式下,企业的边界具有可渗透性,信息可以透过企业边界在企业与外部组织之间进行自由交换,即外部的创意可以透过企业的边界流入到企业内部,企业也可以通过技术许可、技术转让等把自己的技术转移到企业外部。Chesbrough指出:开放创新模式的本质就是重视外部资源的获取和利用,这意味着企业应该有效地利用外部的互补性资源,并对内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以进行技术创新。
由图1可知:开放创新模式是一种与封闭创新模式相反的模式,它的本质是重视外部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强调的是企业对内外部创新资源的整合,因此,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企业应适当地打开自己的组织边界,积极主动地与外部组织多交流合作,综合利用企业内外部的互补性创新资源以实现技术创新。
2吸收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
吸收能力的概念最早是由Cohen和Levinthal在1989年提出的,他们认为吸收能力包含了知识搜索能力、知识获取能力、知识消化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8]。2002年,Zahra和George 在Cohen和Levinthal研究的基础上,整合了其他学者的观点,从企业动态能力视角出发,认为吸收能力是一种包含了知识获取、消化、转化和利用能力的动态能力[9],并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在该模型中,吸收能力又可以被划分为潜在吸收能力与实际吸收能力,前者强调知识的获取和消化能力,后者强调知识的转化和利用能力。二者对组织的技术创新活动起着不同的作用,但相互之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吸收能力是如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呢?一些学者指出:吸收能力在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中有着调节作用。Escribano、Fosfuri和Tribo(2005)认为吸收能力可以影响企业发现、辨别外部知识溢出的能力,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10]。首先,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越强,就越能发现组织外部知识溢出的存在,一个吸收能力强的企业,甚至可以通过反向工程等手段推出竞争对手新产品中的知识;其次,吸收能力决定了企业在外部知识溢出中辨别和确定有用信息的能力,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越强,就越容易发现和辨别知识溢出中的互补性知识,从而能更有效地利用外部知识,并与内部知识进行有效融合,最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绩效。因此,在同等存量的知识溢出中,吸收能力水平越高的组织,越能获得更多的知识,这种效应被称作“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Griliches(1998)也曾指出企业的外部知识不像自然的矿藏,一直停留在原地待人开发,它是一种复杂交织的信息流,对企业来说,在某一时间点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对企业是有用的。不仅如此,外部知识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因此,企业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吸收能力才能获得、消化、转化和利用有效的外部知识。由上可知,企业的动机和知识溢出源虽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吸收能力,企业也很难有效地利用外部的溢出知识。所以,吸收能力是企业获取外部溢出性知识的关键能力要素,这充分反映了吸收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重要的调节作用。
在开放创新模式下,吸收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远不止体现在间接作用上,更主要的还是体现在直接作用上。如图2所示。在Zahra和George提出的吸收能力的概念模型中,企业利用自身的潜在吸收能力在内部(比如组织危机)和外部(制度转变)驱动因素的推动下,主动获取和吸收外部知识源,例如通过与外部组织合作研发、知识共享等主动地获取外部互补性资源,而不再是被动地等待外部的溢出性知识。然后,企业利用具体吸收能力对组织内外部知识进行整合,通过市场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流程,有效地转化和利用整合后的知识,以产生新知识并最终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该模型还指出企业先验知识的存量决定了自身吸收能力的强弱,即企业内部知识存量的增加能提高吸收能力。此外,模型在吸收能力与技术创新结果之间,引入了收益独占机制作为调节变量,并指出在强的收益独占机制下,关系网络外的其他竞争者必须花费更高的模仿成本,因此,吸收能力与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
吴隆增(2008)指出:企业自身吸收能力是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的基础,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能够掌握环境和信息的能力就越强,同时也就能更有效地辨别和吸收对组织有用的知识,对组织的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11];Cokeburn和Henderson(1998)证明了企业自身吸收能力会影响组织的技术创新绩效,例如在制药企业的研发生产中,吸收能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着研发的效率。很多其他学者也都通过不同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对技术创新绩效有着正向促进作用。
由上可知,吸收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另外,研究发现:在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中,企业利用自身的吸收能力获得外部互补性知识,增加了企业内部的知识存量,从而加快了技术创新的速度,最终提高了技术创新绩效。反过来,技术创新绩效会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反馈,反馈回来的信息又将成为企业内部知识存量的一部分,而知识存量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吸收能力,故技术创新绩效的提高反过来又可以增强吸收能力。这就是说,吸收能力和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呈现着一种螺旋上升的关系。即随着企业创新活动的不断进行,企业的吸收能力会越来越强,而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也随之不断被提高,二者相互促进,每一次循环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3网络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
Hakansson在1987年最早提出企业网络能力的概念,他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不同的企业在处理自身外部网络关系的效果和技巧上有所差异,即有些企业外部网络关系处理得非常糟糕,但有些企业却处理得十分内行,并由此提出了企业网络能力的概念。他认为:企业的网络能力是由企业处理单个关系的能力和改善自身网络位置的能力这两方面构成的[12]。类似的,Gulati(1999)认为:企业为了应对当前变化速度不断加快的外部环境,不得不积极寻求与外部的顾客、供应商、竞争对手以及中介组织等合作,这些合作关系的强弱将影响企业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的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13]。因此,企业必须重视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发展与管理这些合作关系,这就需要企业必须具备构建和管理自身与外部组织之间这种合作关系的能力,即网络能力。任胜钢、孙丽萍(2010)认为:网络能力是指企业通过发现和辨别外部网络机会与价值,构建和管理各种不同的网络关系,去获得资源和信息的动态能力,进一步可以被划分为网络构建能力、网络愿景能力、关系组合能力和关系管理能力[14]。
在开放创新模式下,企业处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要进行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实现对关系网络中互补资源的整合和转化,进而提升技术创新的绩效,这依赖于自身是否具备有效的关系网络。也就是说,企业依赖自身的网络能力,通过构建对自己有利的关系网络,以促进技术创新。本文从结构和关系两个维度选择网络位置和网络联系强度以衡量企业外部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而提出网络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模型,如图3所示。
企业网络联系强度是指企业与外部关系网络中的其他主体(例如顾客、供应商、政府机构、竞争对手以及大学科研机构等)间联系的密切程度、频繁程度、诚实互信程度。一般情况下,网络联系强度越高,企业与关系网络中其他主体之间的联系就越密切,彼此之间就会更了解,合作会更紧密,知识共享程度也就越高,企业因此更容易获得外部的互补性知识资源,尤其是一些隐性知识和复杂知识。Uzzi(1997)对纽约服装产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自身外部网络联系强度高的企业更容易取得关系网络中其他组织的信任,从而更容易获得外部的隐性知识和复杂知识,对加快信息处理有着直接影响,新知识与组织内部知识进一步融合,可以放大组织现有的技术创新资源效应[15]。此外,强联系还有助于企业之间建立信任,从而有效地控制机会主义行为,使得网络中的隐性知识和复杂知识更容易进行交换,这对于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强联系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着正向的促进作用。
企业网络位置是指企业在网络中占据战略位置的重要程度,一般用网络中心度来表示,具体用网络中心位置和结构洞位置来衡量。网络中心位置反映的是企业离网络中央位置的远近程度,网络中心位置靠近网络中央的企业就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处在网络核心位置的企业有以下优势:①网络核心位置的企业可以利用位置优势拥有更多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源;②网络核心位置的企业因位置优势更容易接近其他企业的关键资源,参与整个网络战略决策的程度更高。相比网络中心位置强调企业自身的直接联系特性,结构洞位置则更强调企业的间接联系特性。根据Burt的结构洞理论,网络中很多节点之间往往并不存在直接联系,但他们可以通过一个共同的节点,从而建立联系,就称这个中间节点占据了一个结构洞[16]。结构洞位置是指企业拥有结构洞的数量,企业拥有的结构洞数量越多,企业在网络中就占据着越有利的位置。因为其他组织之间必须借助焦点企业所占据的结构洞建立联系,这样焦点企业就通过协调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易行为,控制着信息与知识资源流动,从中获得信息利益与控制利益。综上,网络位置的中心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着正向的促进作用。
由上文可知:企业的网络联系强度与网络位置影响着技术创新绩效,在网络的动态演化过程中,企业网络能力的差异往往会带来企业外部网络结构特征的不同,那么,企业网络能力是如何决定关系网络的以上两个结构特征呢?
在网络愿景能力较强时,企业对外部环境中可能的战略机会的感知和识别能力就比较强,这有利于促成企业与现有合作伙伴之间在新领域中继续合作,增加了合作的时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情感,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网络联系强度;当网络构建能力和关系管理能力较强时,企业更擅于协调和控制自己所处的关系网络,特别是优化和协调各种二元关系,不容易被抱怨或投诉,继续被合作伙伴认可,从而提高了与合作伙伴之间的网络联系强度;当关系组合能力较强时,企业优化和协调多元关系的能力很强,这有利于企业解决网络中其他伙伴间的冲突问题,从而避免了网络中多元合作关系的对立,提高了企业的网络联系强度。
在网络愿景能力和网络构建能力较强时,企业能够较早发现有利的网络机会,并从整个网络的角度对企业进行战略定位,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关系网络,就成为关系网络中的核心企业,处于中心位置。当关系管理能力和关系组合能力较强时,企业可以对自身所处的关系网络中的二元关系和多元关系进行有效地改善和发展,这有利于企业得到合作伙伴的认可,建立和维持与供应商、顾客、科研机构等组织的关系,增加自己的网络影响力,从而提高自己在网络中的地位。因此,企业网络能力对自身的网络位置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即企业的网络能力越强,自身的网络位置中心度就越高。
4结论
本文通过回顾相关文献,从理论上分析论述了开放创新模式下吸收能力、网络能力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
(1)在开放创新模式下,吸收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起着关键性作用,具体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双重作用。另外研究发现吸收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着螺旋上升的关系,即吸收能力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而技术创新绩效的提高反过来又可以增强吸收能力,二者相互促进,每一次循环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2)在开放创新模式下,企业利用自身的网络能力,通过影响网络联系强度与网络位置等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3)进一步研究建议。其一,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并没有进一步做相关的实证分析,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搜集相关的数据,对上述结论再进行验证;其二,本文对吸收能力和网络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是分别研究的,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尝试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在开放创新模式下,吸收能力和网络能力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吸收能力和网络能力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能力要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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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设备;合成
根据对该集团企业资源状况的认识和在此基础上确立的生产经营模式,选择企业各个生产环节在主要技术参数上能够相互适应的设备是设备“配套”。将这些设备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使各种设备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以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运行系统,称之为设备“合成”。固然,设备的选择配套也必然包含对所欲形成的设备系统的优化设计,但要使设计上的有效系统变成现实,还需要更多方面的知识和技术,通过反复调试、改进,甚至需要采取专门的技术措施。这就是说,合成是一个演进和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通过综合运用各种资源要素尤其是知识要素,通过相应的资源要素进行优选和创造性的融合,使适宜的结构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要素优势互补的有机整体。
设备技术合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运用多方面的知识和技术,通过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使各种设备平稳、高效地运行;二是对设备系统的运行提供完备的技术支持,使其保持稳定、可靠的运行状态。其内容一方面主要体现在设备系统的构建过程中,构成整个设备系统的一部分,合成的对象主要是技术成果;另一方面则主要体现在设备系统的运行过程中,表现为对设备系统的运行进行组织管理与保养维护的一系列制度、规程、标准与措施,合成的对象不仅包括技术成果,而且包括技术条件。
一、设备的选择配套
按照格申克龙关于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后发利益或后发优势(The Advantage f Backwardness)理论,国外的发达企业由于可以享受最好的优势,能够取得企业更快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越更好的国家的企业。所谓发达的企业优势就是指直接导入国内先进技术和实行高起点经营,而不是像其他国家的企业那样完全通过自主创新和长期积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这表现在技术装备的选择上,因而在生产设备和效力方面并不是通过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获得比发达企业更加有利的竞争地位。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技术高起点、高技术、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方针,就体现了这样的思想。按“五高”方针进行技术改造时,首先根据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公司自身条件和自然资源状况,立足于采煤技术的最新发展水平,进行了设备的配套合成。全部选用自己公司的最先进技术、性能最优良、能力最强的采、掘、运、装设备,为整个生产系统能力的提高、系统组织的简化及稳定可靠运行奠定了基础。
二、构建高效率的设备系统
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责任公司主要通过3种方式对各种先进设备进行合成,以构建出高效率的设备系统。一是进行合理的试验。职工利用节假日时间,来自外部的各种干扰因素,企业内各部门也都可以停止其他一切工作全力支持试验,人为构造一个相对理想的设备运行环境,按照事先设计的方案,对设备系统可能达到的最大生产能力和效率水平、薄弱环节,以及运行中潜在的问题等进行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制定改进方案,从技术上对设备系统进行优化。在试验过程中既是对各种资源要素进行优选化,使其“以适宜的结构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要素优势互补的有机整体”的过程,获得重要的技术参数、操作技能和经验知识的过程。这些独特的技术参数、操作技能和经验知识,是构成企业特有技术资源和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根据在实践中获得的技术参数,结合世界采矿装备技术的新发展,不断进行设备改进与优化升级。一方面通过与主要设备供应商建立战略协作关系,由设备供应商根据公司提供的技术参数对现有设备的主要部件进行再设计;另一方面,通过对现有设备进行升级,将世界采矿装备新技术整合到企业设备系统中,使企业设备系统始终保持整体最优化。三是利用信息技术,通过使设备系统运行及监控适时化,提高各种设备及设备系统不同环节间协调运行的水平或合成度,具体措施就是实行矿井综合自动化。
三、构建高效率的设备运行支持系统
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公司在对企业内外技术资源及组织资源进行集成的基础上建立了3大设备运行支持系统:企业资产管理系统(EAM)、配件供应系统和设备维修系统。EAM系统是以美国Datastream公司MP5i软件系统为基础,以设备综合管理为主要主导以维修工单为核心的设备资产全寿命管理系统用来管理公司内与生产有关的设备、配件、材料及相关的部门、人员、资金等。该系统通过对设备、重要部件从购入开始直到报废为止的全过程的数据信息进行记录、跟踪和转换,对设备的运行状况及时做出分析评价,自动生成维修工单,实现了对设备的预防性维修,并能够对维修工单中所需部件及材料进行预订、查询、分配、出库和入库管理,自动清点库存,动态调整配件安全库存,自动生成采购计划,进行采购报价和询价等,从而实现了设备生产能力的最大化。配件供应系统包括3个方面:一是利用MIS管理系统,优化引进配件计划管理。通过统计分析编制消耗定额,再采用ABC管理法编制年度计划,并通过对在用设备进行状态调查,结合过去的大修经验,编制大修通用标准配件计划,从而使配件订购计划和库存达到了超前、准确和经济合理的要求。二是在矿区建立保税库,储备大修件、索赔件和生产急用件3种类型的配件,并将在保税库储存一定比例的配件作为引进设备的条件,不仅保证了生产和大修用件之急需,而且由掌握设备配件消耗量和消耗品种的外方做储存计划,分解了配件供应压力,降低了采购成本,也减少了资金占用。三是与国内先进专业厂家建立协作关系,通过系统化、规范化地整理研究进口设备的技术资料,有计划、规模化地对进口设备进行整机和配件的国产化,以缩短供应周期,缓解配件供应紧张的局面,降低供应成本。对本企业使用主力机型的公司(如JOY、DBT等公司)采取合作大修方式,双方签订以控制工期、质量、费用为主要内容的大修协议,针对每一台设备签订具体的大修合同。外方负责按其大修工艺、标准对设备进行清洗、解体、检测、修复、装配全过程的技术支持、质量和工期控制等,并派一名负责大修的经理和相关专业人员现场指导和参加大修。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责任公司按国外设备大修工艺流程提供维修设施、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有效地、动态地利用了国外生产厂家最先进的设备维修技术与工艺,保证了设备大修的技术水平和修理质量,降低了大修成本,而且获得了进口先进设备大修的工艺、技能及组织管理方法,培养出了高素质的维修队伍。更加有效地解决了设备更新换代快与自有维修及制造技术不能同步更新之间的矛盾。
四、合成创新的效果
合成创新的效果,可以从历年效率主要指标的变化中体现出来。新利达公司设备的配套合成创新是从2000年按规模化经营要求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开始的,到2001年基本完成设备引进配套工作。2002年开始进行以提高设备系统合成度为主的技术创新,主要是进行了矿井综合自动化建设,综合自动化水平、直接工效率及全员工效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均被称为国内先进水平。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公司以设备配套合成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取得成功以后,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公司开始在其他各矿推广,并取得了显著效果。技术合成创新引起的生产效率水平的极大提高导致了矿井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从而产生了规模效益,完全抵消了高技术装备水平所要求的高投入,使企业整体效益不断增长。
五、结论
第一,技术创新是煤炭企业实现高效率、规模化生产的有效途径,但只有立足于世界煤炭生产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才能彻底改变我国煤炭工业的落后局面,取得世界一流的效率水平和效益水平。第二,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煤炭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是通过合成创新建立最有效的生产系统。第三,实践证明,在广泛吸收国内外最先进技术资源基础上的合成创新,是到目前为止最适合煤炭企业生产特点的技术创新模式。依据这种模式,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责任公司创造的效率水平和效益水平,是我国煤炭企业过去所采用过的任何创新模式都无法比拟的。第四,从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责任公司自身的实践来看,仅引进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并使其配套,对企业效率水平和效益水平提高的作用是有限的。在设备配套基础上的合成创新,才是提高企业效率水平和效益水平的关键。并且企业设备系统的合成度越高,效率水平和效益水平也越高。第五,煤炭企业以设备技术为主的合成创新,不仅包括对煤炭生产装备技术的合成,而且包括对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技术成果,尤其是信息技术成果的合成还包括对为设备系统高效、稳定运行提供技术支持的各种技术条件的合成。
参考文献:
1、钱铁军.构建生态矿区的产业发展技术体系[J].经济管理,2007(7).
关键词: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技术创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1-0052-05
“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两种对外贸易战略模式孰优孰劣,以及由此导致的是“技术引进”还是“自主创新”之争,始终没有停止。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郭克莎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之间关于“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的学术争论,代表了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与对立。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持“比较优势战略”思想的经济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结构与技术水平是由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在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应以“技术引进”为主。而以郭克莎为代表的持“逆比较优势战略”的科技政策专家则强调,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引不进来的,只有自主创新才能赶超最发达的国家,并主张有重点地推进“逆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两种对外贸易战略模式的比较基础是要素禀赋处于均衡分布状态,而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要素禀赋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处于一种非均衡分布状态时,关于两种增长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就失去了意义。
一、“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之争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是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在技术创新模式上,通过技术引进推动产业结构和产业技术升级,以渐近方式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还是采取“逆比较优势战略”,建立和培育自主创新体系,在重大核心技术以及关键零部件方面通过自主创新突破经济发展中的技术瓶颈,加速摆脱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始终是一个倍受争议的问题。
经济发展战略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它主要是探讨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所选定的发展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和制度安排。按照是否遵循一国的比较优势,可以将经济发展战略区分为“比较优势战略”和“逆比较优势战略”。而“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则是两种经济发展战略在技术创新模式选择上的延伸。 无论是“比较优势战略”,还是“逆比较优势战略”都是一个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差距所采取的一种手段。两种发展战略之争实质上是对经济增长路径的不同选择。“比较优势战略”思想的理论依据源于赫克歇尔(Eil Filip Heckseher)和俄林(BeltilGotthard Ohlin)的比较优势理论,而“逆比较优势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则主要源于波特(Michael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 1 竞争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 波特关于国家的竞争优势理论是由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发展而来的。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波特提出了两种竞争优势,一种是低层次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另一种是高层次的“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低成本竞争优势是指通过使用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低成本的生产技术工艺、以及通过规模经济所取得的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而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则是指通过对技术、设备、管理和营销等方面进行持续的投资和创新,创造更能符合客户需求的差异型产品所获得的竞争优势。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重点阐述了创造“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与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同,创造差异型竞争优势需要进行持续的投资和创新,为此,波特提出了“钻石体系”模型,用以描述投资和创新环境。“钻石体系”包括四种主要因素:(1)生产要素。包括初级生产要素(如只需简单的私人和社会投资就能拥有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和被创造出来的高级生产要素(包括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2)需求条件。包括国内需求结构、需求质量、需求国际化程度、市场大小和成长速度等。(3)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包括企业的上游产业在设备、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和相似的企业在生产合作、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支持。(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目标、工作动机和竞争对手的状况等方面。 2 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 比较优势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大卫・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在李嘉图的国际贸易模式中,劳动力是惟一的生产要素,技术是外生变量,比较优势源于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而成本差异则来源于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因此,李嘉图的相对优势模型表明当劳动力是惟一生产要素时,生产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使各国在不同商品生产上具有相对优势。
由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多种要素下的比较优势来源,20世纪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H-O模型,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方面寻求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产生的原因,创立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经过萨缪尔森等人的不断完善,最终取代了李嘉图的相对优势模型,成为现代的比较优势理论,同时也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据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同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相对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的直接基础,而商品的价格差异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价格,要素的相对价格又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决定的。所以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比较优势理论表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使得各国在不同商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对于资本充裕的国家,由于资本要素价格相对较低,因此,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具有比较成本优势。而对于劳动力充裕的国家,由于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出口劳动力密集型商品具有相对成本优势。
3 “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之争源于对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判断上存在分歧
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发表了一系研究成果,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从理论推导和经验分析两方面系统地论证了“比较优势战略”思想。其主要观点是:“逆比较优势战略”实质上就是“赶超战略”。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了“逆比较优势战略”,经济发展的绩效就会很差,将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反,发展中国家如果选择了比较优势战略,会使得整个经济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积累速度会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增长速度,要素桌赋结构将得到很快的提升,这将有助于缩
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郭克莎对此提出了批评,称林毅夫所倡导的比较优势战略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认为如果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如果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加强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专业化水平,将影响处于比较劣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拉大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差距。同时,郭克莎提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理论依据,是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比较优势的转换为导向,同时有选择地利用静态比较优势,有重点地推行逆比较优势。”按照郭克莎的解释,“动态比较优势”是指未来某一时点上的比较优势,而未来的比较优势对现时而言只能是或仍然是比较劣势。显然,郭克莎的对外贸易战略思想是建立在高级生产要素基础之上的,其战略思想源于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在技术创新模式上,林毅夫和郭克莎均延续了各自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思想。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总体水平是由该国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在技术内生决定论下,要提高一个国家的技术结构及其总体水平,必须首先提高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即每个劳动力可支配的资本数量)处于较低水平,较低的要素禀赋结构不足以支撑自主创新对资本大量而持续性的需求。因此,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模式应以技术引进为主。郭克莎仍然坚持他的逆比较优势战略,坚持依靠高级生产要素创造动态比较优势。主张对外贸易战略要适应、支持和促进工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要推动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主导产业的发展和出口,并主张在重点行业实施技术跨越战略。
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差别基础上的对外贸易理论,因此,主要用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而竞争优势理论则强调要依靠高级生产要素创造并保持国家竞争优势,因此,该理论通常用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小国家之间贸易现象,如同等发达程度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毅夫与郭克莎关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对外贸易战略的争论,其根源在于对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判断上存在分歧。林毅夫使用劳动力人均可支配资本数量作为衡量要素禀赋结构水平指标,并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划为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的国家,而郭克莎实质上则倾向于高估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
二、要素禀赋分布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陷阱
在要素禀赋结构中,虽然不同国家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是不同的,但对于一个固定的国家,自然资源可以看做是一个外生给定的量,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在考察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水平时,往往只考虑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并用要素充裕程度,即总资本与总劳动之比,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要素禀赋丰裕程度指标。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便宜,劳动力相对昂贵。因此,发达国家的要素充裕程度,即劳动力人均资本数量,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充裕水平。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人均资本数量相对较低,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通常会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资本积累率也会高于发达国家。因此,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逐步缩小,要素禀赋结构也更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可以描述要素禀赋结构的演变过程,因此,潘士远和林毅夫将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称为要素禀赋结构水平。 从平均意义上来说,使用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的确可以评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差距。但如果仅凭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来制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依此来选择技术创新模式,则很有可能会陷入要素禀赋结构水平陷阱。
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是总资本与总劳动之比,仅表示劳动力人均拥有资本的数量,是刻画一个国家总资本和总劳动相对丰裕程度的指标。该指标并不反映资本和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更不能反映该国资本的区域分布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状况。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往往是非均衡的。例如,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西部内陆省份。绝大部分资本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经济落后的内陆地区所拥有的总资本占全国资本总量的比例却很小,资本分布明显呈非均衡状态。人口分布状态与资本分布状态恰好相反。发达地区虽然人口密度较大,但总人口绝对数量所占比例却很小。反过来,落后地区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却很大。资本与人口的双重非均衡分布导致发达地区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远大于落后地区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指标掩盖了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
如果仅以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作为制定对外贸易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依据,而不考虑要素禀赋分布的非均衡性的影响,必然会陷入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的陷阱。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要素禀赋分布非均衡的国家,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无法反映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若以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作为制定对外贸易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依据,就可能得出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对外贸易战略以及在技术创新模式上以“引进技术”为主的结论。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对外贸易战略的制定以及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并不能仅凭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来决定,还要考虑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才是决定对外贸易战略制定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依据。在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较低的地区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在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较高的地区实施竞争优势战略,则“比较优势战略”和“逆比较优势战略”不但不会相互对立,而且还能表现出很强的互补性。
三、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技术创新模式选择
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主要表现为资本、劳动力以及人力资本的非均衡分布。要素禀赋的非均衡分布客观上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单纯地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或“逆比较优势战略”。相应地,在技术创新模式上,也不可能将“技术引进”模式与“自主创新模式”完全对立起来。
林毅夫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提出了我国对外贸易战略应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技术创新模式应以“技术引进”为主,完全是依据我国的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做出的判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劳动力人均资本仅仅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劳动力人均拥有资本数量,标志着总体的平均水平,并不反映要素禀赋分布状况。以劳动力人均
资本拥有量作为选择对外贸易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的依据,其有效性必须建立在要素禀赋均衡分布的假定基础之上,只有当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呈均衡分布状态时,依据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所做出的决断才不会过多受到要素禀赋分布的影响。而一旦要素禀赋呈非均衡分布状态时,劳动力人均资本就成了仅仅反映要素禀赋分布的平均水平的指标,而无法反映对经济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会产生关键性影响的要素禀赋分布状态的信息。 郭克莎的“逆比较优势战略”以及“自主创新”主张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下也是不能成立的。“逆比较优势战略”所依据的理论本质上应归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的创造主要依靠高级生产要素(充裕的资本和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经济落后地区要素禀赋状态无法满足竞争优势理论对生产要素质量的要求。经济落后地区要素的成本优势主要来源于充裕的初级劳动力资源。在劳动力资源丰富、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战略只能采取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竞争优势战略。只有坚持比较优势战略,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充分发挥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加速资本积累,才能较快地提高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在技术创新模式上,低水平的要素禀赋结构无法满足自主创新对人力资本大量而持续的投资需求,因此,只能以“技术引进”为主。
在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条件下,无论是“比较优势战略”还是“逆比较优势战略”,都无法与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单纯地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和“技术引进”模式,既不利于要素禀赋的充分利用,也不利于促进技术进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同时也无法避免反对派的“过于保守”的批评。而单纯地实施“逆比较优势战略”和“自主创新”模式,又无法得到要素禀赋结构的支持。因此,对外贸易战略制定以及技术创新模式选择必须依据要素禀赋分布状态而定。
对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高的地区,如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技术设备较为先进,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小,具备了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能力,则该地区就应优先考虑采取“竞争优势战略”,在技术创新模式上应以“自主创新”为主。因为创造差异型竞争优势,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企业也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如果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整体上还达不到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要求,则完全可以采取“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行的技术创新模式。
对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的地区,劳动力人均资本拥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地区成本优势主要来源于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资金短缺,无法满足在人力资本上进行大量而持续投资的要求,因此,该地区应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充分利用地区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应以“技术引进”为主。该地区应以最大限度地创造剩余,加速资本积累,不断提高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为经济发展目标。
四、结论
“比较优势战略”和“逆比较优势战略”是两种不同的对外贸易战略。“比较优势战略”思想源于比较优势理论;“逆比较优势战略”思想本质上应归属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是两种不同战略思想在技术创新模式上的延伸。
论文关键词:技术创新 资金投入 活动主体 成果转化
1导言
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选择了外延式的经济增长道路。然而,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导致的环境变化以及国退民进政策导致的所有制结构变化,给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行为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科技体制一贯采取的科技体制,严重的阻碍和影响了企业和高校自发技术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对我国当前及以往占主导地位的两种技术创新模式进行分析发现,产、学、研传统的技术创新体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不是实时同步的,而是脱节的,由此产生的信息传输滞后问题,以及相关科研单位对市场反应的冷漠问题,一方面造成高校大量科研成果由于没有实际用途而搁置,另一方面使得企业由于缺乏专业的技术创新部门而不能及时的将市场信息反馈、生产成具创新性和市场性的产品。因此当前技术创新模式亟待改进。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退民进政策的提出,中小企业被全面放开,其中大部分全面转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民营经济通过自身不断调整和发展壮大,逐渐进入新的领域和部门。这赋予了企业很大程度的自,使得企业自身独立研发成为可能。而国家对于创新的观念,由以往并不十分强调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到现在提倡所有制变化、股份制股权多元化、以及深化科研机构转制,都从根本上解决了企业对于创新不关心或者少参与的状态,企业有了进行自主研发的激励动因。同时,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我国对自主创新的日益重视,都使得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成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面对新环境、新要求,必须找到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新模式。
2两种传统技术创新主导模式分析
2。1以高校(科研院所)为主导的技术创新模式
以高校为主导的技术创新方式,表现为高校在日常教学科研中,发现并研制出科研成果后,主动联系企业,寻求企业科技资金的投入,以期项目能够顺利进行。然而,这种模式也存在以下问题。
(1)资金缺口较大。高校自主研发资金有限,大部分是通过国家拨款而来,在有限的经费下,很难进行大规模、高质量的研究,高校必定会对各种可行项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产出进行取舍。由于科研成果才是高校的创新目标,故某些真正有实际利用价值的创新成果只是作为这些深、难、僻研究成果的副产品而出现,并不是高校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
这些副产品出现的概率本身并不大,即便是出现了,也很可能因为经费的不足而不能继续研究下去。此时,高校会寻求企业的参与与支持。因缺乏对市场的了解,高校所产出的研究成果并不一定就是企业想要的。即便研究路子没错,但最终的成果也不一定是企业最满意的需求。因此,企业对这些科研项目的投资是极为挑剔且苛刻的,如果在成果形成之时再把已经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研究出来的成果拿回去进行“回炉”,无疑是对资源的极大耗费。因此,在研究之初就应该对研究成果的实用价值进行评估,并由企业对研究成果进行逐一筛选和准确定位,只有真正符合企业要求的科研成果,企业才愿意对此项成果进行投资。最后,待企业生产试制完成,新产品打入市场的时候,才有可能经受得住严峻的考验,不合市场需求的成果与产品,仍会被无情地弃除。由此可见,高校自行研发,将技术成果进行转让的技术创新方式,不仅是及其被动的,而且常常是无效的。
(2)信息沟通渠道不畅。以高校为主导的技术创新模式
信息传递渠道如图1所示。在图1中,由于高校与市场的分隔,科研之初高校对市场的实际需要知之甚少,由此产生大量不具备实际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经过一步步筛选,最终真正达到市场要求的极为有限。而即便成果顺利打入市场,也决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市场还要对这些成果进行进一步的考验与测试。其间出现的应用问题,先反馈到企业,然后再由企业将信息传递到应用研究及中试机构,而后再通过它们向下传递给高校和科研院所,这样经过层层传递的信息,不仅容易失真,而且也易遗失。如图1所示,可将在科研活动中高校与市场之间信息的流通渠道看成是一个循环系统——高校(科研院所)作为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主要发源地和集散地,源源不断的向上输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再经过层层考验,最终到达市场的只有很少量的部分,这些成果要真正创收,进行资本的循环,就类似一个降雨的过程。由于从市场反馈信息的层层传递和阻隔,最终到达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从高校(科研院所)输送出去的资源多,而回收来的信息少,久而久之,这种信息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最终造成资源大量的浪费,研究无法顺利进行。
2.2企业内部集成式技术创新模式
该模式是企业应对当今激烈市场竞争环境而采取的一种以企业自身为主导地位传统技术创新方式。随着企业竞争战略由“红海”向“蓝海”的演化,企业越来越重视创新的重要性。在技术改造的过程中,企业受到双重动力的推进,一是盈利动力,满足市场、顾客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开发出独特创新的产品,继续赢取利润;二是危机动力,企业面临不创新即死亡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开始主动寻求与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技术促进方之间的合作。运用企业的资金、场地、信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才、技术、知识等资源,进行互助式的合作。图2是以企业为主导的传统技术创新模式。
在图2中,企业接受来自于市场的信息,并从中总结提炼对自身有益的部分。在这些市场传递来的信息中,有可能转化成为技术创新成果的并不少,但是,由于企业自身科研水平及科技实力有限,与外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纽带较为松散,与学界联合时谈判费用较高,以及交易成本及沟通成本等的考量,企业一般并不会把每一个对它来说值得研究并且有益的市场信息转化为研究对象。由此,这一部分从市场输入进来又被企业所获取的宝贵信息资源,首先经过企业自身的选择性吸收,一部分被企业抛弃转而为其他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吸收,另一部分则被白白空置、浪费掉了。真正能够进入企业,被企业实际考虑的市场信息,已经大大减少。企业确立研究项目后,自己有能力的,一般都会自主研究,有时会咨询相关高校或者科研单位,寻求一定帮助。只有对于那些企业无能为力的部分,它才会转给处于市场边缘的高校或者科研机构来立项研究。整个过程中,企业对高校的信任度并不高,而且由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体,双方沟通速度和效果都不是很高。对于瞬息万变的市场所反馈的信息,企业也不能随时与研究机构分享,由此易造成成果利用价值不高和研究的延误。
2.3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三方进行传统技术创新合作的目标及动力分析
传统的产学研技术创新合作以委托开发、项目咨询、合作课题等方式实现。这种合作的形式多以项目为纽带,三方仅投入自身部分或少量资源,联系方式松散,经常项目结束的同时三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宣告终止。由于这种结合形式的松散性,没有明确的主体,出现问题容易相互推诿,而实现盈利时各参与方间又纷纷抢功,缺少一套科学的、相对合理的利益分配及风险分担机制。同时,由于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渠道不畅,三方追求的目标,以及各自对风险的感知判断均不相同,这种形式的技术创新往往进行得不够理想。下面以图3来说明。
在图3中,分别从学术成果、目标利润、市场风险,以及技术风险等四个维度对与科技创新成果有关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定位,如图中坐标系所示。对于高校来说,它的目标是追求学术成果的先进性和复杂性,而对项目最终的利润很少注意,高校对项目的技术风险采取积极回避的态度,而对于项目投产后的市场风险如何却漠不关心。因此,在图3中,高校的定位为图示1区。具体表现为,对于所研究项目与高校研究质量和水平密切相关的学术成果要求高,技术风险要求低。对于项目投产和运营后所取得的利润要求很少,因此项目的市场风险可以很高。对于科研机构来说,它和高校类似,但是由于科研机构的建立一般都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与市场进行了一定的交流,因此,科研机构对于市场风险的回避性要比高校强,对于目标利润的追求也比高校略大。它的定位主要在图示1、2区。而对于企业来说,由于它是完全的利润导向型实体,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的天性,因此显而易见,企业对于目标利润追求高,对于市场风险回避大。由此,也不可避免的使得它对于高校和科研单位在技术研发过程中的风险和学术成果产出的目标不那么在意。甚至,这些与它自身的目标还是相冲突的。在图2技术创新三方形成的矢量三角形中,由于三方的动机不同,“力”不朝同一方向,甚至有些“力”还是相互抵消的,因此三者的合力不大,三角形也不稳定。技术创新的优势不能够完全发挥出来。因此,在传统的松散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结合的形态下,由于三者的目标与定位差别很大,这种结合方式,并未达到最佳合作效果。此时,急待一种新的产学研技术创新模式的出现。
3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新要求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资金投入方、研发活动方,及成果转化方是最为关键的三个参与要素。以往,企业被定位成资金投入的主体,而研发活动以及成果转化,则被认为与其他参与方关系更大。由此形成一个企业投入,高校、科研院所研发,政府转化的传统技术创新模式。然而,这样的模式,由于三方之间的交流不畅、目标不同以及职责、利益分配不完善,三方的合力很难形成。
新的技术创新模式,要求各参与方以企业为中心,向企业研发内核输入自身优势资源,在企业内部实现资源的集成。
3.1以企业为主体技术创新体系的资源集成模式
图4描述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模式中各类资源的集合方式。可见,所有的资源均围绕企业这个轴心进行整合,高校由以往单纯的向企业输入研究成果,转向为向企业输入人才、知识、成果并存;科研院所由以往向企业输入已研制的技术成果,转向为向企业输入技术、知识,和经验;同时,中介机构开始发展,成熟,提供给企业信息和服务支持;市场给企业源源不断的提出新的要求与方向,为技术创新的开展提供导向;与此同时,企业也会不断吸取和借鉴市场中其他企业的先进理念和模式,了解业界最新动态。这样,经过各个不同主体的各类优势资源的导人,这些资源在企业内部开始相互作用,化合协整,企业自身的技术研发内核不断成长,形成企业自身新的科技优势,最终形成科技成果产出,这些产出又向外辐射给各类资源投入实体,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资源转移闭合回路,使得各投入方又可以将资源转化,继续实现对企业内核的投入。
3.2以企业为主体技术创新体系的合作方式
传统的技术创新,产、学、研三方是以项目为联结的松散的结合方式,彼此之间间隔较远,三方之间的交流大多只限于在研项目,项目结束,合作即解散。这种结合方式类似于“黑箱”:不论是企业委托高校或科研院所做的技术项目,还是高校和科研院向企业转移的科研成果,合作方彼此之间不知道对方研究的内容及机理,他们关心的仅是最后结果。因此,这样的松散式、任务式的结合方式往往导致合作方相互之间并不关心,对项目的责任感不强,动力不明显。另外,由于合作方彼此之间经过了层层连接,资源传输很慢,信息渠道也不通畅,如图5所示。
图5中,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技术的提供方,其研究成果的转化有两种方式:其一是高校或科研院所先独立研究出科研成果,遇到资金问题,再寻求企业的资金支持,由企业对其成果进行转化;其二是接受政府指派的研究任务,由政府划拨资金,最终的研究成果交由政府。对于第一种方式,由于是对企业直接展示成果,企业对高校成果之前的研究几乎一无所知。企业将成果转化,推向市场,接受市场检验,当成果在检验和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则市场将问题信息反馈给企业,再由企业传递给高校。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动力机制与高校类似,在此就不赘述。对于第二种方式,由于受到政府科研任务的指派,高校和科研院所不用担心资金的来源及成果的转化问题,因此研发的主动性和紧迫感较弱。对于企业而言,它置身于变化的市场环境之中,通过对市场信息的甄别,挑选出最适合自己的项目,以此项目为节点,向知识的技术方——高校或相关科研院所寻求智力支持。在图5中也可以看到,企业和学界的需求往来是不平行的,表现为双向箭线的扭折。这样的模式,显然在信息传导及动力链条上耗费过多,不适于技术创新活动的展开。同时,在资源的集合与利用方面,这类传统的技术创新模式表现为大学向企业的技术转移以成果转移为主、大学与企业之问的科技合作以委托研发为主、企业的研发集成以技术集成为主,因此各类资源之间存在明显界限和主体差异,不利于资源的协同优化。基于此,现提出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新模式,如图6所示。
在新的技术创新体系中,产、学、研三方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松散,而是通过资本的纽带结合紧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三方组成类似于等边三角的稳固联盟,相互合作建立技术创新实体,彼此之间以资本为纽带进行合作。在这个新模式中,高校、企业,以及科研院所向系统提供自身的优势资源,共同构建强大的企业技术创新内核。它们的结合不再是“黑匣子”的方式,而是“通透式”的,各自技术互补,知识共享,共同研究,合力开发。由图还可以看到,产、学、研三方位于联盟外的边界是封闭的,但是在联盟内部,它们的边界却逐渐稀释淡化,甚而融为一体(见图中合作区域内虚线部分,代表合作方相互之间的融合)。三者融合交集,是技术创新最活跃、最有效的区域,因为它集中了合作中产业界和学界的联盟可能提供的所有优势资源。因此该区域也最易产生技术创新成果。这样的模式,使得合作方相互之间信息传递、知识共享、合作稳定,较之于之前的传统模式,均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4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实现途径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就必须改变过去将企业仅仅看成是技术创新参与者的看法,协同其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关系,利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先进技术知识和学术水平,真正把企业当作创新活动的执行者和受益者,同时明确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尽可能的将高校和相关科研院所的人才、知识和技术资源向企业转化,使其能与企业进行有效长久的配合。
4.1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大对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扶持力度
政府应通过财税、金融、贸易等多方面的支持措施,对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进行扶持。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人才交流,实现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知识、技术向企业顺利、平稳流动,也使得企业能将其所获得的市场信息及时反馈给其智力支持机构。政府要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创立良好的法律环境。通过政府平台、配套措施的支持,密切企业和高校的联系,为产业界和学界的联合打好基础。
4.2进一步完善产、学、研合作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摊机制
对于企业自主知识产权,要给予有力的保护,激励企业对自主研发的支持和投入,为其解决后顾之忧。对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应当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对有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防范,进一步确立和完善高校、科研院所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地位,对于它们所做的贡献,要通过利益共享机制进行激励。
4.3完善人才交流机制,完成高校、科研院所智力资源与企业的对接
建立健全企业和高校的人才联系纽带,将高校的人才引向企业,实现高科技人才对市场的了解以及其与企业间高新知识的转移,高校应定期为合作企业输送高素质的人才,深人企业进行合作交流,配合企业知识转移计划的实现,建立新的、有效的产学研人才交流与合作以及知识共享制度,使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人才驻留于企业,完成大学高级职称专业教师有相当比例的时问在企业驻留的制度创新。完善以项目为纽带的人才交流制度;建立产学研人才流动的保障制度(如社保续接、产权安排、合同规范等)拓展和完善企业博士后体系;建立产学研访问学者制度;加强产学研合作创新基地建设;建立产学研开放式创新团队制度、导师制度、讲师制度;等等。
4.4建立技术创新资金投入的保障机制,确保技术创新资金的来源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