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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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职业教育范文第1篇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晚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联邦政府直接干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成立了一些国家级管理机构，负责管理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建立联邦国家之时，澳大利亚宪法就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联邦政府并不直接干预教育，教育被视为州的职责。直到20世纪20年代，联邦政府才开始涉足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内的教育。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成立了行业培训委员会和国家培训委员会，负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管理。另外，澳大利亚宪法规定由澳大利亚技术教育理事会、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分别管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采用等级模式，借助调查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等相关机构干预职业教育。20世纪70年代成立“行业培训理事会”（IndustryTrainingCouncil）、“全国培训理事会”（NationalTrainingCouncil）等管理机构负责培训管理。1974年，技术与继续教育咨询委员会出台了《坎甘报告》（Kanganreport）。《坎甘报告》不仅再次提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介入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加大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经费的投入，而且提出成立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echnicalandFurtherEducation）。20世纪70年代，由于澳大利亚经济进入低谷期，不仅传统的制造业、采矿业和农业开始衰落，教育也受到冲击。这一时期，15~19岁寻找全职工作的青年的失业率已由1976年的10%，上升到1983年的23%。但是，职业教育的地位却得到提升，社会各界都非常肯定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作用。参加学徒培训的人数从1976年的12.3万人，上升到1982年的最高值14.7万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及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资，缓解了职业教育资金短缺的压力。为了提高青年的就业机会，为企业提供高技能人才，澳大利亚成立了高级技术学院，并将其纳入高等教育学院（CollegesofAdvancedEducation）。高等教育学院只授予应用类学位，而不授予高级研究类学位。在就业环境比较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开始着手建立新一轮的国家认证系统。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对教育质量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修订了初中高年级的课程结构，增加了很多学术科目，删除掉了大多数职业类课程。但是这一时期政府为了发展新兴技术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制定了行业奖励机制，鼓励行业运用灵活的培训方法。行业技能培训成为这个时期职业教育结构改革和政府制定培训政策的主题。1986年，澳大利亚学者科比（Kirby）提出受训制概念。这种培训是一种时间比较短、形式比较灵活的契约培训，是一种比传统学徒制培训范围广的形式，这为未来基于学校的新学徒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结构化改革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到90年代初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结构和管理模式连续调整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之前，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的设计和认证完全是在国家和州层面上，虽然有些项目是不同州之间的合作或互认，但是职业教育的实施几乎都由州政府拨款和管理的公共职业技术和继续教育（TAFE）学院负责。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公众不满经济衰退。80年代中期，青年失业率高达15.1%。80年代晚期，澳大利亚参加学徒制和受训制的人数下降。1989年和1992年，学徒和受培训者分别下降6%和25%，青年失业率增加了11%。此时，联邦政府决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进行结构化改革，把为青年就业做好准备纳入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重要目标。20世纪80~90年代，多数TAFE学院开展培训失业者的工作，还为青年人特别是那些辍学者提供职业教育课程。劳动力市场的恶化以及经济的基础地位，导致了澳大利亚部分经济转型，致使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更加注重海外市场和国内竞争。这一时期，TAFE学院与行业联系并不紧密，青年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转换缺少结构化学习路径。因此，1987年的《澳大利亚重建》（CommonwealthReconstructionTrainingScheme）报告提出关注职业教育与企业技能形成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多数州政府都致力于满足职业教育发展的资金提供，培训政策没有与行业企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整合起来。1987年，联邦政府出台的报告《澳大利亚技能》（SkillsforAustralia）提升了职业培训的地位，该报告提出职业培训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心地位，并建议设置整合就业、教育和培训的项目。［8］1987-1989年，职业主义共同体政策开启了政策重大变化的窗口。国家就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就业技能形成委员会等新的咨询机构引进政府、行业、学校伙伴关系的政策，实现跨部门合作发展职业教育。1992年以后，通过澳大利亚培训署制定的相关协议，使联邦、州、地方政府达成一致，创建了在澳大利亚培训署管理下、行业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由此也建立起了联邦、州、地方政府共同决议职业教育优先权的框架。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市场变化很大，澳大利亚服务业发展迅速，传统的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不断萎缩，无技术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岗位不断减少，就业岗位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在这个时期，私人培训机构不断出现，为服务业提供培训。同时，能力本位的教育与培训也在这一时期兴起。伙伴关系的建立，也促使企业代表在州或领地层面上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很多行业制定了本行业的国家能力标准，参与开发州层面的、能力本位的课程和模块。同时，州教育局也开发了一系列职业教育课程满足学生需要。经过80年代的发展和调整，TAFE学院遍布澳大利亚各地，毕业生受到雇主的青睐。

三、推进体现新职业主义倾向的改革阶段

1992年至今，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澳大利亚推进体现新职业主义倾向的改革，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快速发展的时期。此时，劳动力市场变化很大，产业部门中经济服务业、咨询和人力服务业占了很高比例，无技术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岗位不断减少，就业岗位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澳大利亚逐步向知识经济社会过渡。这一阶段，合作发展职业教育的思想在澳大利亚得到各界的重视，伴随着权力下放政策的实施，职业院校与政府、行业/企业、社会中介组织组织建立起社会伙伴关系。同时，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体现出新职业主义倾向，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应该满足区域青年的需要，建立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框架。尤其是1992年，澳大利亚国家培训署（AustralianNationalTrainingAuthority）成立，这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事件。国家培训署在制定国家战略、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框架，促进行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建立有效的培训市场，促进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联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该组织成为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的十年，联邦政府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国家培训署制定了三个非常有影响的国家战略。第一个国家战略《迈向技能型的澳大利亚》（TowardsaSkilledAustralia）提出优先扩展培训市场，通过竞争筹资试图开放培训市场，特别是通过竞争方式分配资金。该战略试图开放竞争市场，提高培训学校的质量。第二个国家战略《通向未来的桥梁》（ABridgetotheFuture）提出加强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鼓励组织学习文化的发展，强调培养澳大利亚劳动力技能基础。该政策强调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实现职业教育公平，提高培训投入，最大程度提供公立职业教育费用。第三个国家战略《塑造我们的未来》（ShapingourFuture）倡导广泛合作与协商，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未来发展的愿景和战略。它试图反映劳动力的结构、就业形式与工作组织构成的变化，满足学习者多种形式学习的需求。这个政策揭示了未来职业教育政策将以个体和雇主为中心。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了一系列国家框架，澳大利亚联邦、州政府与企业、雇员和培训机构代表共同开发国家培训系统，为澳大利亚适龄工作者提供国家认证培训。1995年，澳大利亚政府了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Australi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简称AQF），该框架为职业教育与培训部门资格证书提供了详细的和不同等级的国家路径。1996年，了国家培训框架（NationalTrainingFramework，简称NTF），该框架包括培训包概念，提供了确定能力标准、传授和评价的方法，采用先前学习认证原则加快课程学习。1997年，了澳大利亚国家培训认证框架（AustralianRecognitionFramework，简称ARF），该框架提供了全国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其标准得到各州、领地的认可。1998-2003年制定的国家战略体现了职业教育“灵活性”、“问责制”、“可获得性”等规则目标。

其一，联邦政府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要以为澳大利亚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配备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能的人才为己任，鼓励多种途径开展行业企业需要的人才培养项目。这样既可以提高那些失业的早期辍学者的就业机会，又可以为国家储备潜在的拥有新技能的人才。其二，通过注册培训机构为州、领地劳动者提供国家认证资格证培训，促进劳动力洲际流动。需要确定培训结构，去除障碍。其三，政策制定、资金划拨、技能传授都应该以满足受培训者需求为中心，必须保证个体获得公平待遇。其四，提出建立一系列澳大利亚国家技能标准，确保澳大利亚的国际领先地位，提高澳大利亚技能水平，使全社会重视学习能力与职业能力的培养。其五，通过完善问责制，提高州、领地职业教育信息管理，实现职业教育价值最大化。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资金主要来自政府、企业和个人。随着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价值的认识提高，联邦政府、州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逐年提高。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依然是主要投资方，联邦政府占政府投入的1/3，但地方政府的投入要高于联邦政府。以2008-2012年澳大利亚公共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获得经费为例，各种资金的总额由2008年的61.108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84.285亿美元。2012年，州政府拨款43.334亿美元，联邦政府拨款23.254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将“有限竞争”理念引入培训市场。1994年的《澳大利亚国家竞争政策》（NationalcompetitionpolicyforAustralia）报告指出，政府拥有的实体需要有更大的竞争力，需要去除州际间的障碍，摒弃某些领域的垄断行为。1997年颁布的《用户选择》（Userchoice）政策允许雇主和他们的学徒、实习生自由选择那些由政府资助的正式注册培训组织参与培训项目。为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公平竞争，一些领域专家建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州政府应该定期为公立职业院校拨款，同时也应该为私立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拨款资助。这些改革使非TAFE学院可以获得资金开展培训活动，同时也促进了跨州培训活动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职业教育政策和管理发生变化。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试图使职业教育与行业联系更紧密，这些政策希望能提高澳大利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联邦政府所倡导的新学徒制被各州、领地所接受，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都将校企合作放在重要位置。1994年成立的澳大利亚学生实习基地，建立了校企合作项目的伙伴关系。这种实践与经验的职业化模式，是一种关注区域利益、整合教育资源、践行做中学、重视工作场所中的学生福利的模式。1998年，《新学徒制》（NewApprenticeship）等国家层面的学徒系统、实习系统项目开始运行。为提高企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在1990-1994年，澳大利亚执行了《培训保障法》（TheTrainingGuaranteeAct）。该法旨在提高企业自主教育与培训的水平，提出企业将1.5%的工资总额用于员工培训。然而，这个强制征收比较注重大企业，大企业用于培训的花费多于中小型企业。这一时期，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关注点由学习生活向学习工作转变。此时，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企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些变化也促使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改变其培养目标，重塑宗旨。2013年，51.9%的企业运用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满足它们的培训需要，其中33.3%的企业提供了职业资格证书培训，26.9%的企业提供了学徒或实习，20%的企业采用国家认证培训。47.5%的企业采用了非认证培训，高达77.6%的企业运用非正式培训，有12.4%的企业没有组织培训活动。从2007年到2011年，15岁以上的学习者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活动，成功通过培训的人数比例逐年稳步上升。通过率从2007年的79.4%上升到2011年的82.7%。另外，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学习者的就业也产生影响，经过培训的学习者比没有参与培训的人获得工作机会多。例如，2007年，二者相差7%。2008年，二者相差6.7%。澳大利亚工业部每年都进行雇主满意度调查，通过调查发现雇主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满意度一直很高。以2013年为例，90%以上的雇主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对工作技能的培养有重要作用，雇主对工作需要的职业资格培训的满意度为78.3%，雇主对学徒制和受训制的满意度为78.8%，雇主对国家认定资格的培训满意度为83.1%，雇主对非认定培训的满意度为90.3%。这些指标2005-2013年间呈现逐渐上升趋势。随着行业企业深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活动，工会和雇主委员会在政策决策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工会和雇主委员会参与制定国家行业能力标准，参与开发与行业相关的、符合行业标准的国家课程文件。此外，澳大利亚国家培训署与联邦政府、州政府建立伙伴关系，通过各种水平的决策确立行业的领导地位，包括教授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教学评价。由于行业企业的参与，促使职业教育模式由“供给模式”向“需求模式”转换。

四、结语

培训职业教育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职业培训；联系与区别；全面发展

一、现状：高职院校办成了就业培训站

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双重影响下，一些高职院校提出办学目标是以市场为需求，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在社会评价方面，衡量一所高职院校办学成败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毕业生就业率。大部分高职院校创建诸如“专业+技能+计算机（或外语）”、“学历+职业资格证书”、“学校+工厂（企业）”、“课堂+实训+技术文化”等培养模式，要求每位学生在毕业前至少拿到一项技能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在这些培养模式的指挥棒下，高职院校开设的课程就看是否与考证相衔接，与各类考证无关的基础课和公共课就理所当然受到冲击。据笔者在广东部分高职院校调查的情况来看，像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课、心理健康教育、大学语文和高等数学等基础课就可开可不开，即使开了，也是大大压缩课时，其他的通识教育课或才艺课就更别奢望了。一些高职院校索性把学制学时压缩了，学生最后一年就被推荐或安排到企业“顶岗实习”，学校再也不用对学生进行跟踪教学，学生基本与学校脱离关系。部分高职院校一直没有开设过选修课，甚至一年也不举办一场讲座或一次论坛。不少高职院校的领导和教师认为高职教育就是考证教育、岗前培训和就业培训，学校一切工作围绕考证和学生就业展开。在人才培养上，只要学生能就业甚至于“被就业”就算完成；体现在教师身上，课堂教学成了考证教学；学生也是这样，选择的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是根据考证是否容易，是否容易毕业和就业。高职教育完完全全成了岗前培训，与社会上热门一时的电脑、会计、外语、文秘、电工等培训班毫无两样，高职院校彻底办成了就业培训站。

二、思索：高职教育与职业培训的辨析

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决定了高职教育的本质不是职业训练，也不是职业培训。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以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从国家对高职这一定位可知，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其核心是教育而不是培训。高职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高职教育与职业培训有共性特征。高职教育包含和包容了职业培训，开展职业培训是高职教育的应有之义，但高职教育并不等于职业培训，职业培训只是高职教育中很少的一部分，职业培训不能代表高职教育。在当前高职教育普遍采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模式下，高职教育与职业培训的本质差异表现在：高职教育实施的机构是高等职业院校，属于国民教育系列，职业培训则是一般的社会机构也可以实施，甚至所有的企业都有资格开展职业培训；高职教育实施目标是使个体通过学习有能力主动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职业培训的目标主要是被动适应工作岗位；高职教育目标的重心是关注学生系统思维的训练，学生必须学习过程中实现技能、知识与价值观的系统整合，职业培训教育目标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就是生产短期的技术熟练工；高职教育实施环境要求具备学习功能，强调实训实习基地集真实、仿真与虚拟为一体的生产与教育元素的整合，职业培训只注重环境的真实性；高职教育师资要有综合教学能力，即“双师型”教师，职业培训师资只有较强的实践能力；高职教育实施平台的基础是完备的教学管理系统，职业培训则常采用简单的项目管理方式。因此，高职教育无论从广度和深度都不可能等同于职业培训，将高职教育视为职业培训是模糊了教育与培训的本质区别，是曲解了高职教育的本质。对高职教育与职业培训的辨析，并非否定职业培训所承载的社会服务功能，如岗前培训、各种职业考证确实为社会各行各业输送了人才，也为学生成功就业准备了条件。

三、方向：高职教育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在终极意义上，教育的目标指向人本身。公民素养大体通过获取两大类基本知识而生成：一是解决物质世界问题的知识和技能，主要包括科学与技术知识，形成“做事”的素养；二是解决精神世界领域问题以及人类社会组织的知识，主要包括道德、价值观、信念、各种社会惯例和规则等方面知识，形成“做人”的素养。从企业用人的要求来看，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具体包括六方面的能力：持续的学习能力、对行业的兴趣、专业知识、经验和技能、管理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等。用人单位普遍看重高职学生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企业认为高职学生所学的具体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学习能力、团队精神和道德修养至关重要。只要具备二者，高职学生就能够在实践中逐步摸索，从而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人才。

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指出：“高等职业学校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现代企业优秀文化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强化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培养，加强实践育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011年底，首届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育人高端论坛在深圳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指出，高职院校要以育人为主旋律，要以文化内涵育人，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教育，就是真正要培养学生成为热爱生活、承担责任、文明知礼、和谐发展的“完整的人”，真正使高职教育适应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要求，成为培养适应个性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全面教育。高端技能型人才需要的能力与素养恰恰都是通过完整系统的高职教育来养成。高职教育要提升内涵就要抛弃那种认为高职教育就是搞搞培训的观念和做法，高等职业院校更崇高的使命是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高职院校应通过教学、活动、训练和专业渗透等多种途径，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学生职业适应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应该从专科层次起步，进而发展到应用本科教育，应用硕士和博士教育。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高职教育培养的学生不但要有“本领”，而且要有“教养”，不但要会“做事”，更要会“做人”。

（作者单位：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号）.

[2]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

[3]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

[4]姜大源.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培训职业教育范文第3篇

我国产业逐步升级，劳动力发生巨大改变，许多产业不再依靠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企业经济逐渐工业化、城镇化。低素质农民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出现剩余劳动力，不利于社会进步与发展。要想面对新时期市场经济挑战和竞争就要提高农民主体素质，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让农民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减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民顺利就业，在农村形成新型农民主力军，参与市场竞争。

2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情况

2.1教育资金不足

国家在农村教育上着重对农业职业学校和农业高校的建设上，对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投入资金较少。由于教育资金不足，一些先进新型的教学设备和农业生产设备无法引进农村，农业职业教育培训不能进行。有的农村没有教育培训场地，教育供给能力不足，教育缺乏条件，农民职业教育无法实现[2]。

2.2农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善

许多农村教育培训思想不够明确，不了解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主要性，对教育培训缺乏研究，造成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善，教学方式单一，教学内容落后。培训课堂只传授理论知识，不提供实践操作机会，农民无法听懂，影响教育培训效果。再加上教育培训资金相对紧缺，职业教育没有实践场地，缺少项目带动和支持，职业教育成果不明显。

2.3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认识不足

在教育体系中，农民职业教育地位低，是教育中被人遗忘的角落。普通农民收入低，不能支付教育培训经费。有的农村地区实行职业教育培训，但是教师文化素质不高，对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作用认识不够，在教学上敷衍了事，没有起到实际教学作用。而大多农民有自己的家庭事业，生活事情繁多，无暇理会职业教育培训，在课堂上只是走形式，并且农民年龄偏大，接受知识水平能力有限，对于现代技术知识不能理解运用，职业教育培训不能起到实质性作用。

3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建设新型农民主力军的有效措施

3.1政府加大新型农民主力军支持力度

首先要加大农民职业教育资金，使农民职业教育有充足的资金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教学设施，建立培训实习基地，改善教学条件。另一方面政府要吸引高技术人才对农民进行教学，参与农村生产建设，形成新型农民主力军团队，发挥新型农民主力军在农村中的作用[3]。

3.2完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决策体系、执行体系、培训体系。决策体系组织和协调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筹集教育资金，科学合理制定教学目标。执行体系统筹协调教育培训资源和培训项目，建设教育规划，培训中通过各种方式给农民提供实践操作场地，在教学中对教师和农民进行监督管理，彻底贯彻执行职业教育方针。加强培训服务体系建设，积极与全国各大农业高校建立联系，互相合作，为农民职业教育提供学习条件和氛围，实施各项教育跟踪指导和服务。

3.3建立符合农村特点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农村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脱节。一些农民文化程度不高，职业教育培训认识不足，大多农民完成义务教育之后就在家务农，有的农民虽然走出农村，但也是到附近城镇打工，不能融入经济活动当中。职业教育要针对农民现状进行培训。政府要制定一些保护和激励政策，支持、保护农民职业教学培训体系，在农民中树立杰出企业家典范，调动农民职业教育学习积极性，使农民努力学习，安心学习，培养新型农民[4]。

4结语

培训职业教育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加强煤矿职业教育培训

煤矿事故发生率正逐年降低，实践证明，煤矿事故发生的原因不仅受企业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影响，还会取决于煤矿企业整体人员素质水平。因此，提高煤矿企业职业教育培训强度，提升煤矿企业职业教育水平，能有效的提高我国煤矿生产工作的安全性，降低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成本，巩固好我国煤矿行业的稳定发展。

一、煤矿企业职业教育培训的内容

（一）上岗培训

上岗培训是煤矿企业每个新员工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其主要目的是榱税镏新员工尽早的适应公司岗位，全面的认识公司岗位职责。新人上岗培训效果能直接影响到后期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

1.新员工的安全意识培训

煤矿工作是一个高危险的工种，有些岗位职工的安全操作能直接关系到整个煤矿挖掘工作的安全管理。因此，为了打好企业安全管理意识，企业应该从新员工的上岗培训开始，将安全法律、法规和案例融入到新员工的岗位培训当中，反反复复的强调和重复安全管理在煤矿工作的重要意义，通过大量违规案例和大量安全事故的宣讲来促使新员工建立深刻的安全生产意识。

2.新员工的操作技能培训

在煤矿工作中，员工的操作水平决定了煤矿的安全生产效果。为了改变新运功文化素质低、安全常识少、自我保护能力低的现状，煤矿企业培训者应该在培训中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案例与分析向适应、情境教学和提问讨论联合一起的教学方式，积极的调动新员工的学习兴趣，提高新员工的操作技能培训水平。

3.新员工的实践能力培训

新员工在上岗之前都不具备实践操作经验，其对煤矿工作岗位的只具备基本的技能掌握和安全认识，井下作业的操作能力较低，井下突发事件处理能力也较低。因此，通过新员工上岗前的实践培训来提高新员工的实践能力和应变能力。

（二）在职培训

煤矿企业职业教育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煤矿企业安全资格证复训、外出脱产培训、特种岗位职业培训和复训、安全生产管理培训以及企业岗位技能加强培训、通风安全管理培训等。

二、对提高煤矿企业职业教育培训水平的建议

（一）注重培训效果，树立知识就是财富的培训理念

目前我国职业培训主要以考试成绩的方式来衡量培训效果。因此，很多培训师会过于注重培训成绩分数而忽略员工的整体培训效果考核。有的时候，培训知识分数成绩并不就代表了该培训的效果好，还应该要加强对职供的实践操作能力的培训考核强度，促使员工通过培训学习将纸上操作理论转化为现实操作能力。各煤矿企业培训管理者还应该在培训当中向员工灌输知识就是财富的学习理念，激励员工在公司规定的培训课程中学习外，还要通过自学等方式额外拓宽自己的知识路径，提高自身的知识积累，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作为用人单位的煤矿企业也应该从薪酬福利规定上激励员工自身进行不断的学习，对学习成绩突出、工作贡献较大的员工给予奖励，让员工认识到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

（二）改革考核方式

目前我国煤矿企业的培训师是既当生产者又当验收者，大部分的培训师在培训工作结束后，为了突显自己培训效果的优异性，会采取比较容易的考核方式，或者是出一些比较容易的常识问题，给考生回答和考试。这样，参与培训的考生就能轻易的拿到高分成绩，认为自己的培训效果非常好。但实际上培训的效果并不能满足煤矿企业的生产需求。也收不到良好的培训效果。因此，革新目前的培训考核方式，让企业单位的管理者作为考核验收者围绕培训师的培训大纲和主要内容来拟取培训考试题目和采取实践操作的考核方式。如此才能体现出培训的真实效果，保证培训师的培训工作效益。

（三）明确职业培训要求，推行有偿培训

目前许多培训管理师和受训员工认为培训是花企业的钱，所以培训效果如何不关自己的事。所以，施教方和受训方对培训工作不重视，对培训课程也只是走走流程而已。因此，企业应该采取有偿培训的方式，收取员工一定的培训费用，以培训效果作为培训师的薪酬依据，从经济学上提高培训双方的重视程度。另外，针对企业培训师的培训效益的提高，可以从培训大纲、内容、培训课题、备课工作方面对培训师的培训工作进行综合考核，明确企业对职业教育培训的要求，如果不能满足该项要求，则直接对培训管理师采取一定的经济处罚措施，以此来鼓励培训师的教学水平提高。

三、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煤矿企业职业教育培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职业教育培训的内容也具有局限性，对职工的安全意识培训和技能培训仍需要提高。为了提高我国煤矿企业职业教育培训水平，笔者建议煤矿企业培训师英应该树立知识就是财富的培训理念，不断改革职业培训的考核方式，积极推行有偿培训的管理方式，注重企业培训效果。通过培训使煤矿职工树立良好的安全生产观念、培训学习理念，弥补我国煤矿队伍知识水平低的缺陷，夯实煤矿安全生产生命保障线。

【参考文献】

[1]刘岭. 关于加强煤矿职工安全培训工作的几点思考[J]. 中国职工教育，2012，14：93+95.

培训职业教育范文第5篇

1.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全球化在开辟新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世界范围内商品与服务的竞争。德国政府一致认为：若要使本国经济继续在世界经济中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力，就必须拥有一支高技能、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为本国源源不断地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大对研发的投入，进一步加强教育与培训。就广大劳动者而言，这种变化意味着在未来的发展当中，他们要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来应对日益增长的技能。也就是说，劳动者年轻时所获得的技能，只能作为其从事某项职业的先决条件。而要胜任未来的工作，还需要劳动者在未来的工作中进一步接受教育与培训。在这种知识迅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为劳动者技能的发展，提供保障是德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2.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滞胀、高税收和政府公共服务的低效引发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受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政府改革，史称“重塑政府”运动。这场改革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政府逐步放权、实行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作用，同时倡导借鉴私营管理的技术和方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作为福利政策的公共就业服务(PublicEmploy-mentService,PES)体系也面临着改革，比如澳大利亚和荷兰将原有体系的大部分职能委托给私营部门负责管理，瑞典和奥地利通过目标管理的方法进行了内部改革。面对世界范围内政府治理方式的巨大变革以及国内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问题的双重压力，德国政府也在积极筹措为本国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改革做准备。

二、培训券的理论来源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TheRoleofGovernmentintheEduc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或者SchoolVoucher)理论，其主要目的是针对当时美国和集权政治所导致的教育低效和不公平。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发放给学生和家长教育券，由他们根据自己的偏好来选择学校。这样以来，政府由对学校的直接拨款变为间接拨款，在赋予学生和家长充分择校权利的同时无形中调动起了学校办学的积极性，从而使学校产生竞争提高办学质量。在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后的二三十年中，教育券理论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付诸实践。

从最初的初等教育到中等教育，教育券制度对美国教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论认为，义务教育之后的教育阶段的产出是职业性的，政府没有理由承担这部分费用，因此将职业教育排斥在了教育券范围之外。直到2002年德国波恩举行的“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资助”大会上，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莱文(HenryLevin)才提出了义务教育后的教育券模式并认为教育券应具有终身效力。鉴于教育券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成功以及亨利•莱文对教育券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德国政府决定将教育券模式应用于职业教育领域，从而为本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开辟新的路径，可以说德国“培训券”的提出，是教育券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三、培训券的实施框架

（一）计划目标

为了扭转职业培训的颓势，推动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改善劳动者的就业情况，德国劳工部(MinistryofLabour)、卫生部(MinistryofHealth)和北威州社会事务委员会(SocialAffairsofthefederalstateofNRW)三方（以下简称“政府”）于2006年1月在北威州全面实施了培训券。政府建立培训券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希望利用培训券所产生的广泛动员效应调动起现有劳动者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从而缓解劳动力市场中的供给问题；二是希望通过实施培训券，将现有的职业培训机构，纳入到一个完整的框架内方便管理，从而提高国内职业培训机构的整体水平。由于德国不像法国等国家有专门建立起来的企业基金(busi-nessfund)来促进继续教育的发展，因此，北威州培训券所需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欧洲社会基金(Euro-peanSocialFund,ESF)。

（二）实施策略

政府为保障培训券的顺利实施做了大量充分准备，最终设计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培训券：一种是由政府发放给企业的培训券；另一种是由政府直接发放给个人的培训券。无论哪种类型的培训券，政府都给予个人最高额度不超过500欧元50%的培训费用减免。政府对发放给企业的培训券有着明确而严格的要求，培训券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员工的技能提升问题，因此，只有人数不超过250人的企业才有资格申请培训券。此外，政府还对企业申领培训券的数量作出了明确规定，即每个企业每年申请的培训券数量最多不超过20张。企业可以将所获得的培训券作为福利发放给内部员工，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员工通过使用培训券参与相关培训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自身技能，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政府同样鼓励企业员工以个人方式，申领培训券接受相关的职业培训。这些员工包括：全职工作者和兼职工作者；总公司的员工和分公司的员工；在职工作者和休假人员。但是下列人员除外：公司内部失业人员；从事有关政府工作的雇员；学徒制人员；失业后在失业期内领取失业金的人员。此外政府还对每名劳动者每年获得的培训券数量做了限定，即每个人每年申领的培训券不得超过4张（2张通过企业方式获得，2张通过个人方式获得）。企业员工可以将持有的培训券用于绝大多数相关课程的培训，从而促进个人职业技能的提升。但是，这些培训课程大都属于一般培训(GeneralTrain-ing)。也就是说，通过课程学习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不仅对本企业有价值，而且，随着受训员工的流动，该种知识和技能也会对流入企业的劳动生产力产生作用。相反，仅对企业自身有价值的特殊培训(SpecificTraining)是不予以认可的，因为该种类型的技能培训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是没有使用价值的。此外，诸如体育与艺术等与休闲娱乐相关的培训，也被排除在了培训券的资助范围之外。

（三）保障措施

为保障培训券的有效实施，北威州政府一共在该地区建立了220个咨询机构(counselingagency)。其目的是为解决企业与个人在参与培训券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关问题，以帮助他们更好地使用培训券。这些机构包括成人教育中心(adulteducationcenter)、贸易和工业协会(tradeandindustryassociations)、地方经济发展组织(economicdevelopmentorganizations)和技术中心(technologycenters)等。北威州政府面向所有的咨询机构提供了经费资助，因此，无论是面向企业还是面向个人咨询机构所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此外，诸多咨询机构本身也是培训机构，他们在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咨询指导的同时也为劳动者提供相应的职业培训。为避免由于抢夺生源而带来的不良竞争，北威州政府要求所有提供职业培训的咨询机构，必须在个人职业生涯指导上保持中立态度。并且，要为咨询者提供三种以上的可行性方案，由咨询者自主选择。

（四）运作流程

可以看出，北威州培训券的参与主体包括参培人员、政府、企业和培训机构四方。其中政府与培训机构的支付关系，决定着培训券的运行模式。在传统的体系中政府对培训机构经费支付，主要是根据培训部门的效果，由政府直接予以补贴。而培训券则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支付形式，即政府将培训资金转换为培训券形式，形成对培训机构的间接补贴。也就是政府将培训经费以培训券的形式发放给申领人员，由申领人员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偏好选取相应的培训机构接受培训。待培训完成发放毕业证书后，培训机构才可以将取得的培训券兑换为现金。

四、培训券的阶段性成效

2008年1月，德国改革和研究咨询协会(Innova-tiveEmploymentPromotionCompanyGmbH,G.I.B)了关于培训券实施两周年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培训券取得了初步成效，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参培人员数量稳步提升

从相关数据看，2006年1月的培训券发放数量只有不足1000张，在培训券实施的一年后，培训券的累积发放数量已超过6万张，截止到2008年1月，培训券的发放总数量已超到20万张。在某些月份，培训券的发放数量甚至超过了1万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培训券模式已初步形成并逐渐显现出动员效应（见图2）。一份相关调查显示，37%的企业和49%的个人，正是由于培训券的大力资助使得他们从培训的边缘走入到了培训之中。有二分之一的人认为，通过培训券取得的培训，使他们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中的处境发生了变化。

（二）培训课程内容发生变化，女性参培人员比例较高

劳动力市场的培训机构，为培训券持有者提供了广泛的课程选择。这些课程主要包括语言、信息技术、工业技术、企业管理等。参培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相关培训，随着培训人数的增多，各培训课程其需求也在发生变化。最典型的是社会保障和护理专业(Socialandnursingprofessions)，起初阶段只有不到10%的人员参与，但随着劳动力市场对该类人员需求的增多，参与人数逐步增多。截止到2008年1月，约有三分之一的参培人员接受了此类培训。在所有参培人员中，女性参培人员的总体参培率高于男性，约为60.9%。通过个人方式申请培训券的女性参培人员比率更高，约为69.7%，这也部分解释了社会和护理专业备受重视的原因。

（三）培训券的资助额度及满意度均较高

在2006至2007年间，欧洲社会基金一共投资了3400万用于培训券资助，平均每张培训券的资助额度高达330欧元。通过调查还发现，以培训券参加培训的人员中有约67%的人在小于50人的企业中工作，可见培训券在弥补小型企业培训不足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此外，在所调查的企业和个人当中，有90%的企业，86%的个人对现行的培训券制度表示满意。

五、经验与不足

（一）以需求为导向

传统的培训一直以来采取的都是灌输的形式，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由政府单方面决定，参培人员没有选择的自，因此积极性不高。北威州通过实施培训券，改变了传统由供给驱动的技能培训模式转变为以需求驱动的技能培训模式，可以说是一个重大转变。参培人员可以综合考虑个人兴趣、经济条件、培训机构课程等多方面因素，对未来的工作倾向做出选择，由以前的“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极大地提高了参培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以需求为导向的培训模式还体现了参培人员的主体地位，因为参培人员的资金是由政府流向培训机构的中间环节，他们掌握了资金的流向和流量，因此，培训机构必须对整个培训消费市场做出积极反应。

（二）选择的灵活性

培训券的最大内在优势还在于它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主要表现在时间选择的灵活性和课程选择的灵活性两个方面。由于培训券具有较长的时间效力，为参培人员提供了一个伸缩性极强的时间框架。参培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灵活安排时间接受相应的培训。此外，参培人员还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培训机构的信息并根据个人情况加以选择，确定中意的培训机构完成相应培训，增大了参培人员的“受教育权”。

（三）增强市场竞争

通过使用培训券，参培人员可以根据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和办学状况进行自主选择，即培训券充分体现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为了获得更多的经费，培训机构会按照有关培训制度的质量标准来做好培训工作，包括增加新设施，提高教师水准等。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成本—效率成为培训机构运作的核心理念，即培训机构一方面要重视对现有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以培训者需求为动力迅速反应。由培训券引发的培训机构市场竞争，大大提高了培训机构的整体效率和水平。

（四）增进社会公平

德国政府积极的参与意识是德国职业教育成功的关键，政府出资实施培训券模式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社会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障符合条件的每一个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与培训的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职业教育纯粹依靠市场来提高，那么意味着个人接受教育的机会与状况将受到个人家庭收入状况的制约。此外，受制于劳动者个人对培训教育认识水平的有限以及由于信息不完善带来的影响，他们接受继续教育与培训的主动性也不强。德国政府通过对培训券进行资助以及建立相应咨询机构的做法为劳动者平等接受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更多的劳动者参与到了职业培训过程中，增进了社会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