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百家讲坛体会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午间电视是我每天的必修课,“百家讲坛”是我最喜欢,也是我必看的栏目。它使我不仅了解了许多悠久的历史还明白了许多人生的道理。它没有固定的主持人,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老师充当主讲人。
品三国,我随易中天感受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的慷慨豪迈;读红楼,我跟着刘心武重温那“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缠绵情愁;解读张居正,我随郦波感受大名名臣张居正内心的悲壮与苍凉;析易经,我与曾仕强共同体会那“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神秘莫测……
令我感叹的还有很多很多。但在这个栏目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郦波老师解读张居正时的趣事啦!因为郦波老师讲话很幽默,而且讲得很透彻,所以是我能清楚记得内容。有一次他讲张居正的手下戚继光打仗十分聪明,总是出人意料,他在一个深夜袭击了敌人,杀完人就立刻带兵走了,让敌人想报仇也没处撒气。郦波老师马上幽默的套用《再别康桥》中的一句话: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匕首,不留下一个活口。他风趣的语言立刻引起我捧腹大笑,同时,也让我牢牢的记住了这个故事。
《百家讲坛》教会了我许多,你也来一睹为快吧!
一、选题策划的社会价值分析
《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选题策划的社会价值分析是基于以下三方面进行的:
首先,当代中国正处在全球化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因此,如何建立一种全新的、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国际新秩序,从而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宽容,并最终引向和平共存,成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只有正确解决好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共存,才能为我国进一步的发展铺平道路。孔子的“仁学”可以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它所强调的“和”,在当代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次,当前我国整体社会形态正处于转型期,这就使得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整体上还不够健全,同时随着社会节奏的不断加快,工作强度也有所加剧。生活在这样一种充满压力和诱惑力的社会里,人们难免会感到焦虑和空虚,《论语》中所包含的孔子的“仁学”思想则能够很好地指导人们如何寻求一份内心的安宁与快乐。因此,对于《论语》的当代化解析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最后,我国正处于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当代化的解析、发扬,从而创建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这一伟大历史时期的内在需要。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的“仁学”,则更值得在当代加以传承,使之发扬光大。
二、选题策划的市场、读者分析
对于《于丹〈论语〉心得》的市场分析是从外部环境与图书产品调研这两方面着手展开的:
从外部环境来看,《于丹〈论语〉心得》作为“百家讲坛”系列图书中的一册,是与央视“百家讲坛”同步推出的。“百家讲坛”的热播,为该书的出版发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由该栏目引发的一股读史热,也激发了对于该书的社会潜在需求,从而形成了该书的潜在市场;最后,由于作者于丹教授在文化界及社会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有利于该书市场空间的拓展。
从对图书产品调研的情况来看,在同类图书市场中,书籍种类虽多,但内容大多雷同,并且特点不突出。《于丹〈论语〉心得》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融专业性、学术性、通俗性、时代性于一身。这使得该书在同类图书市场中格外抢眼,有效地拓展了该书在同类图书市场中的市场空间和市场份额。并且由于电视传播本身具有即时性、直观性及内容不易保存等特性,而以电视节目内容为蓝本编辑出版的书籍,从某种程度上是对电视媒体的很好补充,更能引发受众的深度思考。这在无形中也形成了对该书的市场需要。
数据表明,该书的读者群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其中有一定受教育程度、对传统文化及历史较为关注、有一定购买能力的中青年占读者总量的半数以上,且男性多于女性。读者构成多为大中专院校的在校生、普通工人及文化工作者,其中的大多数是“百家讲坛”的忠实观众。
三、选题策划的成品分析
《于丹〈论语〉心得》是依托“百家讲坛”这一央视精品栏目,在于丹教授所做的关于《论语》的导读及其当代化解析讲座大受欢迎的基础上,以该讲座内容为蓝本,在经过适当调整修改使其更适合图书出版要求的前提下精心编辑策划推出的。而身为知名学者的于丹教授作为该书作者,也使得该书在内容上更具含金量。利用“百家讲坛”的品牌效应,加上作者于丹在业内的影响力,可以说该书是品牌效应与金牌作者强强联手的最佳产物。
(一)图书的内容及人文关怀
综观图书市场上以《论语》为基础编辑出版的同类通俗类历史文化读物,其内容大致可分为:①直接对《论语》原文进行白话注解;②在对《论语》进行白话注解的同时,点明其所包含的思想内涵及人生哲理;③将《论语》中的箴言、警句收编为语录这三大类。《于丹〈论语〉心得》作为这类读物在内容上则不同于这三种形式。《论语》原文作为该书内容的一部分附在书末,而作为全书的主体内容则是作者对《论语》所包含的“仁学”思想及这一思想的当代化的解读。这种解读是作者在自身文化知识构成、丰富的人生阅历的基础上,通过对《论语》的亲身阅读、思考、总结,巧妙地把其所隐含的哲学思想同当代人的现实生活相结合,用生活中的事例告诫人们如何为人处事、回归内心的本我。这使得该书在内容上的指导性大大增强。作为通俗类历史文化读物,全书在语言表达上也力求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增强了可读性和趣味性,准确地把握了文化与普及之间“度”的关系,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可以说该书不仅是一本很好的通俗类历史文化读物,还是一部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励志类读物。
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反映的是人的追求和愿望。一切优秀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都应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在当前社会里,人们所处的环境无论是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在思想领域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这种种的变化都会给当代人的身心带来巨大的压力。面对此种情况,人们更需要一种内心世界的回归,一种精神、心理上的慰藉。这正是我们所倡导的人文关怀。《于丹〈论语〉心得》所提出的仁爱、平等、宽容、人道、信任、忠诚等正是人文关怀的本质要求。通过阅读该书,能够使人们的内心境界得到提升,并且从内心深处体会到所谓的“仁”。这就拉近了文化与心灵之间的距离,在阅读之余更能激发人们心灵深处的思考与共鸣,用文化的力量安抚了当代人疲惫脆弱的心灵。
(二)图书的编排及装帧设计
《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内容编排分为两部分:正文和附录。正文部分由各自独立的七个小章节组成。全书这样的结构布局增强了该书的条理性,方便了读者阅读。并且由于正文部分为阅读所“得”,附录部分为《论语》原文,这样的结构编排也有利于两部分的充分结合、互为补足,把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该书的正文部分文字的编排印刷方式上看,对于一些重要的、有指导意义的思想理论采用底色为淡红的文字框圈出,加以强调,突出其重要性,这样做有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全书所要传达的文化思想及整体脉络,对于该书的阅读起到了导读的作用。该书页面正文的编排采用了读书笔记式的页面外边册留白的排版方式,有利于读者在阅读时能够及时地记录下自己的心得感悟,充分体现了编排设计以人为本的理念。同时,在留白处灵活地插入《论语》中的名言警句,使全书在内容上更全面、生动,文化气息更浓厚。该书封面设计以淡黄色为基调,配以水墨山水画为背景,以宋体字编排的书名,给人一种简洁、大气、古朴、雅致的感觉,与该书的文化内涵相得益彰,营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淡雅、含蓄的文化氛围。配有印有“百家讲坛”标识的书腰,也可谓是对该书的一种广告宣传。从整体分析,该书开本适中、版式合理、印刷精良,这些使该书更具审美价值和收藏价值。这突出了《于丹〈论语〉心得》在内容结构的编排方式及装帧设计上独树一帜的风格。
(三)图书的发行及营销推广
《于丹〈论语〉心得》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并通过多种媒体宣传相结合的手段,利用“百家讲坛”的品牌影响力,在电视节目中为其进行广告宣传;同时也借用作者自身的号召力签名售书,为该书的顺利推广做足了铺垫。该书自问世以来就受到来自社会各界读者的广泛欢迎,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得“读史热”再度升温,提升了社会的整体文化风气,在当代社会的文化生活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⑴于丹: 《于丹〈论语〉心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一、 经典与“代读”的矛盾:学者对中学生的“精神代乳”
经典的魅力,就在于原汁原味,也在于它的非娱乐性,这就决定了经典与“代读”互相排斥的属性。把经典加以通俗化、娱乐化后再让人去接受,犹如古人所谓的“嚼食喂人,徒增呕秽”。只是在当今这样的消费社会,经典文化,也被以快餐的方式加以消费。在读者娱乐式地消费这一经典文化的同时,经典文化的丰富内涵在这过程中也趋于消解。
一方面,经典“代读”削夺了中学生亲近经典、享受经典带来的审美乐趣的权利。《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收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所以,我们一直提倡中学生要广泛地进行经典阅读,并且强调要亲自去读,读出自己的感受,读透经典的价值。但“代读”正是在一方面彻底地背离了经典。在经典“代读”的过程中,学者以学术权威的身份居于强势地位,由他决定对经典的取舍,决定经典解读的内容与方式,而学生则以经典解读的接受者身份,居于弱势地位,被动地接受着学者对经典的解读。在此不对等、不平衡的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学生只能成为被动的受导者,而不能成长为自主的阅读者。本来,学者的经典“代读”只是起到导读与示范作用,希望借此可以在受众中引导和提倡一种“自读”经典的风气。但最终却成为学者始终高居受众之上,一味地将个人的阅读体会与心得,单向灌输给中学生。这就人为地阻碍了学生从被动的受导者向自主的阅读者角色转换的可能性,使学生止于对经典“代读”者的崇拜,而与经典名著本身渐行渐远。那些扮演“代读”角色的“学术明星”自撰著作的火爆与经典原著的相对冷落形成的鲜明对比,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学者的“代读”所表达的往往只是一家之见,不一定具有普适性。由于《百家讲坛》等经典“代读”节目主要采用的是类似于大学讲堂的节目形式,往往是一个学者作为主讲人,而台下和电视机前的广大听众就成为了完全的受众。这种形式就限制了“读”的过程中“争鸣”的出现,而让讲坛的内容变成了某一学者学术观点的陈述。而作为中学生的受众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或这一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不能对学者所论述的观点加以辨别,只能全盘接受,并将其奉为圭臬,就可能导致经典认识的片面化。对于广大的初高中学生来说,他们的生活经验还不丰富,知识积累尚浅薄,更没有对应的专业学科修养,他们选择用“代读”的方式来亲近经典,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功利地应对中考和高考。这样的一家之见,由于缺少必要的学术争鸣,除了生动的说书形式,很难打动青少年受众,促使他们去阅读经典,而只是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一个固化的概念。这种对于经典的固化概念不仅会束缚中学生解读经典的思路,更长远地来说,会影响到整个学术界对经典文学进一步的品读、研究和挖掘。
正如梅新林和葛永海所提出的比喻性概念“精神代乳”一样,经典原著犹如“精神母乳”,是哺育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源泉,而经典“代读”就如同用人工合成的代乳品,替代原汁原味的母乳,向大众灌输,人为地切断受众群体与精神母体的联系,阻隔了受众群体充分吸取“精神母乳”的渠道,最终导致受众群体以走向经典始,却以背离经典终的悖论。
二、 经典与商业的矛盾:媒体经典对中学生的误导
《百家讲坛》等“代读”节目和经典翻拍电视剧的火爆离不开媒体商业运作的推波助澜,但经典与商业运作,并非相安无事。作为演播经典“代读”的中心舞台,媒体在沟通、调适学者与受众群体的关系时,同样不能不受到社会效益与商业利益双重诉求的制约,彼此之间的交合、冲突,常使媒体的文化策略选择与文化角色定位陷入两难境地,也因此引发了诸多的质疑与批评。
媒体是集合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诸多传播类型的综合性指称,它不仅是一种物质形态的显性存在,更重要的是在其背后有着多重隐性力量的作用。媒体受收视率左右,先是文化消费,其次才是文化提升,媒体往往导控学者和受众,如与学者的学术思想、文化理念发生冲突,将学者纳入既定的模式中,学者被同化和改造,导致学术个性的削弱。同样在收视率指挥棒下,学者在“精神导向者”与“大众迎合者”的角色选择上,也常常将口味置于营养之上,即尽量满足人们阅读的“懒”“快”“短”“趣”“奇”的时代口味,因此,经典“代读”中的娱乐性极易演化为“愚乐性”。而这样的经典“代读”所能带给中学生的只能是肤浅的、庸俗的误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学生通过经典“代读”来阅读经典还不如不读。对于扭曲经典的“代读”,不仅会影响青少年对于经典的把握和理解,更会导致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扭曲,可谓贻害无穷。
首先,大众对媒体的选择力,迫使学者向大众“投降”。在经典“代读”的过程中,学者的学术理想与受众群体的欣赏口味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鸿沟。诚然,学者有权坚守他的学术理想,可以决定“讲什么”及“如何讲”,但在电视机前的受众群体却可以用遥控器做出“听”或“不听”的自由选择,这反过来对学者的“讲什么”与“如何讲”起到关键的制约作用。媒体首先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如何弥合彼此的鸿沟,从而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央视《读书时间》与《百家讲坛》的不同命运,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应对这一严峻挑战失败与成功的两个典型案例。《百家讲坛》创办之初,栏目制作人就将其定位为“开放的大学”,在价值取向上,也更多地吸取了大学精神,坚守着学术理想,然而曲高和寡,无法为更多的受众群体所接受。鉴于此,《百家讲坛》从内容到形式不断进行调整。在内容上,舍弃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偏重于人文科学,在人文科学中又偏重于历史文化层面的经典名著;在形式上,由开始模仿大学论坛的常规形式逐步走向表演化,甚至带有书场说书的特征,这是媒体为迎合大众口味而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结果,是媒体在收视率指挥棒下,急于获得社会认可而不得不做出的巨大让步。中学生作为此类节目的一大受众群体,由于缺少经典阅读的积累,容易盲目地接受节目中对经典肤浅的、世俗化的解读,陶醉于节目中书场般的娱乐氛围里,从而丢弃对于经典阅读所应具有的严谨和审慎的态度。
更糟糕的是,媒体为博取眼球,将“正说”演绎成“戏说”,给“代读”烙上商业的烙印。经典翻拍电视剧虽然都一再强调“正说”,但在商业模式的运作下,商业类型片的烙印始终无法摆脱。趣味庸俗化、人物类型化、冲突浅表化、视听惊险化等类型片的种种要素,在新版《红楼梦》电视剧中,都能看到其影子。比如,追求趣味的庸俗化,黛玉之死以的香臂引起观众的感观震撼;追求人物的类型化,以“铜钱头”的装饰来抹杀人物的个性化设计;追求冲突的浅表化,把人物的内心冲突,一一转化为外部的激烈动作,不管这些举动是否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追求视听的惊险化,用故作神秘的背景音乐来刺激人的感官。凡此种种,不但使中学生对于经典的理解越来越窄化,也使中学生的审美趣味进一步庸俗化。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这样的经典“代读”实际上是在削弱经典。在某些“代读”节目中,部分学者为了商业利益,抛弃了学术的底线,为搏出位而屡屡炫奇弄怪。这些“代读”节目在造就一个个“学术明星”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学术道德的沦丧。
三、 个体与大众的矛盾:中学生个体精神在大众文化中的消亡
正如“精神代乳”理论所阐述的,经典“代读”最终会使受众群体对人工合成的“精神代乳”产生强烈的依赖性,长此以往,必然养成一种文化惰性,形成片面乃至偏执的文化口味,并使受众群体对“精神代乳”品失去鉴别力与鉴赏力,进而会产生一种文化幻觉:“精神代乳”品就是“精神母乳”本身,从而导致对经典本义的误读和对历史本相的误解。
中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处于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生的事物,也更容易由于对某一事物的依赖而产生惰性。经典“代读”节目和经典翻拍影视剧的诱惑,会使中学生更愿意在这样一种娱乐化的氛围中“亲近”名著,而放弃对于名著本身的阅读和品味。但这种娱乐化后的经典,是扭曲变形的经典,它已经脱离了经典原有的精神基础,所以它能给予中学生的精神滋养是极其有限的,有时甚至是负面的。经典“代读”原本可以引导中学生开展经典自读,但在大众传媒的扭曲下,却进一步削弱了中学生阅读经典的兴趣,使中学生更觉得没有必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去阅读经典,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可怕的悖论。
相对于经典“代读”所造成的这种不读的现象,经典“代读”所造成的“不思”“不疑”“浅尝辄止”的思维习惯对中学生影响更为深远,更为可怕。以于丹为例,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她所做的,是利用大众媒体来将经典“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于丹不是对孔子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
张健、李泽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J].素质教育大参考,2007(08A她只是向听众宣传经典说了些什么,却从来不表达对经典的哪怕一星半点的疑问。看过《百家讲坛》的人都会有这么一个印象:于丹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有着很出色的口才,但是问题也正出在这里——演说家的特点是只传输“真理”,不传输疑问。于丹的特点也是这样,她滔滔不绝地向读者灌输孔子怎样说,庄子怎样说,却从来不去引导读者对孔子和庄子的话进行反思和批判。于丹的语言是雄辩的、华丽的,她喜欢用一些很长的排比句,喜欢提出一长串的人生问题,然后引经据典,以肯定的、不容置疑的语气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李泽厚先生曾经指出,而于丹自己也承认的,于丹在公众面前要扮演的,是宗教布道者的角色。布道者的特点是,把经典当作信仰的对象而不是思考的对象。她所做的工作就是让读者和听众去相信经典,而不是去思考和怀疑经典。在于丹看来,孔子和庄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圣人的话是不会有错的,不要试图去怀疑圣人,按圣人说的去做就可以了。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于丹把孔子和庄子当作了世俗时代的教主,她自己则是教主的代言人。在诸如于丹这样的“学术明星”的布道之下,青少年对于经典近乎膜拜,而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的经典中不乏许多糟粕,如果全盘的接收,简单地按照圣人所言而行动,无疑会失去自主思维的空间和能力,从而导致独立思考的“个体的消亡”。
人的价值在于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大学所要培养的高等人才应该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如果我们的中学生在大众传媒下的经典“代读”之中就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意识,自主思维的能力,那么培养民族的创新精神就更无从谈起。
经典,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是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也是民族核心价值的充分体现。让中学生阅读经典,是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对于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强化文化共同体意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让大众分享文化经典,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但大众传媒掌控下扭曲的经典“代读”对中学生经典阅读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需要警惕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我们只有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分享文化、传承文化并进而达到重建文化的目的。
梅新林、葛永海.经典“代读”的文化缺失与公共知识空间的重建[J].中国社会科学,2008(02所以,如何引领中学生从经典“代读”走向经典“自读”,成了语文学科教学研究者一项不可推卸的时代任务。而经典阅读,也许正需要学者从经典接触的最基本原点出发,用朗读原文,而不是讲读、代读的方式来引领中学生实现向经典自读的回归。
参考文献
①曹明海、史岩著《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经典阅读考察(下)》,《中学语文》2006年第7期
②曹明海、史岩著《大众文化语境下的经典阅读考察(上)》,《中学语文》2006年第5期
2019年是70周年,为切实做好各项庆祝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弘扬报国之志,我校开展以下活动。
1.开展同升国旗、同唱国歌活动。10月1日上午,庆祝70周年,学校举行庄严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师生同唱国歌。
2.组织收听收看庆祝大会、阅兵和群众游行活动。组织广大教职工、师生收听收看10月1日上午举行的庆祝70周年大会,学生写出心得体会。
3.开展“每周一歌”活动。为激发广大学生爱国热情,助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决定在学校集中开展“每周一歌”活动。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发挥爱国主义歌曲的教育作用,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艺术熏陶氛围,影响和教育广大学生自觉履行爱国主义责任和义务,增强对党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4.组织开展读书系列活动。读书系列活动主要包括“传唱爱国歌曲”“英雄在我心中”“我的家风故事”“我们的节日”“小小百家讲坛”“寻访红色足迹”“小小传承人”“经典诵读活动”“墨香书法展示”等九大主题内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粹,努力增强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感。
5. 组织观看《我们走在大路上》活动。通过主题班会、演讲讨论、红色教育、社会实践、文艺展演等多种形式,加深对党史国史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增强爱党爱国意识,让红色基因代代传。
[关键词]中华文化素养教学;厚积薄发
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教师,如何将中华文化的素养通过教师个人的人格、气质、情感、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去影响学生,是每个教师面临的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那么什么是中华文化素养?中华文化既然博大精深,那就不可能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出来。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在《教师的中华文化素养》一书中行了系统的论述。本人读了这本书,深深地感到作为一名老师,必须学习好中华文化,提高自身的中华文化素养,并且有理由有责任在教学中用中华文化素养去影响学生,使千古流传下来的中华文化在岁月中继续传承。
我认为,可以在以下几方面提高自己的中华文化素养。
一是阅读中华文化方面的经典名著。按照曾仕强教授的说法,中华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千古流传下来的王道,就是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名著。作为一个人民教师除了读大学时学习过的那些经典文章要继续复习外,像《三字经》、《百家姓》、《幼儿故事琼林》、《增广贤文》等这些极有教化的典籍更要深入学习。当然,阅读经典,不是单纯的怀旧,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从现实出发,寻找经典和现实的联接点。点滴累积中华文化素养,使我们能够在教学中厚积薄发,让学生在学习中得到润物无声般的中华文化素养的教育。
二是可以通过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文化之旅》、《百家讲坛》等栏目来提高自己中华文化素养。中央电视台是我国的国家电视台,而《文化之旅》和《百家讲坛》等栏目则是宣传中华历史传统文化的栏目。这些栏目经常邀请我国在国学方面有深厚造诣的知名大学教授作为嘉宾,向广大观众介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他们深入浅出,将理论联系实际的讲解一定会让你得到最快捷的中华文化的教育。这对于提高我们的中华文化素养无疑是一条不错的捷径。
三是多向一些有这方面学问的老教师、老同志请教。就算他们已经不在教育第一线,但是只要他们在中华文化方面有独到见解,我们就应该主动向他们学习,主动和他们交流。比如对联方面的知识。随着商业化遍及到乡村,过年过节大街小巷贴的对联基本上都是流水线生产出来,很多已经失去了对联应有的各种要求。就算在学校里,真正了解对联的老师也不是很多。所以,有这样面爱好的人,就应当主动向那些仍然坚持撰写传统对联并乐此不疲的老者请教。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凡是属于中华文化的内容,我们都应当主动吸纳。
那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我们又将如何把中华文化素养影响并教育我们的学生?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行。
首先是要在思想上,从内部入手,强化学生对中小学阶段古典诗文的学习。阅读经典名著,诵读优秀诗文,是培养学生体会认识中华文化,使青少年能够具有民族自信心和独立性,在文化冲击和碰撞中得以创造性地发展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在行母语教育的过程中,大多把加强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改革的重要举措。比如日本以增加学习汉字的数量为切入点来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英国注重本国经典名著的阅读,向学生介绍上几个世纪英国文学遗产中的主要作品;法国鼓励学生从五年级开始选修拉丁语,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学生学好现代法语,同时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欧洲文明。我国200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要求,“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也就是说,让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认识和体会中华文化,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并从民族文化中获得创造与发展的智慧。
其次是在形式上,从外部入手,让中华文化素养体现在课堂中,在仪表里,在行为上。
比如在每一节课的上下课仪式上,我们就应该对学生行中华文化素养的教育与熏陶。但是,有些老师觉得没有必要搞这种不断重复机械性和形式化的东西,他们认为应该像西方国家一样,随意些,以此来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这种想法没有错。但是,我国是一个非常重视礼仪的礼仪之邦。尊敬老师,恰恰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所以,在行每种仪式之前,老师应该强化这种仪式的意义所在,让学生了解各种仪式的内涵,让他们在愉快的体验中完成课堂上最初和最后的与老师的交流。
再如,学生的仪表穿着,同样也可以渗透中华文化素养的教育。一个人的仪表、仪态,是其修养、文明程度的表现。中国传统蒙学之一的《弟子规》说:“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这些要求,对我们中学生来说,仍然非常必要。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年龄尚小,正是形成良好穿着礼仪习惯的时期。一个学生如果连衣冠都不整齐,穿着邋遢,你还寄望他能够在学业上和做人上有多大的作为?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来说,衣着打扮,必须适合中学生的年龄和生理特征,如果能够以传统文化引导学生,就更容易做到使他们在购买校服的基础上,行其他的得体大方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