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意识范文精选

一、后现代思潮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的冲击

后现代思潮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所谓的后现代源于其对现代各种社会价值、思维方式以及基本观念等“现代性”的反思，这种反思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已经深入到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后现代学者看来，西方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现代性”理念基础上，这种理念包括理性观念、二元对立、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中心主义等“宏大叙事”。知识和社会的合理性都来源于这些基本的“宏大叙事”，在这种“宏大叙事”基础上构建了西方整个社会体系。但一直以来对“宏大叙事”本身却缺乏反思，后现代学者对现代性的批判就是从反思“宏大叙事”开始。与现代社会对理性的强调不同，后现代学者认为理性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建构，即使被认为是现性代表的现代科学，其本质上也是非理性的，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科学理性仅仅是科学家为科学建构的一种“标签”，在这种科学理性支配下，科学、技术成为压制人本身的工具。后现代学者通过对科学这个理性代表的反思，解构了理性本身，强调了非理性的价值。在反思理性的同时，后现代学者也对“宏大叙事”中同一性进行批判。在后现代学者看开，世界本身应该是多元的，充满着差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而不是现代性塑造的同一性的世界，在这个同一的世界中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人与自然是二元对立的，客体存在的价值是被主体认识。在这种二元的对立中，现代性又建构了主体相对于客体、理性相对于感性、人相对于自然的基础地位。后现代学者通过对这些最基本的“元知识”的反思，以此来解构整个“现代性”。后现代在解构传统社会知识论观念的同时，也对现代教育进行了解构，但由于后现代思潮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其思想体系也较为复杂，因此对现代教育的观念解构路径也不尽相同。后现代对现代教育的解构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其他课程。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虽然是在现代社会批判基础上产生的，但与后现代对现代性的彻底解构不同。后现代对理性、本质主义、知识观的解读容易导致大学生对信念、理想的科学性的本质产生模糊的倾向，对二元结构以及中心主义的解读动摇大学生政治立场，多元化的倾向也造成大学生人生价值模糊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这些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相背离。后现代思潮对确定性的解读使得大学生在思想观念上产生了虚无主义的倾向，对政治意识、政治立场的坚定性产生动摇。这些都是后现代思潮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正如上述而言，后现代思潮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对现代性的解读仅仅是后现代思潮观念的一部分，除了解构主义后现代对现代性彻底的解构之外，后现代思潮中还有建设性后现代。建设性后现代坚持了对现代性批判的立场，但其更加注重对现代性批评之后的建设，在对现代教育进行批评的同时，更加强调建设一种与现代教育不同的“后现代教育”。如果说解构性后现代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过于负面的话，建设性后现代较为温和的一面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中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形式，以及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重建提供借鉴，从而能够实现思想政治课程体系改革，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效能的提升。

二、后现代语境对教育目的的解构与重建

知识在现代性社会中被界定了主体对客体存在的真实表征，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课程教学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掌握现代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知识体系，从而实现学生的社会化，知识的传授是现代社会教育的目的所在。但在后现代学者视野中，由于解构了知识的确定性，知识合理性基础的“宏大叙事”也被解构。在这种解构中，知识的真理性被解构，知识并不再是对客体存在的反映，只是主体建构的片面的、零碎的碎片。后现代学者利奥塔将知识界定为“迅速变化和局部的语言游戏”，知识在个体与客体、社会等外在环境的交互中不断“生成”的“片段”。后现代学者对知识的完全否定是不科学的，但对知识生成性的强调是符合知识发展规律的，这也是现代课程教学体系改革教育目的所需要关注的。教育的目的不再局限在固定知识的传授，而是通过课程教学建构知识生产的课堂环境，使学生能够保有创造性，在与环境的互动中“生成”知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同样是通过知识的传授，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对客观知识确定性的解构要求思想政治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知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在传统教学中，知识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工具，是个体成为改造自我思想和自我世界的工具，而忽视了课程教学、知识本身对学生思想、观念发展的价值引领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他通过知识的传统，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样要关注学生本身的意识和人生价值状态。这实际上与后现代对理性的结构相似，后现代学者对理性解构的同时，强调感性在认识中的作用，批判工具理性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目的应该是更加强调价值理性，发挥其对大学生价值引领和信仰构建方面的作用，强调个体的存在，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目的知识的传授已经被后现代学者解构，也是对知识传授“同一性”目标的批判。利奥塔强调“人类活动交往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识和同一的目标，而是通过宽松的争论去发现悖论和错误，追求一种异质标准”，也就是教学的目的不应仅仅是将“同一”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中应该处理好主导型教育观念与多样性的关系。在主导价值理念的同时，应该允许由于学生个体之间差异而造成的学生个体价值观之间的差异，避免教育目的的单一性。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以前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由于现在大学生生活环境以及思维方式的概念“，同一性”的教育目的很难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来实现，在坚定主导价值下实现价值实现方式的多样化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状况，也能够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三、后现代语境中主体间性对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师生主客观关系的重构

传统教学理论认为，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教学者与其对象思想政治的受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其中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者即教师是整个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实施者，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而课程教学受教者即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仅仅扮演了一个聆听者的角色，在整个过程中作用是被动的，处于客体的地位。教师在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是绝对的权威。在后现代学者福柯的权力中心论中，教师是掌握着知识的权力中心，学生只是作为被支配者，是权力的实施对象。这种对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二元划分，在后现代思潮中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在后现代学者看来，主客二元的划分从笛卡尔开始，在笛卡尔的认识论中，“我思故我在”，客体存在的合理性通过主体的反思确定，这种二元的划分继而被用来对主体与主体之外的世界进行了二元的划分。简单的主客二元划分并没有赋予主体对于客体的优越性，主体优越性的获得是通过所谓的“价值二元论和价值等级制”两个隐喻来实现的，“价值二元论把世界上的事物都分为两类分立的对子，并把这两类对子视为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这种对立的基础是主客二元“，价值等级制则用一种空间意义上的‘上—下’隐喻来理解事物的多样性，并把较高的价值赋予那些处于‘上面’的事物”，通过价值二元和价值等级制度两个隐喻将主客二元之间界定为主导与被动的地位，主体成为整个客体的中心，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主客体之间的这种对立。后现代学者通过消解主体性，和否定客体的自在性来消除二元对立，主体不是脱离客体存在的，主体也不是客体的中心，主体个人与他者存在之间是相互交往的，主体间性取代主客二元。在思想政治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都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教学的过程不只是教师简单的知识传授，还需要注重学生的接受以及主动性的发挥，也就是说课程教学不仅仅是教师知识传授的过程，还是一个学生接受知识和践行知识的过程。在传统的思想政治课程教学过程中，单纯地强调教师的主动地位，教学过程也仅仅是包括知识讲授本身，学生主动性的发挥并不包含在整个思想政治课教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对教师在思想政治课程教学过程中主导地位的否定，实质上是将教师和学生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通过两者之间交互影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主动性，使学生能够有效接受思想政治教学的内容。学生通过发挥主动性，在接受知识的同时践行思想政治教学的各种理想、信念和价值。在学生的践行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学环境之间通过“交互”影响，重建了思想政治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

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已不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怎样正视和进行研究的问题。现在学界似乎有两种不可取的态度，一是一哄而上“拥抱”后主义，二是不分青红皂白加以“棒杀”。这两种态度或少了些学术的理性，或少了些宽容的精神。如何真正进入学术研究的界面，发现并解决当代最为急迫的问题，当是学者进入这一问题时必得把握的基本前提。

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世纪末中国文化“场”的文化过滤和思想互动，必然发生一系列的文化折射和问题变形。那种将诸种“主义”的术语到处乱用套用的作法是一种非学术的态度，因为其特点是坠入了“主义的陷阱”，只注意到“主义”这一术语的范畴和阐释角度，而未能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和语境，没有对这种阐释的前提及其有效性和合法性加以质疑。在这个意义上，对西方当代历时态的多种“主义”共时态地照单全收或动辄全盘排斥，都不可能获得知识的增长和价值的正当体认。

一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播撒

当代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和艺术界确实出现了一种“后现象”，即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甚至有人提出后当代、后革命、后东方主义）等一系列新思潮的涌动，而影响最大的当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语境后问题不是变简单了，而是变得更为复杂。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属于前现代或在时间断裂中走向现代，而是传统、现代、后现代、东方和西方、后殖民话语一下子搁上工作平台，使得问题的当代处理变得相当棘手。这一状况促使我们必得弄清后现代的范畴及其基本精神，因为其与当代中国形象的塑形和基本问题的解答，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

（一）后现代在中国的文化症候。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研究日深，进入问题日深，问题与困惑就越大。进入“主义”的陷阱，必然遭致“阐释”的失效，不仅是用“后”理论对西方的阐释失效，用这一理论对当代中国问题的阐释也同样可能失效。换言之，中国处于一种“杂糅语境”中，任何单一的方法想透彻分析这一现象及其意义都必然落空。在后现论的盲点上，也许后殖民主义理论可以从另一角度补充，使得对中国“后学”问题的理解具有某种新角度。

1现代艺术影响下的广告表现

设计门类在艺术学科当中的勃兴，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现代艺术与商业以及代表商业的广告之间的合谋。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于欧洲文艺界，对当代视觉艺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超现实主义画作将“超现实”、“超理智”的梦境、幻觉等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认为只有这种超越现实的“无意识”世界才能摆脱一切束缚，最真实地显示客观事实的真面目。此派别的理论受到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的影响，致力于发现人类的潜意识心理。一组为在嘎那广告节的获奖治疗抑郁症药品Risperdal的平面广告中，人们幻觉成为主题，泄露着烟气的男人，怪物压迫的女人，一一出现，是对人的潜意识和梦境的典型反映，如果将产品的标志和广告语都去掉，这两幅广告就是毋庸置疑的超现实主义画作。超现实主义的画作在表现幻想梦境的同时，整体呈现出一种怪诞、哀伤的气氛。而在广告作品中，哀伤和怪诞往往后退，欢快与合理性则走到台前，索尼有一组mp3的广告，作品中主人公和符一起跑步、玩了、休闲，作品当中将幻境放置进了生活场景，但受众看到这系列作品时的感受却是欢乐宁静的。

2后现代图景下的当代广告

如果说现代主义在为精英的沦丧了哀伤的话，那么作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延续或者说反叛，后现代就是毫无顾忌从容的走向了大众。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走下了神坛，传统精英化艺术理念，在复制拷贝的巨大冲击之下，辗转求索，现代艺术怪诞，扭曲，哀伤的姿态出现，直到后现代出现，这种沉郁的氛围才逐渐的消失，无中心的解构，表达反理性，追求快乐至上等理念在后现代艺术的作品当中展现了出来，至此，广告与现代艺术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因之，在后现代的思潮之下，艺术与广告之间的界限开始更加模糊。贝纳通的“unitedcolorsofBenetton”系列广告内容上似乎总是在关注社会问题，但它的广告属性，正消解了这些问题的严肃性，因而本身就具有一种后现代注意无中心的特质。相比于在主题上对广告利用后现代主义对中心性的消解，广告在形式上对后现代主义手法的借用则更加显著。后现代的拼贴、戏谑和颠覆经典的手法被广泛的应用在广告设计上，比如diesel牛仔裤的“三巨头篇”，将决定历史走向严肃的政治事件消解在了戏谑的情色情景里，这正是后现代的典型表达方式。在消费社会阶段，艺术也不可避免的在某些层面上皈依到了商业的旗下，与其说现代艺术对广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如说现代艺术在求索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广告，并且一拍即合，因此我们才看到了今天整个的广告图景。

作者：王笑妍单位：东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

一、对现行教育研究方法的颠覆

“后现代主义,通过揭露教育中形而上学、认识论方面原先预设观点的脆弱性,揭露教育中存在的偏见,从根本上威胁现在教育的可能性,这在西方历史上还是第一次。”①西方教育学者的话绝非危言耸听!事实上,从后现代主义思想渗透进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开始,其予头便直接指向现代性下教育领域的基础层面,对教育中现存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前提进行批判、否定,体现了它的破坏性特点。在教育方面,有些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本世纪的教育受一种动力所驱使:用本世纪的科学确定性来取代上一个世纪的道德确定性。在今日的文献中,“教育”往往被写在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的下面,从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从教育制度、教育结构的安排到各种各样的教育计划,教育依靠着科学已经“证明”或“测试”的知识,并以此为基础。一句话,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与“科学”已经达到一种难分难解的程度。如果这样,那么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知识(或科学理性)的基础、功能和地位的批判必然会对教育实践、教育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教育学者认为,这些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方面的思考在教育上的重要性尚未完全被人们意识到,尽管如此,把它们引入教育理论研究却绝不会错的。现在的教育秩序有问题,教育思想中的中心概念,诸如教、学、学科结构、教育方法、教育进步等概念被认为全部有问题。尽管现在有些教师、教育家、教育理论工作者拒绝考虑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一些问题,但是这种冷漠和无礼不能使现在教育免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很明显,这些观点是激进的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教育学者的观点。后现代主义的这些主张主要是通过德里达的“解构”概念展开的。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对教育具有很大的启示,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教育学者运用“解构”概念,提出了许多主张,这些主张对现行教育研究方法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以下我们逐一分析。

1强调“差异性”

认为教育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得到暗示,而不是从普遍的、一般性的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标准中得到暗示。它不是寻求把教育上的所有东西都变得具有“同一性”,而是强调各种各样的“差异性”。它寻求各种“不同的声音”,而不是现代主义下的一种“权威的声音”。因此,在教育目标、教育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教育组织结构、课程、教育方法等方面,会具有一种与以前迥然不同的性质。

2对教育神圣性的质疑

上文提到,后现代主义认为教育作为一项“现代性工程”的神话应该被消解,因为它据以为前提的假设和预测已不复存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认为,就现代性下的基础性知识而言,它往往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独立存在的实在论的真理,这样一来,它就能把预测和控制教育奉为神圣性的东西,并置它们于一个极端中心的地位。后现代主义对教育的这种神圣性持怀疑态度,这种质疑意味着,教育不再被认为是一个能够预测“现实”的东西,因而它既不能控制其他东西,也不能被控制。由于这个不可预测性的存在,教育的功能,将不再是作为一个复制社会秩序的手段,也不再是作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工程的工具。教育的位置既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也不是被决定的。这样,教育的神圣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一

谁都不会否认，电影《英雄》创造了一个神话，它以中国投资最高的影片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同时，实现了打破票房最高记录的奇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媒体对它都是赞赏有加，有评论称：《英雄》开创了中国国产大片的先河，而其中的视觉、音响效果，无疑代表了当前中国电影技术的最高水平，因此它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照例说，看到这一切，我们应该为它的成功欢呼雀跃，可是同时让人感到迷惑的是，在众多媒体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多完全相反的评议，而且这些批评愈发严厉而近乎尖刻。于是《英雄》在2002到2003年，甚至在今后更长的时间内都会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观众及评论家对《英雄》的看法大致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旗帜鲜明，非好即坏，从影片开始拍摄起，这样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可以设想，假如让时光倒回20年，这样的现象还会有吗?

从表面上看，对《英雄》的不同看法，来源于不同的思考能力、感知状态以及教育、经历和理解力的巨大差异，实际上，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时代变迁所产生的思想意识和审美价值的变化。从这两个方面分析，赞同者认为：一部商业电影能够“固守中国传统美学”，并且能在这样一部以娱乐为目的的商业性艺术品中掺进“和平”的主旋律，体现了主创人员对思想意识的重视程度，决非一般的电影能相比，是中国传统与现代科技文化结合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反对者认为：这种“和平”的主旋律是虚弱的，既不符合现代思想逻辑，也不符合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而这种尝试完全是媚俗的，是一种在高科技与古代文化包装下的纯商业作品，不具有任何独立的艺术价值。论争的主要焦点在于：影片宣扬的艺术理念是否符合现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审美价值观念，或它是否适应时代的文化审美需求，它是否替人们传达了当代的时代精神需求和充分反映了这个时代人的社会文化境况。可以说，这些论争所体现出来的不仅是关于不同时代价值模式的矛盾，而且也是关于不同审美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冲突。

以高科技和信息媒介为主要特征的当代社会发生了许多令人深思的变化。计算机、媒体、高科技、新知识的新形式同社会经济系统的转变一起促成了后现代社会的形成，也导致了文化破碎、时空概念分裂及新的主体体验和新的文化模式的形成。这个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预示了整个社会阶段的转型，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后现代社会”。

从20世纪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开始由欧美向亚洲地区“散播”。与此同时，中国在这20年间，通过不断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文化成果，历经各种思潮所引起的文化精神的巨变，走过了西方社会200多年来文化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的、现代的文化碰撞、融合，使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的发展，超越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的发展，成为了客观而现实的存在。作为一种风靡全球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在使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和困境大暴露的同时，又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一场“后现代转折”。这种颠覆性的逆转和标新立异，已远远超出艺术领域和文学领域，而深达哲学、科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领域。也就是说，后现代精神是一种泛文化精神，其领域遍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而每一部处于这个时代的作品，都会不知不觉地汇入时代的思想潮流中。

詹姆逊在《文化转向》一书中，对后现代的特征作了新的阐发：后现代文化，特别是当今的大众文化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的同谋关系，后现代的美不再处于自律状态，而是快感和满足，是沉浸在灯红酒绿的文化消费和放纵。同时他特别谈到了后现代性中形象取代语言的问题，他认为：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形象生产。随着电子媒介和机械复制的急剧增长，视像文化已成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存在形态。形象这种文化生产“不再局限于它早期的、传统的或实验性的形式，而且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在购物、在职业工作，在各种休闲的电视节目形式里，在为市场生产和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中，甚至在每天生活中最隐秘的皱折和角落溜被消费，通过这些途径，文化逐渐与市场社会相联。”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一个新的文化革命进程。这一阶段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和概念来表述，同时它置疑和颠覆着现代社会所制造出的一系列规范性行为、制约性制度以及使其地位合法化欺骗性的话语，这在美学和文化理论领域中，后现代话语也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世人的注意。现代主义可以用来描写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运动(如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超验主义、表现主义等)，而后现代主义可以表示那些继现代主义之后出现，并与其分道扬镳的不同的审美形式和认知行为，它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怀疑精神和反文化姿态，以及对传统的决绝态度和价值消解的策略，使得它成为一种“极端”的理论。从文化特征来说，后现代主义具有不确定性、零乱性、非原则性、无我性、无深度性、卑琐性、不可表现性，种类混杂，但都具有反讽、狂欢、内在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具有的商业性、消费性、通俗性、媚俗性、颠覆性、去中心、图像性、感官性。这些都是过去的现实主义等所不具备的，而在这样的后现代语境中产生的电影《英雄》，自然也很难跳出它所处的时代去实现它的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