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社会论文范文精选

我的观点可以归结为，ScienceStudies的全部框架就是从社会和人文的角度考察科学。由于这种考察是借助于不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现的，从而形成了这些不同领域中的分支学科，构成了研究科学的学科群。根据以往的工作基础和近年工作重点，仅述以下三个问题。

一、历史中的科学和科学的历史：从学科史到科学通史和科学社会史。

二、社会结构中的科学和科学中的社会结构：科学社会学的贡献。

三、绚丽的画面深层的理解：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特点和价值。

一、历史中的科学和科学的历史

从学科史到科学通史和科学的社会史

今年夏天，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教授来北京参加道家国际会议，见面便送给我一篇他新写的文章，题目是“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的亚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东京大学研究讲学时，对东京大学近年的教育改革颇为留意，尽管如此，这篇文章的开场白仍然使我吃了一惊：“本文标题采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而不用‘东京大学文学部’，是因为1995年随着大学院重点化的实施，‘大学院’已取代‘文学部’成为部门名称。”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几年前我们介绍池田教授，标准的表达是“这是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们现在就应介绍说“这是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新变化，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东京大学（下简称东大）及日本大多数大学的建制与英美俄中皆不同，据说源出于德国的制度。东大文科的设置结构在历史上变化甚大。东大初创期（1877—1884）文学部除哲学科外，包括政治学及理财学科、和汉文学科。1885年政治学、理财学编入法政学部，同年文学部和汉分家，分为和文学科和汉文学科。在帝国大学时代（1886—1895），人文学科已形成文、史、哲、语言的基本学科内容。到东京帝国大学（1897—1945）初期则明确确定文学科、哲学科、史学科三大学科的人文学科结构。这种结构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1946年时三大学科共21个专修科（专业）。1947年恢复东京大学，旧的专业名称如“支那哲学”“支那文学”改称“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取消了文史哲三“学科”，而使19个专修学科都自成为“学科”。中国哲学也成为19个学科之一。1963年，文学部的21个专修课程被重新归入四个新的大类：第一类文化学，第二类史学，第三类语学文学，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学学科的内容，但从大类的名称上说，“哲学”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变也可以说在60年代已经开始。这样的四大类结构至今未变，只是不断加以局部的调整。1988年，把原属“文化学”中的印度文学改入“语学文学”类，把原属“文化学”的美术史改入“史学”类，又把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改称为“行动学”。1994年，类与类名未变，但专修课程的名称（相应地研究室的名称）作了较大改变，“中国哲学”改为“中国思想文化学”，“国史学”改为“日本史学”，“国文学”改为“日本文学”，“印度哲学”改为“印度哲学佛学”等。此外还增设了朝鲜文化、澳洲语言（土著）等亚洲文化研究的课程。1995年，学科的四大类更名为：一思想文化学科，二历史文化学科，三言语文化学科，四行动文化学科。四大学科共26种专修课程，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学科全部变为“文化学科”，这种名称上的汉字形式的改变无疑体现了东大人文学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发展的一种变化动向。在1995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的“修习注意”中说：“本专修课程领域甚广，研究时代可从上古（甲金文）至现代（、新儒家）各时代中选择。领域包括中国思想、哲学，及其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和文化（语言、艺术’风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间宗教）、科技（天文、医学、农学）背景，可从中选择。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沟通、中国与日本及中国与西洋思想之比较。”这个的例子可以使我们具体地了解这种变化的内涵。

东京大学大学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学部中，“综合文化学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东大各学部皆设在东京市内的本乡校园，综合文化学科则与各学部不同，设在距市中心较远的驹场校区，属教养学部。据说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国立大学的教养学部，而东大的教养学部却得以保存，此端赖其综合文化学科的活力及表现。综合文化学科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硕士课程有七大类，其中“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设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课程24门，“地域文化研究”专业设课程达48门，“文化人类学”专业设文化理论、文化过程、社会人类学等课程27门，虽然其中含有不少演习课程，但其课程开设的数量确实令人惊叹。七类之外，在“广域科学”专业中还有科学史、科学哲学及大量边缘交叉学科。综合文化学科产生的历史也许有其特殊的缘由，而这一学科已经成为今天东大最具活力的一个部门，也是东大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文教交流特别活跃的一个学科点，相当突出地体现了“文化研究”在现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来，东大的教育一直维持着“大学—学部—学科—专修课程”的主体结构，例如现在的文学部—思想文化学科—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思想文化学科下有七个专业：哲学（专指西方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学、印度哲学佛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美学艺术学、伊斯兰学。学部主要担当本科教育的责任，故以学部为部门名称的作法体现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方针。东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养学部修完两年前期课程，然后进入学部，选定一个专业修后期课程。如选定文学部的思想文化学科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学科的其他六种专业课程。每一专业都规定了后期课程在该专业应修的科目和学分，一般学生在三、四年级应修科目6—8项不等，需完成专业学分约40—44个。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社七种必修科目：中国思想文化学概论、中国思想文化史概说、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思想文化学特殊讲义（专题课）、中国思想文化学演习（资料课）、毕业论文，共44学分，其中毕业论文12学分。此外还要必修东洋史、中国语中国文学等文学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学分。在“学部—学科—专业”的结构下，专业与研究室相对应，如思想文化学科有七个专业，即有七个研究室，分别承担其专业课程。整个文学部26个专业，即有26个研究室，类似我们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学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国人教师5人。其中思想文化学科（哲学类）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为2—4年，多由新毕业的博士生充任。教员的数量比我们（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东京大学的文学部相当于中文一般说的“文学院”，现在台湾的大学如台大、政大、辅大等也还都有文学院，作为大学和系之间的一层机构。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学生一二年级在教养学部，三四年级便直接进入学部下的专业，由研究室来管理，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学部下面没有“系”一级，学科或在名义上也可称为系，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机构，学科或系亦无实体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学部来管辖，而以研究室为教员人事和预算执行的基本单位，这是体制上的最大不同。在这种体制下面，显然教育的重点是落实到专业的教育；由于较早进入专业，本科毕业时的专业水平比较高。但由于从教养学部一下子进入专业研究室，学科的统一性不被强调，学科的整合意义没有了。一个后期学生从三年级起在专业研究室的团体中学习和活动，这是集体文化和专精技术结合的例子，但一个进入中国哲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没有一个机制保证他学得必要的哲学类课程。从我们习惯的“哲学系”的立场来看，其长处和短处还值得研究。

提要作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股重要思潮，建构主义强调科学或技术都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固然有助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或技术，但它过份考虑社会因素的影响，不免带有反科学、反技术的色彩。

主题词社会建构建构主义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宗教信仰、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马克思主义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宗教信仰、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马克思主义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本人于1994年毕业于高等专科学校，96年8月分配到中学，98年调到小学，99年到小学，一直工作至今。98年9月经市中小学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小学一级教师，同年获教师资格证书，99年1月，参加苏州市办公自动化考核，成绩合格。99年12月取得了现代化教育技术合格证书，年11月参加普通话培训考核达到二级乙等。年5月，参加全国成人高考，录取江苏省扬州大学科学与计算机系，现本科在读。年10月参加了江苏省职称计算机考核，成绩合格。共通过三篇论文鉴定，其中二篇达到良好。现任三到六年级的信息技术教学工作。自从参加工作以来，我首先在师德上严格要求自己，要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认真学习和领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争取让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最好的教育，都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基于以上认识，我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马虎，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一堂课，批好每一份作业，教育好每一个学生，努力去做一个深受学生尊重和信赖的老师。

一、做一个科研型教师教师的从教之日，正是重新学习之时。新时代要求教师具备的不只是操作技巧，还要有直面新情况、分析新问题、解决新矛盾的本领。在学校领导的指引下，我积极投身于学校教科研，被学校聘为教科员，协助教科室开展教学研究工作。在朱玉棣老师的指点下，成功申请了市级课题《综合实践活动设计模式的研究》，由我执笔撰写了《东莱中心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方案》，我的活动方案《奔向二00八》也被选送苏州。2003年4月，在学校领导和市教研室傅强老师的指导下，综合实践活动课题组研讨活动在我校顺利开展，并取得听课老师的一致好评。去年4月，我参加了全国首届智慧学术研讨活动，论文《大成智慧学与教育信息化》获准大会交流，并入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现被张家港市智慧研究所聘为研究03年4月，在学校领导和市教研室傅强老师的指导下，综合实践活动课题组研讨活动在我校顺利开展，并取得听课老师的一致好评。去年4月，我参加了全国首届智慧学术研讨活动，论文《大成智慧学与教育信息化》获准大会交流，并入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现被张家港市智慧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参与了国家级课题《智慧学理论在教育中应用研究》方案的撰写。

二、做一个富有爱心的教师爱学生，就必须善于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就必须把学生当作朋友，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爱学生，要以尊重和依赖为前提，要做做到严中有爱、严中有章、严中有信、严中有度。我经常从小处着手，从学生关心的事寻求最佳教育时机，给学生春风沐浴般的教育。我的工作随笔《教育，从尊重学生的个性开始》《实施“心情教育”培养健康心理》《一瓶钢笔水引起的思考》《再富也不能富孩子》在张家港日报《家庭教育》月刊上相继发表。其次，我和家长也积极共同探讨教育孩子的方法，使家长的教育更具理性。我的实践《别开生面的家长会》在《关心下一代周报》上发表，并在该社当年上半年好稿件评选中获二等奖。我的思考《家庭教育中的素质教育》在张家港日报《家庭教育》月刊刊登。

三、做一个理念新的教师目前，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在张家港市全面推开，在认真学习新课程理念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所教的学科，积极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数学课上，我把数学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相结合，为学生创设一个富有生活气息的学习情境，同时注重学生的探究发现，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合作交流，提高学习能力。在信息技术课上，我一改以往教师演示、学生模仿的传统教学方式，在学生中开展探究式学习，使学生的知识来源不只是老师，更多的是来自对书本的理解和与同伴的交流，促使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学习。我在实践的同时，也不忘时刻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教学设计《展现变化规律激发主动发现》在市小学数学教学案例论文评比中获一等奖，论文《小学数学教学探例》《“圆柱的认识”教学案例对比分析》《中小学信息技术课堂教学初探》《小学信息技术文字处理单元教学设计》《论新课程标准下的信息技术教育》《当教学设计面对新课标》相继发表。年12月，在市小学信息技术教师基本功竞赛中获一等奖。

四、做一个信息时代的教师目前，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学习方式。信息社会的高度发展要求教育必须改革以满足培养面向信息化社会创新人才的要求，因此，我们教师再也不能满足于用粉笔来教学了，而要把计算机和网络当作新的教学工具，进一步把我们的课堂进行延伸！在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上，在理论上我作了以下探索，论文《信息化环境下战争与和平的教学设计》《“形神兼备”的整合》《新课程：整合，可以更精彩》《信息技术与小学社会学科整合的实践与思考》在国家级专业刊物上发表，我还积极参与第一、二届张家港市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评优课活动，均获三等奖。第一届参赛学科是社会课，课题是战争与和平，第二届参赛学科是数学课，课题是平面图形的初步认识。我还参与了学校网站的建设，为老师和学生搭建了一个网络化学习的平台，为学校的教育信息化进程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我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年被评为张家港市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先进个人。

在平时的工作中，我能和同事友好相处，小事讲风格，大事讲原则。“三人行必有我师”，积极向每一位老师学习，努力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还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帮助同事制作多媒体课件，在制作过程中吸收他们好的教学理念，力求做到技术与思想的完美结合。在学校教研活动中，能够积极指导季冬老师的信息技术课和黄珍老师的数学课，就如何上好课经常和他们进行坦诚的交流。我始终相信，在课堂教学中，没有什么论资排辈，唯有不断创新，才能让我们的课堂充满活力。我还积极指导学生参加各类比赛，年，朱思颖同学在张家港市小学生电子报刊比赛中获三等奖，今年黄晓春同学获二等奖。当然比赛结果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而是要让比赛带动更多的学生来参与，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