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监督制度范文精选

【摘要】我国现行宪法，检察院组织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肯定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赋予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由始至终的检察监督权。但相关立法过于原则性的规定以及制度设计上的不足导致检察监督权在实际的刑事审判过程中难以有力及有效行使，从而致使检察机关在实施法律监督以保障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极为有限，而其法律监督者的角色不仅在实务中遭遇种种尴尬，在学术上也遭受不少批判甚至是否定。本文主要针对刑事审判活动中的检察监督所存在的问题、不足及制度缺陷加以概括和分析，并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以供探讨。

【关键词】刑事审判检察监督；法律监督；权力制约；司法公正

刑事审判检察监督，本文特指检察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所进行的法律监督。《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理论上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检察监督包括：第一，有权对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法律监督。一般针对法庭的组成是否合法，是否有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况存在；审判案件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是否充分保障诉讼当事人和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审理中的决定是否正确合法；有无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情况存在。监督方式主要是事后提出纠正意见。当然，对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构成犯罪的，有权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有权对一审尚未生效的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第一百八十二条：“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第三，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有错误判决或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第二百零六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

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却是四处碰壁，举步维艰，在权力制约与保障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极为有限，而其法律监督者的角色也遭遇种种尴尬。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审判监督的内容。当前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检察监督尚存在不少盲区。从立法方面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于当事人上诉而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案件的审判缺乏检察监督的规定；（二）对自诉案件的审判缺乏检察监督的必要规定；（三）缺乏对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判案件进行检察监督的必要规定；（四）缺乏对人民法院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审判案件实行检察监督的有关规定；（五）缺乏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检察监督的必要规定。另外，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部分的检察监督法律也未涉及。

一种制度悖论“司法独立乃是法治的真谛！”（龚祥瑞）法治的内在规定性使得以司法审判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司法改革日益彰显出审判独立的价值意义，树立审判权威，维护司法公正，乃法治必然，大势所趋。尽管审判独立原则与其他任何一项法律原则一样，经过了一种从政治目的上升为法治原则的演进过程，但其内涵却天然包容着一种技术性因素：权力分立使法院摆脱单纯的工具性色彩，成为法治与正义的判断者，从社会角色上得以淳化，这使其有权力公正司法；法官独立，法官具备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严谨的职业意识，这使其有能力公正司法。在法治的指引下，公正司法使正义维护者——法院（法官）日渐权威，终将以强大的公信力取信于民。与此同时，作为同为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以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履行民事审判法律监督职能，以另类国家权力（检察权）判断形式预先标明法院生效裁判的可责性，这种同操法律职业者的国家权力质疑，显然将使法院审判权威遭受挑战。不仅如此，在检察监督抗诉案件中，除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之悖逆外，检察抗诉强制性将法院及诉讼当事人拉入再审程序，使法院（法官）游离于双方当事人之外在庭审中获取争议案件的权威性信息，并首先形成一种下意识认同或反感的非理性判断，这显然既不符合诉讼程序直接、言词、理性等基本理念，又破坏了审判中立的根本原则，违背了诉讼发现真实的认识规律。由此，审判权威与检察监督自然悖逆。这种悖逆蕴含着两种发展极致：其一，检察监督的中肯、沉稳使法院裁判备受指责，审判权威日益受损，终使法院（法官）正义维护者的形象大打折扣，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司法秩序遭遇严重威胁；其二，检察监督因其软弱、草率，迅速耗尽其差强人意的社会根基，而在法治的大旗下沦落，终使宪政制度的设计徒留形式。在汉密尔顿看来，“防止把某些权力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审判权威的维护是法治的要求，检察威信的丧失同样不符合法治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则，只有以审判权威为核心构建司法审判及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谋求“双赢”，才能保证司法公正的良性发展。可惜谋求“双赢”未必能得到一致的认同。以检察机关为主的加强监督论和以法院为主的取消监督论在权力博奕中终于最直白地表现为“谁说了算谁是大哥”。由此，针对检察监督的“弱势地位”而言，笔者以为，与其说民事检察监督影响法院权威，不如说在审判权威与检察威信本应良性互动的运作中，仅具有纯粹程序意义的检察监督成为制度缺陷的牺牲品。当事人打官司追求裁判结果，当检察监督不能导致任何实质性监督效果，检察监督日趋没落也就理所当然，这种局面正是排斥监督论者的希望，同时也正是其固执己见的阴谋，以审判独立为大旗，谁敢捋其虎须？但民事检察监督衰落之后，司法审判又是否必然权威呢？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罗伯斯庇尔则更直白：“明智的立法者知道，再没有比法官更需要立法者进行仔细的监督了，因为权势的自豪感是最容易触发人的弱点的东西。”权力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是法治的基础之一，放弃对审判权的有效监督，何来保障司法公正呢？审判权威不可能仅建立在法官个人的纯良品性上，它更需要以制度保障为基础的社会综合团体调机制。在我国，对民事审判的权力监督主要表现为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检察机关监督、各级党委监督、人大监督等形式。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但我国现有法院系统设置明显存在着“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悖论；权力机关、党委机关对司法审判进行监督是人民主权的重要表现，但法律职业化决定了其监督更多的只是原则性的监督。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门化，使得现代的人们在很多时候面对自己职业外的世界感到茫然和无知，日臻感到被专业化、专门化的职业限定与隔离于自己的现实世界中而缺少沟通与了解，因此，司法的正义性与其寄望于非专业的社会角色，不如充分发挥现有机构的职能作用，健全有关监督制度，以同质的法律职业群体保证法律的正确施行。若干制度完善设想如前所述，检察机关在民事审判监督中当具有自身的特殊优势，至少它以一个与法院同质的职业机关身份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民事检察监督缺乏完善的工作机制，兼以司法理念匮乏，是非曲直争论难休，司法实践也形形色色。据此，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其应关注以下问题：（一）司法角色定位。民事检察监督在宪制层面上的角色定位是检察监督与司法审判制衡的关键。在民事检察监督中，检察机关以抗诉、检察建议、支持起诉、提起民事公诉等方式行使检察权，其当处于什么地位呢？就此，国外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当事人说。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是当事人；（2）国家代表说。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当事人，他永远居于实行监督的国家代表地位；（3）折衷说。检察机关是诉讼意义上的当事人，他同时也是以法制维护者的身份参加诉讼，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国内有学者认为，在提起民事诉讼时，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应是原告的诉讼人。其实，“对任何事物的研究，只有既顾及其质又顾及其量，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张卫平）。民事检察监督通过对当事人私权纠纷再判断的方式介入诉讼，其目的在于法院裁判可责性确认。尽管监督的过程往往表现为当事人申诉、检察机关借阅案卷审查、提起抗诉、抗诉出庭、当事人权益纠纷再判断等以“私权”为中心的一系列活动，但检察监督并不在意于当事人的私权纠纷，他主要通过个案监督方式为社会权益公平分配提供更多保证。尽管监督完全可能导致个案诉讼成本的提高，可能影响裁判权威，但个别正义的成本提升将使一般正义的低耗费实现更为可能。通过检察监督的潜在性制约，使法官（法院）感到检察监督无时不在，通过心理作用机制实现对法官恣意的控制。同时，尽管法院在再审案件时，必然会顾及检察机关的“意见”，从而可能影响法院对案件独立、中立地作出判断，但这种对抗性的“意见”并不能决定性影响其裁判，因为，“一个拥有独立自主审判权的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是从容不迫和泰然自若的，他一般能够保持一种勇于容纳各种不同甚至对立主张、观点和证据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助于他在制作“裁判问题上保持慎重，因而在审判过程中能够自觉地摒弃预断，克制偏见，不以个人好恶来影响裁判结果和程序进程，并且兼听各方的不同意见”（陈瑞华）。更重要的是，检察机关并没有强制性地把自己的“意见”加诸法庭，他同样在寻求一种可以“说服”自己的权威性判断。这种“不破不立”的矛盾运动对法院其他案件的公正裁判将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这样说来，民事检察监督机关从质的规定性上来说，它履行国家代表监督权能，因其监督方式的特殊性，它具备诉讼意义当事人的一定特征。（二）参与诉讼程序思考。作为国家代表，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审判监督必须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法治秩序为出发点。审判机关在诉讼中必须恪守中立地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法治秩序的维护在诉讼中更多地应由其他机关、组织、个人提出主张。出于监督对象的特殊性，检察机关把法院作出的存在重大错判可能的案件交回法院再审，以与审判同质的职业视角去检讨裁判，通过对民事权益再判断请求参与审判监督，其必须说明监督的合法性，并提出相关证据予以主张，当是监督的应有之义，即“以理服人”、“言之有据”。根据高检《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取证的仅限于以下情形：（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的；（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职务违法的；（四）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因此，检察机关提出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并不能视为代表国家公权力支持一方当事人，反对另一方当事人，打破了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平衡，违反了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则，因为检察机关所做的，完全是在原审中依法应该查清的。法官是中立的裁判者，并不是机械的“自动售货机”，在庭审中当具有一定的主动权，法官疏于职责致裁判出现争议，当然不能因为审判权的特殊性而保持个案裁判的不容质疑。事实上，检察监督的价值正在于同质的“法律守卫”。法律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法院是法律帝国的理想，法官是帝国的王侯”（德沃金），检察官当是法律帝国的“法律守卫”。既然检察机关调查证据有其法理依据并源于法官的疏于职责，根据民事诉讼有关基本原则，调查的证据也应平等地进入庭审。区别于诉讼当事人，检察机关应仅就其调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说明，并回答当事人及法官的相关提问，而不应参与证据质证及辩论，证据的效力由当事人进行质证并由法院最终确认，即其证据出示类似于“鉴定人”出庭作证，以尽可能减少对私权的不当影响。与此相关的是检察机关在庭审中的位置安排问题。检察机关出庭抗诉并有权出示证据，接受相关询问，显然不能超然于法庭之外，同时，基于民事诉讼的对抗制特点及抗诉的针对性，不妨在原被告席与旁听席之间倾斜审判席设定一位置，表示其独立于原被告而与审判机关既同质又针锋相对的特点。至于出庭称谓，鉴于法庭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及书记员的特定结构，考虑法院及检察机关不同领导体制表现出的职权行使方式，出庭抗诉不妨统称为“抗诉机关”。类似地，支持起诉当享有示证权利，并统称为“支持起诉机关”。此外，抗诉案件再审，上级法院不能一律指令原审法院再审，而应以“同级抗、同级审”为主构建再审管辖制度。类二状态的出现即为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弊端的明证。众所周知，原审法院的司法水平一般低于其上级法院，抗诉案件由原审法院同级检察院上级机关提出，体现了对审判权的尊重及抗诉的严肃性，指令原审法院再审不仅与此不相称，更重要的是，从“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悖论出发，原审法院再审显然将面临着更多非理性因素阻挠，这正背离了“回避”制度的精神。因此，尽管由于审判人力、物力的限制，指令原审法院再审确有必要，但也应当区分原审情况而不能一味指令再审。（三）监督方式有效性思考。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检察机关主要采取抗诉的方式对法院审判进行监督。根据高检司法解释，各地检察机关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尝试了以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诉讼监督。由于提出检察建议与提出抗诉条件的一致性，检察建议明显突出了监督效益，降低了司法成本，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但检察建议缺乏立法支持，也没有得到法院的一致认可，司法实践中的检察建议监督情况千差万别，一度形成了“依法检两家主要领导关系好坏而决定采纳检察建议与否”的不良情况。实践中，检察建议主要实行“同级审、同级建议”的原则，出于对生效裁判严肃性、稳定性的维护，检察建议监督方式需进行有效的改造。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应提经检委会同意并报上级检察机关批准，以此保证与抗诉实质性一致，保证检察监督不受地方保护的影响。法院接到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当移交审判监督庭审查并由其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其间，基于法院院长及审委会的权威地位，不宜由法院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开始再审程序，以尽可能减小对再审审理的负面影响，避免“先入为主”的认识误差。同时，检察机关既然提出的是“建议”，也不能强求法院必需启动再审，因检察建议已获上级院批准，其仅需保留抗诉的主动权足矣。上述程序性手段并足以保证监督的有效开展。根据分权制衡理论，权力的制衡必需以权力的平衡为保障。法院以“司法最终解决”为归宿，其对事实的最终判断权绝对不容动摇，但法官的人性特点决定了其“性恶”的可能，必须以“平衡”的监督权予其以警示。有效的监督必须以恰当的监督权限为基础。就检察监督而言，尽管在宪法体制上检察权同时具有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的双重属性，检察机关的地位似乎也因此高于法院，但正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方式，法律监督权更多地仅具有形式意义。借鉴国外法律监督制度设置及我国古代封建监察制度，立法应赋予检察机关向同级人大对于违法违纪情节严重法官的弹劾权。同时，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特殊性，人大相应当建立“法官、检察官弹劾制”，对违法违纪情节严重的法官、检察官予以罢免。“自己监督自己”固然重要，但良性的职业道德未必能够匹敌于健全的监督机制。（四）民事公诉制度设想。尽管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性质不尽相同，但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提起民事诉讼制度为当代许多国家认同。基于“私权自治”的基本原则，各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大多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这一制度，但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民事纠纷表现出许多新特点，国有资产流失、假货横流、生态污染等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事件不断发生，再兼以部分权力部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法律现行规定已明显滞后。因此，借鉴国外立法，结合社会实际，构建民事公诉制度值得探索。民事公诉主要难题在于对“私权自治”下“私权”与“公益”的斟别及对行政机关执法权的处理。由于公益诉讼标的的实体权利大多为行政机关及私人在不同层面上所享有，出于对行政权的尊重，检察机关一经发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遭受特定侵害，应首先向主管机关提出检察建议或支持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非主管行政机关在特定时效届满前不作出处理或当事人不愿、不敢或不能提起诉讼，恢复公益原状，检察机关不宜代为提起民事诉讼。检察机关因其公益代表人身份，其诉讼地位应相当于原告，其称谓无妨定位为“公诉机关”。其在诉讼中的实体处分权以不低于受侵害状态为限。同时，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被判败诉的，有关当事人应有权要求国家赔偿，以保证检察机关谨慎、合理地行使公诉权。此外，鉴于民事诉讼的平等性，对方当事人应有权提起反诉，反诉被判赔偿的，检察机关当有权请求法院判令实体权利人承担民事责任。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是一个另类的问题，从以法院为主的取消监督论到以检察机关为主的加强监督论以及法学专家们的莫衷一是，我们应该获得的绝不应只是权力博奕的信息，而这大概也正表明了权力制衡的价值所在吧。

[内容提要]出于回应商事审判蓬勃发展对司法公正的迫切需求，传统民事检察监督要在与行政检察监督分离的基础上作“民商检察监督”的大体系构造。“民商检察监督”是横跨民诉法及宪法的交叉学科话题，为适应司法监督工作规范化的需要，极有必要改变现行分散立法模式进行法源重整以推动独立的、专门的、统一的、单行的且具有宪政意义的法典化编纂运动。

[关键词]民商检察监督审判独立法典化申诉难2007年民诉法修正案

2006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颁布开创了我国监督立法法典化的先河，对司法监督的规范化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针对法院民商审判工作的检察监督虽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但可能是局限于检察主体的视角将重点界限在传统“民事”事项忽略“商事”审判的蓬勃发展及社会对商事审判公正的迫切需求而造成诸多立法空白及停滞，或因检察理论一直处在司法改革边缘化的“被主流学者们遗忘的角落”，[1]具有法典编纂意义的统一立法始终没有展开，即便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尚停留在“小打小闹”的阶段，这大大地拖拉了司法监督规范化的“后腿”。本文拟提出“民商检察监督立法的法典化”命题，并从法院司法监督的角度谈些不太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法律基础——从民商检察监督的法源推演法典化

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导源、基本法律为骨架、司法解释为基础的整体格局：（1）宪法第129条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法定机关的性质及职能；（2）《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第3款、《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8条均规定检察院对法院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和裁定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3）民事诉讼法对民商检察监督制度作了具体的规定：第14条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87条第1款规定了抗诉作为法律监督的基本手段及具体事由，第2款确立了同级检察院提请抗诉及上级检察院承担具体抗诉的原则；第188条规定了抗诉的双层再审制度及法院在30日内作出再审裁定的时限；第189条规定提出抗诉的形式即检察院须制作抗诉书；第190条规定对抗诉再审案件检察院派员出庭制度；（4）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范围的规定》以及2001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就民商检察监督权的行使的范围、受理、立案、审查、提请抗诉、抗诉、出庭等作了详细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具有以下特点：（1）极高的法律位阶。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权力来源乃有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予以明确，其具体的监督手段亦由规定基本司法制度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此两法是具有宪法性质的规范化法律文件，其法律地位显然高于普通法律；（2）跨领域法的性质。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横跨法院审判及检察工作两大坂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由调整民商事基本制度及诉讼的法律规制，另一方面也由规范检察工作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均可成为具体的应用法律解释的制订主体；（3）不具备独立性。作为民商检察监督主要正式法源的民事诉讼法长期以来将检察监督作为再审程序启动机制来定位，民商检察监督成为法院审判监督程序的配角，民商检察监督法始终没有脱离民事诉讼的藩篱而独立成长；（4）不具有专门性。我国缺乏专门的民商检察监督立法，即便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也是将其与行政检察监督作捆绑式规定，对其专业性照顾不足；（5）体系不健全。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立法单薄，法律条文寥寥无几，存在众多的法律空白，未有形成内容丰满、结构明晰的规范群；（6）存在法律冲突。比如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执行程序、保全程序、诉讼费用负担等方面的抗诉，以及人民检察院在庭审中的地位、阅卷或是审查阅卷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2]（7）不反映理论研究最新成果。自2003年第7届全国民事诉讼学术研讨会以来，我国民商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丰富的成果，遗憾的是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总言之，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不能满足规范检察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实践需要，应推动法典化运动进行专门、统一、完备的法律编纂。此种趋势已在司法实践中显现，《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标志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的统一化业具雏形。但该规则将民商及行政的检察监督作统一规制在专门性的深入程度还不足够，尚没有改变检察监督作为民商再审程序启动机制的狭隘定位，民商检察监督还没有赢得应有的独立地位并脱离民诉法的框架遵循自身体系及结构逻辑作充分而健全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该规则仅是检察系统的单方造法没有体现其跨领域法的性质而在司法实践中造成法院与检察院之间诸多的紧张关系，而且其作为检察院应用法律的司法解释远远没有满足民商检察监督具有宪政制度的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的要求，因此，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虽已迈出统一化的一小步，但“雄关漫道真如铁”，其法典化的历史使命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理论逻辑——从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的关系证成法典化

[内容提要]出于回应商事审判蓬勃发展对司法公正的迫切需求，传统民事检察监督要在与行政检察监督分离的基础上作“民商检察监督”的大体系构造。“民商检察监督”是横跨民诉法及宪法的交叉学科话题，为适应司法监督工作规范化的需要，极有必要改变现行分散立法模式进行法源重整以推动独立的、专门的、统一的、单行的且具有宪政意义的法典化编纂运动。

[关键词]民商检察监督审判独立法典化申诉难2007年民诉法修正案

2006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颁布开创了我国监督立法法典化的先河，对司法监督的规范化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针对法院民商审判工作的检察监督虽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但可能是局限于检察主体的视角将重点界限在传统“民事”事项忽略“商事”审判的蓬勃发展及社会对商事审判公正的迫切需求而造成诸多立法空白及停滞，或因检察理论一直处在司法改革边缘化的“被主流学者们遗忘的角落”，[1]具有法典编纂意义的统一立法始终没有展开，即便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尚停留在“小打小闹”的阶段，这大大地拖拉了司法监督规范化的“后腿”。本文拟提出“民商检察监督立法的法典化”命题，并从法院司法监督的角度谈些不太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法律基础——从民商检察监督的法源推演法典化

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导源、基本法律为骨架、司法解释为基础的整体格局：（1）宪法第129条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法定机关的性质及职能；（2）《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第3款、《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8条均规定检察院对法院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和裁定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3）民事诉讼法对民商检察监督制度作了具体的规定：第14条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87条第1款规定了抗诉作为法律监督的基本手段及具体事由，第2款确立了同级检察院提请抗诉及上级检察院承担具体抗诉的原则；第188条规定了抗诉的双层再审制度及法院在30日内作出再审裁定的时限；第189条规定提出抗诉的形式即检察院须制作抗诉书；第190条规定对抗诉再审案件检察院派员出庭制度；（4）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范围的规定》以及2001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就民商检察监督权的行使的范围、受理、立案、审查、提请抗诉、抗诉、出庭等作了详细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具有以下特点：（1）极高的法律位阶。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权力来源乃有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予以明确，其具体的监督手段亦由规定基本司法制度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此两法是具有宪法性质的规范化法律文件，其法律地位显然高于普通法律；（2）跨领域法的性质。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横跨法院审判及检察工作两大坂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由调整民商事基本制度及诉讼的法律规制，另一方面也由规范检察工作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均可成为具体的应用法律解释的制订主体；（3）不具备独立性。作为民商检察监督主要正式法源的民事诉讼法长期以来将检察监督作为再审程序启动机制来定位，民商检察监督成为法院审判监督程序的配角，民商检察监督法始终没有脱离民事诉讼的藩篱而独立成长；（4）不具有专门性。我国缺乏专门的民商检察监督立法，即便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也是将其与行政检察监督作捆绑式规定，对其专业性照顾不足；（5）体系不健全。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立法单薄，法律条文寥寥无几，存在众多的法律空白，未有形成内容丰满、结构明晰的规范群；（6）存在法律冲突。比如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执行程序、保全程序、诉讼费用负担等方面的抗诉，以及人民检察院在庭审中的地位、阅卷或是审查阅卷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2]（7）不反映理论研究最新成果。自2003年第7届全国民事诉讼学术研讨会以来，我国民商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丰富的成果，遗憾的是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总言之，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不能满足规范检察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实践需要，应推动法典化运动进行专门、统一、完备的法律编纂。此种趋势已在司法实践中显现，《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标志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的统一化业具雏形。但该规则将民商及行政的检察监督作统一规制在专门性的深入程度还不足够，尚没有改变检察监督作为民商再审程序启动机制的狭隘定位，民商检察监督还没有赢得应有的独立地位并脱离民诉法的框架遵循自身体系及结构逻辑作充分而健全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该规则仅是检察系统的单方造法没有体现其跨领域法的性质而在司法实践中造成法院与检察院之间诸多的紧张关系，而且其作为检察院应用法律的司法解释远远没有满足民商检察监督具有宪政制度的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的要求，因此，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虽已迈出统一化的一小步，但“雄关漫道真如铁”，其法典化的历史使命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理论逻辑——从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的关系证成法典化

[内容提要]出于回应商事审判蓬勃发展对司法公正的迫切需求，传统民事检察监督要在与行政检察监督分离的基础上作“民商检察监督”的大体系构造。“民商检察监督”是横跨民诉法及宪法的交叉学科话题，为适应司法监督工作规范化的需要，极有必要改变现行分散立法模式进行法源重整以推动独立的、专门的、统一的、单行的且具有宪政意义的法典化编纂运动。

[关键词]民商检察监督审判独立法典化申诉难2007年民诉法修正案

2006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颁布开创了我国监督立法法典化的先河，对司法监督的规范化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针对法院民商审判工作的检察监督虽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但可能是局限于检察主体的视角将重点界限在传统“民事”事项忽略“商事”审判的蓬勃发展及社会对商事审判公正的迫切需求而造成诸多立法空白及停滞，或因检察理论一直处在司法改革边缘化的“被主流学者们遗忘的角落”，[1]具有法典编纂意义的统一立法始终没有展开，即便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尚停留在“小打小闹”的阶段，这大大地拖拉了司法监督规范化的“后腿”。本文拟提出“民商检察监督立法的法典化”命题，并从法院司法监督的角度谈些不太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法律基础——从民商检察监督的法源推演法典化

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导源、基本法律为骨架、司法解释为基础的整体格局：（1）宪法第129条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法定机关的性质及职能；（2）《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第3款、《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8条均规定检察院对法院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和裁定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3）民事诉讼法对民商检察监督制度作了具体的规定：第14条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87条第1款规定了抗诉作为法律监督的基本手段及具体事由，第2款确立了同级检察院提请抗诉及上级检察院承担具体抗诉的原则；第188条规定了抗诉的双层再审制度及法院在30日内作出再审裁定的时限；第189条规定提出抗诉的形式即检察院须制作抗诉书；第190条规定对抗诉再审案件检察院派员出庭制度；（4）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范围的规定》以及2001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就民商检察监督权的行使的范围、受理、立案、审查、提请抗诉、抗诉、出庭等作了详细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具有以下特点：（1）极高的法律位阶。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权力来源乃有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予以明确，其具体的监督手段亦由规定基本司法制度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此两法是具有宪法性质的规范化法律文件，其法律地位显然高于普通法律；（2）跨领域法的性质。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的法律渊源横跨法院审判及检察工作两大坂块，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由调整民商事基本制度及诉讼的法律规制，另一方面也由规范检察工作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均可成为具体的应用法律解释的制订主体；（3）不具备独立性。作为民商检察监督主要正式法源的民事诉讼法长期以来将检察监督作为再审程序启动机制来定位，民商检察监督成为法院审判监督程序的配角，民商检察监督法始终没有脱离民事诉讼的藩篱而独立成长；（4）不具有专门性。我国缺乏专门的民商检察监督立法，即便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也是将其与行政检察监督作捆绑式规定，对其专业性照顾不足；（5）体系不健全。我国民商检察监督立法单薄，法律条文寥寥无几，存在众多的法律空白，未有形成内容丰满、结构明晰的规范群；（6）存在法律冲突。比如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执行程序、保全程序、诉讼费用负担等方面的抗诉，以及人民检察院在庭审中的地位、阅卷或是审查阅卷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2]（7）不反映理论研究最新成果。自2003年第7届全国民事诉讼学术研讨会以来，我国民商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丰富的成果，遗憾的是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总言之，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不能满足规范检察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实践需要，应推动法典化运动进行专门、统一、完备的法律编纂。此种趋势已在司法实践中显现，《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标志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的统一化业具雏形。但该规则将民商及行政的检察监督作统一规制在专门性的深入程度还不足够，尚没有改变检察监督作为民商再审程序启动机制的狭隘定位，民商检察监督还没有赢得应有的独立地位并脱离民诉法的框架遵循自身体系及结构逻辑作充分而健全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该规则仅是检察系统的单方造法没有体现其跨领域法的性质而在司法实践中造成法院与检察院之间诸多的紧张关系，而且其作为检察院应用法律的司法解释远远没有满足民商检察监督具有宪政制度的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的要求，因此，我国民商检察监督法律虽已迈出统一化的一小步，但“雄关漫道真如铁”，其法典化的历史使命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理论逻辑——从审判独立与检察监督的关系证成法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