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考察报告范文精选

女性教师在当前教师专业化进程中表现出一系列的性别特点，其中有一些是有别于男性的优点，有些是阻碍专业化进程的缺点，它们的产生既有女性的性别原因，也有时代的因素。在当前众多问题中，女教师职业倦怠是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一项。

1981年玛勒诗等人确定了职业倦怠的三个核心成份：(1）情绪衰竭，指个体情绪情感处于极度疲劳状态，工作热情完全丧失；（2）非人性化，指个体以消极、否定或麻木不仁的态度对待来访者；（3）低个人成就感，指个体评价自我的意义与价值的倾向降低。这是目前在实证研究中普遍采用的职业倦怠定义。

女教师职业倦怠是女性教师不能顺利应对工作压力时的一种极端反应，是女性教师在长期压力体验下产生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的衰竭状态。其典型症状是工作满意度低、工作热情和兴趣的丧失以及情感的疏离和冷漠。

一、女教师职业倦怠产生的原因

1．工作负担重，工作时间紧

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日平均工作时间远远长于其它一般职业。家长对教师寄以厚望，希望教师对自己的孩子加大投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在追求升学率，将升学率和教师的职称评定、年终考核、人事调动等直接挂钩，这就人为加重教师间的竞争，迫使教师对工作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于高负荷运转中。多数女教师为了职称晋升、进城、取得领导的肯定等，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大众传媒的普及，拥有知识不再是教师的专利，教师的专业性更多的是体现在他们能对学生专业的指导。为超前于学生，教师进修已不可延怠，这又不得不挤用教师的业余时间。所有这些无论从质上来说还是从量上来说，都使教师不堪重负，极易导致心理和情绪上的极度疲劳。据调查，庆元县有82％以上的女教师感觉工作负担太重，有16％的女教师认为工作负担较重。高负荷、高压力，已成为女教师们普遍的感觉。

为切实加强对我县民办幼儿园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办园行为，确保幼儿的安全和办园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幼儿园管理条例》、《省实施〈幼儿园管理条例〉办法》，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凡在县境内举办民办幼儿园的组织或个人必须在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和在县教育局办理备案手续。举办民办幼儿园的个人，应当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举办民办幼儿园的社会组织，应当具有法人资格。

二、举办民办幼儿园的登记注册程序是：举办人经所在居民或村民委员会同意，向所在乡镇学区提出申请，由乡镇学区依据《省民办幼儿园设置标准》和《县民办幼儿园设置标准（暂行）》进行实际考察，向乡镇人民政府写出书面考察报告，经乡镇人民政府核查同意后，由乡镇人民政府颁发登记注册证书，同时，报县教育局审查备案。

有接送幼儿车辆的幼儿园必须办理《校车通行证》，有学生食堂的必须办理《卫生许可证》。

三、举办民办幼儿园备案程序是：由乡镇学区向县教育局报送举办幼儿园考察报告和乡镇人民政府登记注册核查意见；县教育局组织人员依据《省民办幼儿园设置标准》和《县民办幼儿园设置标准（暂行）》进行实际考察，并形成书面考察报告，经研究同意备案后方可办学。

四、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应提交下列材料：

1931年三四月间，教育部、行政院分别致函国际联盟秘书处，请求委派欧洲专家来华考察。于是，同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按国民政府邀请之意，考察团来华是为了帮助“拟定并实施中国政府所颁布的改造中国的计划，以期促进中国教育制度之改善”［4］1。据此目的，考察团于1931年9月至12月间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镇江、无锡、广州等地考察教育管理体制、学制系统、教育财政、教学组织、各级各类教育、师生关系等方面情况;并于1932年出版总计15章222页的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该报告检讨中国教育状况，提出不少改进建议。如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小学教育普及率太低，小学生多是富家子弟;中等教育方面则未重视职业教育。针对于此，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应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在中学开设职业技术课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有着不少问题，国民政府痛斥这些问题是造成国家缺乏建设人才的主因，故考察报告第三章对高等教育作了份量较重的检讨，篇幅约计58页。而对考察团的检讨，政府高层和教育界人士很关注。如在考察报告撰述完毕后，戴季陶和朱家骅两位政要为之作了序，蒋梦麟［5］、任鸿隽［6］、李建勋、罗廷光［7］、廖世承［8］、张佛泉［9］、尚仲衣［10］、黄问歧［11］、章光涛［12］、许恪士［13］等人撰写了评论文章。从这些文章看，当时政界人士的褒奖较多。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称赞考察团提交的报告书“对于各级教育之制度方针与乎其内容之剖析”，有着诸多精到处。［14］教育界人士对考察团开展的考察则提出了批评。如认为考察团仅在中国东部地区作考察，考察范围有限;认为考察团开展的检讨意在推动中国教育欧洲化。不过，在考察团检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界人士不吝赞誉。1933年，署名为“青士”的学人撰文说，考察团提出的意见很有价值，值得参考［15］。同年，李建勋说，除大学教授由教育部任命以及取消学分制的建议“尚有讨论余地”外，考察团提出的其他建议“均为改良吾国大学教育之良策”，倘若政府当局“照此方策进行，则吾国大学教育不能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1］167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时的确参考了考察团的意见。

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状况的检讨

如前所述，国联教育考察团重点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并在考察报告第三章中作了检讨。其中，该章第二、三节批评了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高校间缺乏分工合作、课程设置不合理、学分制实施不当、教师聘任不规范、招生缺乏严格标准、过于注重讲授法、教材内容过于西方化、学生太过放任等问题。第四节提出了设立全国大学会议、促进大学间分工合作、加快发展理工科学校、以考试制代替学分制、规范教师聘任、成立大学教授会议、组织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试行大学毕业考试、厘定大学课程标准、编写本土化的大学教材、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等建议。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较系统地检讨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值得一提的是，在检讨时，考察团依据国民政府希望加强调控教育及增进中外教育交流的意旨［4］1，积极引介欧洲教育经验。如考察团建议由大学教员、大学行政人员、社会知名人士及教育部官员组成全国大学会议，并由该会职掌“决定各区域应设国立大学之数目及种类”、“大学教育经费之分配，并规定付款之条件”、“校长及教授之委任”、“厘定关于人员之安置，教职员之薪俸与进级”等事务。［4］194－195该建议就把英国设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及法国设立大学评议会的作法介绍到中国。［16］考察团建议中国大学取消学分制，实施毕业考试，考试及格的学生“方能毕业”，该建议则与英、法、德各国推行的中学毕业考试制度相近。［17］1－2从检讨的内容看，考察团看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有针对性。如考察团对中国大学分布失衡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大学分布“杂乱无章”，东部地区高校过多，而其他区域的学校较少;“在同一区域内常有多所大学，诸大学间亦无合理之分工”。考察团认为，这种不合理的高校分布如不消除，“有效之大学制度实无从兴起”。［4］160－196从1931年的情况看，考察团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76、21、8所高校。其中，上海一地就有23所高等院校，超过西部各省总和。［18］再如，考察团检讨中国大学课程的问题也是一个突出例子。报告指出:中国大学课程有三点问题。第一，用学分制组织课程，使得课程支离破碎，学生的学习缺乏整体感;同时，一些学生拿满学分后，即以能毕业为由，“将该学科束之高阁”，不再认真学习。［4］178－180第二，许多大学将某一学科分为“若干不同之学程”，希望把该学科的前沿成果介绍给学生，这使得基础科目未受到重视。［4］180－181第三，许多大学教材过于西方化，这将使得中国“民族文化必致堕落”，使得学生脱离本国实际。［4］181－184考察团遂建议中国政府应重视基础科目、推动教材本土化。［4］205此外，考察团对中国大学招生的批评也很有见地。报告指出，中国大学招生缺乏统一标准。如“被此校淘汰之学生，往往因他校之条件不甚严格，得以考入肄业，若再被第二校拒绝，尚有第三校可以收容”，这种招生办法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大学为了招满学生，降低招生标准;这使得教学工作“降格以适合学生所能达到之水平线”，进而大学的办学质量下滑。其次，由于招生标准宽松，许多入校学生不合格，他们也不认真学习，学校就无法培养合格人才。鉴于此，考察团提议，中国政府应试行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以提升大学生质量。［4］174－175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特派之大学教师及教育部代表组织一委员会主持”，并由该会“确定录取标准”;考试上，政府部门把“投考一切国立大学之学生于一处而行之”，或“分大学为数组而行之”;录取上，“投考学生应叙明其所愿入之大学，考取之学生，则按照各校设施之方便及其在考试中之名次，分配于各大学”。［4］204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的提议有着较强的针对性。

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影响

由于国联教育考察团认清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着针对性，故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产生了影响。影响较大者为以下三方面。

(一)推动了民国中后期西部高校的发展1931年前，西部高校稀少，国内教育界人士也很少讨论西部高教。但国联教育考察团提交报告书后，教育界人士的相关讨论增多，并形成两派。一派赞成考察团的意见，认为应均衡发展中国高校。一派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高校布局作调整，而应让各地根据自身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自行发展。［19］而对这两派意见，国民政府采纳了前者，即按国联考察团的批评，均衡发展中国高校。抗战期间曾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就于1972年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批评中国大学分布不合理问题，战时教育部发展高校“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则”，并“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在后方分区设置;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20］65战后出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也说，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地理分布“杂乱无章”，故战后教育部对高教资源分布“作相当合理的配备，以奠定整个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基础”。［21］具体来讲，1932年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两类措施发展西部高校。其一，为促进大学分布均衡出台政策。1936年，国民政府颁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学校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22］2871938年，《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23］14同年，教育部拟定《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规定:国立大学将“就全国地域予以适宜之分布”，师范学院以分区独设为原则，农、工、商、医等独立学院就各省需要分区设置。［24］711－712其二，在西部地区新设高校。或将迁入西部的部分东中部高校改组，留在西部办学;或在西部地区新设国立高校，或将西部省立高校改为国立高校，批准成立省立和私立高校(参见表1［25］588－794)。而通过创设，近现代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问题纾缓。1947年，西部高校增至50所。［25］578－587高校的分工也较明晰。如贵州省有综合、医学及师范三类高校，甘肃省有综合、师范、医学、工学四类高校。

根据《*区教育系统校（园）级干部选拔任用实施意见》的精神、《20*年*区教育系统民主推荐校（园）级后备干部的实施方案》，特制订《20*年*中学民主推荐校级后备干部的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按照先进性和能力建设的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人才选拔到校级后备干部的队伍中来，为徐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干部保证。

二、推荐条件

1、年龄：一般男48周岁、女45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年龄）。

2、学历：大学学历以上。

根据《*区教育系统校（园）级干部选拔任用实施意见》的精神、《20*年*区教育系统民主推荐校（园）级后备干部的实施方案》，特制订《20*年*中学民主推荐校级后备干部的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按照先进性和能力建设的要求，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人才选拔到校级后备干部的队伍中来，为徐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干部保证。

二、推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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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历：大学学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