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哲学论文范文精选

一、本真意义与现代转换的关系

与其他专业相比，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具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即很强的现实性。然而，中国哲学史却首先表现为一种历史形态，因此，历史上各个哲学家之思想的本真意义到底是什么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针对现实感极强的思政专业大学生而言，“中国哲学史”教学过程中必须对历史上各家哲学思想的本真意义进行适度的现代转换，否则，该门课程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学生因为它只是历史知识的传授而产生一定程度的隔膜感。问题在于如何进行适度的现代转换?我们认为现代转换的前提是真正把握中国古代哲学家之哲学思想的原始意义，通晓其本真精神。达到这个目标，要求课程讲授者首先对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一个还原化的工作，即对历史上哲人的思想进行反观、还原，最大限度地接近其所思、所想、所欲、所求。而这需要课程讲授者真正进入古人的内心世界，通过“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事实上，在了解哲学家之哲学思想的本真意义之前，所展开的所谓现代转换工作是缺乏根基的，由此也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的现代转换。本真意义指向历史本身，保证的是历史的延续性;现代转换指向的是当代社会，强调的是历史的变异性。两种工作同等重要。因为没有变异的中国哲学史缺乏现代眼光，其优良传统因此会陷于故步自封而失去现实性;而没有延续的中国哲学史忽视中国哲学本性，其现代转换也难以令国人从心底接受。举例来说，讲到孔子之“和”的观念时，在课堂中就可以与当代的和谐社会建设联系起来，而谈及孔子的和谐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表明在他的思想里，和谐并不排斥差异，而是必须以之为前提;他讲“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则可视为以礼乐为和谐的外在制度安排;他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可以看作仁德为和谐的内在道德理性。［3］这种讲法，既可以使学生看到中国哲学史上孔子的原本思想面貌，又不至于使他们感到其思想只存在于古代，而缺乏对其现代意义的感受。事实上，一定程度的现代转换也是中国哲学向前发展的必然路径。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在历史上主要是以经学形态存在的，而中国哲学史却是以近代意义的哲学形态登场。经学与哲学虽然存在交集，但是一为古、一为今的二者之间的张力也是天然本具。消解此种张力，无疑也需要处理好本真意义和现代转换的关系。

二、信仰与知识的关系

作为中国哲学史之主干的儒学，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就成为中国人行为处事的指导思想，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事实。宋明理学产生后，儒学更是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则。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中国古人的信仰所在，直到晚清，康有为仍然大呼立孔为教，即昭示了这一信仰在中国曾经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后，除少数现代新儒家中的人物，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儒学已经不再是信仰，而转变为一种历史知识。那么，当代社会是否有信仰教育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质上就是一种信仰教育。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通过教育的途径灌输给学生，使之从知晓与理解到认同与接受，然后升华为信念信仰，最后化为行动指南和精神动力”。毋庸讳言，当代大学生处于极度的信仰危机中，他们大多把信仰概念过度狭隘化，从而简单地视之为宗教行为，而不能理解精神追求也是信仰的一种，由此造成信仰缺失，甚至反感精神信仰的灌输。在这种形势下，思想政治的信仰教育，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等，就显得更为重要。在为思政专业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就要摆正曾经是信仰而今已是知识的儒学与当代国人的信仰对象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诚然，儒学的一些观念是国人挥之不去也没必要完全去除的，但不能因此在课堂上教唆学生放弃当代信仰对象马克思主义、背弃党和政府，那样做的后果是非常危险的，甚至会导致影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严重后果。

三、继承与批判的关系

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其中某些思想成分就不见得再适合于当代中国的要求。因而，我们要尊重历史辩证发展的事实，讲授“中国哲学史”时，既不颂古非今也不是颂今非古，因为这些都是片面、不科学、不正确地对待传统的态度。我们要与时俱进，对中国哲学史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1940年，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他提出了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一般原则，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我们认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哲学史的批判和继承。中国哲学史上有一些落后的思想糟粕，譬如男尊女卑、官本位、三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等，这些观念我们要剔除。中国哲学史上也有很多普遍适用于各个时代的思想精华，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等，这些观念则需要我们继承，其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全球伦理原则。不止于此，即使对于我们认为需要加以剔除的思想观念，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纬·含文嘉》)这三纲，学界也存在着是继承还是抛弃的不同看法。早在激烈批判儒学的1940年代，贺麟先生就“发现了”三纲“与西洋正宗的高深的伦理思想和与西洋向前进展向外扩充的近代精神相符合的地方”。当代学者方朝晖先生则揭橥维护三纲的本义为“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但这一提法受到了李存山先生的质疑，他认为三纲的本义是“‘皆取诸阴阳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成为绝对尊卑和绝对主义的关系”。从这些争论来看，无论是批判还是继承，都不能视之为一种单方面的行动，我们需要从批判中继承、从继承中批判地辩证思维。总之，鉴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特殊性，为其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至少需要顾及政治性与学术性、本真意义与现代转换、信仰与知识、批判与继承四个方面的关系。这不仅关系到教学效果，而且关系到国家思想稳定的大局。

本文作者：谈际尊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教化与自由意识的确定

黑格尔认为，教化是个体“赖以取得客观效准和现实性的手段”，“乃是实体本身的本质性环节，即是说，教化乃是实体在思维中的普遍性向现实性的直接过渡，或者说，是实体的简单的灵魂，而借助于这个简单的灵魂，自在存在才得以成为被承认的东西、成为特定存在。因此个体性的自身教化运动直接就是它向普遍的对象性本质的发展，也就是说，就是它向现实世界的转化。……教化的意思显然就是自我意识在它本身的性格和才能的力量所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把自己变得符合现实。”［2］(P42－44)在黑格尔的理解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教化的本质性规定及其在整个精神世界中的意义。首先，“教化世界”是自身异化了的“伦理世界”，教化是伦理实体获得现实性的手段，教化就是伦理性的教育。黑格尔认为，在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中，最初的人类生活呈现出一种整体上的和谐有序，人们以共同体为最终的价值归依，个体为之战斗，为之献身，向这个无限的伦理实体靠近，将自己融入到一种神圣的精神世界之中。一个伦理性的王国就是一个无瑕疵、无分裂而完美纯一的世界。［2］(P19)希腊就是这样的一个伦理社会。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就像希腊这样美好的伦理社会亦处在矛盾和冲突的生长发展过程之中。伦理世界以民族和家庭为其普遍现实，以男人和女人为其天然的个体性，又家庭掌控在人的规律即黑夜的法律之下，民族构成服膺于神的规律即白日的法律，这些要素之间互相冲突转换，共同维护一个充满活力的伦理王国。伦理王国本身分裂成为对立的两种本质，这种相互对立既有冲突，又相互印证和直接渗透，它们作为现实的东西彼此直接接触到对方。男人的个体性将对本身有所意识的普遍精神与无意识的精神结合起来，与此相反，女性则将神的规律达到它的个体化，使个别的无意识的精神获得它的特定存在。通过女性的中介，无意识的精神从非现实升入现实，进入有意识的王国。男性与女性的统一，把现实的两个反对方向运动联合为同一个运动:一个是从现实降为非现实，将本身分化为独立环节，去经受死亡危险和死亡考验，这是属于男性的下降运动，另一个是从昏暗升入日光，从非现实升入现实，升入有意识的客观存在，这是属于女性的上升运动。［2］(P19－20)然而，对立毕竟没有消失，伦理世界的冲突还是将自己葬送掉了:由于伦理实体的非现实性，个体自我缺乏应有的地位，自我处于命运的悲剧性压迫之中，毁灭成为希腊伦理世界个体的普遍命运，天然和谐的伦理实体蜕变为僵硬腐朽的普遍性。于是希腊伦理社会解体，进入到一种法权社会状态。在以罗马为代表的法权社会中，个体自我获得一定形式的独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抽象的法人。然而，一切又因之支离破碎了，虽然个体不再需要依赖于任何普遍的东西，但却因此肢解了生命统一体:法人是一个丧失了普遍本质的空虚的自我，个体的自由成为一种幻象，整个世界于是发生了颠倒和异化。因此，只有通过新的斗争，即教化形式，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意识，返归到精神的本质中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教化世界是自身异化了的伦理世界，教化是伦理实体获得现实性的手段，甚至可以说，教化就是伦理性的教育，是对于伦理生活的反省和回返。其次，教化是伦理实体的简单的灵魂，是伦理实体在思维中的普遍性向现实性的直接过渡，借助于这个简单的灵魂，自我转化成为现实的特定存在，在现实当中追求其自由本质。由于伦理世界本身的矛盾和法权社会的先天不足，必须通过教化这样的新的活动形式克服其内在的对立和冲突，而达到对于现实世界的直接的肯定，获得普遍性。在此意义上，教化就是教育，依然立足于对于灵魂的改造和充盈，消解伦理实体的抽象性和空乏性，发掘自我的内在生命力。显然，教化是自我本身所内蕴的超越性本质使然，是追求自由的体现，是自然人向人的生成。教化造就人类社会，亦使个体站立起来，成为自我的主人。最初，教化将自己的职责定位于扬善祛恶。在诚实的简单灵魂之中，自我意识将对象性的世界一分为二:善与恶，将自在存在的独立的精神力量视为善，而被动的精神本质就是恶。［2］(P45－46)以此价值标准，由国家权力和社会财富构成的现实世界就是一个颠倒混乱的世界:被看成是善的权力会成为压制个体的摧残性力量，而曾经被视为恶的财富却成就了个体的独立性;本于诚实意识的高贵意识和卑贱意识亦陷入自欺欺人的窘迫境地。黑格尔这样描述:“一切具有连续性和普遍性的东西，一切称为规律、善良和公正的东西同时就都归于瓦解崩溃;一切一致的同一的东西都已解体，因为，当前现在的是最纯粹的不一致，绝对的本质是绝对的非本质，自为存在是自外存在;纯粹的我本身已绝对分裂。”［2］(P62)这样，教化在其使命的催促之下，走进了信仰世界，以图在此重新达到实体性和纯粹的思维性。然而，由于信仰世界本身的局限性，个体自我和普遍性依然无法达成统一，必须通过传播识见的启蒙运动和占有现实的法国大革命然来进一步克服这个异化的状态，以完成教化的最终任务。然而，就如同法权社会无法达成对伦理世界的一劳永逸的超越一样，教化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将自我对象化了，领略到了现实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周遭，但并没有真正返归到精神世界的本源。在教化世界，有限和无限、人和社会、个体和共体、肉体和灵魂、心灵和现实依然处在激烈的对立和冲突之中，自我意识在自己一手创立的现实世界面前一筹莫展，自我在寻求其本质的肯定性活动当中不但没有能够实现预先的目的，反而丧失了自己的本质，自我所创造的现实的普遍性社会成为一种压迫和摧残自我的异己的否定力量:作为教化最后一个环节的法国大革命虽然达到了自己对立面的顶峰，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但亦同时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恐怖。可见，教化即异化，现实世界成为了自我毁灭的最佳场所。然而，教化的最初目的在于克服伦理世界的对立和冲突，使自我获得肯定的现实性和普遍性。如果说教化成为了异化是现实历史发展的本然样态的话，那么客观精神却必定要求进一步向前运动，达到自身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自我并不甘心于在肯定性的活动中走进否定性的结局，自我寻求本质性和普遍性的努力必然推动其重新占有对象世界，直至实现其自由本质。这样，自我已经不能在现实世界当中解决自身的问题，只有过渡到自我意识的精神王国，通过道德精神，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教化的目的。从伦理世界—法权社会—教化世界—现实世界—信仰世界一路走来，教化的本质亦由此绽开为一个不断寻求自由意识的心路历程。黑格尔以其难以超越的历史主义视域，通过其精神哲学对于历史事件的抽象和辩证，雄辩地论证了人的教化意义:人作为精神存在就必须同偶在性拼搏，使自己趋于无限，以接近普遍性;不论处于一个何其无奈、繁杂和难解的处境之中，人必须不断奋争，反复辩难，争取成为自我的主人，消除特异性，实现自由的本质。

教育和伦理

对于个体而言，教化的功能在于使之脱离其自然存在的状态，获得一种精神生命和意志自由，实现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存在。对个体进行教育和教化，个体因之而获得教养，也由此在某种意义上摆脱其特殊性而获得了普遍性的生命形式。对此，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谈到“个体的教养”这一话题时，道出了教育的深层意涵。他认为，特殊的个体是不完全的精神，是一种具体的形态，每个个体都必须走过获得教养的历史道路，使之从它的蒙昧状态变为有自我意识的精神。这是教育的最深层的本质。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获得普遍性的知识，认识到世界文化史的发展轮廓，同时实体赋予自己以自我意识并获得普遍精神，从而得到教化和教养。［4］(P17－18)显然，个体教养的获得和世界的教化进程是同步的，只有当主观自由达到客观真理，个体才获得效准。对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在展开法—权利—道德—伦理的递进分析中，着重阐述了教育的伦理品性。何谓伦理?何谓教育?伦理和教育处于何种关联之中?伦理就是自由，是客观，也是必然，整个人的生活都在伦理力量安排下得以展开;伦理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神，对于这种永恒的正义力量，个人唯有安首俯命。［3］(P165)教育就是要把特殊性加以琢磨，使其行径合乎事物的本性;［3］(P203)教育在于培养人的第二天性，使之符合普遍性，达致伦理的内在要求。黑格尔说:“教育学是使人们合乎伦理的一种艺术。它把人看作是自然的，它向他指出再生的道路，使他的原来天性转变为另一种天性，即精神的天性，也就是使这种精神的东西成为他的习惯。”［3］(P170－171)在此，教育作为达到伦理的一个环节，被赋予了滋养精神成长的神圣职责。所谓教育，就是对灵魂的改造，就是对伦理事物的习惯。那么，社会个体如何获得伦理上的教育?成为国家的公民，首先是成为家庭和社会中的一员，个体的权利和义务获得确定性时，伦理性的教育便开始了。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通过爱，家庭获得内在的同一性和确定性。对于子女，父母的爱体现为照顾，同时施之最初的教育，约之纪律，以矫正任性，对受到本性迷乱的自由予以警戒，从而将普遍性铸造进其意识中去。成为家庭中的一分子，是自然血缘使然，但要成为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依靠先天本能断然不可。对于子女而言，父母构成普遍物，子女必须服从父母，否则便将变得缺乏教养。因此，在家庭生活中，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向被教育者灌输伦理原则，确立伦理生活的基础，同时使被教育者摆脱自然直接性，获得独立和自由的人格。［3］(P188)当然，家庭教育不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儿童出于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和渴望长大成人和进入成年世界的冲动，都使得其自发地感到有必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当子女萌发出这种自由意识时，父母以往所要求的纪律和服从就代之以爱和信任，着力于养育子女的理性精神和伦理精神，直到孩子们发展出达到脱离家庭的自然统一性的能力为止。个体不能永远生活在家庭中，走出家庭迈入社会是个体成长的必然选择。市民社会是一个个人利益争夺的战场，每个人都为了自身的目的将他人视为手段，偶然性和特异性自由地活跃在每一个角落。在这种荒淫和贫困的景象中，伦理性的东西彻底丧失了。然而，黑格尔认为，贯穿于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性原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向整体性的靠近必然将之推移到普遍性，不如此就不能获得其真理和现实权利。因此，社会成员就必须按照普遍性的方式来规定其知识、意志和活动，并是自己成为社会联系锁链中的一环。［3］(P201)这样，教育就是个体和社会发展内在的需要，是一项“解放以及达到更高解放的工作”，并构成“推移到伦理的无限主观的实体性的绝对交叉点”。［3］(P202)应该看到，这种解放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其既反对纯主观性和情欲的直接性，又抛弃感觉的主观虚无性和偏好的任性。但正是只有通过这种教育，主观意志才能获得客观性，并最终获得价值，达到现实性。不仅如此，通过理智的培育，特殊性才能成为真实的自为存在，才能确证自身的单一性，才能在伦理中成为无限独立和自由的主观性。所以，有教养的人只会照顾到普遍性，不会表现出自己的特异性来。同时，受过教育的人是真正能够获得自由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为自己做主，能够做想做的事情和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还因为其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故其不容易得罪人，博得好的环境。在市民社会中个体实现自身独特的单一性和自由主观性，但只有将个体培育成为国家公民，才能最终使自由达到其最高的权利。因此，个体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实现其个人自由和权利，而是致力于成为国家的公民。成为国家成员是个人的最高义务，个人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3］(P254)国家是伦理实体的最高阶段，在国家生活中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维护每一个成员的特殊目的和福利。也就是说，国家对于我来说似乎是外在的他物，但是我的实体性和特殊利益又同其密不可分:我与国家不但不互为疏离，而是互为一体的。因此，既然国家具有先在的合理性，个体就应该具有爱国心，不要好争辩找岔子，这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起码要求。在此，教育就是使受教育者看到国家生活中每一事物里的肯定的东西，以维护基本的生活秩序。［3］(P268)国家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中，对国家统一性的维护不仅是一般公民的义务，更是行驶权力者的职责，对于官吏的政治教育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政府的信誉和效准。黑格尔说:“为了使大公无私、奉公守法及温和敦厚成为一种习惯，就需要进行直接的伦理教育和思想教育，以便从精神上抵销因研究本部门行政业务的所谓科学、掌握必要的业务技能和进行实际工作等等而造成的机械性部分。”［3］(P314)这样经过对大众和官吏的教育，主观方面就隐遁起来，与之同时，服从普遍利益的习惯就逐渐养成了。教育于是不断地接近精神的本性，肩负其完善人类本性的重任，直至达成普遍精神。

1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现状及原因分析

1.1社会因素：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遇冷近年来，在高职教育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教育规律，急功近利发展的现象，突出表现为高职院校不断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一味加强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在学生职业道德以及人格的养成过程中的熏陶教化功能。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应运而生，目前又普遍面临着学生就业困难以及社会对人才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严峻挑战。因此，从“实用”角度出发，校方纷纷加大了对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力度，在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训设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再无精力顾及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再者，高职教育学制短，专业教学任务重，校方更重视实训课程的质量，技术理论课次之，而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基本流于形式，出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查起来非常必要”的状况。

1.2学生因素：素质堪忧目前，高职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论功底较薄，甚至大多数理科学生基本上没有学过哲学常识，无法适应起点较高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较多学生反映难以理解其基本内涵，理论学习上通常表现为放弃，进行“学职业技术不需要社会科学理论”之类的消极宣传。全球化的浪潮带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涌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无一不猛烈冲击、影响和改变着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泥沙俱下，由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内涵建设，致使某些学生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远远多于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现实主义的关注极大地超过了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

1.3师资、教材因素：师资力量欠缺、教材脱离实际高职院校大多数由以往的中专院校“升格”、“整合”而来，本来哲学社会科学师资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数量极少，大家、名家更少。办学规模急剧扩充，更导致师资严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课不得不改为大班开讲，或者非思政专业背景或非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客串，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极少数教师还没能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学中忽略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一些西方学术观点缺乏正确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只是当成纯粹的知识传授课程来对待。当前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内容单一、是非标准简单，割裂了厚重的理论与鲜活的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空洞无力的说教对高职学生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教学效果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2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

2.1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社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要求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帮助学生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强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锻造坚强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教导学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遇事客观理性、不轻率、不浮躁、不盲从、不走极端、不急于求成；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把握时代脉搏、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对现实社会作出正确的思维判断和价值选择。理工科专业的高职学生同样应当且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法律素质，才能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自觉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念。而优秀的人文素质、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是自然科学教育无法实现的。当前我们生活在气象万千的网络时代，各种文化思想的激荡、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价值观念的碰撞、行为准则的差异，导致学生的诚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协调社会环境变化与个人行为习惯的矛盾中，哲学社会科学倡导的科学认知方法、科学精神理念，对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平等与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确立了精神支柱，营造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

今年夏天，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教授来北京参加道家国际会议，见面便送给我一篇他新写的文章，题目是“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的亚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东京大学研究讲学时，对东京大学近年的教育改革颇为留意，尽管如此，这篇文章的开场白仍然使我吃了一惊：“本文标题采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而不用‘东京大学文学部’，是因为1995年随着大学院重点化的实施，‘大学院’已取代‘文学部’成为部门名称。”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几年前我们介绍池田教授，标准的表达是“这是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们现在就应介绍说“这是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新变化，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东京大学（下简称东大）及日本大多数大学的建制与英美俄中皆不同，据说源出于德国的制度。东大文科的设置结构在历史上变化甚大。东大初创期（1877—1884）文学部除哲学科外，包括政治学及理财学科、和汉文学科。1885年政治学、理财学编入法政学部，同年文学部和汉分家，分为和文学科和汉文学科。在帝国大学时代（1886—1895），人文学科已形成文、史、哲、语言的基本学科内容。到东京帝国大学（1897—1945）初期则明确确定文学科、哲学科、史学科三大学科的人文学科结构。这种结构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1946年时三大学科共21个专修科（专业）。1947年恢复东京大学，旧的专业名称如“支那哲学”“支那文学”改称“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取消了文史哲三“学科”，而使19个专修学科都自成为“学科”。中国哲学也成为19个学科之一。1963年，文学部的21个专修课程被重新归入四个新的大类：第一类文化学，第二类史学，第三类语学文学，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学学科的内容，但从大类的名称上说，“哲学”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变也可以说在60年代已经开始。这样的四大类结构至今未变，只是不断加以局部的调整。1988年，把原属“文化学”中的印度文学改入“语学文学”类，把原属“文化学”的美术史改入“史学”类，又把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改称为“行动学”。1994年，类与类名未变，但专修课程的名称（相应地研究室的名称）作了较大改变，“中国哲学”改为“中国思想文化学”，“国史学”改为“日本史学”，“国文学”改为“日本文学”，“印度哲学”改为“印度哲学佛学”等。此外还增设了朝鲜文化、澳洲语言（土著）等亚洲文化研究的课程。1995年，学科的四大类更名为：一思想文化学科，二历史文化学科，三言语文化学科，四行动文化学科。四大学科共26种专修课程，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学科全部变为“文化学科”，这种名称上的汉字形式的改变无疑体现了东大人文学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发展的一种变化动向。在1995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的“修习注意”中说：“本专修课程领域甚广，研究时代可从上古（甲金文）至现代（、新儒家）各时代中选择。领域包括中国思想、哲学，及其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和文化（语言、艺术’风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间宗教）、科技（天文、医学、农学）背景，可从中选择。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沟通、中国与日本及中国与西洋思想之比较。”这个的例子可以使我们具体地了解这种变化的内涵。

东京大学大学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学部中，“综合文化学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东大各学部皆设在东京市内的本乡校园，综合文化学科则与各学部不同，设在距市中心较远的驹场校区，属教养学部。据说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国立大学的教养学部，而东大的教养学部却得以保存，此端赖其综合文化学科的活力及表现。综合文化学科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硕士课程有七大类，其中“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设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课程24门，“地域文化研究”专业设课程达48门，“文化人类学”专业设文化理论、文化过程、社会人类学等课程27门，虽然其中含有不少演习课程，但其课程开设的数量确实令人惊叹。七类之外，在“广域科学”专业中还有科学史、科学哲学及大量边缘交叉学科。综合文化学科产生的历史也许有其特殊的缘由，而这一学科已经成为今天东大最具活力的一个部门，也是东大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文教交流特别活跃的一个学科点，相当突出地体现了“文化研究”在现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来，东大的教育一直维持着“大学—学部—学科—专修课程”的主体结构，例如现在的文学部—思想文化学科—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思想文化学科下有七个专业：哲学（专指西方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学、印度哲学佛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美学艺术学、伊斯兰学。学部主要担当本科教育的责任，故以学部为部门名称的作法体现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方针。东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养学部修完两年前期课程，然后进入学部，选定一个专业修后期课程。如选定文学部的思想文化学科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学科的其他六种专业课程。每一专业都规定了后期课程在该专业应修的科目和学分，一般学生在三、四年级应修科目6—8项不等，需完成专业学分约40—44个。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社七种必修科目：中国思想文化学概论、中国思想文化史概说、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思想文化学特殊讲义（专题课）、中国思想文化学演习（资料课）、毕业论文，共44学分，其中毕业论文12学分。此外还要必修东洋史、中国语中国文学等文学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学分。在“学部—学科—专业”的结构下，专业与研究室相对应，如思想文化学科有七个专业，即有七个研究室，分别承担其专业课程。整个文学部26个专业，即有26个研究室，类似我们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学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国人教师5人。其中思想文化学科（哲学类）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为2—4年，多由新毕业的博士生充任。教员的数量比我们（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东京大学的文学部相当于中文一般说的“文学院”，现在台湾的大学如台大、政大、辅大等也还都有文学院，作为大学和系之间的一层机构。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学生一二年级在教养学部，三四年级便直接进入学部下的专业，由研究室来管理，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学部下面没有“系”一级，学科或在名义上也可称为系，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机构，学科或系亦无实体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学部来管辖，而以研究室为教员人事和预算执行的基本单位，这是体制上的最大不同。在这种体制下面，显然教育的重点是落实到专业的教育；由于较早进入专业，本科毕业时的专业水平比较高。但由于从教养学部一下子进入专业研究室，学科的统一性不被强调，学科的整合意义没有了。一个后期学生从三年级起在专业研究室的团体中学习和活动，这是集体文化和专精技术结合的例子，但一个进入中国哲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没有一个机制保证他学得必要的哲学类课程。从我们习惯的“哲学系”的立场来看，其长处和短处还值得研究。

一、英语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我国2000年出台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以下简称《教学大纲》）的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应该用英语撰写三千至五千个单词的毕业论文，不仅“要求文字通顺、思路清晰、内容充实”，而且要有“独立见解和创新意识”。毕业论文本应该是检验学生学业成绩的标尺，更是学生展示其学术能力、表达思想的平台。但是，对于教师来说，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日益成为挑战性很强的工作，因为毕业论文问题重重，集中暴露了学生学习的弱点，也反映了教学和管理方面的薄弱。

首先，学生的毕业论文中频繁出现语法错误。究其原因，很多高校教师没有把语法讲解作为讲课重点，或者即使教师强调了语法，学生也没有充分重视。第二，学生论文中逻辑混乱，常常出现循环论证、自相矛盾等逻辑错误。条理不清，论据不足。第三，论文缺少批判性。学生往往擅长介绍某个学派或者学者的观点，却并没有提出自己对于研究对象的评价；即使有所评价，也大多是赞誉，不进行理性的审视和批判。第四，学生所写的论文题目大多是老生常谈，新意匮乏；内容陈旧，行文刻板。可见，有些毕业论文没有达到《教学大纲》规定的提出“独立见解和创新意识”的要求。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很多。从主观上讲，有的学生对于毕业论文的写作重视不够，写作态度不认真。从客观上讲，课程设置亟待改进。虽然《教学大纲》规定“我们要有意识地将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机地融合在英语专业技能、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课程的教学中”，但是，高校几乎没有专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课程。例如，高校的英语专业并不开设逻辑课程，也不开设数学、几何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更没有其他训练思维的课程，这是造成文科学生的逻辑思维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教学大纲》明确建议开设英语国家概况、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西方文化入门、希腊和罗马神话、《圣经》、西方文明史等课程，但是，实际上很多高校的英语专业并没有全面开设这些课程；即使开设了其中的一些课程，也大多是从历史的角度介绍史实，缺乏从哲学的深度研究人文思想和探究思维本质。

所以，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不强，创新性思维更得不到培养。另外，有的高校没有开设专门的论文写作课程，致使学生不了解论文写作的规范和方法。所以，从根本上讲，论文写作的问题暴露了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的薄弱，特别表现在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等方面。笔者认为，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进行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教学和研究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三者缺一不可。其中，逻辑思维是基础，是批判和创造的工具。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是逻辑思维的发展和升华。对于这三种思维的有效运用是提高英语论文写作的有效途径。

二、逻辑思维训练

人类具有逻辑思维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进行严密的逻辑思维。研究逻辑思维的逻辑学作为一门学科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支配着西方的逻辑观。逻辑学可以分为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学后来被归为形式逻辑，特别典型的是三段论。形式逻辑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至今已经比较完备，是逻辑学的主体部分。“形式逻辑是关于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同时也研究一些认识现实的简单的逻辑方法。”①P8形式逻辑是一种理性认识形式，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也就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包括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形式逻辑非常重要。亚里士多德将其系统论述逻辑法则的著作称为《工具论》，意思是逻辑是认识的工具。近代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基于其形而上学的逻辑体系，而把归纳逻辑视为进行科学研究和认识的工具，为自己的著作命名《新工具》，与《工具论》形成鲜明对比。形式逻辑不仅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而且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更是揭露错误、进行批评的有力工具。在西方，自从古希腊时代以来，逻辑学一直在学术界备受重视。柏拉图学园禁止不懂几何者入内，强调了逻辑的重要性。在中世纪，西方学校普遍讲授的七门课程（“七艺”）中首推“逻辑学”，其它为语法、修辞、算术、音乐、几何、天文。至今，逻辑学也是西方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不仅是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而且是进行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逻辑学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古代即有逻辑学，当时称为名辩学，印度的古代逻辑学称为因明，又称佛家逻辑。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古代的逻辑学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所以现代的逻辑学大多遵照西方的逻辑学。这也可以算作我国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如西方的一个深层原因，然而，更直接的原因在于教育管理和课程设置。目前，高校中开设逻辑课程的专业大多仅限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院系，在外语类院校开设此课程的几乎没有。由于英语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大多从事教学、科研和商务工作，这需要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所以，逻辑思维的培养直接关系到英语人才培养的成败，而衡量英语人才的标准之一就是毕业论文写作的质量。一篇好的论文应该是思想、逻辑和文采三者的统一。思想性是论文的精髓，逻辑是保证论文的思想性、准确性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