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管理范文精选

内容提要：现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不可能完全预见到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劳动价值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解决新问题，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内涵和外延，商品价值、效用等内容以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经营管理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如何参与收入分配等问题两方面来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世纪之交，随着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在工业经济中孕育成长的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知识经济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超越工业经济向更高阶段的飞跃，它必将对在工业经济时代创立和成长起来的所有理论提出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不例外。劳动价值理论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指出，“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的同时也必须深化对劳动的认识。

关键词：知识经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劳动价值论

第一方面：

公允价值会计（FairValueAccounting）是指以市场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资产和负债的主要计量属性的会计模式，其核心是公允价值的确定。公允价值会计的产生首先是会计计量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公允价值会计产生的理论基础

（一）会计目标的变迁

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最终服务于会计目标。多年来，会计目标一直是各国会计学界研究的焦点，其中，以美国的研究最为突出。美国会计界在20世纪70、80年代形成了两个代表性的会计目标流派，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

就受托责任学派讲，受托责任之所以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与之相应的决策有用学派的理论不仅要求两权的分离，更重要的是，还要求社会资源的分配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的，也就是说，资源的委托与受托关系是通过资本市场建立起来的，其涉及的利益主体更趋于多元化。可以说，它们并不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学派。从根本上说，两者都强调会计要为所有者的委托负责，只是在具体内容上各有侧重。受托责任学派更加强调受托人的经管责任，将重点放在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关系上；而决策有用学派则强调会计信息对企业以外的各利益主体的重要性，即会计信息要为其决策提供依据。

由于现实的会计工作多以如实反映经营者的受托责任为目标，历史成本便成为会计计量的主导模式。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2000多家金融机构因从事金融工具交易而陷入财务困境，但建立在历史成本模式上的财务报告在这些金融机构陷入财务危机之前，往往还显示“良好”的金融业绩和“健康”的财务状况。究其原因，因为在现有的会计理论中，会计计量是建立在历史成本基础之上的，历史成本是资产实际发生的成本，反映了资产或负债在实际交易中的历史记录，是以反映受托责任为会计目标的。按照历史成本计量时，只能反映己发生的成本，而不是未来可能发生的成本。然而，在计量衍生金融工具时，由于其初始投资很少或者为零，且在未来结算，其签约时的初始投资（历史成本）并不能反映其价值和风险情况。并且在持有期间，由于其价格的波动较大，历史成本难以追踪市场价值的变动情况，使相关性和可靠性受到很大影响。此后，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如何使会计计量能够为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对其投资、信贷等活动更为有用的信息，会计目标开始更多地倾向于决策有用观。会计目标的这种转变，是公允价值这一计量模式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

【内容提要】人学思想是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围绕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形成了以人的本质为基础，以人的价值为中介，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的人学思想，在人的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晚年在人学思想上虽然发生过一些迷误，但其基本方面仍然是正确的，具有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人学思想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忘“人的全面发展”的大目标，又立足于积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阶段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人学思想/人的全面发展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03)12-0003-04

人学思想是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研究和评价的人学思想，对于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人学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晚年的迷误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对人民币内外价值的讨论已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和管理部门关注的焦点，人民币正面临着强大的升值压力。本文选取1995年1月—2006年1月的汇率、国内消费物价指数以及进出口总额的月度数据，利用SVAR模型，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动态波动效应。结果显示，在受到结构性冲击后，汇率的波动与国内物价的波动呈现出反向变化趋势，违背了货币购买力平价规律，而与进出口之间的脉冲响应表现正常值，这表明人民币的对外价值与对内价值存在一定偏离。本文最后针对这种偏离，试图从我国汇率制度性的安排上做出解释；实证结果同时检验了“购买力平价定律”的适用性。

关键词：汇率波动；SVAR模型；结构脉冲响应函数；人民币价值

一、前言

汇率作为一个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人民币汇率问题已成为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治家都关注的焦点。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06年10月，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同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一再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中国政府将人民币汇率调整为自由波动，目的就是迫使人民币升值，但我国政府反复重申，中国不会迫于外界压力而允许人民币升值。围绕人民币汇率所产生的争论不仅是一个国内经济金融理论问题，也逐渐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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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一国的国际收支、通货膨胀率、利率、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外汇储备、财政政策以及人们的心理预期等都会对汇率的变动产生影响，同时汇率的变动也会反作用于这些因素。综观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文献，人民币汇率波动效应研究成果很多，大多是围绕汇率波动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来论述的；人民币价值问题的研究文献却非常少，其中讨论最多的是人民币价值是否存在高估与低估。魏巍贤(2000)从汇率的决定与稳定性上来分析汇率波动效应，他认为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稳定性主要归因于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高速的经济增长、对外债余额与通货膨胀的有效控制，未来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将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变量和国际金融环境，特别是日元不再进一步贬值。面对人民币高估或低估的争论，王世军、王晓萍(2000)的研究认为，人民币的高估或低估是所选择的基期不同而形成的，以1990年为基期，1998年的人民币汇率低估；以1994年为基期，1998年的人民币汇率则高估。李祺(2006)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始终围绕均衡汇率波动，并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高估和低估，贸易条件、开放度等基本经济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影响显著，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汇储备规模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不显著。关于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曹阳、李剑武(2006)的研究表明：从长期看，随着汇率波动率的增加，我国的出口量会减少，进口量则会增加，而短期汇率波动率的增加对贸易影响不大。在人民币汇率的管理方面，窦祥胜、扬析(2003)认为，人民币汇率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从未来改革方向看，应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以充分反映出人民币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特征，经济的开放程度也会对一国的汇率波动水平产生影响，孙焕民、李国柱(2004)的研究表明，汇率波动与一国经济开放度有较强的相关性，一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从长期看会有助于减缓汇率波动；对汇率形成持久影响的是实体经济因素，随着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汇率的波动更不容易受到特定国情的影响。

1.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谁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怎样确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构成了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价值观的基点。立足于这个基点，合乎逻辑地形成了其独特的价值观系统，从而在当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价值思想体系中树起了一面新的旗帜。

首先，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价值创造的主体作出了全新的判断。他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里，“创造世界历史”就是创造价值；“动力”就是主体的创造力；“只有”不仅对创造主体的唯一性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规定，明确地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严格的排他性，把一切走向反动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包括上帝、耶稣一类的神秘力量，统统排除在创造主体的范围之外。

其次，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党的领袖、国家官员和普通群众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的区别。前者的价值就在于服务，即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了矫正传统的身份等级偏见，在排定的社会群体价值序列表中，人民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对这种价值序列关系曾作过明确的叙述：“我们一切革命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至于在人民内部，更无尊卑贵贱的差别，身份价值完全平等，彼此目标根本一致。所以，号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选集》第3卷，第1005页），以便形成亲密无间、团结友爱的新型同志关系。

立足于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基本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决不能像剥削阶级那样对人民群众采取敌视、轻视或利用的态度，而是应当真心实意地相信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谦虚谨慎，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

2.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把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他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选集》第3卷，第864页）这一取向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上，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福利，把人民利益作为最根本的取向。基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客观条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这一取向，制定了不同的大政方针和经济政策，以尽可能地满足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例如：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发展生产，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建国以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60-70年代，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相应措施……这些都是这一价值取向的实际贯彻。也正是根据这一取向，他一贯坚决反对任何旨在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等各种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行为。他经常要求全党深刻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等等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认真予以解决。（参见《选集》第1卷，第135-137页）他一贯坚持立党为公，反对立党为私，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他反复强调党的宗旨、责任和奋斗目标，并要求全党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防止被糖衣炮弹所击倒和在和平环境中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