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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影视作品中价值观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影视作品价值观创作意图先行
影视作品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它从各个角度折射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广大影视工作者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指引下,深入生活、辛勤创作、精心制作,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反映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影视有了长足的发展,涌现了许多优秀作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近年来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解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国门的打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扩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发展。人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这些年,影视作品来源扩大了,欧美、日、韩等影视片、港台影视片纷纷登陆大陆市场。对我国大陆的影视业造成极大的冲击;影视的观看渠道拓展了,电影院已不再是唯一的传播场所,电视业的发展、电脑网络的普及,各种新媒体的涌现,使得人们的视野不断开阔;对影视作品的评判标准在变,票房价值的高低、能否在国际电影节中获奖、网络视频的点击率等,似乎成为衡量作品价值高低的标准;这些都对影视创作者和演职人员的思想产生波动,形成极大的诱惑力。当前一些影视作品追逐“票房价值”、崇尚“娱乐至上”、炒作“眼球经济”的现象,不能说与此无关;人们的欣赏趣味和精神需求也在不断地变化……。新问题、新变化需要用新的方案去解决。从辩证的角度看,在“变”中总应该有“不变”的东西,我们认为“三项基本原则”不能变,“善与恶”“美与丑”等大是大非的价值观不能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有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正是阐明了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值得我们影视工作者认真的学习与思考。
一、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影视创作的基础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这一段论述明确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是建设和谐社会思想文化的精髓。
一、“与你同学真好”
班级的垃圾桶用久了,内外都比较脏。没等我安排人清洗,班里两名男生主动去水房把桶清洗干净了。我没直接表扬他们,而是找班级写作能力较强的一名学生,用一段小文写出此事,最后紧扣“与你同学真好”的主题,并把该文抄写到了黑板上。做好事者得了表扬,其他学生也感受到了这种正能量。每次考试班级都有部分桌椅搬到教室以外,考完试后,当有学生早早来到班级,把班级外面的桌椅搬回教室时;运动会上,没上方阵的几名学生把本班看台上的座位擦干净时;几名学生坚持每天轮流背着脚烫伤同学来班级上课时……只要班里出现充满正能量的事,黑板上都会不失时机出现主题为“某人某事,与你同学真好”的小文。美国实业巨子雅科夫曾说过:“表扬某个人,用公文;批评某个人,用电话。”我们班通过让好人好事上黑板的方式,不断潜移默化地向全班学生渗透“与你同学真好”的价值观,让学生认可它,并鼓励每名学生都努力使自己成为“与你同学真好”的人。
二、好集体,每名学生都受益
班级在建立的初期,总是存在教师不在,纪律就不是太好的问题。我于是特别注意年组里其他班级的情况。当我发现一些班级纪律特别好或有的班级纪律不太好时,就会让几名学生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哪种学习环境更好。让他们直观地感受“好环境,每名同学都受益”。考试后,当我们班的成绩比平行班好些时,我也会抓住这一契机,来说明“好集体,每名同学都受益”。其实,这条价值观,所有人都是认可的。为了强化这一认识,我们班特意举办了一次《好集体,每名同学都受益》的征文比赛,使它更深入到每名学生的心里。曾经有一段时间里,我们班黑板的最上沿,写着的就是:最好的学习氛围,最好的学习状态,好集体,每名学生都受益。渐渐地,学生集体意识越来越强,做事时更能想着集体,想着别人。因为他们认可:好集体,每名学生都受益。
三、让别人因你的存在而幸福
我们班是住宿班,大多学生都是第一次住宿。现在学生个性一般都比较强,宿舍管理难度比较大。为了使学生能自我管理,不断地适应宿舍环境,我们班的住宿生每周都要填一个表格。表格的名头是:好环境;好心情;安心休息;快乐生活;愉快学习。表格中包括以下内容(1)个人舍务很好完成,自己物品摆放整齐;(2)中午12:20后不再闲聊,按时休息;(3)晚自习回舍后,做事轻点、慢点,10:30后不再闲聊,按时睡觉;(4)大气,同学间不斤斤计较,宿舍里能考虑别人的感受;(5)在宿舍认真完成自己的值日工作;(6)到规定的休息时间后,无串舍现象,也不会将其他舍的人领回自己舍;(7)服从宿舍管理人员管理,有教养;(8)同舍学生不因的你存在而感到不舒服。虽然每条看上去都是那么简单,都是最基本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些内容确实影响着同舍学生的关系,也一直是宿舍管理教师头疼的地方。这个表格以宿舍为单位,要求每名学生把自己一周的情况填写到一张表上,然后在班级里公示。由于这个机制,学生每周都会反思自己在宿舍的生活情况。学生更明确知道在宿舍里哪些事情是应该做到的,哪些事情是应该注意避免的。渐渐地,在宿舍里,他们能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了,能为他人着想了,同舍学生的矛盾越来越少,宿舍里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宿舍环境也更干净了。在这样的宿舍环境里生活,学生家长放心,宿舍的管理教师也很省心。
一、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生成根源性
1.立以生活根基,上农尚伦价值观属于思想意识范畴,其生成与发展决定于社会存在。恩格斯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生成与生长正是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所决定的社会结构。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所以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尚农”就成为必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必须依靠家庭、家族集体完成,“一家几代人要生活在一起,这样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同时也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为了保证家族关系和谐和传承发展,就必须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父子、兄弟、夫妇关系,家庭伦理关系就产生了。生活在一片土地上的是众多的家庭,它们之间也需要处理各种关系,而在同质性很强的传统社会,最能接受和便于操作的就是将家庭伦理关系推演出去,形成社会伦理关系。同时,按照家庭伦理关系方式演绎出来的国家伦理关系,也必然是国家统治与治理最为经济的方式。基于农耕文明比照家庭内部伦理关系形成了长期稳定的中国传统伦理文明。这样,“作为历史事实,伦理文明所有的社会价值、所有的社会精神元素、所有的社会制度系统都是在村庄血缘关系中形成和提炼出来的”。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人的形态是以耕作形态为基础的,而耕作状态下的社区环境、家庭环境,是我们所有道德和价值的根源”。作为儒家思想核心体系核心价值观的“三纲五常”正是对传统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概括与反映(至于科学与否则是另一问题),形成了“农耕经济、依土为本,宗法血亲、生息之根,家国同构、差序有等,道生自然、德生人伦”的伦理文明。这就是说,传统核心价值观是直接反映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还基于现实引领了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让人在现实生活中、历史传承中感受生活的价值、人生的意义。
2.遵以认知心理,入世觉事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容本身蕴含着浓郁的道德关切和人伦特色,具有利用家庭亲情、地域乡情、人际友情等浸润教化的天然优势。也正因为这些特质,传统社会进行核心价值观的教化,在方式上重视符合人的认知心理,把知、情、意统一起来,重视人的感性经验、生活体验,讲究入世觉事明理。一是对价值理念的阐释遵以认知心理。在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化上显示出鲜明的人性心理根源。例如“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人之性善”、“人无有不善”、“人皆有不忍之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人类所共有的,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这样的阐述很能让人理解和接受,因为将“仁”这种人的道德行为追溯到还原为人的某种固有的心理现象,强调了“仁”的自然本能性质。这种理解,在方法上从道德周延性上就把所有的人包含了进来,把所要推崇的价值追求前置性输入人的心理深处。这等于一讲“仁”的价值理念的时候就把它预设进人的大脑之中,就给人贴了“人之初,性本善”的标签。这在内容上契合了人精神归宿需要和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肯定,也从心理上契合了人有爱与被爱的需要,在价值上满足了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更为深刻的是,“以‘仁’为核心而形成的我国古代传统核心价值观,是对把人作为神的附属品的宗教观念和把人作为工具的奴隶主意识的否定,它提倡的人与人相爱、同情人、帮助人、尊重人的价值,标志着‘人’的德性本质的发现,体现了我国古代的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两者合一的精神”。二是对价值理念的倡导贯以生活体验。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它必然是在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社会民众普遍地将它融入内心并作为行为规范、理想追求的。中国古代社会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同时,中国人特有的农耕生活方式决定了自己的思维方式重感性、重体验、重实际,要把核心价值观植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不可能依靠系统理性的理论灌输,因而始终贯以生活体验方式让人们去感受、感悟。如孔子讲“仁”,很简洁,没有过多的大道理,他从亲情当中理解“仁”,由爱亲推及爱众。他讲“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从家庭中血缘关系上的爱父母兄弟天然情感,推及到爱天下所有人,形成了一种朴素的大爱、博爱。正是由这种“爱亲”到“爱众”的人性情感逻辑,才到后来孟子进一步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后来历代的儒家思想家都坚持这一逻辑:首先就让所要宣传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在道德理想和实践上获得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属于人性的自然性基础,然后在这一基础上把“亲亲”的血缘伦理推向社会生活中去践履,完成一种“尊尊、长长”和“杀身成仁”的社会政治伦理。这种基于生活逻辑中的可体验性,是符合古代农业社会中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接受的认知心理的。禅宗中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生活体验中说道理,还表现为尊重和遵从了人的认知经验常识。如人为什么要遵以“礼、义”?荀子讲“天地有,然后有万物;万物有阴阳,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荀子作出这样的理解,切合了人们的经验常识,因而也就受到广泛认可,当然就成为社会共识了。由此,尊拜“天地君亲师”成为每一个人一生日常生活活动的时候,也就表明背后所隐含的核心价值观融入了可以体验的社会生活了。
二、导以回报机理
德者有得价值观本身包含着功利原则判断与选择。价值观“是人们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某类事物的价值及普遍价值的根本看法,是人们所持有的关于如何区分好与坏、对与错、符合与违背意愿的总体观念,是关于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基本见解”。所以,人们选择和坚守某一种价值观,其背后必然有着功利意义的考量。儒家思想追求积极“入世”,作为儒家思想集中反映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自然是源于世俗社会需要包含着功利取向的,践行核心价值观当然是有回报的。儒家道德修炼途径方法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在包含着个人修炼道德的价值功用。这种回报在实现形态上有物质的,如金钱财富、田泽山林;也有人的发展机会,如享受特殊待遇、官爵地位;也有精神的,如荣誉名号、碑牌堂馆。在效用惠及的范围和远近上,有的惠及自身、恩荫家人,有的光耀族众、泽被后世及至延及桑梓。大凡贤德之人、积善之家都被社会普遍敬重,甚至得到皇帝的恩典。如北宋真宗皇帝写的《劝学文》“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劝人勤苦读书,修炼儒家核心价值观,通过科举取得功名,便把这种功用制度性的回报揭示得淋漓尽致。儒家讲求经世致用,强调善行在人世间的回报,也是通过人的力量来实现的。孔孟儒学在伦理道德上主张的是人性相同、人格平等个体,在人的自然生命、道德精神和社会角色成长变换的由始到终、由低到高过程中,亦可为大人,亦可为圣人,终可为长者,因而所有的道德修炼皆可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实现,都可立德、立言、立行而不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不仅让个人得到回报,对国家王朝也是大有功用的。历代王朝都倡导以仁政治国,强调民胞物与,把皇帝拟为“仁”的化身,推崇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行仁政的回报就是人心归附、天下咸服。所以,《左传》讲“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礼记》讲“德者,得也”,《中庸》讲“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实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通过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发育、传播、生成发育根源性分析可以知道,任何价值观的生成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时空条件,都是特定时空条件下人们价值追求的主观选择的结果,而要让这种主观选择最终稳固下来,它就要能回到世俗的现实生活中通过功用回报得以验证。所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应当深入研究核心价值观的生成机理,要立足和尊重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利益需要,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根据核心价值观生成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加强对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认知心理规律的研究,提炼出共识性强、简洁通俗的核心价值观概念,坚持国家的主导性,尊重人民的主体性,激发社会的主动性,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在“国家-公民-社会”之间同频共振.
作者:王正文袁慧敏单位:中共黄冈市委党校
1价值观念不同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现代西方价值观念的产生肇始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当时西方价值系统以社会价值为基础,力图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建立更为有效的社会秩序,进而体现出价值,由于西方价值观念将人性看作是人的天然属性,因此“,人,生而平等”,在西方文化中开始有意识地强调人的“尊严”,他们认识到理性的光辉,力求以对个人利益的尊重来完善社会,使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乐观与信念。因此,西方并不排斥对个人利益和价值的尊重,例如:在17世纪荷兰追求平等交换甚至成为国家和国民的认知,这样的共识奠定了西方文化礼仪的基础,形成了西方文化礼仪注重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特点。而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将利益特别是金钱和地位放在了次要位置,文化中有意识地将文化价值放在首位,而对利益却置于有悖于“君子”修性的位置,这造成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以仁爱为中心,在提倡国君———臣子、父母———孩子、丈夫———妻子、兄长———弟弟、朋友———朋友做到“忠”、“恕”、“孝”、“悌”的基础上,建立起仁爱为中心的社会和家庭架构,进而形成国家。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化礼仪中出现讲求“尊卑清晰”、“长幼有序”的特点,这一点与西方,特别是英美国家的文化礼仪有着巨大的差别。
2集体主义认同差距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对比中西方发展的历史,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鉴别中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产生中西方文化礼仪的重要基础。西方人认为:每个人有着自己的独特身份和个性,而千万个个性和身份独特的人才能构成丰富多彩的世界,在西方看来,只有尊重每个人的利益,发挥每个个体的优势,才能够有社会的发展,特别经常用“天助自助者”来阐述个人主义,这成为西方专有的文化符号,也成为西方文化礼仪的重要出发点。特别是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对个人更是突出和强调,在不断传承和发展中尊重个人隐私成为西方文化礼仪中一个公允的价值观念和基础,而这一点也经过不断地发展成为世界上礼仪的共识。应该看到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不等同于自私和利己,而是在尊重个人的利益与价值的同时,实现集体和社会的发展。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认同上的不同出现了西方人特有的对家庭、友谊的不同理解,出现了对个人尊重的西方文化礼仪。在中国的文化和传承中集体主义一直是广为推崇和赞扬的美好事物,无论是孔子的仁爱思想还是墨子的兼爱思想都对集体主义有着共同的肯定与鼓励,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有集体作为基础才能够有个人的利益,“大河没水小河干”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中国传统思想里更加强调集体的奋斗,个人的成功属于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鼓励那些为了集体而做出个人利益牺牲的人。在这样的认知条件下中国文化礼仪更加重视集体主义,往往会出现对集体主义的膜拜,中国文化礼仪在表现形式上就变得更加含蓄和谦虚,带有强烈的“东方智慧”的风味。
3家庭观念不同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西方家庭结构较为简单,基本为“父母———孩子”的二元结构,多数老人在经济独立或者有自理能力时采用分开居住的方式,老人更愿意从精神和荣誉上给年轻人以指引,而很少从金钱、体力上给年轻人以帮助。而青年人认为自己代表着希望,如果跟老年人长期住在一起将会在荣誉、自尊、能力方面受到损害,因此也不会轻易组成老少几代、亲戚朋友的大家庭,这是西方社会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产生了西方文化礼仪的特点,对于西方家庭,成员被视为平等的主体,每个人有平等的发言权,因此,可以看见西方的孩子直呼祖父母的名字,而这一点在中国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才是家庭幸福和家族兴旺的标志,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中国家庭的结构属于“老人———子女———孩子”三元结构,家庭成员在一起居住和生活,在家庭中年轻人对老人的尊敬和服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家庭尊重老人的经历、付出和指挥,老人在家里有特殊的荣誉和特权,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中国家庭有彼此支持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这使得中国家庭更加重视自身的修为,避免因自身的不足和缺失,给整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带来损贬,这就使中国家庭成为成员共同认可的单位,因此,中国家庭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荣誉感。反映在中国文化礼仪上,中国更加注重“尊老爱幼”,遵循在礼仪上突出秩序,在秩序上强化尊重。
一、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教化关联
现实生活的良性机制的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具有教化意义的文化理念。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成为文化整合的基础,是因为它能够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保持一种契合与互动关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种健康发展的文化机制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众生活的内在契合与互动,得益于核心价值观念对人们思想的不断点化和提升。因而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仅仅看成是“政治教育”,否则就会使它丧失文化的“本真”,失去精神的自由创造功能。在市场霸权、网络兴起的时代,社会结构和民众生活发生巨大变化。随着人们交往空间不断扩大,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已经形成,以往用以进行社会动员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能效渐趋弱化。而人们的社会生活又因缺乏贴近现实的文化理念的引导,缺乏一种文化价值的自觉,渐趋颓废化和庸俗化。因而要强调作为社会生活样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形态,以重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理念与社会生活的内在关联,这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当务之急。为此要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教化“虚”与“实”的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教化对自在文化的点化与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精神的“社会知识分子”践履。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教化中“虚”与“实”的结合。文化教化具有“虚”的一面,即本质上它是一种理想性存在,因而其本身与现实的世界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文化教化又具有“实”的一面,即这种教化的理念不仅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还是一种承载这种教化理念的现实载体,以便与现实的生活世界相关联。比如说自古以来教化都需要礼仪的设计、机构的设置,以及作为传承载体的“以身体道”的阶层或群体。因而“虚”与“实”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的困境,正是这种“虚”与“实”的错位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教化,必须以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为基础。但它与意识形态教育并非等同关系,二者内在的张力表现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特殊的有组织的理论信念体系,决定了文化教化的体制和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赋予一个群体的世界观、期望、计划和行动以理论上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并非表面上看来的以个人或群体的专门利益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或合法性诉诸于一种更高层次的,似乎更具有概括性,因此更具有适用性的权威。”另一方面,文化教化又不同于意识形态教育。意识形态教育重在培养“政治人”,而文化教化则更立足于塑造“完整人”,其价值旨趣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存在,推动主体的文化自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化之道,就是要使价值观由政治事务转变为一种社会事务,成为人们生活世界中的个体精神需求。从“虚”的方面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内在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教养本原,为人的现实存在赋值和奠基。其“实”的方面则主要体现在对自在文化的点化与提升、文化精神的现实人格化践履等。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教化对自在文化的点化与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具有密切的联系,它不是抽象的存在和空洞的概念,而是当下每个人的现实生活。自在文化和自觉文化是我们生活世界中的两种文化形态。自在文化是“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天然情感等自在的因素构成的人的自在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自觉文化是“以自觉的知识或自觉的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人的自觉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文化存在多是自在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体现日常生活之道,已经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撑”,但它并不是简单地适应生活、迎合生活,而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思、点化与提升。因此,文化教化就是要对生活世界中的自在文化进行反思、自觉、提升,以重塑人们的自在文化行为。然而现实中,我们的价值观教育往往远离大众的生活世界,根据政治需要,以独断的话语展开说教;以应然代替实然,回避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矛盾。这种远离大众现实生活的教育,消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教化功能,面对民众在实际生活中的困境,从理论上也难以自圆其说。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与自在文化形成良性互动,发挥其对自在文化的点化和提升作用,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应该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建立直接联系,以便及时回应和驾驭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文化思想和文化行为,并以通俗化、生活化的话语表达,以大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对其文化思想和文化行为予以点化和提升。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精神的“社会知识分子”践履。文化教化的理念需要“以身体道”的群体或阶层作为它的体现和传承的载体,通过人格感召的形式实现文化理念的教化效果。这在各个文化系统中都有所体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尤其重视“以身体道”群体的塑成,“不可辩论,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孔子开始,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崩”“天下无道”,统治阶级已经失“道”,担“道”的重任就被“士”所承接。而在今天,要践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精神,实现其文化教化功能,同样需要具备良好教育背景、有社会责任感、能“以身体道”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然而反观现代社会,真正的“知识分子”却越来越缺失,“知识分子”的培养已经成为紧迫任务。为此,首先应加强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科目、教学一定要能够探寻到人类精神的自由、生命的尊重、资源的善用、宇宙的和谐等。现代教育学科分类越来越细,人为的学科壁垒,切割了学科的精神文化。人文精神的缺失已经成为当代学校教育的常态。实际上,人文学科是认识和了解人本身最贴切、最直接的学问。在中西方传统的“博雅”教育中,都注重对学生文史哲的一体化教育。社会所关注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方面的训练,还要关注怎样做人,特别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处理。而只有加强通识教育,才有可能完成“知识分子”的培养。其次要强调“社会知识分子”的文化教化功能。知识分子依靠知识优势,以自己言说和著述,承担着传播先进思想的重任,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在当代中国,我们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发挥其知识优势,创造、传播先进思想,以其精神力量,引领社会风气,推动大众的文化自觉。
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