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范文精选

语言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最早建立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之一。1950年6月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语言所归入社科院，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十五年了。语言研究所的所址最初是在北京东城翠花胡同，1956年初迁到北京西郊中关村，1958年又迁到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1969年底全体人员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1972年夏回京后暂驻北京朝内南小街原文字改革委员会大楼的一部分，1976年进入原北京地质学院主楼，1984年迁到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至今。语言所历任所长是：罗常培(1950—1958)、吕叔湘(1959—1982)、李荣(1982—1985)、刘坚(1985至今)。先后担任过副所长的有：叶籁士、石明远、赵洵、刘涌泉、陈章太、侯精一、晁继周、贺巍；江蓝生、孟庚海、董琨。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长江南北方言；持续体标记；本字；成因

［论文内容摘要］持续体标记的形成，是一个动词进行系列语法化的过程。本文从共时、历时两个角度，重点考察了汉语南北方言表持续体标记的本字和南北差异的成因，认为造成持续体标记南北不同的原因是：动词“到”虚化作动词趋向补语的时间（两汉）早于动词“着”虚化作动词趋向补语的时间（魏晋南北朝），因此体标记“到”早于“着”产生，而南方方言代表了较早的汉语方言层次。

一、引言

体标记又叫做“动词词尾”“态标记”“状态补语”“动态助词”，是动词补语的一种，附在动词后面，用于表达动作的状态、情貌。罗自群在《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类型》中的方言地图显示，在北方方言里，表示动作的持续或进行主要用体标记“着”表示，而长江以南（本文统称江南，下同）方言动词的持续貌和进行貌主要用“到”和“起”表示，其中“起”主要集中在西南官话和湘语区，不如“到”分布广泛。

二、江南方言持续体标记“到”类的分布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各分卷的材料和已发表的论文表明，用“到”类字作持续体标记的方言区域主要在长江以南，普遍分布在吴语、湘语、赣语、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等区的多数方言点，闽语、粤语、客语区也有分布。长江以北的部分四川、重庆方言也有表持续的“到”，一般认为是明清时期的湖广移民传去的，是受长江以南的方言影响造成的。主要用字有“到[tau0]”“倒[tau0]”“哒[ta0]”“得[te0]”“底[ti0]”“的[ti0]”“老[lau0]”“牢[lau0]”等。这些持续体标大多数可以同时用作完成体标记，本文只论述它们表持续的用法。例如：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拚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日语“外来语”，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逻辑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憾地写道：

【论文关键词】声调中古语音近代语音现代语音

【论文摘要】声调是字音(音节)的要素之一。音节有声调是汉藏语系语言的特点，在汉语以及与汉语同系的语言中。声调在区别词的意义方面的重要性和声母、韵母相等。本文从古音声母清浊方面，就汉语的声调及其发展演变，对中古语音的声调、近代语音的声调以及现代语音的声调做了简单的思考与论述。

所谓声调，是指音节读音高低升降的变化。汉语从何时起就有了声调的存在，现在还无法断言。通常认为，上古汉语也应该有声调的区别，但究竟有多少个调类，它们可能的调值如何，至今尚无定论。而中古时期的汉语语音的声调区别已经得到了共识，并且，当时的音韵学者已开始对这种区别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研究。

一、中古语音的声调概述

汉代以前，人们还不知道有四声，直到齐梁间骈体文盛行，受佛教转读佛经声调的影响，逐渐觉察到自己的语言中也有声调存在，开始以“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字音进行归纳，随后定出“平、上、去、入”，通称为四声。《切韵》、《广韵》、《韵镜》及《七音略》等都是按照“四声”分韵的。

四声的名称起于南北朝齐梁时代（五世纪末六世纪初），据《南史•陆厥傅》说：齐永明年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永明时期的这段叙述是平、上、去、入“四声”名称见于记载的较早的材料。此外，《梁书•沈约传》云：“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周颙传》记云：“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

［内容摘要］六朝时期的词汇在汉语词汇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六朝笔记小说词汇研究价值的剖析，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并对其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六朝；笔记小说；词汇；价值

一、六朝笔记小说词汇研究的价值和特点

词汇作为语言中最敏感的因子，与社会的变化息息相关，任何社会的变迁都会在词汇内部留下痕迹。六朝①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动荡的时期。此期战乱频仍，政权交替，灾祸连年，人们生活在战争和死亡的痛苦之中，社会生活和风俗文化也随着南北各民族人口的大量流迁而发生改变。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六朝也是一个重要阶段。它紧承秦汉，远续隋唐，是上古汉语与中古汉语（今从王云路、方一新的分法）的交替时期，这个时期的词汇呈现出与上古迥然不同的特点。由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要求语言承载更多的交际信息，因此大量新词语新用法应运而生，许多先秦旧词语此时也发生了演变，产生完全不同的新义项；常用词义位发生更替，同义词反义词显著增加，单一义位多义化，产生大量多义词。同时，六朝又是外族文化和中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的碰撞时期，佛经的汉译加大了对双音节的需求，客观上加快汉语双音化的步伐。双音节的迅猛发展，为后期双音化高峰奠定了坚实基础。外来词的吸收和中土化也丰富了汉语词汇。另一方面，权威工具书上六朝以后乃至近代汉语中很多新词新义，它们最早的用法可以追至六朝。由此可见，六朝时期在词汇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我们对于词汇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口语词和常用词（广义上包括基本词）的研究，因为它们最接近实际语言，“是后人了解当时语言的最可靠的依据”②。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佛经的汉译也随后开始。佛教是面向大众传播教义的，因此，佛经翻译要通俗化才能争得更多的信奉者。而从事翻译的外籍僧人大多汉文修养不高，加之佛教原典的文体性质决定了汉译佛经的口语化程度较高。“这就在客观上使佛典翻译成为影响汉语书面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雅’的藩篱而接受口语成分的重要因素”③。向熹先生曾指出：“魏晋以后，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日益加大。六朝开始出现一种比较接近口语的书面语——古白话。南北朝《世说新语》、《齐民要术》、佛经翻译……等，都用白话写成，它们是研究中古和近代汉语的主要依据。”④六朝笔记作为一个时代的语言记录，同甲骨文、先秦诸子、唐代变文、宋儒语录、明清白话小说被作为汉语词汇史上不同阶段“面貌”的典型代表⑤。对六朝笔记小说词汇的全面研究，有助于对断代词汇面貌的了解。

小说在六朝以前被人们看作是“街谈巷议”，大多散见于其他文献中。例如《左传》中有很多关于人物、场面和战争的描写都属于小说的范畴；《史记》列传中很多关于人物事件的描写，却依附于正史。这些口语化的语言，使小说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能在民间流传下去；而恰恰由于小说的存在，使我们能够更真实地了解当时社会的语言实际。六朝笔记小说包括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志怪小说以描写神仙鬼怪为主旨，包括《幽明录》《异苑》《搜神后记》《拾遗记》等；志人小说以描写人物性格特点为主，包括《语林》《殷芸小说》《笑林》《郭子》等。六朝时期社会纷乱，无论上层社会还是下层社会都处在不稳定的恐惧中，因而脱离现实转向神道鬼魅成为平民的一种价值趋势，清谈放诞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时尚。变化的社会生活折射在语言中表现为：志怪小说中关于神鬼精魅、生死丧葬、羽化升仙的词语特别多；志人小说中对清谈品评、人物性格方面的描述就比较鲜活。总起看来，六朝笔记已经具备小说特点，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和语言表达的丰富。关于事件、时间、人物外貌、语言、行为、心理、表情等方面的词语非常发达，这构成小说词汇一大特色，也成为后期各阶段小说词汇继承发展的前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