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哲学论文范文精选

诠释学(Hermeneutik)一词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本是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一位信使的名字，亦称“快速之神”，过去德国火车站常有他带上翅膀的鞋作为装饰，他的任务就是迅速给人们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注：对于诠释学在词源上来源于赫尔默斯这一看法，近年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例如卡尔·凯伦依(KarlKerenyi)曾认为诠释学一词与赫尔默斯神并没有任何语言学或语义学的关系，见他为《希腊基本概念》(苏黎世，1964)所写的诠释学词条。另外，H·E·哈索·耶格尔(Hassojaeger)在其一篇论文《诠释学前史研究》(见《概念史档案》第18期，1974年)里说，把诠释学认为是从赫尔默斯而来，乃是一种无根据的虚构，按他的看法，诠释学肇始于约翰·孔哈德·丹恩豪尔(Dannhauer)的《圣经诠释学或圣经文献解释方法》(1654)一书，诠释学乃是17世纪根据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理论。不过，他们这种看法在德国很少有人表示赞同。)因为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因此他的传达就不是单纯的报导或简单的重复，而是需要翻译和解释，前者是把人们不熟悉的诸神的语言转换成人们自己的语言，后者则是对诸神的晦涩不明的指令进行疏解，以使一种意义关系从陌生的世界转换到我们自己熟悉的世界。正是这种最初的含义，古代语文学家都是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诠释学。因此，诠释学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转换，一种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陌生的语言世界到我们自己的语言世界的转换。

不过，赫尔默斯要做到翻译和解释，他必须首先要理解诸神的语言和指示，唯有他理解了诸神的语言和指示，或者更正确地说，它是一门关于理解、翻译和解释的学科，或者更正确地说，它是一门关于理解、翻译和解释的技艺学。Hermeneutik词尾ik与一般所谓学(ologie)不同，ik一般指实践与方法，严格翻译，Hermeneutik应是诠释技艺学。伽达默尔说：诠释学首先代表了一种具有高度技巧的实践，它表示了一种可以补充说是“技艺”(techne)的词汇。这种艺术就是宣告、口译、阐明和翻译的艺术，当然也包括作为其基础的理解的艺术。就诠释学一词的神话起源及其以后的历史而言，Hermeneutik作为这种技艺，即作为语言转换和交往实践的诠释学，是与作为对永恒本质沉思的理论(Theorie)对立的。这一点在它的种种语言的传统表述里表现出来，例如它的希腊文hermeneutiketechne，拉丁文ars，interpretationis，德文KunstderInterpretation和英文artofinterpretation，这里的techne、ars、Kunst、art都表示一种与理论相对的实践技艺。

从诠释学这种词源学意义出发，伽达默尔曾把诠释学解释为语言的一种普遍的中介活动，是“一切思想的使节”(NuntiusfuerallesGedachte)。所谓使节，就是指两国进行交往的使者。伽达默尔曾把诠释学与法国人文主义者安东尼·孔德(AntoineConte)所说的法国经纪人事务加以比较，他说“它涉及的是最广义上的一种通译工作和中介工作，但这种通译的作用并非仅限于技术语言的翻译，也并不限于对含糊不清的东西的阐明，而是表现一种包含一切的理解手段，它能在各方利益之间进行中介”，并说这与柏拉图《伊庇诺米篇》把诠释学理解为一种从符号象征中猜出神意和未来的占卜术完全一样，“涉及的是一种普遍的中介活动，这种活动不仅存在于科学的联系之中，而且更存在于实际生活过程中”。

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从赫尔默斯发展而来的诠释学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它是传达诸神的旨意，而这种旨意人们是必须绝对服从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把它的要求当作真理和命令一般加以服从的艺术。正是这种具有规范性的职能，长久以来成为独断论诠释学(神学诠释和法学诠释学)的基础，其中应用这一要素得到普遍强调。什么叫应用呢?就是把普遍的原则、道理或观点运用于当前具体情况，或者说，在普遍真理与具体情况之间进行中介，伽达默尔说：“研讨某个传承物的解释者就是试图把这种传承物应用于自身……为了理解这种东西，解释者一定不能无视他自己和他自己所处的具体的诠释学境遇。如果他想根本理解的话，他必须把本文与这种境遇联系起来。”[1](P416-417)

综上所述，诠释学传统从词源上至少包含三个要素，即理解、解释(含翻译)和应用，传统诠释学把三个要素称之为技巧，即理解的技巧(subtilitasintelligendi)、解释的技巧(subtilitasexplicandi)和应用的技巧(subtilitasapplicandi)，这里所谓技巧，就是说它们与其说是我们可以支配的方法，不如说是一种需要特殊精神所造就的能力或实践。总之，对于诠释一词，我们至少要把握它的四个方面的意义，即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能力，而最后一方面的意义说明它主要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实践智慧。

西方诠释学的三大转向

近十年来各层次、各专题的中国哲学学术会议比较多，学界也发表、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专著，学术争鸣、研讨、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哲学研究的从业人员，特别是新生力量逐渐增加。这些都表明中国哲学研究的形势日益“走高”，这是思想繁荣的表现，也是学术繁荣的必然。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论文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一、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业务》《新闻战线》等刊物少量刊载了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实践活动、分析其新闻作品的文章。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集，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1958年8月出版）。“”期间，国内也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1978年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等相关文集出版。总的来说，80年代之前的研究较为零散，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新闻实践、新闻思想的分析梳理，可以说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起步阶段。

二、发展成熟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

进入80年代后，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教学单位的一批研究者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发展脉络，使之系统化，开始形成体系。这一时期，学者们所研究的文献中纳入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论著。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1983年出版）；选集《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1985年出版）；陈力丹的《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1987年出版）；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1989年出版）等。90年代以后，研究所涉及的范围进一步拓展，纳入并重视中共各代领导人的新闻观点。同时，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融入研究之中。例如，陈力丹所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年出版），“借鉴西方传播学的学术体系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传播思想进行研究……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和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

三、进一步发展阶段（新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基本均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部分出现。这一阶段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对之前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一方面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总结过去研究成果并进一步拓展的专著。例如，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2005年出版），选编了25篇论文，描绘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陈力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2006年出版），扩展了原有的研究，并以思想体系的形式进行了总结；吴飞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经典文本导读》（2005年出版）、郑保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论著导读》（2007年出版），则以集中梳理、呈现原文的形式，成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念的经典文本；此外，还有范敬宜、李彬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2007年出版）等著作，以不同形式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此外，新世纪以来，许多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呈现。以“马克思”和“新闻”为主题关键词搜索“新闻与传媒”类目下2000年之前的论文，一共有782篇；以同样的主题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新世纪以来所收录的相关论文，共检索到2001篇（时间区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21日，下文中“新世纪以来”所指区间均为此区间）。单独看这个数据，不到15年里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大约是之前51年总和的2.56倍。然而如果以同时间段“新闻传媒”类目下的论文总量比来看，新世纪以来的论文数是之前的4.75倍（新世界前后能检索到的论文分别为103600篇、491218篇），比值是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研究的1.85倍之多。可见，虽然新世纪以来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在绝对值上增加了，相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其他课题，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热度并不算高。作为常谈常新的课题，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呈现出“恒温”的态势。由于论文相对专著更为轻巧，更容易采取新的视角、拓展研究视野。例如，将目光投向以往的研究中论及较少的话题，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新媒体与互联网等等。现有的对马克思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主要作为一个组成部分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对象涵盖了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关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论述，而这些论述多是针对当时新闻传播活动遇到的问题而发的。由于经典作者们所身在的具体环境差距不小，对同一话题亦会有不同见解。学者们为求全面性，在呈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就不得不采用较低的概括层次，对其当代意义的追寻亦较为薄弱。“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宝贵财富解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此过程中使研究成果既体现出实际价值又体现出学术价值，这是需要学人继续探讨的问题”。

近十年来各层次、各专题的中国哲学学术会议比较多，学界也发表、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专著，学术争鸣、研讨、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哲学研究的从业人员，特别是新生力量逐渐增加。这些都表明中国哲学研究的形势日益“走高”，这是思想繁荣的表现，也是学术繁荣的必然。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诠释学(Hermeneutik)一词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本是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一位信使的名字，亦称“快速之神”，过去德国火车站常有他带上翅膀的鞋作为装饰，他的任务就是迅速给人们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注：对于诠释学在词源上来源于赫尔默斯这一看法，近年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例如卡尔·凯伦依(KarlKerenyi)曾认为诠释学一词与赫尔默斯神并没有任何语言学或语义学的关系，见他为《希腊基本概念》(苏黎世，1964)所写的诠释学词条。另外，H·E·哈索·耶格尔(Hassojaeger)在其一篇论文《诠释学前史研究》(见《概念史档案》第18期，1974年)里说，把诠释学认为是从赫尔默斯而来，乃是一种无根据的虚构，按他的看法，诠释学肇始于约翰·孔哈德·丹恩豪尔(Dannhauer)的《圣经诠释学或圣经文献解释方法》(1654)一书，诠释学乃是17世纪根据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理论。不过，他们这种看法在德国很少有人表示赞同。)因为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因此他的传达就不是单纯的报导或简单的重复，而是需要翻译和解释，前者是把人们不熟悉的诸神的语言转换成人们自己的语言，后者则是对诸神的晦涩不明的指令进行疏解，以使一种意义关系从陌生的世界转换到我们自己熟悉的世界。正是这种最初的含义，古代语文学家都是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诠释学。因此，诠释学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转换，一种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陌生的语言世界到我们自己的语言世界的转换。

不过，赫尔默斯要做到翻译和解释，他必须首先要理解诸神的语言和指示，唯有他理解了诸神的语言和指示，或者更正确地说，它是一门关于理解、翻译和解释的学科，或者更正确地说，它是一门关于理解、翻译和解释的技艺学。Hermeneutik词尾ik与一般所谓学(ologie)不同，ik一般指实践与方法，严格翻译，Hermeneutik应是诠释技艺学。伽达默尔说：诠释学首先代表了一种具有高度技巧的实践，它表示了一种可以补充说是“技艺”(techne)的词汇。这种艺术就是宣告、口译、阐明和翻译的艺术，当然也包括作为其基础的理解的艺术。就诠释学一词的神话起源及其以后的历史而言，Hermeneutik作为这种技艺，即作为语言转换和交往实践的诠释学，是与作为对永恒本质沉思的理论(Theorie)对立的。这一点在它的种种语言的传统表述里表现出来，例如它的希腊文hermeneutiketechne，拉丁文ars，interpretationis，德文KunstderInterpretation和英文artofinterpretation，这里的techne、ars、Kunst、art都表示一种与理论相对的实践技艺。

从诠释学这种词源学意义出发，伽达默尔曾把诠释学解释为语言的一种普遍的中介活动，是“一切思想的使节”(NuntiusfuerallesGedachte)。所谓使节，就是指两国进行交往的使者。伽达默尔曾把诠释学与法国人文主义者安东尼·孔德(AntoineConte)所说的法国经纪人事务加以比较，他说“它涉及的是最广义上的一种通译工作和中介工作，但这种通译的作用并非仅限于技术语言的翻译，也并不限于对含糊不清的东西的阐明，而是表现一种包含一切的理解手段，它能在各方利益之间进行中介”，并说这与柏拉图《伊庇诺米篇》把诠释学理解为一种从符号象征中猜出神意和未来的占卜术完全一样，“涉及的是一种普遍的中介活动，这种活动不仅存在于科学的联系之中，而且更存在于实际生活过程中”。

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从赫尔默斯发展而来的诠释学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它是传达诸神的旨意，而这种旨意人们是必须绝对服从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把它的要求当作真理和命令一般加以服从的艺术。正是这种具有规范性的职能，长久以来成为独断论诠释学(神学诠释和法学诠释学)的基础，其中应用这一要素得到普遍强调。什么叫应用呢?就是把普遍的原则、道理或观点运用于当前具体情况，或者说，在普遍真理与具体情况之间进行中介，伽达默尔说：“研讨某个传承物的解释者就是试图把这种传承物应用于自身……为了理解这种东西，解释者一定不能无视他自己和他自己所处的具体的诠释学境遇。如果他想根本理解的话，他必须把本文与这种境遇联系起来。”[1](P416-417)

综上所述，诠释学传统从词源上至少包含三个要素，即理解、解释(含翻译)和应用，传统诠释学把三个要素称之为技巧，即理解的技巧(subtilitasintelligendi)、解释的技巧(subtilitasexplicandi)和应用的技巧(subtilitasapplicandi)，这里所谓技巧，就是说它们与其说是我们可以支配的方法，不如说是一种需要特殊精神所造就的能力或实践。总之，对于诠释一词，我们至少要把握它的四个方面的意义，即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能力，而最后一方面的意义说明它主要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实践智慧。

西方诠释学的三大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