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范文精选

一、两种经济学知识观之间的对立关系类同于近代认识论研究中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对立关系，亦即对立首先发生在对知识基础的理解上，发生在对作为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基本假定性质的不同理解上。

对基本假定持先验观的学者诸如弗朗克·奈特认为，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个从内在经验所产生的一系列先决条件推断出来的纯演绎体系，那些先决条件本身并不容易接受外界的检验。或者说，建立在人为的“经济人”基本假定基础上的经济学命题系统，其实只是关于抽象人的“行动和欲望的逻辑”！对基本假定持经验观的学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关于人类心理或人性的观点归根结蒂来自经验；另一方面由基本假定派生的命题还是关于经验的陈述，并且总是可以对经验资料作出“说明”或“理解”的。

这种难分胜负的争辩的综合后果就是，提出了所谓的“不可辩解的经验命题”说。马克卢普（Machlup）提出：一方面“关于极大化的基本假定可以被理解为对那些已与操作概念无关而由证据排除其矛盾的构思加以理想化”；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经验意义，但“它们凭经验来说虽有意义，却并不要求任何以经验为依据的独立的检验”，甚至对这类假定的直接的独立检验是“令人误入歧途的”。而更令人费解的是，基本假定的这种拒绝经验检验的特征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当一个更能令人满意的理论体系可以利用时，它们就可能同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那个理论体系一起遭到摈弃。

我们知道，康德通过给出“先验综合判断”的辩析而“消解了”传统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康德的高明在于，他从传统认识论主－客（这里有逻辑循环，因为客体必须是主体意识中的客体）框架中跳了出来，他已经不着眼于认识过程的考察，而是着眼于既有的知识特征的考察，他把科学知识的逻辑特征界定为“先验综合判断”，并籍此说明了科学知识的理论的普遍必然性，又说明了科学知识的理论的可发展性。从而得出了“我们的理性并不是从自然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的著名论断。

康德哲学的启示在于，不能固守在认识论立场上对待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其实“经济人”假定从一开始就是方法论意义的，它是科学研究中“思想实验”或“理想实验”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移植和运用。虽然现实的经济行为人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并且其全部行为并不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或者说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并不存在这种“理性经济人”。然而，这种假定正如科学研究中的“理想实验”对科学知识和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样，它也是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的唯一可行方案。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仍存在着主张以“现实人”替代“经济人”作为构建理论出发点的学者；迄今仍大量存在着要求对“经济人”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给出确定回答的学者，他们的盲目努力恰如钻进了捕蝇瓶的苍蝇，四面乱撞无法摆脱困境。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不懂得“经济人”假定是假设而不是假说，假设的品格是方法论的，是关于研究从何处入手和如何展开的选择；假说的品格是认识论的，是关于现实是如何的假定。作为手段，一方面被更好的方法和手段所替代是完全正常的；另一方面这里不存在直接的经验否证，因为该方法的逻辑品格是“p→q”。若附图{图}p，则q的真值无论如何命题都是真的。众所周知，在经济世界中的p的真值是无法完全确定的。总之，“不可辩解的命题”首先是一个方法论命题，它的“不可辩解性”就是“不可否证性”；它的经验性，则是一种“可能经验性”。

【正文】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南。

一、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党的工作重点的确定和转移，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的形成，是他总结以往的教训，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结果。

早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意味着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由于当时我们党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缺乏深刻认识，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从1957年开始出现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到1966年又发动了“”，在理论上批判“唯生产力论”，几乎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从根本上说，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就是没有依据社会性质的变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和主要矛盾作出正确判断，及时地实现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

邓小平同志一贯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国以后，他成为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的八届一中全会后，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间，邓小平同志敢担重任，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为实现国民经济的迅速好转作出了重要贡献。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力挽狂澜，对“”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强调发展工农业生产，在短期内使我国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好转。在身处逆境时，邓小平同志深刻地反思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入思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摘要]仅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研究房地产现在已不适应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在经济虚拟化的趋势下，从虚拟经济的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被提上日程。本文提出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基本思路，写作留学生论文并指出这种重构对于理解房地产在当代经济中稳定经济的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房地产虚拟经济重构稳定

在市场经济中，房地产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为消费者提供居住和工作场所；二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投资或投机机会；三是为整个信用制度提供最基本的抵押资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银行抵押资产的90％是房地产）。前者是房地产的自然属性，与是否市场经济无关，后两者则是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这两个功能。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引发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基本作用：其正面的基本作用在于房地产可以迅速通过房地产信贷的杠杆撬动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发达地区，导致该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这总是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土地出让和税收收入）；而基本的负面作用就是它可能带来泡沫经济的风险。可见，房地产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具有很强的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把房地产作为虚拟经济的部门之一来进行研究更能体现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性。

然而，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房地产（realestate）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最重要的实物资产（realassets），属于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房地产的变动应该与经济基本面相吻合。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房经背离”和“房地产泡沫”等种种“异象”又说明了仅把房地产作为一种实物资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从当今经济虚拟化的现实出发，运用虚拟经济理论对之进行合理的解释。

一、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

在现代经济中，资本化定价方式越来越普遍，整个经济系统中虚拟经济部分的影响日益增强，相应地，虚拟经济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国内外学者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称呼有很多种，但是它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而存在的看法却是共同的。虚拟经济概念的本质意在概括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基础就是资本化的定价方式。它是观念支撑或心理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而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房地产的价格形成无疑属于虚拟经济系统。

摘要：当前，循环经济已由理论研究走向政策实践，但循环经济本身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不同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解大相径庭。该文试图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理论分析，探讨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论述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哲学分析

“循环经济”是最近几年国内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学术词语。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但是，国内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为深入揭示循环经济理论内涵，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董艾辉在分析循环经济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张连国等认为，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二，即知识论基础与存在论基础。崔胜辉等则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内涵和目标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和经济伦理观。

应该说，从哲学角度探讨循环经济，既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丰富，也为哲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课题。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循环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分析与梳理上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

1.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新经济”将成为经济理论界和研究机构的新课题和学术前沿。原因有二。

第一，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一直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等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还是从实践中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目前的“新经济”，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就是生产率的内生化及其度量问题。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和经济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含义。例如，即便存在增长的顶部、失业的底部或扩张的极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因此，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有赖于把握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放弃陈旧的担忧，把自我牺牲性的先验性调整信条放在一边，顺其自然。对中国而言，实施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问题。所以，“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加强生产率问题研究，加强对内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新经济”讨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财政约束和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性的作用范围。财政约束在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历史上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维持美国经济动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财政赤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偿还债务而使美国由过去多年的财政赤字扭转成为财政盈余。美国以往的问题在于，当预算不应该盈余时出现了盈余；美国的私人债务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现预算盈余，重要的是偿还公共债务。虽然偿还公共债务不仅会影响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但真正重要的是总储蓄率或总债务与财富的比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明智地选择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离出来，用于偿还公众持有的财政债券，这个行动对于维持美国近几年来经历的个人资本的快速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偿还债务不仅是美国已取得的成功和为什么本轮扩张看起来如此年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赤字、转向盈余、开始偿还债务帮助美国拓宽了促进本轮生产率拉动型扩张的投资的空间。可以讲，美国“新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与严谨但不过度的财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断的货币政策的相结合。这些都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机会。

2．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而非股票市场价格。就货币政策及其与“新经济”关系而言，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市场利率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平衡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平衡储蓄和投资、保证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90年代初突然涌现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投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投资盈利能力的上升会传递到利率，利率最终构成了在非通胀经济中平衡储蓄和投资过程的政策选择。美联储之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已经导致经济扩张的成本上升，这主要归咎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规模的财富效应的增强。尽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明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经济扩张偏离其轨道的程度。只有平衡发展的经济繁荣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针对宏观经济，应该针对临近的通货膨胀性失衡或通货紧缩性失衡，而不应该是资产价格，即便是资产价格孕育了经济失衡。美国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财富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失衡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使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恢复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货币政策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撇开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是否是政府的正当职能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谈，以实现该目标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成功的证据几乎没有。股权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未来收益及其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很少来自作为中央银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变动。因而，即使鼓励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以应对股票价格的变动，投资者恐怕也很难正确应对股权风险的幻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强调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新经济”的作用，认为即使是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撕破规则之书，消除对持续性的财政约束、警觉性货币政策和对未来前景现实预期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