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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么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通过对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发现要实现政府治理的完善,必须与当前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相适合,建立协作型的政府治理模式。
关键词:社会经济结构;协作型治理
1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在所有制结构上,私有制经济已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且私有制的比重还在进一步提高。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在阶级阶层结构上,已形成了“金字塔”型,新资产阶级兴起,工农大众弱势化。在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高速度带来了高能耗、高污染,使GDP的增长大打折扣。在内外经济关系上,我国国民经济正面临着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
经济的变化带来社会利益格局、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从组织到地区,到整个社会的资源整合方式进行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各方面的利益被充分的显现出来,利益主体多元化。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形成“五大等级”“十大阶层”的“金字塔”(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调查报告),人们被分化成了不同的阶层,即使同一阶层的人们之间,利益需求也不完全统一,个性越来越明显,社会的复杂性也随之增强,正在由统一向分化转变。我国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乃至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隶属于国家的管理型单位变为利益型单位,中心任务则更多是满足成员需要及谋求组织自我发展。整个社会整合正在由行政性社会整合向契约性社会整合变革,市场中的契约性关系,以及建立在契约性关系基础上的商会、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都在整合经济活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社会自主性的增强和结构的分化,要求政府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发展,注重社会力量的发挥,以契约为基础,运用与社会组织、公民社会合作的协作型方式整合社会资源。
西藏自治区位于我国的西南部,全区国土面积约12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八分之一,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目前,全区共有250多万人口,其中80%为农牧民,西藏自治区是我国藏民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旧西藏,在残酷、野蛮、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下,经济停滞、社会落后、文化萧条、民不聊生,广大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西藏和平解放后,通过民主改革,从封建农奴制跨入社会主义制度。四十多年来,党和政府根据西藏的实际,制定政策、建立制度、强化基础、加大投入,使西藏经济社会得到全面进步,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绝大多数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一部分群众率先过上了富裕生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工作思路,使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2年,在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以后,同年10月召开了党的十四大,并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西藏的经济体制开始与全国衔接,共同步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西藏自治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基础落后,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产业结构仍存在着不合理现象,加上农牧区经济结构的单一和经营方式的落后,很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在西藏建设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对西藏的农牧业进行科学的定位,然后把农牧业作为西藏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农牧业、农牧区、农牧民是西藏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
(一)农牧业是西藏国民经济的基础。西藏自治区目前拥有250多万人口,其中80%居住在农牧区,从西藏自治区区域经济结构的划分上看,属于农牧型经济结构,而且,农牧业、农牧区和农牧民曾经为西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四十多年来,西藏的各级政府始终坚持把农牧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的指导思想,推动了西藏经济协调发展。今天在我们进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时期,更要注意解决好农牧业的地位和发展问题。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关于阐述社会再生产理论时指出,社会生产就产品的最终用途,可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只有两大部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正如,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大农业)的比例关系,实际上体现了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因此,农牧业在整个西藏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但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起着坚持性作用。这是因为农牧业是西藏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没有农业提供的粮食;没有牧业提供的肉类和酥油及其他生活资料,广大藏民就无法生存。所以农牧业是西藏广大群众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牧业的发展对市场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1)农牧业为市场提供重要产品。如粮食、食品油、蔬菜、畜产品、奶制品及各种原料。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我国工业原料的40%,轻工业原料的70%,纺织工业原料的90%都来自于农业和牧业。这不仅丰富了市场,而且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2)农牧业为市场创造了巨大的需求。就我国而言,目前9亿农民占全国市场份额的44%,而我区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牧区,这就形成了西藏自治区最有潜力的市场,因此,农牧区市场的需求状况如何对西藏未来的产业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3)农牧业为西藏的市场提供生产要素。其一,农牧业是西藏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同时也是西藏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地。其二,农牧业为西藏的经济发展提供一部分的储蓄和投资来源,特别是近年来农牧业向非农牧业产业发展中提供了乡镇企业的启动资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把西藏的农牧业放在基础产业的地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探索的新课题。特别是党的十五大、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区党委五届三次、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的总体要求,围绕着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目标,西藏农牧业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许多良好的机遇和挑战。因此,进一步需要解决思想更新观念,继续加强农牧业和农牧区的各项工作,确定农牧业是西藏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产业。
(二)农牧区的稳定和发展是西藏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区党委五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热地同志曾对西藏的基本区情进行了全面的概括:一方面西藏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另一方面西藏的各项建设和发展长期面临着达赖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近年来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借“人权”之口,以他们所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来制造分裂祖国的各种阴谋,妄图把西藏重新带回40年前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尤其是西藏广大的农牧区和农牧民作为他们长期梦想分裂祖国的突破口,在国际上散布谣言、制造混乱,在国内进行多次暗杀、爆炸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因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农牧区的稳定是西藏稳定的基础,农牧区的发展是西藏发展的前提。邓小平同志曾在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明确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在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其后不久他又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显然,农牧业上不去,整个西藏的国民经济就上不去;农牧区不稳定,西藏的社会就不会稳定;农牧业和农牧区上不了新台阶,西藏的国民经济就很难上新的台阶。因此,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是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由西藏的基本区情所决定的。
机构编制工作的基本任务,实际上就是研究和处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在一定层面上解决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机构编制实名制应时而生,为规范机构编制管理拓展了新的视野。我们肯定它存在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有必要理性的思考和完善这一新的管理模式。
一、对机构编制实名制的理性认识
机构编制实名制的产生,是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机构编制管理的客观需求。机构编制管理工作是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机构编制实名制的兴起,是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密不可分的。
(一)实名制兴起的时代背景
1、行政管理体制的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分散而高效的社会结构,它要求一套完整而系统的政府构架与之密切配合。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缔造者和推动者。政府作为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辅相成而不能独立存在的。也就是说,政府结构、功能、运行均受市场经济体制的制约与影响。机构编制管理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政府一样也必须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一是要完成角色转变,努力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二是要随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转变管理思维,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2、编制与实有人员不相符。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人事制度的渐进改革,地方政府逐渐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财政权、人事权,因此在核定的机构编制之外有了自控的空间——地方财政编制出现。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政策性安置任务、缓解就业压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得不行使自控权,因而造成机关、事业单位超编、混编、混岗、超领导职数、底数不清等问题随之衍生。
在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机构编制实名制应时而生,为机构编制管理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圈开辟了新视野。面对机构编制实名制这一新生事物,我们亟需从理论层面对其进行系统梳理。
一、机构编制实名制兴起的缘由
机构编制实名制的兴起,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从总体上看,它既是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机构编制管理的现实需求,同时,它还与政府改革密不可分。
1管理环境发生巨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莫过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从宏观层面看,市场经济是一个分散而高效的社会结构,它要求一套完整而系统的政府构架与之密切配合。就我国而言,政府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缔造者与推动者;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无法摆脱市场经济体制而超然独存。换言之,政府结构、功能、运行均受市场经济体制的制约与影响。而就机构编制管理来说,作为政府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初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设计并运行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带有浓厚计划经济烙印的机构编制管理承受双重压力:一是要完成角色转变,努力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二是要适应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内外部环境的巨变,一方面迫切要求机构编制管理摒弃传统思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适;另一方面,又不能脱离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国情。
2编制与实有人员脱节。计划经济时代,编制是分配给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挑选、使用工作人员的依据和凭证,归根结底,它是一种身份。占用行政编制还是事业编制,表明不同的身份,分属不同的序列,享受不同的福利待遇。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政府财政、人事制度的渐进改革,地方政府逐渐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财政权、人事权,因而可以在核定的机构编制之外进行自由裁量。譬如,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政策性安置任务、缓解就业压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得不行使自由裁量权,造成机关、事业单位实有人员(即财政供养人员)大于经审批的编制员额现象,超编、混编、混岗、超领导职数、底数不清等问题就随之衍生。这对机构编制管理提出了挑战,迫使它重新思考如何才能管住实有人员的非理性增长态势。
3政府运行成本不断增加。政府运行既有经济成本,又有管理成本,还有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具体表现为政府运行过程中的物质耗费。经济成本的高涨形成财政压力甚至是负担,使政府无法把大量财政收入真正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此时,精简机构、压缩编制尤其是实有人员的规模就成为当务之急。就管理成本而言,迄今为止,任何一个公共部门都无法摆脱“帕金森定律”的魔咒。现实中,随着实有人员代数级数增加,公共部门内部之间、部门彼此之间的关系数则呈几何级数增加,产生常见的诸如公文旅行、文山会海、推诿扯皮等现象,这种内部损耗带来了无形的效率损失。在通讯高度发达的时代,公共部门人员增加以及管理效率下降的负面信息和评价会快速传输给普通民众,加上其它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存在,民众的不满情绪就会逐渐积贮并发酵,给社会稳定带来相当程度的风险。这就是政治成本。正是由于经济成本、管理成本、政治成本的不断增加,政府被迫循着因果链条找寻问题形成的原因,从控制实有人员膨胀上着手,以期减缓压力,提高效率,降低执政风险。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执政理念,对于更好地做好新形势下的机构编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机构编制管理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行政管理中处于源头地位。落实并促进科学发展需要一定的机构和人员,加强机构编制管理是贯彻落实科学观的基础,而科学发展观是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必须长期遵循的指导思想;机构编制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可以较好地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机构编制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
一、机构编制管理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
“编制”一词在汉语中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作动词用,其含义是用细长的东西交叉组织,制成器物或根据资料制定规划、方案、计划等。另一种作名词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机构编制”,其含义是关于法定组织的机构体制、职责功能、组织形式、单位设置、等级规格、人员数量及其结构比例、职务配备额度等方面的规定。根据行政法学和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国家的行政管理,包括对行政机关的管理和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两个方面,前者是一种特殊的行政管理,如我们机构编制管理,后者是一般行政管理。一定的机构和编制是进行行政管理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机构编制管理是行政管理的“母管理”,处于源头地位。机构编制管理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各个法定机构的组织发展达到协调、合理、适度、科学的目标,使社会这部大机器运转得更加协调、均衡,减少各类机构纵横两方面的磨擦和不必要的矛盾冲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体是人,重点是担负着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机构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是否按照法定的、边界清晰的、科学合理的职能履行了职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机构编制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就无所谓发展观、政绩观的科学化,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很难统筹发展。当前,一些地方脱离实际搞政绩工程、不顾生态环境恶化劳民伤财上“大项目”、盲目追求GDP增长公共服务不到位等问题的出现,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各级机构职责不清,体制不顺,机制不活,职能监管不力,如果各级党的机构都能依法执政、各级政府机关都能依法行政、各级政法机关都能依法执法,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自然得到有效地落实。
二、科学发展观是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必须长期遵循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南。机构编制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经济社会生活协调发展,因此,要认真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紧紧围绕五个统筹发展目标,实现机构编制管理从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价值取向等各个方面新的转变。
首先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这就要求我们机构编制部门必须牢固树立发展意识,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推动发展作为机构编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不断推动思想解放,敢于突破,善于借鉴,勇于探索,利用机构编制这个杠杆,推进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为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机构编制管理既要管“制”,也要管“活”,在按政策规定,按规章制度,控制机构和编制的随意性增长的同时,运用机构编制这个杠杆,促进政府机构的优化设置、编制的合理配置。要逐步变被动为主动,由批机构、批编制、批职数,转为进行政策法规研究、战略研究、前瞻性研究和技术性研究,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