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范文精选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分析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的理论，即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是由何种动力推动的理论。该理论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80年代之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理论基础，在分析研究和解释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财政政策在世界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中的作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被公认为是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主流内容。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三个发展阶段。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就特别关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代表人物有Adam.Smith,David.Richado和Thomas.Malthus。

Smith（1776）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Smith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他把劳动区分为生产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和不能生产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并认为生产性劳动创造财富，而非生产性劳动只消耗财富。所以，Smith认为，在劳动投入量中增加生产性劳动投入的比例将会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Smith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基于分工可以使得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提高，减少工作转换所造成的损失，利于机器的发明，所以，分工使得单位劳动的产出量增加，进而导致收益递增。至于分工的程度，他认为分工取决于交换，交换又取决于交换的能力，而交换能力的大小由市场容量加以刻画。这样一来，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场容量的制约。所以，Smith认为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加深，而分工又促使劳动效率的提高，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Smith也注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资本积累可以使得资本存量扩大，与之相联系的劳动数量增加，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资本积累往往与专业化和分工相联系，从而也会借助于分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总之，Smith指出了分工和资本积累对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些因素都有赖于投资，而投资又受到利润的驱动，因而以自由竞争为理念的政府政策成为Smith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所有这些思想，包括收益递增、分工利于机器发明（技术进步）并导致劳动效率的提高、市场容量的扩大导致分工程度的加深等思想，都成为了后来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源泉。正如在上文理论模型的综述中所归纳的那样，Smith的经济增长思想涵盖了分工、贸易（交换）、技术和制度（政策）四大类因素，所以说，现代新增长模型无不与这位古典大师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分工模型才与Smith思想有关。

Richado（1817）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是围绕着收入分配展开的。在考察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关系、变动规律以及影响这些分配比例变量的外部因素后，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而停止。他认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土地上生产的产品（谷物）也是有限的。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对土地上生产的产品需求增加，这将导致生产向肥力较低的土地上扩展。这就意味着，随着土地投入的增加，土地上产出的增加越来越小，从而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现象。收益递减趋势使得土地上产出的价值提高，从而又导致劳动的工资上涨，进而使得资本家的成本提高，利润降低。由于利润是投资的引导器，致使投资下降，最终导致资本积累减少。同时，由于土地产出的价值提高，这将引起有限土地的地租增加。但地主只进行非生产性消费而不进行投资，因此上述过程必将导致资本积累停止。

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在金融发展的度量指标上，考虑到广东省农村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金融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本文选取时间序列相对完整、可信度比较高的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年末余额(农村存款年末余额+农业贷款年末余额)与农村名义GDP的比率作为衡量广东省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记为A。在经济增长的度量指标上，最能充分反应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能力的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通常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方法有如下的区别:定期增长率和环比增长率;总量增长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本文采用人均农业名义GDP(农业名义GDP/农业从业人员数)作为衡量广东省农村经济增长的指标变量，将其取对数，用B表示。

(二)数据选取本文选取1992－2010年的年度经济数据作为研究广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基础，文中的的农村存款余额为农户储蓄存款余额和农业存款余额之和，农村贷款余额为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余额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贷款余额之和，农村经济增长指标选用人均一产国内生产总值实证分析所需数据如表1。

(三)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若直接用于研究，很容易出现“伪回归”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目前最常用的检验方法为单位根检验。一个非平稳序列的一阶自回归模型的特征方程含有特征根。所以本文分别对A、B用EVIEWS软件进行单位根检验，如表2，可以看出，这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这就为接下来的检验提供了基础。

(四)协整检验协整检验是Granger(1987)所提出的，目前已成为了分析非平稳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最主要工具之一，且通过线性误差修正模型(ECM)刻画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线性调整机制。而在现实经济中的时间系列通常是非平稳的，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差分把它变平稳，但这样会让我们失去总量的长期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分析问题来说又是必要的，所以用协整来解决此问题。因为A和B序列均为一阶查分平稳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在这里本文使用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说明A与B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说明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最后对两个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结果如表四。说明了在最优滞后期为2时，拒绝“B不是A的格兰杰原因”，但不拒绝“A不是B的格兰杰原因”。

中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修论。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自1980年以来年平均增长率为8.6％，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国家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另一方面，香港恒生国企指数自1993年至今年7月已经下跌了1／3。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如果用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比例来衡量，中国这个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没有效率的一个。在微观层面上，如果一个企业持续亏损，那么它很可能是受生产效率低下所困。在宏观层面上，如果资源不断流向这种企业，就缺少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两种类型的低效率集中体现为银行体系的呆坏账上。外国分析家估计，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账比例高达50％（为官方估计的两倍），是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匪夷所思的：中国经济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又是最无效率的。

人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看法由此产生众多分歧。许多中国观察家对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持疑。一些学者指出数据中存在大量相互不符，比如各省加总数字和国家统计数字之间的差异，比如偏低的能源消费数据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成比例，等等。

但是，中国的统计数据经受住了严格的国际审查。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用可以证实的数据，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在过去20年中真实经济规模确实扩张了5．5倍。这些数据包括快速增长的居民储蓄，以及用中国贸易伙伴进口数据证明的快速增长的中国出口。

如果中国的增长是真实的，这种颠倒了经济学传统逻辑的增长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呢？

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曾经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其效率低下也是众所周知的。前苏联解体后，经济几乎完全崩溃。现在，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中国的1／3。这种增长是真实的么？

一、几个重大税收政策问题：

（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税收政策。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必须既要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也要优化区域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对现有不够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涉及到一系列的税收政策问题，例如，与转让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以及其他商品、原材料等货物有关的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的问题，同破产企业与被兼并企业有关的欠税问题和亏损结转的问题，兼并方或受让方按照国家引导的方向调整生产经营结构应给予的企业所得税鼓励问题，以及联营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的所得税重复征税问题等。与此同时，还应注意以下问题：1、破产清算是加速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举措，税收在原则上应该给予支持，但在实践中还必须注意防止“假破产，真逃债”，即一方面把债务包袱卸给国家，另一方面破产企业的原班人马和机器设备，却依旧交由别的企业整体接收的非法行为。

2、我国现行分税制体制中，对国有企业所得税，仍然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将其收入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对铁路、银行、保险部门的各种收入，也仍然沿用旧办法，全部按部门汇总缴纳给中央。这些办法，助长了在长期条块分割管理下所形成的“别人”的资产可以流入，“自己”的资产不得流出的错误思想，阻碍了存量资产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跨地区、跨部门的重组。

3、税收只有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大力促进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才有不断增长的税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正是在于后者会比前者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对投资和再投资的税收鼓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