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学学习传统医学的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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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思维方式的基本标志和主要象征，就是太极图。按照太极图的互补原理，阴阳二气具有相互依赖性。按照中医的说法，阴与阳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叫做“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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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医学既是一种实践了数千年的医疗技术，同时也是东方智慧的一个载体。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医的思维方式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它既见于疾病防治，也可用于其他领域;它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它是民族的，也应当是世界的。在当代中国法学不断转型、逐渐本土化的过程中，有必要认真对待中国传统医学的思维方式，因为，下文的分析将表明，中医的思维方式对于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能够产生一定的启示意义;而且，它对于主流的法学思维之褊狭，还能起到一定的矫正功能。它们对于中国当代法学的借鉴意义和启示意义，可以简要地分述如下。
整体观照
传统中医的这种整体思维方式，有别于现代西医的思维方式，在后者看来，如果出现了胆囊结石，就针对胆囊进行治疗;实在不能治愈，就把这个胆囊切下来扔掉。按照传统中医的整体思维方式，人的疾病绝不仅仅是人体某个脏腑的疾病，甚至也不仅仅是人体的生理疾病，而是由人、自然、社会组成的这个整体发生了紊乱。
中医的这种思维方式与西医思维方式的对照，也可以用来反观我们的法学研究。因为，在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领域，不重视整体的思维方式仍然居于主流地位，具体的表征是:论者们习惯于孤立地看待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譬如，“司法腐败”问题，似乎主要就是司法机构、司法官员的问题;“部门利益法律化”的问题，似乎主要是行政部门出了问题;“买官卖官”问题，似乎主要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操守问题，或者是“监督不到位”的问题。推而广之，哪个领域出了问题，就习惯于针对这个特定的领域、这个特定的问题提出一个“立法建议”。在当下的报刊上，“某某问题期待法律规制”之类的言论总是随处可见。这样的立论意味着，是局部思维方式而不是整体思维方式，在更多地支配着当代中国的法律思考。在这样的语境下，有必要适当地借鉴中医的整体思维方式:把某个特定的法律问题与其他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看到这个特定法律问题与其他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尤其是相互之间的因果联系。按照整体思维方式，一个特定的法律问题的产生，绝不仅仅是某个法律本身出现了病变，而是整个法律系统交错作用的结果，甚至是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道德、思想、意识等多个方面的综合反映，不仅源于国内因素，而且涉及到国际因素;不仅与当下有关，而且涉及到历史传统。以这样的眼光来打量我们所面对的法律，就体现了中医的整体思维方式。
互根互补
互补思维方式的基本标志和主要象征，就是太极图。按照太极图的互补原理，阴阳二气具有相互依赖性。按照中医的说法，阴与阳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叫做“互根”。至于阴阳双方不断地促进、资生和助长对方，则叫做“互用”。无论是“互根”还是“互用”，都意味着双方之间的互补。
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法学的启示意义在于: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互补与共生的关系，不同事物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分而言之，一方面，就法律主体而言，那种过度张扬个体自主的法学理论，就是值得反省的。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法学论述中较多地强调了个体的自主与自足，个体被想象成为原子式的个体，似乎可以不依赖于其他个体而独立存在，相对地忽略了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补性，恐怕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思维盲区。与之形成对照的一个实践经验是:在当代中国的司法领域中，对于调解的特别倚重，实际上就是对于争议双方之间的互补性的尊重。
另一方面，从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来看，法律也不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在法律演进、法治完善的进程中，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以及地理、历史、民族、宗教、人口甚至气候等方面的因素，都和法律系统存在着紧密的互补性。法律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其他的社会现象;当然，法律也会反过来参与塑造其他社会现象。这就是说，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甚至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补关系。按照孟德斯鸠的著名论断，“把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因此，要理解法的精神，要完善法治，就必须看到其他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对于法律的滋生、促进和塑造功能，就不能满足于“就法律谈法律”。着眼于此，学界流行的那种“高筑专业槽”的观点，也许就是值得商榷的。
与时流变
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是注重过程、注重变化，因为，即使是同一种病，由于它在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病理变化不同，即“证型”不同，治疗的方法也就随之不同，这种情况，叫做“同病异治”。与这种流变思维方式相对应的，主要是概念思维或概念化的逻辑思维，它讲求分析、演绎，注重思维形式的规范性。
把这两种思维方式对应于法学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法学进路:概念化的逻辑思维方式习惯于把法律实践看成是一个理想化的逻辑关系的展开，根据由概念构成的逻辑关系或逻辑结构，就可以推导出一个“正确”的法律结果。这样的思维方式，也许能够成就法学理论体系的完整与自洽，但是，它与真实生活中的法律实践，也许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因为，在法律实践的层面上，流变可能是一种更真实的常态。譬如，法律关系中的众多主体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在立法论证阶段、在法律实施的不同阶段，法律关系的主体都可能发生某些急剧的变迁;在法律实施的漫长过程中，政治格局、经济状况、思想观念、社会风尚还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众多因素的此消彼长，也会对法律本身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坚持中医的流变思维方式，就可能对情势变迁中的法律，及时地给出一个恰当的回应;反之，如果我们总是恪守凝固的法律概念，总是希望从原初的法律概念体系中去寻找正确的答案，那么，我们就可能面临一个“法律越来越多，秩序却越来越少”的世界。因此，在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反差较大的情况下，有必要尊重传统中医的流变思维方式，注重法律过程的流变性，看到在法律实践的不同阶段，法律关系、法治环境都在发生的变迁。
混沌交错
人体作为一种生命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发生了病变，应当采用混沌的、非线性的方式予以应对。中医以望闻问切作为主要的诊疗手段，就体现了这种混沌性。当代人普遍信任的西医，就是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它关心的是某种特定的病毒导致了某种特定的疾病。数十年来，当西医的线性思维方式以“科学”的名义俨然已成“大写真理”的背景下，中医的复杂(混沌)思维方式的特殊价值被遮蔽了。
当代法学应该向传统医学学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