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行政法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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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行政案件需要行政法学的专业素质，一般法官不能胜任的话，那么民刑事案件中的很多案件，都会涉及到医学、科技等方面的专业知识。难道因为是特殊性质的案件，就要一类类的去设立专门法院吗？

设立专门法院，势必要为这些行政法官们的工资福利、行政法院的设施、法院管理的运转拨付大量的经费，必然会造成国家财政上的巨大负担，而是否能有相对应的成效回报给纳税的人民，却无法预测。而在作者看来，设立行政法院会带来诸多的弊端，而且在现有体制的前提下，其功能也未必能改观多少。

首先，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农村和边远地区所设立许多基层法院，其条件和环境可以说是捉襟见肘，如果还要另外设立一套行政法院系统，其结果必然是只在一些中心城市设立。其结果，必然会使行政案件中民告官的一方，不能在像现在这样直接在一般的法院起诉，而必须得长途跋涉去少数的行政法院，这必然会增加民告官的诉讼成本，忽视对农村和边远地区的贫者弱者的权益保障，不但违背了司法便民的原则，而且会在人权保障上造成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违背平等保障的社会主义理想。

并且，现在已经是21世纪，由于科技的发达、政府职能的强化、新类型权利的出现，在一个案件中，所涉及的规定究竟是公权规定还是私权规定，当事人是公权受侵害还是私权受侵害，案件是行政案件还是民刑事案件，经常会很难区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导入行政法院这一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被公权力侵害的老百姓往往会不易辨别案件性质，难免出现找错衙门的情况。而这时，行政法院和一般法院的管辖，就有可能会出现互争或者互推，使告官的当事人被推来推去。即使没有出现推诿的情况下，移送案件的程序，也必然会给当事人造成诉讼时间和费用上的损失。

司法权，不能审查监督行政，这是对于司法权的极大限制。司法监督行政，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的希望就会落空。国外历史上，行政裁判所属于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是维护行政机关利益的。官官相护，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再看似完善的制度，也是通过人来运作的，忽视对于人背后的控制因素做出的良好预期，将会证明是片面的。更何况，设立行政法院的主张，与我国的地理、经济、人文、政治基础并不适合。

我们不能把民告官的难题，归罪于现行制度本身，认为只要改革了制度，就能解决了问题。其实，毋庸讳言的是，没有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法官独立的实现。从这一点可以说，没有改革的深化，即使多搞一个行政法院系统，也不可能摆脱掉一般法院法官所面对的问题。

实际上，法官的独立在法院行政化体制下难以充分确保，才为行政干预司法提供了管道。但是，为了解决行政干预司法，就提出模仿大陆法系的某些国家，单设行政法院（英国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法院）。如果这样，就能够使行政法院摆脱行政化的法院体制的话，何不让所有的法院都改革这种体制，使所有类型的案件审理都实现独立公正呢？而如果行政法院也不得不接受这种行政化法院体制的话，又如何能够期待，行政法院中的法官会比一般法院的法官更独立、更能发挥人权保障功能呢？

例如，日本在战前曾经有过行政裁判所，其在君主立宪体制下，所担当的维护天皇专制的功能取向，自不待言。战后，随着民主宪法的实施，行政法院终于被废止掉，基于权利平等原则，行政诉讼归类于民事诉讼。在最近的司法改革审议会中，个别的行政法学者提出恢复行政法院，但并没有被采纳。理由很简单，右翼政党主宰下的日本式政治结构，才是造成司法判决整体趋向保守的根源。即使是行政法院，也同样逃避不了制约司法发挥保障人权功能的政、经、文、社方面的大环境。

综上所述，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应当以是否有利于为人民方便而又及时地提供救济，是否有利于保障裁判的独立和公正，是否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司法权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控制、为人权提供保障的功能为出发点。而如果像个别行政法学者所主张的，单独设立一套行政法院系统的话，会在诉讼救济的管道上，增加人民的诉讼障碍和负担，而另一方面，又未必能回避和解决法官独立的根本问题，而其结果，只会使WTO对于中国要求的法院对行政机关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变形变质为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使司法机关的护宪功能萎缩。这样的结果，值得所有关注中国司法的学者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