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立法定位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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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大篇幅规定的内容，在实践中也被赋予了极高的法律喻意，颇有“功高盖主”的嫌疑。但随着法律及各界对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同，书面劳动合同的重要性似乎有一些削弱，似乎劳动合同的有与无对劳动权的实现并不是关键。那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维度关注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不是真正起到了保护劳动者的作用、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劳动合同在劳动权实现中的作用？书面劳动合同对于劳动关系的确立是否必要？等等。这不能不引发众多关注劳动法的人士（包括笔者在内）要深入的思考。

目前，制定《劳动合同法》的呼声很高，地方立法也不乏较有前瞻性的立法先例，如《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等，其在实践中也受到了颇多关注与好评。但笔者想以浅薄之眼光、疏漏之学识，为《劳动合同法》泼一点冷水。

一、《劳动合同法》只能是一部“柔法”，不符合各界之期望

立《劳动合同法》旨在强化其侧重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功能，但劳动关系的客观属性决定，这仍只是一个理想。

（一）劳动关系的不平等性决定之

即使贯以“法律”之名，《劳动合同法》也难具法律之“刚性”。

这是由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自身的特性决定的。

劳动合同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平等契约，即由劳雇双方自主签订，但在实际中，由于劳雇双方在地位与身份方面的差别，劳动合同从签订到实施，根本无法做到对等。劳动合同实际上是一种不对等的从属性契约。不管我们法律上如何赋予劳动合同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但在实践中往往连对等都未曾实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并不是“法律”赋予双方平等性就能一劳永逸的。双方的不平等、不对等是显见的。正因如此，《劳动合同法》仍只能停留在“义务法”的层面上，再次重申劳动合同双方在劳动合同方面的法律义务，根本上升不到“权利法”这一层面。如若不然，贯彻落实《劳动法》恐怕就够了。

（二）劳动关系的主体差异性决定之

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即使同为同一行政区划、同一行业、同一类型的企业，因其规模、产值、产权模式、管理方式等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不同，其实质也迥然不同；从劳动者角度来看，法律并不能严苛同为同一用人单位、同一岗位、同一工种的劳动者其在内在价值和外部表现都完全一致。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每个劳动者都是不同的生命个体，其蕴含着不同的体能与智能。劳动合同涉及的仅是个别劳动关系，是个别劳动关系的再现。可以说，有多少个劳动者就有多少个劳动合同，因此强调如何体现劳动者的主体差异性才是其要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动合同法》只能是一个“指导性”的法，类似于行政指导，如何体现“个性化”、“个体化”才是其关注的重点。

（三）劳动关系的人身依附性决定之

理论上关于劳动关系的界定，不管是“组织标准论”、“控制标准论”，还是“综合标准论”，其共通之处在于都强调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控制、约束。实际社会生活中，劳动者表面上付出的是劳动力，而实质上更是个人人身自由的暂时失却，其实际的代价远远超过所获得的劳动报酬。用人单位在劳动领域拥有法律之外的绝对“话语权”，劳动者并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真正平等地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

因此，我们应当正视劳动者基本的身份和地位状态，将其“还原”为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使其“作为劳动要素的直接承载者”，实现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真实身份和真正角色。

二、《劳动合同法》制定与实施的先决条件

（一）《劳动法》调整范围、调整方式的严谨扩容，是《劳动合同法》“另立山头”的必要前提

事实劳动关系的广泛存在，使现行的劳动法律关系理论受到了严峻挑战，其在实践中造成的理论与实务的困难，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其实，事实劳动关系与现行的劳动法律关系理论严重对峙，正是我国劳动法人为设置的障碍和“法律理想化”的体现。如《劳动法》第2条规定的调整范围过窄，并“对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采用了不同的确认标准”，把现实中众多的合法主体“非法化”，如农民工、家庭保姆等；第16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这一理想化的规定与现实距离太远，造成实践中的“唯合同论”，似乎不采用书面形式劳动合同就是无效的，甚至发生争议后应否受理还得单独出个“解释”。

因此，从立法上承认并保护“事实劳动关系”、严谨构建劳动关系的确定标准、“尽快消除双重标准所带来的混乱”、解决劳动合同是否有非书面形式等问题是当务之亟，而这些问题非通过修改《劳动法》而不能，而《劳动合同法》当然必须依托并且不能超越《劳动法》的规定。

（二）《集体合同法》的真正贯彻落实是重要的保障

集体合同并不是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的简单罗列与重复，而是结合本单位具体情况的“权益保障书”。现实中，一方面集体合同的订约率并不高，另一方面集体合同条款仅是用人单位“说服”劳动者、应付劳动监管部门的最好“盾牌”。如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运用多有谬误，问题多多，有用人单位仅把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明定为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似乎并不违法，实则是严重的侵权。（当然这也并不仅仅是集体合同本身的问题，最低工资概念是最需明确的“法定工作时间”、“正常劳动”还有待进一步立法明确。否则，仍然只能是“规避”法律的堂而皇之的工具。）再如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定，是“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了，实质上仍是无条件对劳动者施以不公平的约束，这也正是多数劳动者必须面对的无可奈何的现实。

因此，《集体合同法》应明确规定集体合同的订约主体、具体内容、订立程序、监管主体、违法责任等内容，并使之真正落实成为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法”。

（三）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制定的“有章可循”是《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有力内部保障

《劳动法》第4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号）第19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从中可以看到，尽管以“义务性”条款出现，但法律赋予内部规章制度法律地位极高，不仅是管理劳动者的依据，甚至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但内部规章制度应规定什么？如何规定？监督者是谁？什么是民主程序？哪些层面的政策不得违反？其与劳动合同的关系为何？究竟谁的效力更高？内部规章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制约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又如何能够实现其“平等对话”功能？“民主”与“公示”是否能同步实现？“先”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对“后”受雇于用人单位的劳动者是否经“公示”就当然有效？等等。这些在目前都是立法空白。这同样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果对用人单位的这一“立法权”没有制约，《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再完美，劳动者权益也只能是宣言与口号。

三、两个申明的问题

（一）此“法”非彼“法”。本文为行文的方便，把所有涉及到的法律规定都贯之以“法”。但笔者以为并非所有的法都需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制定颁布。现实中宪法之下的法律颁布的并不少，但束之高阁弃之不用或随意解释歪曲本义的也并不鲜见。真正的法治社会，“法的精神”、“法的原理”、“公序良俗”都能成为正义与否、公平与否、合法与否、当与不当的衡量标准和判案依据。所以，立法并不是“上层次”的问题。换句话说，具体到劳动合同立法，并非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出现。

（二）立法不应地方化。“立法地方化”导致执法的不统一、不对接。倘立有《劳动合同法》，无需各地再颁布“执行细则”、“执行意见”、“条例”、“规定”等解释性但实质上可能是超越性立法，这种貌似合法的重复本身就是对“法律”效力与效率的质疑。再者，基于《劳动合同法》类似于《行政指导法》，具体化的规定不必要且不可能，所以，更无需地方化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