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制度论文范文精选

内容提要：票据丧失，是指持票人非出于其本意丧失其对票据的占有，可分为绝对丧失与相对丧失两种。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用各种救济措施弥补和保护票据权利丧失人的权利成为一个既重要又棘手的问题。本文对失票救济做了法理和制度上的考察和分析，希望能够为理论和实践提供一点参考。关键词：票据丧失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普通诉讼一、票据丧失的概念及其性质分析票据丧失既是一个法律用语，在法律上有特定的含义并为我国票据法所提及，一般认为票据丧失是指持票人非出于自己的本意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分为绝对的丧失和相对的丧失两种。票据的绝对丧失，是指丧失的票据作为一种实物已被消灭，如焚烧、撕毁以及严重涂改而毁灭等。票据的相对丧失，是指丧失的票据作为一种实物还可能现实存在，如票据的丢失、被盗、被抢等等。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票据丧失往往大量地表现为票据的相对丧失。绝对丧失必须是确定的，如果持票人丧失了对票据的占有，但不能确定是绝对丧失还是相对丧失，则应推定为相对丧失，这样更有利于保护持票人的权益。票据丧失以票据的有效性为前提，至少应当是票据法意义上的有效的票据，比如必须符合票据的形式要件和生效要件等等。票据丧失的一般构成要件除了票据的有效性这一当然性前提要件外还应当具备：1、票据必须脱离票据权利人的占有，这又包括绝对的脱离和相对的脱离。2、对票据权利人来说其主观上脱离是非自愿性的。也就是说丧失票据并非出于持票人的真实意愿。如果是合法持票人自愿主动放弃或转让该票据，则该行为将对获票人产生积极的法律后果。其由此而获取的票据权利将受到法律保护，而不可能存在对原持票人的权利救济问题了。值得一提的是因受欺诈而丧失票据是否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存有争议。在此情形下，尽管原持票人表面上是出于自愿交出票据，但实际是因被误导和蒙蔽的结果，它只是一种形式上、假意的自愿，而非真实愿望的表达，我们强调实质意义上的意思表示。所以，受欺诈而导致的票据丧失依然有权得到法律救济。3、票据丧失人的占有应当是合法的占有。也就是说除了票据有效外其占有也应当是有效的，否则就不可能期待一个违法的票据持有人能够运用失票救济制度来主张其本来就是非法的利益。对于票据丧失，我国《票据法》在第15条中一共规定了三种救济的办法：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诉讼的方式。二、票据丧失后救济措施的法理分析和比较性分析票据丧失后救济措施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要保护失票人的权利不受侵害，还有一个就是要寻求一种新的手段来实现其权利。由于票据是完全有价证券，票据权利与体现该权利的票据有着不可分离的依附关系，因此票据权利的产生以有效票据为前提。持票人所持票据一旦丧失，其权利便失去了法律依据。特别是在票据相对灭失的情况下，更有被他人冒领票据金额或被他人善意取得的风险。然而，票据毕竟不是纸币，也不像一般财产权那样随着物的形态的丧失而导致民事权利的丧失。如果并非基于持票人本人的意思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并不当然消灭，只是在行使权力上发生相应的困难，必须而且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的其他途径获得补救。因此，保障失票人的票据权利不受损害，保障票据交易安全和保护善意取得人的权利，以调整票据丧失后各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乃是各国票据立法设计票据丧失后补救制度的价值和理论基础所在和依归。票据丧失的救济措施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仅仅是一种事后救济，而不是事前的防范，救济途径也必须在票据权利尚未被实际侵害时进行，否则票据丧失的救济制度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因此，失票救济措施的有效性是非确定的。票据丧失后，票据权利人最可能想到的就是通知债务人对该票据立即停止止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挂失止付，这属于非诉讼途径的解决。但这种救济只能是一种紧急的和临时的措施，并不能达到救济兑现其票据权利的功能，因此，票据丧失人就必须寻找另外一个途径来最终恢复对权利的行使，而转向了诉讼救济的途径中去。在普通的救济途径中，又存在一个票据行踪的问题，从而需要一种能够昭示失票人是否拥有票据权利的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也就是公示催告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的结果有两种，但通常都会引起下一个诉讼程序的进行，从而实现对于票据权利人的救济。国外对于票据丧失后的救济措施按照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类也存在着分野。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采用公示催告作为票据丧失的补救方法。如德国票据法规定，对遗失或灭失的票据通过公示催告程序宣告无效，公示催告程序开始以后，宣告无效以前，权利人应提供担保，于到期日向票据的承兑人或付款人请求付款。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一般采用普通的救济途径，如英国的票据法规定票据在到期日前丧失的，持票人可请求出票人补发同样文义的票据，如出票人要求担保。出票人在失票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下拒绝补发同样文义的票据，失票人可请求法院强制补发。失票人可向法院提起丧失票据的诉讼，法庭或法官应裁定票据的丧失不能成立，如能提供使法庭或法官满意的担保对对抗任何人对丧失的票据提出的权利主张，则不在此限。在台湾地区基本上是仿效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例，同时保留了挂失止付的救济方法，救济措施比较发达和完备，并且与大陆票据立法有较大的差异。无论在什么地方，对于权利人的权利保护都力求完备，并且又有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保护丧失票据权利的人的同时，也在极力的寻求一种能够保护其他法律主体和票据流通秩序以及交易安全。三、票据丧失后救济措施的制度分析1、挂失止付挂失止付就是指失票人为了避免票据权利被他人行使，将票据丧失的事实通知付款人，请求付款人暂时停止支付所失票据记载的款项，付款人在款项未付时暂时满足失票人请求的失票救济方法。挂失止付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具有暂时性，而要真正解决失票人行使票据权利的问题，失票人还需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提起诉讼，因此它不是一个根本性的措施。根据票据的性质来说，并非所有的票据丧失后票据款项都会被他人取得，票据绝对丧失不存在被他人冒领票据款项的问题，无需挂失止付。只有在票据相对丧失的情况下，失票人才有必要申请挂失止付。挂失止付对于失票人权利的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其暂时性，不能解决票据被善意取得后的失票人的权利保护等等。我国《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了挂失止付的适用范围：“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票据付款人挂失止付，但是未记载付款人或无法确定付款人或付款人的票据除外。”这一规定存在一些问题：1、该规定扩大了挂失止付的范围，即只要是记载了付款人的票据丧失均可以挂失止付，这不符合票据流通兑现的规则，给付款人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2、该条的除外规定没有实际意义，根据《票据法》第二十二条、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五条之规定，未记载付款人的汇票和支票，未记载出票人（即付款人）的银行本票均为无效票据，当然不存在挂失止付的问题。建议将《票据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予以淡化，使法律文件的规定更加规范、明确、一致，以免产生歧义。2、公示催告公示催告程序,是为了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票据的广泛运用，在持票人票据丧失后的一种权利救济和保全措施，是一种票据丧失的最终补救措施，一般依据民诉法确定，是民事诉讼的一种特殊诉讼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十八章专门对此问题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所谓公示催告，是指票据丧失以后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根据失票人的申请,以公告的方法催促不定的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申报权利，如果逾期不予申报，则产生失权效果的一种法律程序。如果说挂失止付只是暂时冻结了票据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公示催告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更好地维护失票人的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救济方式是最终的，更加有效。公示催告程序的一般规则是：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在丧失后，失票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法院以公告的方式通知不分明的利害关系人限期申报权利。人民法院在7日内若决定受理申请，应当同时通知付款人停止支付，并在3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公示催告的期限，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但不得少于60日。付款人收到人民法院停止支付的通知，应当停止支付，直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利害关系人应当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提出票据，申报权利。若在公示催告期间有关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和付款人。逾期没有人申报的，或者申报被人民法院驳回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自申报权利期间届满次日起3个月内申请作出除权判决，宣告该票据无效，以使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若申请人逾期不申请，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判决应当公告，并通知付款人。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票据付款人请求付款。此外，为了保护善意取得人的合法权益，《民事诉讼法》还规定，如果利害关系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及时申报权利的，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1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从目前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公示催告程序的运用效果并不理想，没能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其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许多单位及人员对此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其二是公示催告程序本身还存在一些缺憾，实际中难以操作。如人民法院公告的刊登没有统一规定致使利害关系人无从知晓自己手中的票据已被公示催告，这样一来，公示催告程序的“发出告示，催促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的条文原意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从而使善意取得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公示催告方法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同时只靠公示催告救济方法也难以解决票据丧失中存在的所有问题。3、普通的诉讼救济普通诉讼的救济措施是指失票人在丧失票据后，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票据债务人向其支付票据金额，从而使其票据权利得以救济和实现的一种法律制度。我国《票据法》虽规定提起诉讼为失票人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之一，但是却没有详细的法律规定，这是一个欠缺。因为从票据法理上来讲，失票人在自己遗失票据后，不论对票据上的付款人还是出票人或是背书人等，都没有起诉权利。所以,这个问题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根据英美法系国家的通行做法，普通诉讼救济方法的措施是：1、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应当向法院提供其对所丧失票据拥有所有权及丧失票据所记载的主要事项和内容的书面证明，但当失票人因特殊情况无法提供有关证明时，也应提供证据和票据所载事项。2、在失票人向法院起诉要求票据付款人支付或清偿票据金额时，法院或票据付款人应要求失票人提供担保，以用来补偿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失。3、如果票据付款人与失票人就担保问题达不成协议时，可由法院来裁定担保的方式和期限等；当失票人不能提供担保时，可由法院裁定将票据款项从票据付款人处提存到法院或由法院指定的机关保存。4、失票人根据法院的生效判决请求票据付款人付款时，被请求付款的票据付款人必须付款。5、在对丧失票据付款后，如果失票人丧失的票据又出现，票据付款人又依照票据法的规定付款的，票据付款人有权从失票人提供的担保中取得补偿或请求法院同意后收回所提存款项,并及时通知失票人。因此为了既保护失票人的合法权益，又保护善意取得人的合法权益，克服公示催告救济方法的不足，更好地促进我国票据市场的顺利发展，对票据丧失，应积极主张采用普通诉讼的法律救济方法，并在有关法律法规中加以明确规定。尽管普通诉讼救济方法与《民事诉讼法》的现行规定有所不一致，但它与《票据法》的规定和票据的基本特性相吻合，有利于票据的流通转让，而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总之，三种救济方法并存，使失票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显示了较大的灵活性，体现了我国《票据法》既充分保护失票人合法权益，又不损害其他票据利害关系人正当利益的立法宗旨。并且如果我们更加关注这些规定中存在的不足和理论问题，就能让失票救济理论和实践都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和成熟。参考文献：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石慧荣：《商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赵威：《票据权利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汪世虎：《票据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香港票据救济制度比较研究，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6期。刘良军：中外票据丧失补救方法之比较，载于《政法论丛》1998年第4期。于莹：《票据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论文关键词]社会救助；理念；权利

[论文摘要]我国社会救助史以90年代为转折点分为传统社会救助阶段和现代社会救助阶段。传统社会救助阶段，坚持个体归因性贫困观、施恩思想和行为取向上的特殊主义；现代社会救助阶段，坚持社会归因性贫困观、权利本位思想和行为取向上的普遍主义。

社会救助制度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1]。我国社会救助历史悠久，然而，对致贫原因所持的观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权责关系等社会救助的理念却在不同时期表现出质的差异，以90年代城市居民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为转折点，我国的社会救助史分为传统社会救助和现代社会救助两个阶段。

一、传统社会救助。我国的社会救济制度是在50年代形成的，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以“低收入”为前提实现了城镇人口的“普遍就业”，而就业又与政府包揽、企业包办的保险福利制度相联系，所以，社会救济只对极少数保险福利制度“漏出”的人而言的，其重要性无从谈起[2]。在城市贫困问题发展的初期，中国政府并没有考虑到创建一种制度性的社会政策作为长久的应对措施，而是习惯性地采用了“搞群众运动”的临时性补救措施，不够规范，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在传统社会救助阶段，主要是坚持以下理念为特征的。

1.个体归因性贫困观。这种观点认为人都有同样的通过努力工作获得发展的机会，如果一个人陷于贫困，那肯定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个人经济上的失败、遗传因素、个人的道德品质和不良生活方式、家庭环境等[3]。个体主义贫困观在西方颇为流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认为“既然自由的市场机制已经给人们提供了各种机会，那么不能获取这种机会的责任只能在于个人而不在于政府管理者”[4]。贫困被归因于个人的懒惰与无能，济贫措施都带有惩罚与歧视性质。在我国，个体主义贫困观一直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勤劳自立、勤俭持家，一个人的贫与富完全是自己个人或家庭的事，直到今天，这种个体主义贫困观仍有相当的市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依然深入人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仍然是人们教育子女的常用警言。

2．救助理念上的施恩思想。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前，社会救助作为一种慈善事业，是对穷人的一种施舍和恩赐，其思想基础是人道主义精神。实际上，施恩论是个体主义贫困观的逻辑发展，社会救助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集中体现着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人道性和人们相互之间的互助共济性。那种建立在怜悯和同情基础上的社会救济，实施者和受惠者是不平等的。实施者以仁者自居，总带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感，是在做好事。受惠者显现一种感恩戴德的欠情心态，缺失自尊、自强、自立、自主的精神，其中一些人慢慢地演变成被动的等、靠、要的惰性，使贫困者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传统社会救助阶段政府救济带有某些施舍、爱心、同情的属性，典型表现是“节日问候，平时不管”，由于仁慈具有非约束性、等级次第性并带有施舍色彩，存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救助是自发的、无序的，慈善虽然是一种善心，是一种情操，却无法持久，因为它不是经常的，也不是固定的[5]。这种随意性很大的道义性救济，对大量贫困人口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法承担最后一道防线的安全网重任。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民事救济；行政救济；刑事救济等进行讲述，包括了禁止令、损害赔偿、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商标权的保护、海关对商标权的保护、侵害商标权行为是否应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侵权者假冒驰名商标，也存在执法方面的原因、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不但涉及盗版者，更涉及全社会公众的利益等，具体资料请见：

论文摘要：驰名商标在当今社会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保护驰名商标的合法利益，成为商业社会健康发展的要求。完善驰名商标保护的法律环境，也有利于中国推进对外经济交往与合作，进一步扩大中国招商引资的规模。本文拟对驰名商标侵权的民事、行政、刑事救济制度进行深入分析，深化理解，期望可以明晰并丰富中国驰名商标法律保护的理论。

论文关键词：驰名商标；民事救济；行政救济；刑事救济

关于驰名商标的定义，各国立法的规定并不一致。我国1996年8月14日由国家工商局制定的《驰名商标的认定和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驰名商标是指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并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注册商标。2001年l0月，我国公布的商标法，明确规定了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这是中国首次给予驰名商标国家法律层次的保护。针对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对驰名商标侵权的救济分为民事、行政和刑事救济，三种救济方式构成对驰名商标的立体保护。鉴于商标权的私权性质，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民事救济。行政救济固然效率比较高，但执法成本也高。刑事救济对侵权人无疑具有较大的威慑力，但由于商标所有人在刑事诉讼中得不到赔偿，一般更愿意选择民事程序解决纠纷。

一、民事救济

(一)禁止令

[论文关键词]信访制度；法制化

[论文摘要]现行信访出现的问题是信访制度自身不足的问题。信访走法制化道路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现行信访救济机制在大量社会矛盾面前表现出的软弱和力不从心，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审视现行信访存在的问题，把握其历史走向，对于我们更好地建构整个国家的权利救济体系，有效解决群众上访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我们国家一种传统的人权救济方式，应当说，信访制度自1951年建立以来，对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维护社会稳定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对现行信访出现的问题，人们更多的是从制度落实的层面来看待，把原因简单归结为一些地方和部门没有认真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然而，当从深层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信访的困境主要源于自身不足。信访是过去长期以来以行政方式治理国家的一种非常救济手段，处理问题的手段主要是受理和接待群众的来信来访。按照“归口管理，分级负责”的工作原则，群众反映一级国家机关的问题，最终还必须回到这一级国家机关去处理，信访机构自身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解决上访群众提出的问题。实践中，信访案件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依赖于上级机关的权威特别是领导的批示，一个上访案件如果没有领导的批示很难想象会有一个结果。因此，现行信访实际上是一种框定于行政权威或者说是领导权威的救济机制，虽然其宗旨和目的是为了寻求正义，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但实质上仍然是历史上的“清官情结”，期盼借助行政权威的力量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其基本的制度假设一是上级对下级有绝对的权威，二是社会矛盾简单、容易界定“是非”。为什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信访还是比较有效的方式，就是因为当时具备这样的制度基础。然而，在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和矛盾复杂化的现代社会，一方面上访问题趋于复杂化，而且领导在客观上也无法做到案案批示；另一方面随着法治的发展，上级对下级基于层级的非法律性约束力日益淡化。这样，就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信访救济机制失灵。

所以，从根本上讲，现行信访出现的问题是信访制度自身不足的问题。也正是由于信访存在的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它的运作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一是救济渠道堵塞，矛盾积累。在现行信访体制下，大量的群众上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社会矛盾的大量积累、激化和上访的不断升级，由个体的上访发展成群体性行为，由上访者与有关部门、干部的一般矛盾发展成干群矛盾甚至突发的社会事件。如果不及时改革现行信访制度，人民群众在经过不断的上访挫折后，这种单纯制度性缺陷引发的社会问题很有可能发展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使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社会稳定的基础受到削弱。

论文摘要:本文从对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入手，通过部分典型案例分析和国内外相关的理论论证，对我国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现状、救济途径进行了梳理，对颇有争议的受教育权司法救济途径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因为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中，对于受教育权的普通司法救济途径并不存在太多争议，但在宪法司法救济方面有不少问题。不仅理论上不得统一，司法实践也因此难得顺畅进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途径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论文关键词: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普通法律救济宪法救济

一、受教育权司法救济途径的研究意义

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基本权利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表明权利主体在权利体系中重要地位的一种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权，理应获得可靠、有效的保障，甚至比其他一般权利更应获得完善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救济，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宪法基本权利”。另外，”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不能得到救济的受教育权也不能称其为基本权利。而司法救济作为各种救济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救济，又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其一，司祛救济是由利益关系人自己启动的救济，利益关系人对于启动救济有比任何其他人更大的积极性;其二，司法救济是具有严格法律程序的救济，当事人一旦启动，法院或任何其他组织、个人没有法定理由不得终止这种救济;其三，法律为司法救济预设了一套公开、公正、公平的机制，从而能保证提供比其他救济更佳的救济效果。但我国目前受教育权的司法保护现状并不乐观，鉴于此，笔者努力在本文中对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既有途径进行梳理，对可行性的途径进行探索，希望对我国的受教育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建立健全有所帮助。

二、普通法律层面上的司法救济

一般地，当受教育权受到侵害的公民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法院要审理公民的受教育权侵害案件对其实施司法救济，都得首先明确该受教育权案件牵涉的的法律关系一是私人间的侵权纠纷还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侵害的纠纷，据以确定司法救济是诉诸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一般不会到刑事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