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实践范文精选

境外资产经济治理面临风险较大、监管难度高且审计欠规范等一系列困难。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时，国家审计人员能够借助政策沟通、贸易往来和经济流通等实现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的有效推进。而在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时，国家审计人员需结合一带一路经济治理的客观需要，选择合适的实践路径。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国际贸易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显得尤为关键。国家审计机关的工作人员需要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背景下，通过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的完善与优化。本文基于一带一路经济治理的现状与困难，阐明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的必要性，并提出相应的实践思考。

一、“一带一路”经济治理现状与困难

1.境外资产经济治理风险较大。境外资产区别于境内资产，经济治理的风险相对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投资难度。基于目前的发展，境外投资管理多处于起步阶段，境外资产经济治理的制度管理及人才队伍建设都可能存在限制。同时，由于境外资产经济治理需涉及国际化业务，国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境外资产经济治理本身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在这样的客观前提下，针对境外资产经济治理风险的防范及控制就会面临新的难题。在不同的政策环境及法律环境下，境外资产的经济治理难题明显，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而导致的生产经营风险加大等问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治理的效果。

2.境外资产经济治理监管难度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治理多为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在境外投资监管过程中，需根据其职能所属部门，由外管局、银监会等不同部门共同监管，境外资产经济治理监管的难度是相对较高的。尽管在现阶段发展时，各个部门能够根据自身的职能分化，有效承担相关职能并履行相应职责，但由于监管力量相对分散，各监管部门对境外资产经济治理的整体监管会有一定难度。部分管理人员在经济治理监管过程中，只注重对境外资产的审批，忽视了对企业境外投资的严格管理，这就限制了经济治理的效果。同时，各个监管部门各自为政时，忽视了对监管信息及监管资源的互利共享工作，协同性相对较弱，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致使重复监管的问题出现。

3.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欠规范。国家审计人员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治理问题做严格管理，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欠规范，也是现阶段经济治理审计面临的困难。在开展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工作时，审计人员将工作重点落脚于财务审计及经济责任审计，这使得他们对境外业务经营情况的经济治理审计会存在重点偏差的情况。在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只有法律授权却缺少实施细则的情况下，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会缺少审计依据。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设置有一定差异，审计权利的归属也各有不同，当境外资产经济治理审计存在审计方法冲突或审计权利冲突等情况时，境外审计工作也会受到局限。

二、国家审计推动“一带一路”经济治理战略的必要性

本文作者：胡剑凝作者单位：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农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广西农垦树立机遇意识和战略意识，抢占先机，争取主动，积极延伸产业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一、广西农垦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

广西农垦糖业集团依托16个农场和周边农村106万亩蔗区为原料基地，以蔗糖加工为基础，融合糖酒、糖纸、糖化工产品等深加工项目，不断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

一是利用蔗渣发展浆纸工业。从2009年开始启动年产9.5万吨漂白蔗渣浆和年产20万吨高级文化用纸两大项目，每年可消化广西农垦9家糖厂产生的60万吨甘蔗渣，相当于节约近40万立方米的林木，减少近7万亩森林的砍伐量，大幅降低糖厂生产成本。制浆项目在2011年初正式竣工投产，造纸项目今年5月成功生产出第一批纸板。

二是利用废糖蜜发展酒精工业。农垦糖业集团先后建成了年产5万吨的思源酒业和年产3万吨昌菱酒业两条酒精生产线，充分整合废糖蜜资源，变废为宝。

10多年来，全球化概念在经济领域大受欢迎。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全球化已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为成功的时期。全球化的确存在，但它也很容易被严重误解。全球化的本质和实际结果都未得到正确的理解。坦率而言，它并不是人们所宣称的那样，它也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

定义问题

全球化一般被界定为市场与外部联系这一过程的加速和随之而来的民族经济融入到统一的规则中，在这里，国家受到限制，市场则不受限制。但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因为它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不是一个仅仅由特定的政府排除连续的障碍以达到各种跨国联系的量变过程。这是一个质变过程，民族经济的整体从开放产品市场发展到开放资本市场。产品市场，或外贸，在10年前就已相对地不受束缚。比较新的情况是，最近10年对资本流动的障碍急剧减少。这意味着质变而不是量变，因为这两种类型的市场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的差别。

它们是不同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以下事实：就本质而言，资本市场较少竞争性，或者说更倾向于垄断，如银行业那样。正如斯蒂格利茨所强调的，市场经济中资本的配置主要是以卖方所定的价格来进行的①。另一个差别是，由于信息的匮乏，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更易于遭到投机和崩溃的打击②。因而，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存在更多风险，因而，当资本流动的障碍减少时，民族经济必须增强。换言之，如果像上面那样界定的话，全球化将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带入了一个新的、风险更大的领域。进一步而言，这些风险一方面与更为显著的垄断活动有关，另一方面与更为剧烈的经济变动性有关。理论模式的转变战后两种主要的理论模式，即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充分意识到自由资本所包含的风险。虽然通常被人们看成竞争对手，但由于这一原因，这两种理论事实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皆主张本国经济对外国经济的优势地位，希望由政府来处理快速增长和充分就业问题。为了给政府以必需的自由处理权，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提倡限制跨国资本的流动性。这两种理论都应当被看成是对战前几十年资本市场迅速开放的一种反应。它们都把30年代的大萧条（有史以来资本主义最低迷的时期）归咎于大规模的资本自由化。两种理论对政府的信任反映出了相同的道德使命：如果市场不能为整个社会确保公正的结果，那么政府必须以某种方式介入并纠正这些结果。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可以将这些经济学说看成是一种受道德驱动的、对可能无法令人接受的非正义的反应，这种非正义导致了资本主义近乎完全的崩溃。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公开提出道德问题，但两种学说在运用道德概念时存在一些差异。凯恩斯主义的道德观主要是个人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

相应地，这两种学说在实现公正的（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结果的首选方式上存在差异，凯恩斯主义是改良的学说，主张在传统的机制内进行有限的修改。它尤其赞同政府对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左右的经济的干预。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学说，主张对制度的根本变革，从而政府而不是市场将成为主角。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得到了扩展。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财政的作用就应该只限于筹集政府收入，它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只是源于国家的存在。但是，我们看到，现实情况并不是这么理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还应该更进一步。问题主要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只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备形成完全竞争市场所需的全部条件。而只要有某一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上就有可能出现失灵。

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根本原因在于价格信号并非总是能如实反映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具体来说，市场失灵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认为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萨缪尔森在其《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一文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指的是这样的物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总结了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上述特征，市场对公共产品的生产进行资源配置时，就会出现失灵的现象。一般来说，由于“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公共产品的生产量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设法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2、外部效应

政府财政审计是现代政府审计制度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审计理论界还是政府审计部门，一直都十分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探索政府财政审计中的一些深层次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即为什么要实施政府财政审计、怎样认识政府财政审计的基本功能以及政府财政审计政策的选择标准是什么等。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都与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配置特征有关。本文在分析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配置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政府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分析上述三个基本理论问题。

一、不公平性：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配置的基本特征

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配置的不公平性（unequity）主要指政府财政活动的相关人获取相关会计信息的机会不平等。与不公平性相对应的概念是“公平”（equity）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机会平等。这里的“公平”概念不同于会计理论中的“公正”（justice）概念，前者是一种事前概念，后者是指实际结果的公平性，是一种事后概念。当然，这两个概念并非完全无关，增强机会的平等性可能会导致结果均等，但是，机会平等比结果均等更少具有平均主义色彩，从而可以刺激人们提高效率。在考察政府财政活动中饿会计信息配置问题时，政府部门的结果均等机制不仅消除了相关人搜集会计信息的动因，而且会破坏政府财政活动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均衡关系，因为，按照平均主义观念，风险承担者不可能获得额外风险溢酬。因此，机会平等可以使公平与效率更好地统一起来。

在政府财政活动中，当相关人对相关财政活动享有不同会计信息时，我们定义政府财政活动在会计信息配置上具有“机会不平等”的特征，即不公平性特征；反之，如果所有相关人都有同等机会享有相关政府财政活动的会计信息，则政府财政活动在会计信息配置上具有“机会平等”特征，即公平性特征，在这种状态下，相关人之间的风险预期报酬都是相等的。

我们知道，会计信息是资产定价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从本质上讲来源于资产的所有权。只有首先占有资产（包括公共占有和私人占有），才有可能对资产定价和考核，才会出现遵照所有者意愿的确认原则和计量属性表达的财务会计信息。“企业”的出现导致资产定价的第一次分工，出现了对资产定价的企业定价制度。为什么会有企业呢？因为，企业能够发现市场定价制度无法直接发现的资产价格，并且能够以有效的方式节约考核和定价费用。企业的定价过程就是企业搜集、评价和提供有关资产信息的过程。如果市场能够直接对资产定价和考核，且没有任何成本，就不会有企业，市场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ParatoOptimality），财务会计信息处于完全状态。“企业家”的出现改变了资产所有者的收益实现方式，进一步导致资产定价的分工和专业化。资产所有者将对企业交易的定价权让渡给“企业家”，代之以对“企业家”服务的考核，他们关心的不再是投入要素怎样获得报酬，而是通过谁获得报酬以及如何在委托结构中实现长期收益最大化。正是由于企业财务会计信息不对称，才使得资产所有者觉得有必要建立一种会计制度，连续地对“企业家”考核，于是，企业中就出现了专门向资产所有者提供的、用于实现其长期收益最大化的财务会计信息。因此，财务会计信息实际上是企业向资产所有者提供的一种财务信息，是资产所有者对“企业家”连续考核的结果。“企业家”享有资产所有者让渡的资产定价权，并且负责生产和提供财务会计信息，如何提供、什么时候提供、提供多少财务会计信息等，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理性行为，这进一步加剧了会计信息配置的不公平状况。因此，只要资产所有权分布不均匀，只要企业组织存在，只要存在“企业家”与资产所有者在委托结构中的利益冲突，财务会计信息配置就一定具有不公平性特征。

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增强，进一步强化了会计信息配置的“天然”不平等性。会计信息主要由从事财政活动的“内部人”提供和控制，而制定政府财政政策但远离财政活动的政府部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只能获得由“内部人”提供的会计信息，如何提供、什么时候提供、以及提供多少会计信息等，完全取决于“内部人”的理性行为。这样，会计信息在政府财政活动的“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配置上有“天然”的不平等性。有人认为，只要政府部门愿意，它们可以搜集相关会计信息，所以，政府部门之间的会计信息差别不应该看作会计信息配置不平等（inequitable）。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每个相关者都会主动地搜集信息，直到信息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为止。R.Wilson(1975)证明，在信息生产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报酬递增效应，即随着信息规模增加，单位信息的成本下降，而其价值保持不变，结果是信息的预期报酬递增，因此，一定会出现大规模信息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垄断行为。很明显，弱势相关人不可能公正地获取信息，而强势相关人总是能够经济地取得信息，并因此获取超额报酬。BaruchLev（1988）证明，假设投资规模大的投资者能够经济地获取信息，且这类信息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他们预期获得较高的超额报酬。由此可见，只要在政府财政活动中相关人在资源占有上是有差别的，会计信息配置总是不公平的，强势相关人总是能够经济地搜集并应用会计信息，并因此获得超额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