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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教(文)体局、管委会社会事业局,市直各校(园):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树立科学的质量观和人才观,扎实开展学校艺术教育工作,为培养学生的终身艺术意识、审美情趣和高尚人文素养奠定良好基础,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根据《学校艺术工作规程》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文件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市关于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工作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中小学艺术教育教育工作,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充分发挥艺术教育特有的教育价值和育人功能,积极培养学生学习艺术的兴趣,促进中小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二、总体目标
1、通过各学段的学习,不断获得基本的艺术知识技能以及艺术的感知与欣赏、表现与创造、反思与评价、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艺术能力,提高生活情趣,形成尊重、关怀、友善、分享等品质,塑造健全人格,使艺术能力和人文素养得到整合发展。不断提高艺术教育普及水平,使学生艺术学科成绩合格率达90%。
新中国成立后,美学界、文艺理论界就“形象思维”问题展开过两次大规模的论争。第一次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历时十年左右;第二次是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持续了七、八年时间。两次论争的时代背景、知识背景不同,但理论使命相似,即探讨“形象思维”是不是独立于并相对于抽象思维(逻辑思维)的另一种思维形式?“形象思维”是不是艺术创造的特殊规律?前一个问题带有浓厚的哲学尤其是认识论色彩,后一个问题则试图探讨美学尤其是艺术创造心理学的真谛。
一个来自异域的美学观念(第一次论争:1955—1966)
中国第一次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发生在本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冷战的国际格局,规约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也严峻地影响并规约了当时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促使他们在学理价值取向方面趋于单一,思想资料来源过于偏枯。现在回顾中国当时那场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只是前苏联关于同一问题论争的移植和接续。
“形象思维”作为诗或艺术定义,出现于1838-1840年间的俄罗斯思想界。前苏联文艺理论界一般认为: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发表于《莫斯科观察家》1838年7月号上的(《<冯维辛全集>和扎果斯金的<犹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一文里,首次提出“诗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这个定义。实际上,他在前一个月发表于同一刊物的书评《伊凡·瓦年科讲述的<俄罗斯童话>》里已经提到这个定义了。两年后,别林斯基在《艺术的观念》(1840年)中对这个定义展开论述,将“诗”改为“艺术”,即“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别林斯基还曾加注说明,在俄文中是他第一个使用这个定义。[1]
别林斯基艺术定义的思想之源,可以追踪到黑格尔关于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美学思想。黑格尔认为:“就艺术美来说的理念,并不是专就理念本身来说的理念,而是化为符合现实的具体形象,而且与现实结合成为直接的妥贴的统一体的那种理念。”[2]因此,黑格尔关于美的基本定义就是一句话:“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研究别林斯基的学者认为:1836年末到1840年这段时期,是别林斯基的精神探索期。这期间他崇拜黑格尔。[3]所以别林斯基1838到1840年间把“形象思维”作为诗乃至艺术定义,可以理解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美学思想的俄文版本。
“形象思维”观念诞生后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引起非议。但是,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前苏联文艺界在创作上出现了粉饰现实的倾向,相应的在理论上提出了“无冲突论”的观点。这种创作上和理论上的错误倾向和观点,促使当时的苏联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思考:究竟什么是文学艺术的特性正是在思考和阐释文学艺术的根本性质问题,寻找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式的主要特征,使艺术沿着艺术自身规律健康发展的时候,前苏联文化界围绕别林斯基关于“形象思维”的观点,展开了一场深入持久的理论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