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原则论文范文精选

浅论民法基本原则之立法

民法立法基本原则思考论文

摘要:民法基本原则是以实现民法既定任务和特定功能为目的的基本法律思想,非为裁判规范,但《德国民法典》之后的大陆法各国民法典均对之有明确表述,并超越了学说就《法国民法典》总结出来的三大原则,使之到达抽象程度更强、概括范围更大的高度。在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民法典官方草案及主要学者建议稿对于民法基本原则采用了有所差异的不同表达,但将“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权利不得滥用”确定为我国民法基本原则,较为妥当。

关键词:民法/基本原则/立法选择}

一、民法基本原则之既有立法表达形式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摘要：环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由于特殊的国情，近几年来，我们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主要对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其原因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我们的生存环境却愈来愈恶劣，工业化社会对大气、水、土地的污染和破坏日趋暴露，人们逐步认识到是自身的需要和行为造成了生活环境的恶化。对自然规律认识的贫乏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误解，已使我们对自然的破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国1998年长江洪水的量级小于1954年，而中下游水位却普遍比1954年高。人类活动导致流域内湖泊缩小、调蓄能力降低是其主要原因。近年惊动全国的春季沙尘暴，其主要沙源是森林——草原过度地带耕地和草场退化造成的沙荒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推进的今天，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进程轨道，以法治为主的综合治理，应该说是当前环境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因此，本人特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探讨：立法观念的转型与立法实践的加强、执法与司法的改进、法律监督的强化、公民环保意识与守法观念的加强等内容。

什么是环境？环境是指与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农村等。而环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由于特殊的国情，近几年来，我们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某一环节问题，而是关系全局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法制建设逐步推进的今天，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进程的轨道，以法治为主的综合治理，应该说是当前环境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本人试就我国的环境问题及环境法治作一下探讨。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

环境问题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环境问题也不相同，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这主要是指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即由于过分开垦荒地，滥伐林木、过度放牧，掠夺捕捞等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水生物资源日益减少，旱涝灾害频繁等等。另一种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它是指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工农业迅速发展和城市化，除了上述自然资源的破坏加剧外，也引起了“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和农药污染等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其污染的广度深度已大大超过了从前所引发的大量的“环境公害”事件（也称环境公众受害，指人们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社会性危害，包括环境破坏）。

（二）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摘要:民法基本原则是以实现民法既定任务和特定功能为目的的基本法律思想,非为裁判规范,但《德国民法典》之后的大陆法各国民法典均对之有明确表述,并超越了学说就《法国民法典》总结出来的三大原则,使之到达抽象程度更强、概括范围更大的高度。在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民法典官方草案及主要学者建议稿对于民法基本原则采用了有所差异的不同表达,但将“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权利不得滥用”确定为我国民法基本原则,较为妥当。

关键词:民法/基本原则/立法选择}

一、民法基本原则之既有立法表达形式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法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之高度抽象的表达。

拉伦兹指出:“整个法秩序（或其大部分）都受特定指导性法律思想、原则或一般价值标准的支配。”[1]事实上,法律判断是一种价值判断,故每一条法律规范都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而这些存在于具体规范之背后的价值观念之上,又存在着其必须服从和贯彻的某种更为抽象、位阶更高的价值观念,直至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即法律所追求的社会公平正义。正是在一些总体的、根本的价值目标的指导和制约之下,整个法律体系才能实现其和谐,法律的功能方可真正实现。而在宪法或者基本法设定的总体价值观念的指导之下,以实现民法既定任务和特定功能为目的的基本法律思想,即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论文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

论文摘要：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无疑昰从刑法典的高度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无疑昰从刑法典的高度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罪刑法定的最早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国大宪章第39条的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贵州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这一规定奠定了“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进一步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将罪刑法定的思想系统化，使之成为学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学说在资产阶级宪法和刑法中得以确认。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在此规定指导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首次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尔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在宪法和刑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目前，这一原则已深深植根于现代各国的法治意识之中，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刑法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项准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有利于保障人权。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包括：排斥习惯法、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有罪类推、禁止重法溯及既往。

本文作者：于善旭作者单位：天津体育学院

在借鉴中探索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

为落实《体育法》中关于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和授权国务院另行规定体育仲裁机构与范围的规定，在《体育法》开始实施的转年，中国政府的体育部门即批准了探讨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科研项目，并成立了由体育行政官员、院校学者和法律界人士组成的《体育仲裁条例》起草机构，一体化推进体育仲裁理论学术研究与法律制度建设的互动发展。在体育仲裁项目研究和立法起草的过程中，各种资料汇总、访谈调查、会议研讨、法理论证等多方面工作相继展开，不但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法律制度以及现实体育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始终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研究和吸收了多个国家体育仲裁的有益经验，特别是将国际体育仲裁的发展作为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重要的外部支撑。为此，法规研制人员收集和翻译了大量CAS章程、规则、法典等制度文献和工作资料，组团赴瑞士洛桑、美国丹佛等地到国际奥委会、CAS及其分支机构等进行实地考察，并结合这些国际体育仲裁情况和资料的梳理分析进行全面的借鉴性研究。国际体育仲裁的发展和经验，在探讨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在相关的研究报告和立法说明中，可看到有着多方面的体现[5]。首先是以此说明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国际体育仲裁的建立和发展，无疑为正在积极寻求有效解决体育纠纷的各个国家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范本，因而这也成为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重要的国际背景和行业依据；其次，将对国际体育仲裁的关注和重视作为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强调在符合中国国情和保持中国法制统一的前提下，要始终把握与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与国际体育惯例和国际体育组织章程的协调；最后，在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立法内容设计中，无论是宏观的建构思路还是具体的制度安排，都有许多向国际体育仲裁制度学习和借鉴的地方。通过包括引进国际体育仲裁经验在内的各种努力，探讨和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1997年，对《体育仲裁条例》的起草调研被列入中国国务院的立法工作安排。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研讨和起草，1998年底，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向国务院上报了《体育仲裁条例（草案）》呈请审议。由于体育仲裁毕竟是一种与一般民商事仲裁相比有较大特殊性的仲裁形态，与中国现有《仲裁法》所建立的民商合同与财产仲裁制度体系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对涉及体育仲裁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存在着多样化的看法，所以中国体育仲裁立法的进程也经历着一些曲折。2000年，中国颁布了《立法法》，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事项只能制定法律。这对原计划由中国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来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方案形成了冲击，立法工作有所拖延。然而，体育仲裁作为体育法治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了中国不会停止对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探索。2006年，中国政府体育部门再次启动了新一轮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工作，中国国务院又一次将起草《体育仲裁条例》作为调研项目纳入政府立法计划[6]。近年来，为更好地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与体育需要，对已颁布实施近20年的《体育法》进行的修改工作，已经列上中国政府及其体育部门的工作日程。在对中国体育立法进行的整体审视中，将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同《体育法》的修改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思路。在目前的修法进行中，提出了将现《体育法》中体育仲裁的一个条款，扩充为体育仲裁专章的设想，以在法律层面对体育仲裁制度做出明确的总体性规定。这样既可以较好地解决立法权限而避免立法冲突的问题，又可以体现出体育的特殊需要而将体育仲裁制度尽快地建立起来。或许，中国体育仲裁立法还会有其他的路径，但无论如何，经过多年的借鉴和探索，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终会是不远的现实。

中国对国际体育仲裁的积极支持与合作

国运盛，体育兴。中国在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新时期以来，体育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也日趋紧密。1979年，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得到公正、圆满地解决，恢复了与国际奥委会的正常联系。从1980年冬季奥运会开始，中国连续派出代表团参加了历届的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全面参与了奥林匹克竞赛和各项活动。1991年和1999年，中国又两次申办奥运会，最后获得了2008年在北京举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在参加奥林匹克各项活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及其体育部门高度关注所涉及到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包括对国际体育仲裁制度的遵守与维护。特别是面对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对可能存在的中外法律冲突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由于中国还没有完成体育仲裁的专门立法和制度建构，中国现有仲裁法不直接适用体育仲裁，所以在北京奥运会可能存在的中外法律冲突中，也包括着北京奥运会CAS特别机构运行与裁决效力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有的研究概括了因中国对《纽约仲裁公约》的商事保留声明、中国仲裁法对体育管理和处罚性纠纷的不可仲裁性，而使CAS裁决无法在中国获得司法承认与执行的问题[7]；有的研究提出了中国法院无法对本土运行的北京奥运会CAS特别仲裁机构进行司法监督、北京奥运会CAS特别机构可自行采取强制措施而依中国法律只有法院才有此种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奥运会特别仲裁机构是否会侵犯中国的司法主权等问题[8]。面对中国法律制度在多个方面与国际体育仲裁体系所存在的矛盾，中国在申办和举办北京奥运会的过程中采取了审慎而积极的态度，加强与国际奥委会和CAS的合作。在北京奥运会的申办期间，中国在申奥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完全能够保护国际奥委会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中国政府、北京市政府和涉及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其他城市政府保证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主办城市合同》的规定，严格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要求，确保所做的一切承诺得以实现[9]。在国际奥委会对第29届奥运会举办地投票表决前夕，中国奥委会和北京市与国际奥委会签署了《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合同》。该合同在绪言中特别强调，各方要完全遵守奥林匹克宪章和合同各项条款的承诺；在第59条明确了应遵守包括《关于体育仲裁机构的规定》等有关附件提出的特别条款和条件；在第65条规定了该合同争端由CAS管辖而放弃其他法律行为；在该合同附件M《关于比赛仲裁机构的规定》中，约定了中国对设立北京奥运会CAS特别机构各种条件与协助的职责。2008年8月5日，在北京奥运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大法官会见了CAS北京奥运会特别机构主席罗伯特•布林纳博士一行，表示对其的欢迎，肯定了为公正及时处理好奥运会的有关争议，CAS设立北京奥运会特别仲裁机构的必要性，表示支持CAS在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对有关体育争议行使仲裁权和裁决权，并相信仲裁机构能够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就北京奥运会体育仲裁的有关问题向承办和协办奥运会的北京、青岛、天津、上海、沈阳、秦皇岛等省市高级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奥运会项目承办地的法院尊重北京奥运会CAS特别机构的管辖权，支持仲裁庭行使仲裁权，表明了中国司法机关对CAS的支持态度。罗伯特•布林纳对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对CAS设立北京奥运会特别机构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奥运会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准备表示赞赏[11]。实践证明，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中表明与CAS积极合作鲜明态度的同时，还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司法措施，并设计了中国司法机关不受理纳入CAS仲裁范围和对CAS裁决结果不服而起诉案件的不作为方式[12]，较好地化解了CAS仲裁裁决与现行中国法律可能出现的冲突，实现了对CAS及其仲裁裁决的支持与维护。中国还在国际体育仲裁方面对CAS进行了专业人员方面的合作与支持。自1996年起，先后有中国外交学院苏明忠博士、武汉大学（现调中国政法大学）黄进教授分别在第26届和第28届奥运会担任特别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刘驰律师分别在第29届奥运会和第21届冬奥会担任特别仲裁机构的仲裁员。目前，在CAS的仲裁员名册中，有6名中国籍仲裁员，除黄进教授和刘驰律师外，还有上海复旦大学陈乃蔚教授、外交学院卢松教授、邦信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炜律师和香港的郑若骅资深大律师。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律师还直接为CAS提供了热情的法律帮助。北京市律师协会在2008年5月接到CAS秘书长来函，希望帮助招募北京律师志愿者，为CAS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提供法律咨询、语言翻译等法律帮助。随后，北京市律师协会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招募，从参加报名的多有国外留学或工作经历、具有很高英语或法语水平及丰富诉讼或仲裁经验的数十位律师中，选拔了16位优秀律师组成北京奥运体育仲裁志愿律师团，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优先为CAS及其仲裁当事人提供无偿服务[13]。在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该志愿律师团就为摩尔多瓦国家奥委会提起的仲裁申请提供了志愿服务[14]。北京奥运会期间，CAS特别机构的仲裁工作进展顺利，其中也有着中国律师的贡献。这次CAS上海听证中心的揭牌和论坛活动，为进一步密切中国与CAS的联系和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充分体现了中国体育界和法律界对CAS的支持以及在中国推进体育仲裁法治的信心，必将更好地发挥CAS对中国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国际体育仲裁学术研究在中国广泛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