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范文精选

[导航]-新闻-课改-论文-教案-试题-课件-高考-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字典-词典-成语-搜吧

中教网>>教育教学论文>>语文论文|数学论文|德育论文|英语论文|物理论文|化学论文政治论文|生物论文|历史论文|地理论文|自然论文|音乐论文|体育论文|美术论文|毕业论文

中教网>>教育论文>>德育论文>>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

人生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2005年10月22日来源:网友提供作者:未知字体:[大中小]

钱的作用和功能在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生活中，是不能低估的。钱是社会财富积累的象征，是人民富裕程度的标尺，也是贫富的依据。我国人民经过十七年的改革开放，绝大多数生活达到温饱型，现在正向小康型迈进。

人民币的五大功能不能低估。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有些功能会更强化，更具有神明的魅力。这应该看作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钱多了，对国家、对人民、对集体、对个人都是有好处的。但不要忘记钱同世间万物一样，不无二重性。有人把它比做双刃剑、两面斧，是恰当的。钱的正面效应我们要承认，但其负面效应仍然不能忽视。钱本身是不分美丑善恶的，然而，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如何赚钱，如何用钱，却有美丑善恶之分。不管我国古代的鲁褒也好，外国的莎士比亚也罢，他们对金钱绘声绘色地给予贬斥和诅咒，都不能否定金钱的神明魅力。还是马克思伟大，他既肯定了金钱所显示的神明作用，又批判了金钱给人类社会造成的丑恶。的确如此，钱的负面效应给社会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且不说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外，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就从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金钱走向腐化，走上犯罪道路的事例中不难看出，钱的腐蚀性、危害性，贪钱者必自毁，终究会落得个可悲可耻的下常所以，我们对学生进行人生价值观教育的时候，把金钱观当作切入点是非常正确的。

摘要：中国历史上乡镇建制经历了“乡官制”、“职役制”、“自治制”和“政党制”下的多次变革，期间或延续或中断、或重视或忽略、或继承或革新，且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非固定性等等特征。可以说，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乡镇政权像中国这样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当前我国乡镇改革的实质和核心问题是，重点解决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政权与农民自治互相渗透，“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事权”与“财权”互相脱节的问题，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关键词：乡镇改革；历史阶段划分；改革思路转变

“乡镇”作为国家设置的一种地方行政建制，应保持其行政地域的完整性，人口规模的适度性，管理层级的有序性，机构设置的合理性，职能定位的科学性，组织制度的规范性，政权名称的固定性。但中国乡镇建制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乡官制”、“职役制”、“自治制”和“政党制”下的多次变革，期间或延续或中断、或重视或忽略、或继承或革新，且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非固定性等特征。可以说，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乡镇政权像中国这样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因此，进一步厘清我国历史上的乡镇演变轨迹及其发展规律，对于全面认识和推动当前的乡镇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官制”下的乡镇改革

“乡制”始建于西周。秦汉时期达到高潮，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废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事实上，乡制到了唐代，已经名存实亡”[1]（p200）。总体而言，周代的“乡遂”建制及管理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据史载，“西周初年，大小国家和部落多至数百个”[2]（p25）。周王朝为了加强对乡里社会管理与控制，即建立“六乡六遂”制度。据《汉书》记载，“在邑为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3]。可见，此时的“乡制”规模较大，层级划分细致，注重“相保、相爱、相葬、相救、相賙、相宾”等社会功能。这时的“乡官”之职皆有品级，“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3]。自西周至战国800余年，虽然诸侯争霸但仍沿袭周代的旧制，如鲁国实行“三郊三遂制”[4]，齐国实行“国鄙制”[5]，等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下，王权乃是一种进步的因素”[6]。

我国自秦朝至清末的两千多年“王权止于县政”，乡里组织一般是以“什伍编制”为起点，以“什伍相保”、“什伍连坐”为基本组织原则，构成了国家政权体系的末梢而成为“治民之基”[7]。对此，有学者指出：“为了控制目的而把民众分成小单位的基本思想，连同其变异形式和更细致的形式（最著名的是保甲制）在以后的帝国时代，甚至晚至民国时期仍行之不缀”[8]（p52）。因此，秦朝的“乡制”改革对后世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据史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9]。可见其主要特点，首先是在乡、里之间增设了“亭”，且乡、亭之间没有统属关系，“亭”属于警察系统，负责地方治安和官府文书传递，亭长的选用和升迁由县令控制，“实亦半官式之地方行政机关”[10]（p95）。由此造成了“乡”与“亭”平行运作，职能交叉，层级混乱，机构膨胀，人浮于事，如在汉代设有亭长、亭佐、亭父、求盗、亭侯、亭掾、亭卒等职，“自亦兼及民事，理辞讼”，俨然像一个小王国[11]（p241）。其次是秦朝政府授予地方官员一定的权力，即根据人口多寡可随时调整和变动“乡”的建制规模及员额编制，从而使后来的“乡”建制规模越来越小，地位和作用也逐渐降低。魏晋初期，“凡县五百以上置一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12]；而到隋唐时期，“乡”的规模仅为500户左右，简直与周代的“万户之乡”无法相比。最后是“乡官”隶属关系复杂，各自为政，肢解了基层政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如在秦汉两代，“有秩”隶属于郡，“啬夫”隶属于县，“游徼”隶属于都尉，“乡佐”隶属于乡，“乡三老”虽非官职却深得皇帝的重视与奖赏，有时可与州县官吏分庭抗礼[13]，甚至还出现了“民但闻啬夫、不知郡县”这一独特的政治现象[14]。于是，“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废弛、两税法的实行，地主阶级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动，原来实行乡官制的乡里制度，已经开始向职役制转化”[15]（p134）。

摘要：中国历史上乡镇建制经历了“乡官制”、“职役制”、“自治制”和“政党制”下的多次变革，期间或延续或中断、或重视或忽略、或继承或革新，且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非固定性等等特征。可以说，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乡镇政权像中国这样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当前我国乡镇改革的实质和核心问题是，重点解决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政权与农民自治互相渗透，“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事权”与“财权”互相脱节的问题，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关键词：乡镇改革；历史阶段划分；改革思路转变

“乡镇”作为国家设置的一种地方行政建制，应保持其行政地域的完整性，人口规模的适度性，管理层级的有序性，机构设置的合理性，职能定位的科学性，组织制度的规范性，政权名称的固定性。但中国乡镇建制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乡官制”、“职役制”、“自治制”和“政党制”下的多次变革，期间或延续或中断、或重视或忽略、或继承或革新，且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非固定性等特征。可以说，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乡镇政权像中国这样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因此，进一步厘清我国历史上的乡镇演变轨迹及其发展规律，对于全面认识和推动当前的乡镇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官制”下的乡镇改革

“乡制”始建于西周。秦汉时期达到高潮，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废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事实上，乡制到了唐代，已经名存实亡”[1]（p200）。总体而言，周代的“乡遂”建制及管理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据史载，“西周初年，大小国家和部落多至数百个”[2]（p25）。周王朝为了加强对乡里社会管理与控制，即建立“六乡六遂”制度。据《汉书》记载，“在邑为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3]。可见，此时的“乡制”规模较大，层级划分细致，注重“相保、相爱、相葬、相救、相賙、相宾”等社会功能。这时的“乡官”之职皆有品级，“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3]。自西周至战国800余年，虽然诸侯争霸但仍沿袭周代的旧制，如鲁国实行“三郊三遂制”[4]，齐国实行“国鄙制”[5]，等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下，王权乃是一种进步的因素”[6]。

我国自秦朝至清末的两千多年“王权止于县政”，乡里组织一般是以“什伍编制”为起点，以“什伍相保”、“什伍连坐”为基本组织原则，构成了国家政权体系的末梢而成为“治民之基”[7]。对此，有学者指出：“为了控制目的而把民众分成小单位的基本思想，连同其变异形式和更细致的形式（最著名的是保甲制）在以后的帝国时代，甚至晚至民国时期仍行之不缀”[8]（p52）。因此，秦朝的“乡制”改革对后世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据史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9]。可见其主要特点，首先是在乡、里之间增设了“亭”，且乡、亭之间没有统属关系，“亭”属于警察系统，负责地方治安和官府文书传递，亭长的选用和升迁由县令控制，“实亦半官式之地方行政机关”[10]（p95）。由此造成了“乡”与“亭”平行运作，职能交叉，层级混乱，机构膨胀，人浮于事，如在汉代设有亭长、亭佐、亭父、求盗、亭侯、亭掾、亭卒等职，“自亦兼及民事，理辞讼”，俨然像一个小王国[11]（p241）。其次是秦朝政府授予地方官员一定的权力，即根据人口多寡可随时调整和变动“乡”的建制规模及员额编制，从而使后来的“乡”建制规模越来越小，地位和作用也逐渐降低。魏晋初期，“凡县五百以上置一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12]；而到隋唐时期，“乡”的规模仅为500户左右，简直与周代的“万户之乡”无法相比。最后是“乡官”隶属关系复杂，各自为政，肢解了基层政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如在秦汉两代，“有秩”隶属于郡，“啬夫”隶属于县，“游徼”隶属于都尉，“乡佐”隶属于乡，“乡三老”虽非官职却深得皇帝的重视与奖赏，有时可与州县官吏分庭抗礼[13]，甚至还出现了“民但闻啬夫、不知郡县”这一独特的政治现象[14]。于是，“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废弛、两税法的实行，地主阶级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动，原来实行乡官制的乡里制度，已经开始向职役制转化”[15]（p134）。

摘要：中国历史上乡镇建制经历了“乡官制”、“职役制”、“自治制”和“政党制”下的多次变革，期间或延续或中断、或重视或忽略、或继承或革新，且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非固定性等等特征。可以说，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乡镇政权像中国这样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当前我国乡镇改革的实质和核心问题是，重点解决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政权与农民自治互相渗透，“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事权”与“财权”互相脱节的问题，建立精干高效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关键词：乡镇改革；历史阶段划分；改革思路转变

“乡镇”作为国家设置的一种地方行政建制，应保持其行政地域的完整性，人口规模的适度性，管理层级的有序性，机构设置的合理性，职能定位的科学性，组织制度的规范性，政权名称的固定性。但中国乡镇建制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乡官制”、“职役制”、“自治制”和“政党制”下的多次变革，期间或延续或中断、或重视或忽略、或继承或革新，且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非固定性等特征。可以说，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乡镇政权像中国这样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因此，进一步厘清我国历史上的乡镇演变轨迹及其发展规律，对于全面认识和推动当前的乡镇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官制”下的乡镇改革

“乡制”始建于西周。秦汉时期达到高潮，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废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事实上，乡制到了唐代，已经名存实亡”[1]（p200）。总体而言，周代的“乡遂”建制及管理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据史载，“西周初年，大小国家和部落多至数百个”[2]（p25）。周王朝为了加强对乡里社会管理与控制，即建立“六乡六遂”制度。据《汉书》记载，“在邑为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3]。可见，此时的“乡制”规模较大，层级划分细致，注重“相保、相爱、相葬、相救、相賙、相宾”等社会功能。这时的“乡官”之职皆有品级，“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3]。自西周至战国800余年，虽然诸侯争霸但仍沿袭周代的旧制，如鲁国实行“三郊三遂制”[4]，齐国实行“国鄙制”[5]，等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下，王权乃是一种进步的因素”[6]。

我国自秦朝至清末的两千多年“王权止于县政”，乡里组织一般是以“什伍编制”为起点，以“什伍相保”、“什伍连坐”为基本组织原则，构成了国家政权体系的末梢而成为“治民之基”[7]。对此，有学者指出：“为了控制目的而把民众分成小单位的基本思想，连同其变异形式和更细致的形式（最著名的是保甲制）在以后的帝国时代，甚至晚至民国时期仍行之不缀”[8]（p52）。因此，秦朝的“乡制”改革对后世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据史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9]。可见其主要特点，首先是在乡、里之间增设了“亭”，且乡、亭之间没有统属关系，“亭”属于警察系统，负责地方治安和官府文书传递，亭长的选用和升迁由县令控制，“实亦半官式之地方行政机关”[10]（p95）。由此造成了“乡”与“亭”平行运作，职能交叉，层级混乱，机构膨胀，人浮于事，如在汉代设有亭长、亭佐、亭父、求盗、亭侯、亭掾、亭卒等职，“自亦兼及民事，理辞讼”，俨然像一个小王国[11]（p241）。其次是秦朝政府授予地方官员一定的权力，即根据人口多寡可随时调整和变动“乡”的建制规模及员额编制，从而使后来的“乡”建制规模越来越小，地位和作用也逐渐降低。魏晋初期，“凡县五百以上置一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12]；而到隋唐时期，“乡”的规模仅为500户左右，简直与周代的“万户之乡”无法相比。最后是“乡官”隶属关系复杂，各自为政，肢解了基层政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如在秦汉两代，“有秩”隶属于郡，“啬夫”隶属于县，“游徼”隶属于都尉，“乡佐”隶属于乡，“乡三老”虽非官职却深得皇帝的重视与奖赏，有时可与州县官吏分庭抗礼[13]，甚至还出现了“民但闻啬夫、不知郡县”这一独特的政治现象[14]。于是，“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废弛、两税法的实行，地主阶级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动，原来实行乡官制的乡里制度，已经开始向职役制转化”[15]（p134）。

清代前期全国各地使用的货币并不统一，尤其是各省铸造的铜钱，只在本地流通，因此各省对货币调整的措施具有本地特色，且在同一时期内，各地又不一样。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完整的描述全国货币流通的情况，只能以京师为中心，探讨中央政府货币政策的内容、措施，推行政策的依据，政策的目的、特点，及其作用。

清代前期京师是都城，也是全国的金融中心。顺治元年，两个中央直属的铸币局设在京师，“置宝泉局属于户部，宝源局属于工部。”“宝泉局岁铸钱解交户部库，配银发给兵饷。”“宝源局岁铸钱解交工部节慎库，以备给发各工之用。”这是终清一代，一直沿续的格局。1当时，在京城的金融机构也非常多。从康熙年间至道光十年，“挂幌钱铺共五百一十一家。此外，金店、参店及烟、布等各铺，带换银钱，未挂幌者不在此数。”2乾隆时，“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钱文出入最多。”3早在康熙初年，苏州一带缙绅与旅京苏州商人之间，拨兑银钱，就以会票形式。“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41982年，在北京发现了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前门外打磨厂日成祥布店遗留下来的23张会票实物。5这说明康熙年间，北京与外地商人之间，办理汇兑，完成异地款项清算，是一种经常现象。乾隆时期，这里盛行钱票。6道光初年，有山西商人创办专业汇兑机构的票号，同样的机构，大约在相同时期也出现在北京，它起着城市之间调拨款项的作用。7中央政府调控货币的部分措施，主要通过设在京师的两个铸币局，以及众多的钱庄、银号、当铺来完成，因此，透过京师货币供需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货币政策推行的全过程。

一

清政府沿袭前代遗留下来的货币制度，即白银和铜钱（亦称制钱）两种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8这两种货币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一般情况下，国家财政收入、官员俸禄、兵饷、商人大笔交易多使用白银，而民间零星交易则使用铜钱。由于中国银矿藏量很少，政府无法铸造统一的银币，所以白银只能作为称量货币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都不一样，政府基本上没有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银数量的变化、流向，直接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影响，政府缺乏调控白银货币的能力。而对于铜钱来说，政府则有较强的控制力，可以不断发掘铜矿，从外国购买铜材，垄断铸币权力，随时调整制钱的数量，以及使用范围，使之发挥实际作用。

白银和铜钱不仅表示两种货币，而且又是两种金属商品。银和铜自身的商品价格，决定货币的价值。由于两种金属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波动，使得两种货币的价值也不能稳定不变。如果其中“一种比过去有了更大的需求，那么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就会很快改变它们之间的比价。”9因此，白银和铜钱的货币价值，也就与银和铜本身的价格同时不断升降，这就形成了白银和铜钱的市场价格，同时也产生了两种货币的市场比价。为了垄断货币权，控制货币价值，清政府继承前代政府规定银钱固定比价的方法，顺治四年规定钱值，“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10即规定铜钱与白银的比价为1000：1。一般来说，政府努力维持官定比价的操作，体现在对市场上流通货币数量的调控，同时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过程。

政府认识到，“民间钱多则价贱，钱少则价增”，11这个货币理论的基本道理。其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对货币的生产、流通、管理三个方面来实现的。在生产方面，政府根据市场上银钱比价的波动，不断增加或减少铸币数量，从而控制流通中总的货币量。对于京城二个铸钱局，政府规定每年生产制钱的数额，采取增减铸币数量，和增减铸炉数量的方法，进行控制。据统计，从顺治至嘉庆年间，京局大约增减铸币数量十四次，以后因库存铜材不足，每月逐渐少铸。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