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一、地方历史文化是古代文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因地域与历史的关系，中国古代形成了很多各具特色并让我们能引以为豪的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闽粤文化等。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范畴离不开这些地方历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作家和作品分布于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这些作家作品属于地方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也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地方历史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无比紧密甚至水乳交融的关系。因此，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离不开地方历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应该很好地融入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教学效果。孔子、孟子都是古代鲁国人，他们首先属于齐鲁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屈原首先属于楚(湖湘)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所以说，没有地方历史文化，就不可能有中国古代文学。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不能高高在上，离开地方历史文化泛泛而谈。离开了地方历史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地方历史文化融入成高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路

(一)编写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齐鲁大地，因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因他们而发轫的齐鲁文化闻名中外;位居我国西北的三秦大地，因为有了半坡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遗迹而使三秦文化大放异彩;地处中原的洛阳、开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国家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便位处岭南一隅的桂林，也因为古代文化遗址众多、古代文人墨客来往者众多而位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如能将其编写成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不仅能极大地拓展古代文学的外延，而且能极大地丰富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同时，还会进一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习内容在学生的心目中更加可亲可近，从而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二)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

论文关键词：贵族化；平民化；自然主义

论文摘要：西方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贵族气息，中世纪起逐渐有了平民化意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意识有了一定发展，启蒙文学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直至自然主义文学兴起，最终完成了向平民化的转变。文学作品从以表现贵族人物为主转向了以表现普通、平民人物为主；从以表现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活动为主转向以表现普通、平民人物的活动为主。

西方文学从一开始就存在贵族化倾向。这表现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上。欧洲文学的源头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而史诗和悲剧是古希腊、古罗马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帝王将相或者是勇敢无比的英雄人物。史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荷马史诗》，它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组成。《伊利亚特》以“阿基琉斯的愤怒为主题”，围绕着特洛伊和希腊之间的战争，主要描写了英雄阿基琉斯、赫克托耳以及联军的首领阿伽门农这些贵族人物，在《奥德赛》中同样也是围绕着贵族人物奥德修斯来写的。古希腊产生了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彼得斯，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俄瑞斯特亚》《埃阿斯》《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阿尔刻提斯》《希波吕托斯》《疯狂的赫拉克勒斯》等，所描写、突出、刻画的都是贵族化的人物及其活动。

古希腊、罗马的文艺理论中贵族化的倾向也比较明显，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关于悲剧的主角的论述：“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此外还有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种人名声显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特斯以及出身于他们这样家族的著名人物。”“出身于他们这样家族的人物”主要是指贵族阶层的人物。

一、中世纪西方文学平民化意识的开端

10至11世纪的欧洲各国出现了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城市，那时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城市文化，出现了非教的学校和反教会的“异端”运动。于是，教会在思想文化上的垄断被打破，非教会的世俗文化形成，城市文学也应运而生。城市文学是在民问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作者大多是城市街头说唱的人，“作品也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表现市民阶级的机智和狡猾，讽刺专横的贵族、贪婪的教士和凶暴的骑士”。法国是当时城市文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有很多作品表现市民们的机智、灵活和重实际的特点。农民也是笑谈中经常出现的人物。他们的机智和讲究实际的特点使自身得以摆脱困境，获得令人称好的结局，如《神父的母牛》《农民医生》等。城市文学的作者大多是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普通人，不知道希腊史诗和悲剧，也不知道理论家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所以他们在写作时不受古典传统中陈腐规则的束缚，在作品中能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法国闹剧《巴特兰律师》中描写巴特兰律师与羊倌捉弄布商，最后巴特兰被羊倌捉弄。该闹剧揭露了商人的贪婪和法律的腐败，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困苦处境，表现了作者的市民阶级意识。但像这样的作品在当时为数不多，因为教会文学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封建社会中特有的骑士文学等还都是贵族化的文学，所以从中世纪开始才产生了平民化文学的意识。

一、美国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与美国文学教材中作品的比较

近年来，美国文学课多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洁主编的《美国文学选读》(以下称《选读》)作为教材。从目录中可以看到《选读》选择了18世纪—20世纪38位美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其中脍炙人口的美国文学作品有:纳萨尼尔•霍桑(NathanielHawthorne)的《红字》、赫曼•麦尔维尔(HermanMelville)的《白鲸》、亨利•大卫•梭罗(HenryDavidThoreau)的《瓦尔登湖》、斯哥特•弗次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阿瑟•弥勒(ArthurAsherMiller)的《推销员之死》、约瑟夫•海勒(JosephHeller)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选读》选择的美国文学作品和其他较知名的美国文学教材相比，既有相同，又有差异，各有千秋，如:孙华祥主编的《美国文学选读》、吴定柏编著的《美国文学大纲》、曹曼著的《美国文学教程》等美国文学教材。纵观这些教材所选的美国作家作品，虽然也都是美国文学史中最有影响的作家及其知名作品，但不是一提到该作品就能立刻想到其作家，不能使不同学校但相识或相同学校、又有相同学习背景的同学找到相关作家共同的话题，更不能就其所写毕业论文选题进行深入探讨，因为所选作品不是该作家的代表作或成名作。这种情况在不同高校应该不占少数。以北京联合大学英文系2007—2009年三届英语专业毕业生的49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毕业论文为例，只有不足1/3的毕业论文与美国文学教材《选读》中的作品有关，一共16篇。其中，有9人写关于《红字》的论文，3人写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论文，1人写关于《瓦尔登湖》的论文，1人写关于《鸡蛋的胜利》的论文，2人写关于《隐形人》的论文。可以看出写广为人知的美国文学名著作品《红字》《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瓦尔登湖》的论文有13篇，占其总数的81%，其余3篇占19%。这说明学生更愿意写关于较知名的美国文学作品的论文。上述5部美国文学作品只占《选读》作品的13%，而且写与其相关论文的人数极不平均，除了写关于《红字》的论文相对较多外，只有少数或极少数学生对其他4部作品感兴趣。大多数学生都选择了写关于其他美国文学作品的论文。他们的论文选题是关于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的《黛茜•密勒》、谭恩美的《喜福会》、尤金•奥尼尔(EugeneO’Neill)的《奇异的插曲》、威廉•福克纳(WilliamFaulkner)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马克•吐温(MarkTwain)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海明威(Hemingway)的《老人与海》、赛林格(Salinger)的《麦田守望者》、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Frost)的《波士顿以北》、爱默生(Emerson)的《美国学者》、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的《厄舍老屋的倒塌》和《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露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May)的《小妇人》、弗朗西斯•伯内特(FrancesBurnett)的《小公主》、杰克•凯鲁亚克(JackKerouac)的《达摩流浪者》和《紫色》、惠特曼(Whitman)的《我自己的歌》，甚至还有学生选择了美国NBC播出的幽默情景喜剧《六人行》。虽然所选择的作家在《选读》中有提及，但学生所选的作品却与教材极为不同。对比发现学生选择的是作家们的代表作或成名作，而《选读》中的作品则相对不如前者知名，学生们在预习、做问答题和撰写相关论文时，普遍反映难以找到相关资料，给他们自学和深入学习这些作品带来一定困难。从学生选取的关于美国文学作品的论文选题看，他们兴趣广泛，思想活跃，涉猎范围大，选题远远超出了《选读》中作品的范围。选题密切结合美国文学的传统理念和定式，如关于《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和《老人与海》的选题;且注重美国当今社会现实和发展，如关于《喜福会》和《六人行》的选题。这就使得美国文学教学与毕业时撰写美国文学作品的论文脱节，使美国文学课上学到的知识不能学以致用。为此，学生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查找资料，了解其他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虽是学以致用，举一反三的创新之举，但实际上是舍近求远，大多写不出优秀论文。这反映出编写美国文学教材的专家对美国文学作品的兴趣、价值取向与学生对美国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价值取向不同，美国文学课都是按部就班地讲，尤其是外教讲美国文学课时，他们只是按照其兴趣所讲，学生也是为上课而学，为考试而做练习等。结果课堂内容与美国文学毕业论文的选题无关，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因此，应首先认同学生对美国文学作品的兴趣和选择与教师有差异;其次，应注意全面引导和介绍相关作家及其作品，不能只集中讲授所选教材的片段或章节;再次，应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的兴趣与教学内容相对一致，使美国文学课为英语教学、毕业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以及了解美国社会和文化更好地服务。

二、如何讲授美国文学课

(一)有意识介绍与作品相关的论文选题

美国文学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但自1901年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美国作家至今已有10人获此殊荣，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更能体现当今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全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美国文学作品不仅可以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阅读能力，更能提高英语文学修养和文学批评能力，有助于了解美国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美国各个时期的社会形态、构成以及这个当今世界第一发达国家的发展走向。这和撰写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的目的和要求相一致。了解和掌握这些正是撰写一篇合格的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所必备的。因此，在讲授某位美国作家及其作品时，教师应有意识地介绍一些经典的毕业论文选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在讲《红字》时，除了讲解必要的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主要情节和主人公的命运外，还要介绍一些经典论文选题，如:“《红字》中字母A的象征意义”“《红字》中的清教主义”“《红字》中的写作技巧”“《红字》中的爱情”“《红字》中的女权主义”“《红字》主人公海斯特的性格”等，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相关章节或全文，或看同名电影并撰写读后感和观后感。这样学习的结果是立体的、鲜活的、积极的。撰写毕业论文是高能学校英语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综合检验，是学生必须自主完成的学习任务。因此，美国文学课的教学应该和美国文学类毕业论文写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教学方法

在研究领域和研究题目上，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有了更大的拓展。传统热点，如莎士比亚、乔叟、《贝奥武甫》、斯宾塞、马洛等，得到了持续的和更加全面的关注;与此同时，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继续开拓深入。大概由于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影响，从前少有人问津的莎士比亚历史剧变得格外“吃香”。不仅相关论文集中出现②，而且莎翁历史剧成为2006年清华大学“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通识课的教材(赵晓力、吴飞，《国文》，2006，4)。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不唯《坎特伯雷故事》，而且乔叟的其余作品;不唯乔叟(沈弘，《文评》，2009，3)，而且其他中古英语文学作品(陈才宇，《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1;《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5)，如《高文爵士与绿色骑士》③、《忍耐》、《净洁》(刘乃银，《文研》，2004，6;《论丛》第7辑)、《珍珠》(王继辉，《国文》，2004，1)、《克蕾丝德的遗言》等;不唯《贝奥武甫》(王继辉，《外文》，2002，5;《文研》，2003，1)，而且其他古英语作品，如《十字架之梦》(肖明翰，《文研》，2011，3)等都有专文讨论(参见杨开泛)。许多文章都可圈可点，如陈才宇的执著，刘乃银的温和，沈弘的敏锐，王继辉的沉着，肖明翰的迅捷，等等。斯宾塞方面，除了《仙后》(胡家峦，《欧美文学论丛》第2辑;刘立辉，《文评》，2006，3;《文研》，2007，3)等诗作外，鲜为人知的散文作品《爱尔兰之现状》中的民族意识也被提请注意(李成坚，《文评》，2011，2)。马洛方面，除了常见的关于戏剧和诗歌的作品研究外，邓亚雄综述了国外的马洛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2)，冯伟探讨了马洛的传记建构问题(《国文》，2010，4)。在文艺复兴时期诗歌方面④，胡家峦的园林诗歌研究(《国文》，2002，4;2004，3;2006，2;《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6等)、蒋显睸的小史诗研究(《论丛》第9辑;《国文》，2010，2)、朱宾忠的爱情诗研究(《文研》，2002，2)、赵元为西方文论关键词系列撰写的“十四行诗”(《外文》，2010，5)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胡家峦的文章论及了像盖斯科因、西尔维斯特、兰多尔夫、沃勒、考利等多位相当重要但几乎无人讨论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具有填补空白、开启来者的意义。在文艺复兴时期戏剧方面，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赵亚麟粗线条勾勒了莎翁与同时代剧作家的关系(《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3)，基德《西班牙悲剧》(程倩，《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7，2;耿幼壮，《文评》，2005，3)、韦伯斯特《玛尔菲公爵夫人》、博蒙特和弗莱彻《少女的悲剧》(龚蓉，《文评》，2008，2;2011，1)、托马斯•海伍德的《伦敦四学徒》(郝田虎，《文研》，2008，1)等得到重点关注。其中，耿幼壮总结了伊丽莎白时期复仇剧兴盛的原因，以《西班牙悲剧》为例分析了复杂的复仇观，指出死亡问题与复仇、正义相比，是复仇剧更为内在的主题。这篇论文实际上回应了张隆溪20世纪80年代关于悲剧和死亡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1982，3)，是接着讲的。

由于刘建军等人的努力，学界对于欧洲中世纪文学的认识更清醒、更自觉、更明确了。刘建军《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述评》一文从宏观角度确立了对中世纪的再认识(《文研》，2003，1)。李晓卫则从文化根源和文学表现两方面，追溯了欧洲中世纪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内在联系(《文研》，2003，6)。在中世纪的欧洲，不仅希腊和希伯来传统，还有多种古代文化要素碰撞融合;欧洲中世纪文学不仅具有过渡性质，而且为后来的欧洲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刘建军，《文评》，2010，4)。文艺复兴运动是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艺复兴文学表现了基督教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想(刘建军，《文研》，2007，5)。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逐渐就欧洲中世纪文化、文学、历史、宗教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达成共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黑暗时代”的简单片面说法日渐销声匿迹。应该说，学界对于欧洲中世纪———包括英国中世纪文学和文化—的重新发现是新时期的基本成就之一。旅美学者李耀宗在台北出版的力作《诸神的黎明与欧洲诗歌的新开始:噢西坦抒情诗》可以说代表着中华学人目前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除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细读、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比较文学、巴赫金等比较熟悉的方法外，文化唯物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相类而不同;许勤超，《国文》，2010，4)、文学达尔文主义(王丽莉，《外文》，2009，1)、后殖民主义(段方，《文研》，2005，2)、手稿研究(郝田虎，《国文》，2010，2;《江西社会科学》，2011，7)⑤等理论方法也得到(进一步)介绍。伦理学视角开始重新得到重视(如颜学军，《文研》，2006，1;罗益民，《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1)。⑥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新历史主义。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介绍消化，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更为熟练地运用该方法开展研究，研究对象也不局限于莎士比亚(如胡鹏，《文评》，2011，2)，也包括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如龚蓉)等。而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带来普遍的对于文学中政治议题的格外关注。例如，程朝翔的两篇文章(《国文》，2005，2;《文研》，2005，2)联系现实，深入浅出地讨论了战争对莎剧(如《亨利五世》)和作为文化符号的莎士比亚的利用，对认识文学的本质富有启发意义。沈弘(《文评》，2009，3)和郝田虎(《外文》，2008，2)的文章探讨了早期英国文学的写作方法问题:大量存在的模仿和借用是“剽窃”还是“札记式写作”。

在研究载体上，这一时段的显著特点是专著的猛增。单就莎士比亚而言，根据笔者的统计，1978—2011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共出版专著(包括论文集，但不包括译著、文学史、选本、传记、辞典等)约一百部，其中1978—1989和1990—2000两个时段数量差不多，都是20余部，而新世纪十年的专著数量即占整个新时期的一半还多。施咸荣在《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1981)的结尾说:“除大学教材和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外，研究、评论莎士比亚的专著还不多。”30年间，增长了近百倍，不可谓不迅速。在除了莎士比亚的文艺复兴英国文学方面，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有一部专著(王佐良和杨周翰)，20世纪90年代这方面的著作也不多，主要收获是文学史。进入新世纪，这一领域的专著才逐渐多起来，主要有:胡家峦，《历史的星空》(2001)、《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2008);沈弘，《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2010)等。在中世纪英国文学方面，台湾1983年就出版了颜元叔的著作《英国文学:中古时期》，1990年以前大陆几乎没有专著。1990年以后，除了鲍屡平《乔叟诗篇研究》(1990)和王继辉《古英语和中国中古文学中的王权理念:〈贝奥武甫〉与〈宣和遗事〉比较研究》(1996)等之外，主要还有:李赋宁的《英国文学论述文集》(1997);陈才宇的《英国古代诗歌》(1994)、《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学通论》(2007);陆扬的《欧洲中世纪诗学》(2000);肖明翰的《英语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2005)、《英语文学传统之形成:中世纪英语文学研究》(2009);刘建军的《欧洲中世纪文学论稿:从公元5世纪到13世纪末》(2010);丁建宁，《超越的可能:作为知识分子的乔叟》(2010);刘进，《乔叟梦幻诗研究:权威与经验之对话》(2011)等。文学史方面最重要的是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6年出版。这些沉甸甸的收获中有不少英文书，尤其是博士论文。英文著作的好处是与国外学术界交流方便，但也会限制读者数量，减少影响力，使得本来就小众化的早期英国文学研究(莎士比亚除外)更加成为少数专家学者的智力游戏。而学者之间的对话互动大大促进了学术进步，例如，孟宪强认真对待从丛“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的质疑和批评(《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1;《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5)，在《三色堇:〈哈姆莱特〉解读》(2007)中花大力气重写了“哈姆莱特与蒙田之比较研究”一章，使得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在译著方面，黄杲睺1998年首次出版、后来在海峡两岸多次重印的诗体译本《坎特伯雷故事》多为学者征引，大有代替方重早年散文译本的势头。20世纪90年代的中世纪英国文学重要译本包括冯象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和吴芬译《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1999)等。沈弘和陈才宇是中世纪英国文学的主要译者。沈弘厚积薄发，译作除《农夫皮尔斯》(1999)外，还有:伯罗《中世纪作家和作品:中古英语文学及其背景(1100—1500)》(2007)、《中世纪英国:征服与同化》(2007)和《英国中世纪诗歌选集》(2009)。

其中最后一部尤其值得重视，译文像此前的《农夫皮尔斯》一样，节奏整齐，措辞讲究，忠实典雅，清新可诵，有的篇目还填补了空白，如《珍珠》，但因为在台北出版，大陆这边少有人知。而沈弘精心选择了二手文献伯罗进行翻译，是中世纪文学研究基础建设的一部分，大有乃师杨周翰、李赋宁之风。陈才宇译作主要有:《英国民间谣曲选》(1989)、《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2007)、《亚瑟王之死》(2008)。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方面，莎士比亚当然译者辈出，莎翁中译研究甚至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次领域”，近年来这方面的专著就有四部(桂扬清等)。王佐良主编的《英国诗选》(1988)有一些早期英国诗歌的译文。除培根外，曹明伦还翻译了伊丽莎白时期三大十四行诗集:莎士比亚(1995，2008)、锡德尼(2008)和斯宾塞(1998，2008)。高黎平、林少晶也译了莎士比亚、锡德尼和斯宾塞的十四行诗集(2011)。胡家峦是斯宾塞诗歌的重要译者，除了早已面世的《斯宾塞诗选》(1997)外，一直致力于翻译令梁实秋望而生畏、终于抱憾没有尝试(序言:2)的《仙后》。梁实秋译有三卷本《英国文学选》(1985)与他的《英国文学史》配套，其中，前两卷是早期英国文学作品的选译。除了散文和诗歌外，梁实秋选译了从中世纪到18世纪的8部戏剧，选目精当，加上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独自一人的工作大体反映了英国戏剧的发展历程。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翻译还有许多处女地有待开垦，戏剧如琼森、博蒙特和弗莱彻、麦辛哲、韦伯斯特等，诗歌如怀亚特、萨里伯爵、伊丽莎白一世、丹尼尔、德雷顿、坎庇恩、巴恩菲尔德、罗思夫人等的大部分或全部篇什，散文如锡德尼《阿卡狄亚》、雷利《世界史》、各种游记等，许多精彩的作品有待有心人睻译，以广流布。

由于《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起被A＆HCI收录，英文论文的发表成为必须，其中一些是关于早期英国文学的，包括中国学者的文章(杨林贵，2006，1)，也包括韩国学者(艾斯托克，2008，5)和西方学者(韦尔思，2006，1;布鲁克斯，2006，1)的文章。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像台湾《淡江评论》那样，推出全英文的常规学术期刊。一些书评对国内外新书的评介为国内学界提供了信息和指引。例子包括胡雅玲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伊丽莎白一世翻译文稿》(《文研》，2010，5)、王丽莉评格林布拉特《尘世间的莎士比亚》(《外文》，2006，5)等。许多期刊不重视学术性书评的现状有待改变。各种学术会议的举行逐渐常态化，早期英国文学中最有号召力的依然是永不落幕的莎士比亚。譬如，2004年，复旦大学主办了“莎士比亚与中国”全国研讨会;2008年，武汉大学又一次主办了莎士比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是在1993年)。外国访问教授对中国学生博士论文的指点已成为常态:康奈尔大学CarolKaske教授帮助了刘睼银的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AnneLakePrescott教授帮助了刘立辉的博士论文，等等。近年来，ThomasRendall教授任职于北大英语系，开设乔叟和但丁课程。“洋先生”和“洋学者”对中国早期英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贡献值得做专题探讨，应该把他们和晚清至民国的传教士区别开来。在博士生培养方面，从沈弘1989年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算起，我们目前至少培养了10位中世纪英国文学博士，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三位，李赋宁指导)、华东师范大学(四位)、湖南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以上各一位)。其中六篇都是以乔叟为题目的。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博士更多，仅北京大学培养的就超过十位，有辜正坤(1990)、程朝翔(1992)、黄必康(1998)等。《英美文学论丛》第15辑的专栏“学者笔谈”系中世纪英国诗歌专题，由刘乃银及其门生撰写的三篇论文组成。1978年以来的30余年中，有关莎士比亚的专栏或专辑屡见不鲜，而有关中世纪英国文学的专栏大概这是仅有的一次。绵延八百年的中世纪英国文学理应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被埋没的明珠终将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在论及早期英国文学研究时，人们往往欢呼论文数量的增长，以此作为发展繁荣的标志。这种认识有它的道理，但对数量增长也要辩证地看。在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领域，实际情况是，老一代学者的论文产出大都不算多，这大约是因为该领域研究需要长期钻研和深厚的语文学基础，李赋宁厚积薄发的榜样可能也起了作用。与此相对照，肖明翰2000年以前是研究福克纳的，新世纪以来穿越广袤时空“闯入”该领域，效果上却似乎一鸣惊人，后来居上。截至2011年，肖明翰已经发表了28篇论文，而且大都发表在《文评》等四大刊物上。这一鲜明对比如何解释?是他天才的发挥和超发挥?是他的孜孜不倦，勤奋努力?是学术期刊对于少有人耕耘的中世纪英国文学园地的偏爱?好像全都是，又全都不是。笔者认为，肖明翰多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他作为异乎寻常的“闯入者”，语文学基础不够好。他自己承认:他不怎么懂古英语、古法语和拉丁语，中古英语也比较差(上册，前言:7);他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论文中，一再注明他参照了多种现代英语译本。应该说，肖明翰是一个诚实的学者，因为他的诚实和勤勉，他是值得尊重的。行文至此，笔者禁不住想起英美学界另一位异乎寻常的“闯入者”:马丁•贝尔纳教授，《黑色雅典娜》的作者。贝尔纳因为他饱受争议的巨著《黑色雅典娜》早已名满天下，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本来是中国学家，剑桥大学汉学博士，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研究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和中国政治，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转移了兴趣，“跨界”从事古希腊文明起源研究。表面上看，肖明翰和贝尔纳都是在学术成熟期突然转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而后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但他们有一点重要的不同:贝尔纳是语言天才，为了《黑色雅典娜》项目，他掌握了古希腊语、希伯来语、古埃及语等许多种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古代语言，三卷《黑色雅典娜》花了他整整三十年时间!把肖明翰和贝尔纳相比也许并不恰当，笔者这样做无意贬抑肖本人或他的成果，目的只是为了提醒大家:早期英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世纪，门槛是比较高的，需要专门的语文学训练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李赋宁一篇介绍中世纪英国文学的文章(《外文》，1998，5)大部分时间却在讲英语史，需要热情勇敢的学人舍得坐冷板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内容提要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的主体论文艺学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诞生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然而，由于以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为主要表征的现代性危机的加剧，主体论文艺学所隶属的现代性理论家族成为反思和超越的对象。本文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诸多欠缺后认为其根本局限在于它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未能意识到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产物。主体论文艺学的根本欠缺注定了它是必须被超越的文艺学样式，代替它的将是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生态文艺学，新道论文艺学，存在论文艺学。因此，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学家承担着重写文艺学的使命。

关键词

主体论文艺学局限超越新整体论文艺学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承担着重新建构自身的使命。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一个时代也应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学。要建构真正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就必须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学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总结。在二十世纪中国本土学者所提出的文艺学体系中，主体论文艺学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它的诞生使中国文艺学的主流形态由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主体论，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学术界渐成潮流，主体论文艺学作为现代性理论家族的成员也成为反思的对象，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中显露出其局限。本文将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来证明超越它的必要性，并探讨新的文艺学体系的可能形态。

一、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与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