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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传统装饰艺术、装饰基础课程、现代设计、创意产业

论文内容摘要：现代设计的大环境中，传统的装饰艺术文化有被忽视的趋势。传统的装饰基础教学课时大幅度压缩，减少了引导性的训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设计的创作源泉。传统装饰基础课是创作的根源，是从具象到半抽象再到设计的过渡，是对同一物象进行多种变化可能的探索，是从对物象进行重新构想，或简洁或繁复，它的设计创新的系统方法，也能够和现代设计中思维的形式训练结合，它的扩散性思维和多元化造型手法对创意产业也起着一定的影响。

在制造业迅速发展的当今时代，国内的设计教育呈飞速发展趋势，社会经济需要设计教育的大步跟上，创造本土品牌需要设计教育合理结合传统设计教育与现代观感的设计教育。我们在赞叹速度带来的各种丰富便利时，也应该感受到面临的某些问题与困难，中国的设计教育至今还是处在发展探索阶段，尚未真正定型与成熟。在现在各种文化互相交融、影响的全球环境中，作为发展中的中国，怎样在吸收国外先进设计艺术教育的同时，发扬本土设计艺术，在日渐成熟的现代设计领域里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培养未来优秀设计师所应思考的问题。中国历史悠久，人文内涵丰富，东方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有其自己独特的民族审美情趣，抛弃原有的艺术文化，那显然是不明智的，我们应在学习西方设计知识的同时，融会贯通，发展国内设计艺术，在现代感中体现中国的文化韵味和民族根基。近些年来，传统的装饰艺术文化有被忽视的趋势，从以往的“工艺美术”教育到现在的包豪斯教育体系，传统的装饰基础教学课时大幅度压缩，学院和学生为了尽快进行专业实践，专业设计课有提早进入低年级阶段班级的现象，这个调整有合理的一面，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从传统装饰基础课程来说，相应地裁剪这些课程的教学时间，一方面会使设计思维的形成少了引导性的训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设计的创作源泉。另一方面，学生接触到工业设计所带来的抽象思维设计，也可以通过传统装饰艺术课程，得到更好的多元化创作，结合本土文化进行适合现代视觉观念的优秀设计。

一、传统装饰基础课是创作的根源，是具象到半抽象到设计的过渡

传统装饰基础是对具体的物象中体悟，是对原有物象进行再创造，是连接具象与抽象设计的纽带，它既具有现实自然形态丰富的一面，又具有创作中形成的或繁琐或简洁的风格，把作者的观念暗寓其中，有其丰富的艺术魅力。在装饰基础的训练中，通过对植物、动物、人物、风景等抽象的变形，相应地拓宽设计思路，掌握具象事物的最重要特征，掌握具象与抽象之间的思维链接，运用现代的设计形式，进行图像化的形式设计，使设计更加贴近生活，具有人性化的一面。装饰基础课需要运用提炼、概括等手段，把生活中的形象进行艺术加工，从而创造艺术形象。如果缺少了从自然形态到创作这一环，相应地就减弱了对事物的深入观察。毕加索对“牛”的一系列形象探索，也是在对具象事物的观察和形式构造的探索中创作，“牛”的系列形象展示了从具象、半抽象到抽象的多种变体。康德在他的著作《判断力批判》中的一段话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自然只有在貌似艺术的时候才显得美，艺术也只有使人知其为艺术而又貌似自然才显得美。”可见，对自然形象的探索一直以来是形式美感的需要。

有的人认为传统无法跟上现代设计的思维，其实现代艺术设计的理念在传统装饰艺术中也一样存在，清代的笪重光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这其实就是构成艺术美。“一以当十”、“似与不似之间”，这些传统装饰基础中常用的手法一样用于现在的构成设计中。装饰基础课程的训练内容来源于生活，对设计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快节奏生活的到来，西方简洁主义的艺术冲击，工业化产品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着设计，设计是为市场和社会服务，和经济、生活紧密相连，脱离生活只讲究形式的设计难免让人感觉华丽的虚构，一个脱离了本土文化的设计无特色可言，一个没有自己特色的设计也无优势可言，装饰基础课程的削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装饰艺术的熏陶，在设计教育中，我们现在不是寻求统一的模式，统一的模式只会使设计的路子走得越来越窄，豪无创新的可能，只有发展自己的特色，掌握基础设计步骤，结合现代设计的理念，在加强交流中取长补短，在熟悉本国的传统艺术设计中比较外来先进文化，才能拓宽思路，一方面继续提升本国的传统设计，一方面在激烈竞争中为本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香港著名平面设计师靳埭强创作了大量文化招贴。他在《2007全国设计伦理教育论坛》上的发言中认为，美的原则有三条：立意——意念先行，以形取神；创新——承先启后，破旧立新；活用——适身合用，灵活生动。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

1教育培养良好公民：杜威德育目的观

杜威从其民主理念出发讨论了教育的社会目的与道德目的。杜威指出，教育有三个要点：儿童生活、学校与教材、社会；儿童是教育的起点和基础，而成人社会是学校教育的目的。学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机构，它必须执行其特殊职能以维持和增进社会的生活与福利，必须服务社会。而学校在社会中的角色就是介乎儿童与成人社会之间的渡桥，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儿童走过这条桥，到成人社会里去做一个有用的分子。在民主国家里，教育“要养成配做社会的良好分子的公民。”[2]

对社会有用的，就是道德的——这是杜威实用主义道德观的基本内涵，因而“所谓社会的目的便是道德的目的。”[3]一个人，如果能承担其所应尽的社会责任，那么他就是有道德的、合格的。杜威反对把道德与特定的“少数可以指名的和排他的特性”相等同，他指出，“所谓德行，就是说一个人能够通过在人生一切联合中和别人的交往，使自己充分地、适当地成为他所能形成的人。”[4]

那么，良好的、有德行的公民是怎样的呢？他有哪些基本特征？公民的德行又由哪些要素组成呢？

杜威申明，良好的公民必须是社会的完全有能力的有用的成员，是能够全面支配自己的生活的人。人们习惯于把公民定位于政治生活的主体，把公民资格的训练理解为明智地投票的能力和服从法律的素质等等。这种理解其实是把公民的整体人格割裂了，把个体宽阔多样的社会生活简单化了。在民主社会中，个体不只要能服从，还要能领导；要成为家庭的一个成员，要培养未来的儿童；要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并通过工作维护他自己的独立和自尊；成为社区中的好邻居、积极成员，对生活的价值、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5]简单说来，一个优秀的社会成员，一个有用的好人，“能生活得像一个社会成员，在和别人的共同生活中，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所得到的好处能保持平衡。”[6]

要成为现代社会要求的良好公民，个体有必要发展各方面的有用的习惯或德行。而现代公民的道德与传统所理解的道德是不同的。传统道德强调个体对既有规范的消极服从；而文明社会的公民道德是一种走向自然的真道德：公民道德注重对人的本能的利导与发展，追求人的自为与为人的折中。在自为一方面，第一要保重身体；第二要敢于表白自己的信仰、主张，并实行贯彻；第三要努力求教育，培养自己的完善性格，发展自己的能力特长。在为人一方面，主要是各尽本职、通功易事、团体合作。杜威强调，为人、利人并不是时刻有意做善事，只要安分守己地去做他应做的事，也就够了。真道德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能行真道德的公民，不是阿众媚俗、庸言庸行、无功无过的乡愿，而是有创造能力、积极精神、轰轰烈烈地去改造世界的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