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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时期保险公司商业网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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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时期保险公司商业网络探析

业革命时期,在英国中部的利物浦、利兹和曼彻斯特,以及西南部威尔特郡建立的四家火灾保险公司的投资者,以保险公司为中心建立了广泛和复杂的从地方到全球范围的商业网络,特别是资本网络。英国投资者通过股份制和合伙制等渗透性商业网络,在银行、煤气、自来水、运河、铁路和商业地产等行业进行多元化投资,从这一现象可以管窥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发展的非个人主义、非完美市场和非自由贸易等特点。

一、四家保险公司建立的商业网络

1770~1830年,得益于英国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发展,英国火灾保险业得到迅速发展。沙拉曼达火灾保险公司(设在英国威尔特郡)、利物浦火灾保险公司、曼彻斯特火灾与人寿保险公司,以及利兹—约克保险公司就是保险业发展浪潮中成立的四家中小型保险公司。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四家保险公司居然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商业网络。网络成员具有深厚的家族渊源。沙拉曼达火灾保险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790年,于1822年进行重组。该公司大股东包括沃明斯特的万西家族、特罗布里奇的朗格家族,以及朗福德家族的成员,这些家族起源于16世纪。1777年成立的利物浦火灾保险公司,其大股东是塔尔顿家族、厄尔斯家族,以及海伍德家族成员,这些家族的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曼彻斯特火灾与人寿保险公司的多名股东或职员,与18世纪90年代成立的曼彻斯特商业协会的一些成员有亲戚关系。利兹—约克保险公司的大多数董事来自18世纪城市里的绅士、富商和银行家等名门望族。通过商业和姻亲方式,网络成员建立了密切的社会关系。曼彻斯特火灾与人寿保险公司的十多名董事是当地最著名的棉花企业王国中年轻的富二代,其财富是通过房地产、贸易、制造业、采矿业和银行业投资,以及联姻和继承方式得到的。沙拉曼达火灾保险公司和利兹—约克保险公司成员最常见的致富方法是进行商业合伙和家族联姻。两家企业的股东大多经营银行业或合伙开办律师事务所,以及合伙经营服装厂,并与几个制衣家族有姻亲关系。利物浦火灾保险公司的亲戚关系简单一些,其董事会成员一般在航运、商品贸易和奴隶贸易中与他人合伙做生意。网络成员间经常进行内部的交易活动。如利兹—约克保险公司、利物浦火灾保险公司,以及曼彻斯特火灾与人寿保险公司的许多董事都是邻居,成员之间经常进行房地产交易。曼彻斯特火灾与人寿保险公司的大股东乔治·罗森把他的丹尼森大楼卖给了约翰·戈特。约翰·马歇尔在1818年花7500英镑买下海丁利家族的一栋房子,卖家是后来在保险委员会工作的同事乔治·比肖夫。沙拉曼达火灾保险公司的股东大多分散住在威尔特郡、格洛斯特郡和萨默塞特郡,股东之间常有相互买卖、出租和交易纺织厂并购买彼此房屋的行为。

二、商业网络与权力和地位的互动

四家保险公司的商业网络群体通过与地方政府、政治特权、公民赞助和慈善事业等领域相结合而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形成互动影响关系。其主要成员成为各地政治结构中的垄断力量,但在保险公司董事会中,成员之间的政治和宗教分歧是可以超越的。曼彻斯特火灾与人寿保险公司的主要成员一直是曼彻斯特市寡头垄断统治的核心力量。1827年,起草曼彻斯特市议会法案的5人代表委员会中,有3人是该保险公司的董事;1824~1829年,该保险公司的董事还包括曼彻斯特市9个行政区的区长和15名警察。利物浦火灾保险公司有13位董事是该市经营奴隶贸易的企业皇家非洲公司的自由持股人,有4人为利物浦市长或副市长。如塔尔顿家族是利物浦保险公司大股东,采取分工协作方式控制当地政治、经济和商业活动,其中托马斯·塔尔顿主要负责家族贸易业务,其兄弟约翰和克莱顿也是商人,同时涉足政治事务。克莱顿于1792年当选为利物浦市长。利兹—约克保险公司的董事会由老牌保守党(托利党)人控制。他们大多是安立甘教会商业精英,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一直统治着利兹。利兹市的主要领导机构成员除英国高教会派的圣公会教徒外,还有福音派圣公会、一神论派、贵格会、浸信会和独立派,以及天主教教徒等,这些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教派和不同阶级的人,大多数都在利兹—约克保险公司工作。他们还一起开展文化和慈善活动。沙拉曼达火灾保险公司的股东中有不少人积极参与当地市政府和各自辖区内的各种政治活动。19世纪早期,该保险公司的几位股东都是德维兹市议会议员,包括1816年和1820年先后担任市长的斯蒂芬·内特和威廉·休斯。通过共同连接的商业利益网络,不同政治派别的人可以摒弃各自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政治主张,平静地坐在董事会会议室里一起讨论生意上的事情。政治分歧并未妨碍成员们共同的商业利益,也不会阻碍英国新兴的第三产业,如保险业的发展。

三、渗透性商业网络的主要特点

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四家保险公司以各自企业为核心,建立了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多边商业合作网络,其中以银行、运河、码头、水务、燃气和商业地产公司等较为集中。这种渗透性的商业网络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网络成员的职业同质化程度相对较高。绝大多数是商人(不少是从事奴隶贸易的大商人)、商和经销商,或从事棉纺织和毛纺织的制造、精加工业,另外还有不少人是律师和银行家。其中商人资本占据主导地位,但也出现从制造业、工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趋势。二是网络成员都是所在地区杰出的商人、制造业主和船主等。其中最大的两位纺织制造商是利兹—约克保险公司首创董事本杰明·戈特和约翰·马歇尔。前者拥有三家毛纺厂,雇佣近1500名工人;后者建在利兹和什鲁斯伯里的亚麻厂雇佣约1200名工人。沙拉曼达火灾保险公司股东谢泼德也是威尔特郡地区的大制造商,其工厂在1833年雇佣了2000名工人。这些商业精英既是雇主,同时也从当地民众和公共活动中汲取力量。三是网络成员积极参与企业的其他非核心业务活动。四家保险公司商业群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们之间的亲戚和商业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分享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活动等,而是其非常多元化地参与到企业其他非核心业务的方式。如1825年,曼彻斯特—利兹铁路委员会的8名成员均为曼彻斯特保险公司董事;1832年,曼彻斯特煤气公司近1/3的董事是保险公司的董事;从1828年开始,曼彻斯特保险公司的6名董事是曼彻斯特银行的董事,另有5人与当地银行业有联系;还有一些保险公司股东参与了当地的收费公路和运河项目的建设。保险公司还调动部分资源,支持所在地区一系列相关企业的发展。曼彻斯特火灾与人寿保险公司就曾给政府机构、铁路公司、收费公路和运河建设贷款;利兹—约克保险公司为煤气公司等公共事业企业提供资本金,与其互为董事;19世纪20年代,在利兹成立的大多数新商业和新零售股份公司,如1823年成立的南方市场公司和1824年成立的商业建筑公司,都是由利兹—约克保险公司的董事控制的;沙拉曼达火灾保险公司也积极参与当地运河等基础设施建设,多名董事和股东参与土地用地协调和筹集资金等活动。四是在地理范围和业务领域扩展商业网络。利物浦火灾保险公司通过三个业务群扩大其商业网络,包括股东托马斯·帕克和海伍德家族企业的奴隶贸易活动,托马斯·帕克和海伍德等家族企业的航运投资,以及如塔尔顿家族企业对航运企业的独立投资,后者持有16个上市航运公司的股份,但几乎完全独立于利物浦火灾保险公司的其他主业。该公司股东参与的奴隶贸易活动,产生了从本地到全球范围最广泛的商业联系。

四、商业网络的作用及其形成原因

工业革命时期,基于四家保险公司建立的英国资本和信用网络,不仅是渗透性的商业网络,而且是一个自我强化的非经济形式的商业网络。其作用体现在:一是网络成员所共享的道德和价值体系,以及规章制度,增强了人际之间的信任,加速了信息流动,不仅可以降低商业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而且还适当降低了商业信息成本,有助于提高企业运营的自然收益率。二是在英国工业化早期的关键阶段,商业网络有助于降低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以及从事新商业活动和进入新市场时的试错成本,促进结构变革,提高经济增长绩效。三是商业网络及其股份制企业促进地方和区域经济不同部门之间的资本和信贷流动,为当地和区域经济的基础设施作出积极贡献,同时也为资本投资和信贷等其他投资途径奠定基础。四是嵌入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的商业网络促进不同群体之间共同价值体系(道德体系)的形成,可以降低贸易中发生冲突的概率,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易双方的争端。五是商业网络中精英成员公共行为的透明度,有助于减少伴随商业网络而来的“搭便车”问题,而透明度和尊重有助于创建“信任半径”,其参数是由商业网络本身的规模及经济整体的扩张能力决定的。商业网络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风险分担和资源共享;具有长久交情的个人社会关系;共同的价值观、社会化关系、文化因素,以及各种公共生活和仪式等;超越亲戚和小型合伙企业关系范围的尊重和信任;商业惯例和社交网络;等等。商业网络关系的范围越广,进入网络的不成文规则就越严格、越具体,信贷人、债务人或共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都与网络紧密相关,个人之间的信任更是如此。基于以上因素,商业网络中的资本网络是“排他性社团主义精神”的产物,被认为是英国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这与亚当·斯密以人的自利本性为基础阐述的自由主义经济观是不符的。

五、商业网络的价值

在英国火灾保险市场上,面对同行的激烈竞争,在商业网络群体中共享相关的商业、工业和金融专业知识和信息,是非常有价值的。英国商业网络成员在保险、银行、煤气、自来水、运河、铁路和商业地产等行业领域进行的多元化投资,集体支持当地建设服务和公共设施,以满足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利他主义毫无关系,一定程度上是摆脱经济增长约束的一种方法,以及出于风险分担和资源共享的目的。商业网络成员企业的多元化集体性质补充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共谋特性,以及英国企业合作和集体行动的特点。英国商人不仅在棉花市场上是普遍勾结的,同时还在钢铁、别针、玻璃、盐、造纸、酿造、烟草和火灾保险等众多行业中广泛存在行业协会和价格协议,以及集中化和一体化现象。不能把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发展仅视为盎格鲁—撒克逊个人主义、完美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英国经济是在不完美市场中发展的,包括扎根于区域经济的渗透性商业网络,如股份合作制企业,且与国际经济有多重联系;1760年后在地方和区域经济的服务、运输和公用事业部门,股份合作制企业通常具有准公共地位,且在市场上处于近乎垄断的地位;英国国内经济的许多部门,是由众多的区域和跨区域的价格协议和商业寡头所垄断的。完美市场假设只是一个神话,在经济现实中很难找到,即使是在英国个人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也是不存在的。

作者:巫云仙 陈芑名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