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金融支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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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率的区域比较

1．技术进步率变化的时间趋势分析。为了研究资源富集区与资源贫乏区两个区域技术进步率的动态变化，探寻变化的根源，本文运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两个区域的技术进步率，并根据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时间，将整个时期分为1990—1999年和2000—2010年两个阶段进行考察，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表1显示，1990—2010年我国资源富集区与非资源富集区的技术进步率分别为1．031和1．50，即两个地区的技术进步率年均分别提高3．1％和5％。分时段来看，西部大开发前，资源富集区的技术进步率为1．049，平均每年增长4．9％，而非资源富集区的技术进步率为1．082，平均每年增长8．2％；西部大开发之后，资源富集区的技术进步率为1．014，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年均技术进步率比西部大开发前减少3．5％；非资源富集区的技术进步率为1．021，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年均技术进步率比西部大开发前减少6。l％，但仍高于资源富集区，具有显著优势。西部大开发之后，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力度，由于能源行业自身具有高额的行业利润，对技术进步及技术更新速度的需求偏低，因此在资源富集区高份额的能源工业会间接抑制需要不断进行技术更新与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中技术进步的速度。表1反映出西部大开发之后资源富集区的年均技术进步率已低于西部大开发之前，可见西部大开发促进了该区域能源产业的大力发展，但其技术进步的速度却趋缓。非资源富集区不同于资源富集区单一的产业结构，制造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当地经济增长。西部大开发后，由于国家西能东送等宏观政策的倾斜，西部能源富集区向东部非资源富集区的能源输出量非常巨大，对非资源富集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充裕的能源流入也间接抑制了该区域的技术进步，延缓了该区域技术进步与技术升级的速度，因此相对于西部大开发之前，其年均技术进步率也出现了下降。总体来看，由于要素禀赋不同，资源富集区与非资源富集区的产业结构不同，造成了两个地区的技术进步率存在较大差异，非资源富集区的技术进步率要高于资源富集区。

2．分地区的技术进步率。表2是本文测算出的12个省份技术进步率的排名结果，从中可见，不同地区的技术进步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整体来看，资源贫乏区的技术进步率基本排在资源富集区之前，上海与浙江分居前两位，技术进步率的年均增速分别为7．2％与6．7％，江苏、广东、福建分列第五至七位，年均技术进步率增速分别为5．4％、5．4％和3．5％，优势显著。能源富集区各省排名整体靠后，其中内蒙古和新疆排名较前，分列第三、四位，其原因在于当地自身基础条件较差，技术进步的空间巨大，容易形成后发优势。

计量模型和变量定义

为了进一步判断金融支持对技术进步率的作用，本文通过改进检验资源诅咒的截面数据模型¨，建立了如下面板数据模型。其中，TECHCH为技术进步率；lnGP为滞后一期的人均GDP自然对数；SXP为能源依赖度，反应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条件，本文借鉴奥蒂(Auty)的做法，并参考当前我国资源依赖指标使用的度量方法构建了资源依赖指数，即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与采矿业职工收入占职工总收入的比例的平均值；Loan为金融支持度，本文借鉴金(King)等所采用的金融深化指标]，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控制变量E代表产业结构，要素禀赋不同的区域其产业结构的特征具有明显的差异，在此用制造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控制变量E代表人力资本投入水平，人力资本是实现持续性创新的基本条件，本文使用九年义务教育人口(普通中等学校在校生与小学在校生之和)与当地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控制变量代表技术创新投入，即各省R&D的研发投入(由于数据统计不全，这里使用R&D内部支出)占各省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i对应于各城市截面单位，t代表年份，‰一为待估参数，为随机扰动项。数据选取1990—2010年间12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统计年鉴》与《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实证结果及讨论

1．整体回归分析。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与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见，能源依赖度SXP对技术进步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资源富集区为一1．358，并在10％的水平上显著，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该区域经济对能源的过度依赖形成了对创新行为的挤出效应，从而抑制了技术的进步；非资源富集区为2．071，但显著度不高，说明该区域经济对能源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但关系并不显著。从金融支持度Loan来看，资源富集区与非资源富集区的技术进步率与金融支持率均呈正相关关系，系数分别为0．625和0．944，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通过检验。可见金融支持对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同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资源富集区明显低于非资源富集区。据相关统计，西部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探明储量分别占全国的41％和65％，因此资源富集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因自然资源所形成的先天资源禀赋优势产生了以能源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其禀赋特性决定了该产业具有超额利润，所以采掘业部门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传统制造业部门的萎缩，过多的初级产品挤出了具有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出现了对创新的挤出效应，因此金融支持的作用对技术进步是有限的，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经济对于能源行业的依赖程度，固化了原有的产业结构。而非资源富集区明显不具备先天的资源禀赋优势，但却拥有发达的市场和较好的工业基础，制造业部门发展迅速并在产业结构中占据高额比重，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行业利润平均化，只有通过技术的不断更新才是获取更高行业利润的途径，因此金融体系对于资金的合理配置有效地推动了该区域技术进步的速度，从而实现其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在其他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率的关系在不同地区差异巨大，资源富集区的系数为0．478，在10％的水平上显著，非资源富集区为19．738，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由于地区间要素禀赋的不同造成了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差异，资源富集区形成了以能源产业为丰导的产业结构，间接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和先进技术有较强需求的制造业的衰退，对技术进步形成挤出效应，非资源富集区中制造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大，其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技术更新的速度。人力资本投入水平、技术创新投入与技术进步率之间的关系在资源富集区均为负相关，在非资源富集区均为正相关，表明在资源富集区存在大量的人才流失、教育水平过低和科研技术转化低效等问题。

2．分时段回归分析。同样基于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本文将面板数据分为1990—1999年与2000—2010年两个阶段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可见，资源富集区的能源依赖度SXP与技术进步率在西部大开发前后均呈现负相关关系，负效应在不断加强，大开发前，资源富集区能源的开发对于该区域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明显的抑制性，大开发后，能源开发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工程，“西气东输”等能源项目的实施更加大了对西部地区能源开发的强度，进一步形成了对能源产业的依赖，强化了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非资源富集区能源依赖度SXP与技术进步率在西部大开发前后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增幅巨大，大开发前二者关系并不显著，大开发后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西部的能源在国家的政策导向下向非资源富集区的输入，不仅弥补了该区域的资源劣势，而且在合理的产业结构下有效地补充了该区域经济发展的能源缺口，从而推动了当地主导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技术进步。金融支持Loan与技术进步率的关系差异较大。资源富集区在西部大开发前为0．277，金融支持对于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大开发后为一1．619，变为了负作用，其原因在于大开发加强了资源富集区的能源开发力度，不仅满足了本区域的使用需求，而且还满足了非资源富集区包括能源在内的初级产品的需求，能源初级产品的需求和价格的快速提高，促使金融支持对其的投入不断增加，推动了富集区能源初级产品的生产与加工的进一步繁荣，最终加剧了对技术进步的抑制作用。在非资源富集区，金融支持在大开发后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增强，主要是由于在大开发弥补了该区域资源劣势的基础上，金融支持扩大了制造业的发展规模，为了获取更高的行业利润，企业提高了技术进步的速度。需要指出，除了资源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同，金融发展阶段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因此其发展水平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是相匹配的，由于非资源富集区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远高于资源富集区，因此金融发展水平在两个地区存在差异，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对于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率的关系，资源富集区在大开发前后由正变负，非资源富集区在大开发后有了明显加强，原因同前文所述。人力资本投入是技术进步的关键性因素，人力资本投入与技术进步率的关系，资源富集区在大开发前后由正变负，主要是由于大开发后国家对能源初级产品的需求不断加大，而初级产业部门的扩张不需要高技能劳动力，因此该区域高技能劳动力难以达到相应的收入水平导致其大量外流，而大量低文化水平劳动力进入了能源初级部门，使得该区域缺乏对于劳动力培训与教育的动力，延缓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同时导致了包括制造业在内的以高技能劳动力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其他工业部门的萎缩，遏制了技术的进步；非资源富集区在大开发前后均为正，且增速明显，原因在于大开发间接影响了资源富集区高级劳动力的外溢，而提高了非资源富集区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了技术进步。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主要源泉，科技创新投入与技术进步率的关系，资源富集区在西部大开发前后均为负，且关系不显著，说明大开发后能源行业的发展吸引着潜在创新者和企业家去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挤出了技术创新，导致资金从R&D部门流向初级产业部门；非资源富集区则由负变正，说明科技转化能力与高新技术产品研发能力有了大幅提高，拉大了两个区域的技术进步差异。

本文作者：薛晴1常建新2作者单位：1西安交通大学2西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