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价压力与相应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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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立勇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金融学院

2011年以来，我国人民币汇率一直面临着内外双重巨大的压力。外部主要是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升级的强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2011年10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该法案的恶意倾向十分明显，即进一步强化此前美国参议院提出的对“汇率操纵国”的惩罚措施。美国及西方主要国家一直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这个法案就是针对中国制定的，指向性十分明确。目前，此法案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内部的主要压力是2011年以来国内物价持续上涨时间较长，经济受到较大的通胀压力。面对国内外的压力，本文探讨当前我国应该在汇率制度改革方面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

一、人民币升值与我国汇率制度选择的两难

人民币升值的实质是一个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以及如何对现有的汇率制度进行改革的问题。西方经济理论关于汇率制度选择主要集中在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优劣的比较上。其基本假定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之中，各国之间相互的货币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形成各自的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将本国货币与世界主要国家货币进行固定，能够为本国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但长期实行容易造成币值失衡；浮动汇率制度虽然能够对本国货币的币值进行及时调整，但却增加了国际经济交往的不确定性。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二者不可兼得。一国要么选择本币汇率的稳定性而放弃灵活性，要么选择灵活性而放弃稳定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其国家经济体制和金融市场已经相当完善，能够较为有效地规避汇率风险，一般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制度，以保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国内经济对汇率风险的承受能力较差，为保证与国际经济交往的稳定性，宁愿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选择固定汇率制度。

但是对于经济规模相对强大的新兴经济国家，无论是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都无法满足本国经济的需求，往往会在汇率制度选择方面面临两难困境。这主要是由于在全球化环境中，新兴经济国家的崛起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为其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从而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来降低其与外部保持密切联系和进行国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以利于自身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固定汇率制度可能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汇率制度一个理想的选择。但如果选择固定汇率制，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又会使本国货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国际交往不断增多，本国货币日益被国际接受，产生较强的外币货币需求；另一方面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该国货币的信心不断增强，从而产生该国货币的升值预期。二者叠加就会形成巨大的升值压力。因此对于一个新兴国家而言，其汇率制度的选择必然面临汇率稳定与化解升值压力的两难困境。这是新兴国家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矛盾，也是新兴国家发展为新兴强国必须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当前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问题正是新兴经济强国汇率制度面临的两难选择的典型表现，实质上是我国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和如何进行汇率制度改革的问题。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稳定性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特别是在吸引外资和促进对外出口方面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维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国际社会要求重新评估人民币汇率的呼声不断增加并日益强烈，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好人民币汇率改革与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今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外部压力下的日本汇率制度选择的历史教训

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要求中国实行没有管理的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国际汇率改革的实践表明，凡是屈从于外部压力进行汇率制度改革的国家没有成功的。日本就是屈从于外部压力进行汇率制度改革而导致经济发展长期低迷的一个典型例子。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国际货币体系采取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日本实行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长期固定汇率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也创造了日本经济长达22年持续增长10%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也由1946-1950年的12.3%提高到1956-1960年间的23.4%，并于1965年首次出现对外贸易顺差，此后出现了“长期的黑字”。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长期大量的贸易顺差让其主要贸易伙伴美国非常不满，开始逼迫日元升值。1971年8月15日，在日本投降26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和黄金兑换，迫使日元及其他国家货币升值。这就是所谓的“尼克松冲击”。同年12月，西方10国财长在华盛顿斯密森博物馆召开会议，决定将日元汇率提高16.88%，达到1美元兑换308日元。以“斯密森协议”为起点，欧美国家开始推动日元由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的转变。1971-1985年期间，日元一直处于缓慢升值状态，币值从315:1逐步升至200:1的水平。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主导下，美、英、西德等四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的广场饭店强迫日本签下《广场协议》。其主要内容为：在两年内，将美元对其他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贬值30%，从而逼迫日元升值。

自此，《广场协议》开启了日元大幅度升值的开端。此后日元汇率进入长达10年的升值周期，到1996年，日元兑美元由1985年的250:1升至87.1:1，升值近3倍。在外部压力下日元大幅度升值的结果是日本经济出现内外失衡，长期低迷徘徊不前。日元汇率改革的主要教训有：一是《广场协议》之后的日元大幅度升值并非日本自身的意愿，而是西方国家对日本施压的结果。这表明，作为一个日渐崛起的新型经济强国，其汇率政策的选择已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在国际范围内包含政治、经济各种因素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特别是在一个以美元为霸权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一个新兴经济强国的崛起必然会对现有经济体系和国际格局产生冲击，也必然会受到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国家的打压与干扰。因此，能否顶住国际压力，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要适时进行汇率调整是新兴经济强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关键。二是《广场协议》做出的日元升值安排是在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高压下实现的，主要考虑的是既得利益国家的利益需要和诉求，以及日本主要贸易伙伴的承受能力，而不是日本的经济利益。《广场协议》签订后，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日本经济发展出现严重颓势，对外贸易下降，而美国经济则获利颇丰。三是日元升值过程表明，在外来压力之下进行汇率制度改革，短期内可能缓和与发达国家的矛盾，但将会伤害本国的长期利益。实践证明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通过日元升值，短期内缓和了日美关系和贸易摩擦，避免了两国关系恶化，提高了日元国际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但是，长期的实践证明，由于是在外来压力之下进行的汇率改革，因而引发了“日元升值综合症”，最终给日本的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导致长达近20年的日本经济低迷。

三、消除通胀与经济发展均衡是汇率制度改革的内部基本条件

由于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的不完善，新兴经济体国内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到内外不均衡的制约。特别是在通胀压力出现，国内经济发展失衡的情况下，冒然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往往是失败的。而消除国内通胀压力，平衡经济发展是汇率制度改革的内在基本条件。以色列和波兰汇率改革的成功的经验证明这一点。以色列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建立了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并对金融体系采取了包括资本市场和汇率管制的一系列严格控制措施。1975年8月以前，以色列汇率水平长期保持固定。1975年8月至1977年10月，随着经济的逐渐滑坡，谢克尔出现较为频繁的贬值波动。1977年开始的恶性通胀迫使以色列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开始对美元浮动。但随之出现的通货膨胀恶性化、长期化，宣告了其浮动汇率制度改革的失败。直到1985年，为了解决银行危机和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货币当局实施了“经济稳定工程”。谢克尔才短暂地回到固定汇率制度上。1985年，以色列开始实施一系列经济金融改革措施，稳定物价成为首要任务。经过不懈努力，恶性通胀消除，经济出现一个平稳的发展阶段。经济制度和金融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为固定汇率制度的退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6年8月1日，以色列实行“盯住一篮子汇率”，至此汇率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可以说，消除恶性通胀，经济发展的内外均衡成为以色列汇率改革成功的关键。

波兰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由盯住制度向通胀目标制度的转轨。1989年波兰经济“休克疗法”开始实施，并在短期内对波兰经济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国内通胀水平大幅度攀升，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滑。1990年波兰在放弃资本管制的同时，依靠盯住美元稳定本币汇率。但由于多年来通胀持续攀升，本币实际汇率仍在继续走高。波兰央行于1991年5月宣布本币贬值，并由“单一盯住美元”转向了短暂的“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由于实际汇率升值的情况并没有缓解，波兰央行随后于同年10月份开始实行爬行盯住制度，使本币名义汇率不断贬值，并一直维持到1995年年末。期间波兰成功减免了国外债券的债务，实现了经常项目自由兑换。但大量资本流入使得内外价格稳定之间的冲突加剧，经常账户也出现巨额逆差。1995年5月，波兰央行实施“爬行区间浮动”制度，并将目标区幅度扩展至正负7%，同时承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由于在资本流动规模加大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和独立货币政策的矛盾越发尖锐，此后目标区幅度又逐渐加宽，并于2000年时正式放弃。而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98年，波兰就已经将爬行区间从正负10%扩大到15%，放弃了汇率的名义锚作用，并开始向通胀名义锚过度，形成了相应的货币政策框架。波兰固定汇率制度的退出一开始是在经济低迷、出口不振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随着通胀治理逐步见效，宏观经济逐渐好转和国际收支得到改善，波兰当局采取了正确的放开资本管制措施，并及时推动汇率名义锚向通胀名义锚的改变，从而实现了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制度的平稳过渡。

以色列和波兰汇率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消除通货膨胀是汇率改革的前提条件，经济均衡发展则是汇率改革的基础；汇率改革只能是渐进式的，不可能一步到位。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改革的关键的时期。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加快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了保增长，保民生，这几年货币投放较多，导致目前国内通胀压力较大，并一直处于一个上行的阶段。根据汇率改革成功国家的经验，只有当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得以确立，产业结构调整基本完成，通胀水平降至合理区间时，才具备了进行汇率机制改革的基本条件。而以我国目前的基础看，应该说尚不具备对现行汇率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的条件。

四、对当前要求人民币升值压力成因的判断及结论

当前，国内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并保持巨大外汇储备。自1994年汇率改革以来，我国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项目都出现了持续的双顺差。目前每年的双顺差都维持在1000多亿美元。至2011年9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200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然而，巨大的外汇储备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奠定了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基础。但同时，也导致了世界其他国家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出于各自利益要求我国减少顺差。而且美国不断推出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使得我国外汇储备不断缩水。二是对内由于人民币外汇占款增加较多，基础货币投放持续增加，导致潜在的通货膨胀不断积累，并逐步的暴露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均衡。为了治理通胀，2011年以来，我国采取了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贷投放，使流动性受到抑制，给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压力。三是国际社会的政治压力。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目前越来越高，美国更是以压迫人民币升值作为打压中国崛起的一件利器。而近几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出于不同的目的也在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中国进行汇率制度改革。由此，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压力骤然增大。可以说，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都是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包括部分国家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及汇率改革来解决其本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人民币升值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带有了更多的政治色彩。四是人民币走强美元走弱，国内企业出口盈利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自1994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已对美元升值31%，且在近期还有加快的趋势。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升至6.3区域，而美元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却始终处于长弱短强的通道中。人民币强而美元弱，已造成了部分出口型企业利润的下降和经营困难，并直接影响到国内的就业和稳定。

结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强国，中国日益崛起引起的经济格局变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自身和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巨大冲击，是历史的必然，应当从容应对。面对当前国际上，特别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我国政府始终坚持汇率是中国内政的原则，选择了可调控的“一篮子”汇率政策，进行可控的渐进式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在当前国际金融运行不稳，国际投机资本伺机兴风作浪的情况下，保持我国汇率稳定无疑是正确的。我国应对自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目前的汇率政策是正确和合理的。对外不应当屈从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鉴于国内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又面临严重的通胀压力，目前也不宜进行根本性的汇率改革和让人民币快速升值。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升值以及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是由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强国的发展规律和崛起态势所决定的。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也是大势所趋且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国要做的不仅仅是维持人民币汇率水平基本稳定，更重要的是要完善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汇率机制。应处理好人民币汇率稳定与化解人民币升值之间的内在矛盾，选择一个既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又能与国际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汇率制度，以彻底摆脱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强国崛起所面临的汇率制度选择的两难困境。

五、对当前我国汇率改革应对措施的建议

首先，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解决发展问题、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因此，在汇率制度的改革和选择上，应把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放在突出的位置。汇率制度的改革和选择应该建立在我国内外经济基本均衡的基础上，将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和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作为我国汇率选择和改革的目标。其次，中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和改革应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中心，兼顾资本市场的开放与汇率制度的灵活性。目前，我国资本账户管理还没有完全开放，我国利率也没有完全实现自由化，因此汇率并不具备完全浮动的条件。目前实行的有管理的“一篮子”汇率制度是可行和合理的。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应该是增加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从短期看，应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机制，达到保持经济稳定运行的目的。三是应进一步改革结售汇制度，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要注重培养我国的外汇市场做市商，将结售汇风险分散到市场，通过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我国汇率改革的基础更加坚实。四是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当前，我国经济承受汇率大幅度波动的能力还比较弱，企业的抗外汇市场风险能力也不强，外汇监管体制亦不完善，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外汇浮动区间不应该太大。逐步扩大外汇浮动区间有利于我国独立货币政策的实施，有利于维持经济的稳定运行。五是完善和逐步开放资本项目管理。目前主要应完善汇兑管理职能，改进和创新资本项目管制的方式和手段，加大人民币境外结算力度和范围，同时要安排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