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局势下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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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政经局势发生动荡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内外环境发生着巨大变化。2020年肺炎疫情以来，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暴露出其内在的不合理性，为人民币登上国际舞台带来机遇;而全球性经济衰退引发的逆全球化趋势，又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过程中的阻力。在机遇和挑战共存的新局势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新一轮战略部署，不仅在金融政策与市场走向方面有着重大意义，对中国发展战略的部署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作用。纵观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进程，聚焦当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存在的内外新难题，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从贸易结构改善、外汇资产配置、普惠金融推动、数字人民币研发等方面做好部署。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新战略;普惠金融;数字人民币;双循环

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世界对中国各方面的需求密切相关，当国际上对人民币的需求加大，同时有与需求相适应的供给和兑换自由，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人民币的国际化。2020年上半年疫情的全球蔓延，对中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的冲击是不容小觑的。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06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0186亿元，下降3．2%;第二产业增加值73638亿元，下降9．6%;第三产业增加值122680亿元，下降5．2%。［1］经济的下滑现象明显，经济衰退将成为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的绊脚石。各国经济也出现明显波动，全球避险情绪上升，由特里芬难题说明的单一美元体系的不稳定性和内在缺陷暴露于世，各国国内生产受到冲击，表现出全球对美国金融资产的过度依赖方面的短板，各国对于构建国际货币体系新秩序的诉求日益强烈。虽然美元的中心地位无法撼动，但是国际上需要更多有潜力的货币加快国际化进程，所有的非中心货币相互联合得以与美元制衡，减弱美元以霸主地位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军事的控制能力。此时，中国作为有一定经济地位的国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是适应时展要求的表现。

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从2009年中国央行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2010年至2015年上半年期间，人民币取得了快速地发展;然而从2015年下半年至2017年初，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显著放缓，部分指标甚至出现了逆转。［2］而近几年，中国充分发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结算、清偿等功能，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又加快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一)蓬勃成长时期。2009－2015年期间，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大爆发的背景下，加大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力度，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结算和离岸市场的建立，使其成为世界货币舞台上备受瞩目的主角，国际投资者普遍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大量人民币跨境结算投机套利，在此期间人民币在国际上的需求大大增加，直接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发行的银行，主要是从两种途径出发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是推进人民币在跨国交易中的结算。在中国境内实行有步骤、渐进式的资本账户下可兑换;二是促进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发展。主要是香港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扩大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市场、股票市场的规模。2009－2014年期间，在央行的鼓励和推动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快速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同比增长30%以上，2015年结算量达到7．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43%。［3］据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数据显示:2014年11月，人民币首次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2015年8月曾一度跃居第四。目前，人民币在支付领域排名第六，2016年11月的市场份额为2%。“十三五”期末，预计人民币跨境收支占中国全部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例超过1/3，人民币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4］

(二)徘徊观望时期。然而2015年的“8．11”汇改，加大了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降低了国外投机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人民币的国际需求量大大降低，从而货币的供需机制又引起人民币的贬值预期，致使人民币在国际化的进程中遭遇难以突破的瓶颈。如何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一直是国内经济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几年来，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的关联机制持续优化，人民币清算网络不断扩大，但是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和外部金融风险外溢效应的冲击下，人民币国际化仍然保持着一个相对审慎的状态。［5］成为国际货币必然需要有清偿能力和储备价值，强大的国民经济实力也是人民币在国际上普遍接受性和可偿性的重要支撑力量，由2020年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至今，我国的GDP增长率一直处于下滑趋势，而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趋于平缓和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放缓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蓄势待发时期。2019年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出台促进巴在贸易和融资方面使用人民币的相关政策，跨出了改变货币使用的重要一步，加速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虽然目前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但是欧洲发达国家一直在去美元中心化的道路上探索研究，INSTEX结算机制就是他们放弃美元结算以对抗美元霸权的研究成果。对于与美国贸易往来不密切的国家而言，持有美元进行国际贸易结算和跨境投资，增加了结算成本，还需要被迫承受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全球各国已经开始在双边货币结算中减少美元的使用，以此对抗美元霸权。眼下疫情对全球政经局势造成的冲击效应仍在继续，美国的消极抗疫表现和疫情期间的无限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致使世界对美元的信心骤降，各国央行都在致力于降低美元对其经济和金融的影响，［6］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短期内虽不至于崩塌，但也会极大地动摇。美元霸主地位的撼动，为人民币等其他货币登上国际货币舞台迎来了新的机遇，目前我国在主权数字货币领域已经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也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赢得了新的战略窗口。

二、新经济局面下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

(一)外部环境恶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美国为稳固世界霸主的地位，和中国的摩擦不断，在多方面对中国进行制裁，具体表现为:提高贸易关税、增加贸易壁垒、打击中概股等，使得中美经济趋于“硬脱钩”状态，而经济的脱钩势必会损害中美两国企业和民众利益，进而危及到我国经济的发展。2020年2月以来，受疫情的影响，不少国家包括美国有将产业链缩短的计划，为在未来更好对国际突发事件作出应急反应。对于经济发展增速趋于平缓的中国而言，美国等其他国家部分厂商的撤出和资本的撤离，将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福利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疫情期间，美股迎来了4次熔断，是投资者对于疫情引发的市场动荡的担忧，也是对执政方能否让危机安全度过的质疑，对美股市场失去信心。但是部分经济学家却认为，疫情和石油价格暴跌都只是美股熔断的导火索，究其根本还是美股在十年连涨的繁荣后，迎来了一次“脱水”。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教授陈宗胜、特约研究员杨希雷研究认为，美国股市的大幅度波动反映出当前资本市场的脆弱性，也体现了全球经济的高风险性，在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下，可能正带动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衰退。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造成全球产业链缩短和中国自身经济的衰退，阻碍了我国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资本流动，与我国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逐步推进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目标相向而行。

(二)内部条件不充分。受疫情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暴露出诸多问题。我国常年处于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贸易顺差地位，贸易商品具有需求弹性大、易被替代的特点，使得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缩短趋势中相对被动。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贸易结构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在金融领域方面，我国金融体系还存在着内部发展不均衡和区域发展差异大等问题。21世纪以来，在金融开放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证券、期货、保险等其他金融行业也在快速发展，但是传统的银行业仍然在金融体系中占有较大比重。特色金融创新产品的研发不足，西部地区和农村金融业也未能很好地起到服务地方经济和百姓生活的作用。另外，从国际金融学的角度出发，汇率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支点，在我国由于境外市场的人民币汇率受预期影响较大，弱管制、较为开放的香港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汇率和境内外汇市场的人民币汇率会发生背离，境外的汇率背离向境内传导，使得境内人民币汇率的管理变得更为复杂，影响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不利于建立人民币的国际信心。Wind数据报道:2020年10月21日，在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指出，目前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双轨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在股票市场，不同的壳里的实际资产不同，价格不同。其中由于货币不可兑换中间没有套利机制，导致同股同权产品出现明显价差。目前人民币还未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无法像其他国际货币一样充当一般等价物和投资媒介，为此，我国还需要进一步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推动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分析

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指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被其他国家、个人、机构所接受，并在国际上发挥其价值尺度、储藏货币和世界货币的职能。［7］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主要有以下三个必要特性:第一，是该货币现金在境外享有极高的流通度;第二，是以该货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的投资工具，致使以该货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第三，是国际贸易中以该货币结算的交易要达到一定的比重，根据以上衡量货币国际化的通用标准，我国还需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改善贸易结构，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大前提，一定是中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只有这样，人民币才有可能获得国际的认可，而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健康的经济形式，则是经济稳定发展的保障，能够给予国外人民币持有者良好的升值预期和持有信心。2018年以来，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不断，我国作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在过去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主动降低贸易壁垒，大力鼓励出口，导致在争端中我国一直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2020年突降的疫情再次警示我们，需要用审慎的眼光看待我国的自由贸易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2020年5月，提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题、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在经济逆全球化趋势下，在促进产业升级、增加需求弹性小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输出比例的同时，有必要提高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的国内消费和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好长期性战略部署，减小外部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二)优化外汇储备资产配置。雄厚的外汇储备是充足的国际清偿能力的前提，它象征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达，维护着一国在国际上的信誉，提高本国的融资能力。外汇储备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都是权衡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一国通常会利用平衡账户中的外汇储备来调节本国的国际收支，通过回笼和抛出外汇来维持本币汇率的稳定。［9］由于受到疫情和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影响，中国2月外汇储备减少269．75亿美元，但5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1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308亿美元，升幅为1%。［10］该数据说明，我国的外汇储备实力仍然足够强大，当国际收支失衡时，仍然具有国际清偿能力的保障。我国有着雄厚的外汇储备基础，而如何降低过多的外汇储备带来的风险，也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目前中国主要以美国国债形式持有的外汇储备具有很大的机会成本，我国需要优化外汇储备资产配置，应逐步减持美元资产并相应提高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比重，并进一步提升外汇管理局对外汇储备规模、结构进行主动调控与管理的空间。［11］

(三)完善金融体系，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拥有健全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金融是一国货币进行国际兑换、调节的重要载体和渠道，横观目前货币国际化的国家，无一例外，他们都拥有着高度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并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占据着核心地位。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和基本国情，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一直伴随着强监管，因为金融开放带来的金融创新必须要在金融监管下，才能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而如何权衡金融监管和金融自由以达到金融深化，一直是金融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第三部分的阻碍分析，以我国金融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和金融区域发展不均衡为落脚点，探究完善我国金融体系、加强金融市场建设的途径。基于我国目前的城乡金融发展差异大和东西部金融发展差异大的现状，对于金融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应将金融体系内部的发展不均衡化为局部的优势，充分发挥银行业在市场中的地位。传统的银行业更容易被农村百姓接受，在节约银行运营成本的前提下，为了让银行更好地走进农村，可移动的银行车是拉近农村和银行之间距离的可选工具，为农民办理银行业务提供便利。对于金融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应加大普惠金融推进的力度，加快保险机构、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特惠服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建设力度，在利用好银行优势的同时，优化金融体系内部结构。［12］相较于金融发达的国家，我国还具有人口优势，民众的小额资金是金融市场齿轮中的润滑剂，应该充分利用好普通民众的力量，设计出更加贴近百姓需求的金融科技产品，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银行业在金融政策的支持下得到了很好地发展，一直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在我国属于发展较为成熟的金融机构。如果国内的银行业是为国内的人民币流通服务，那么建立全球化银行体系则是为各国的人民币持有者带来兑换的便利，促进对外贸易和境外投资，我国还需加大境外中国式银行的建设。为满足所在国人民的需求需要设计出创新性的特色金融产品，间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我国目前研发的数字人民币，也为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为推动金融和实业的紧密结合，提供了新抓手，有利于加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健，利用数字货币大数据的精准反馈，可以全面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四)推动资本账户开放，推进主权数字货币。在1996年底我国正式签署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立的协定书，允许经常账户货币自由兑换。但在我国个人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一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目前仅有非严格意义上的香港离岸金融市场较为发达，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需要我国进一步推动资本账户的开放。2020年以来，美国为限制资金流向中国企业，对中概股不断提出制裁，中概股在美国市场处于整体被低估的状态，我国也试备224家中概股的回归，大部分中概股将在港交所第二次上市，［13］中国需要利用好这次机遇，降低居民和非居民对在港上市的中概股申购的限制，推进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在2020年6月份，央行行长易纲表示:上海将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等方面先行先试，允许国外投资者不受限制地进出我国各类金融市场。这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重要一步，加快了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速度，间接推动了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进程。疫情爆发以来，美联储实施无底线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以及货币互换安排中对发展中国家歧视性做法，严重透支美元信用，进一步加剧了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和跨境资本无序波动风险。美元作为中心国际货币，增加货币供给以减轻美国银行资金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权力滥用的表现，美国在直接和间接地消耗全球的资源，将会引起全球的不满，增强非美元货币之间的凝聚力，此时应该加快人民币的输出，充分展现人民币的避险属性。数字货币时代的到来，为摆脱美国对国民经济的间接控制，全球各国纷纷加入到主权数字货币研发的浪潮中，这再次动摇了美元霸主地位的根基。数字人民币是由国家信用背书，大大地提高了使用效率，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果，我国央行所提出的双层投放和双层运营数字货币体系已经被全球大部分国家认可，当前相关试点工作进展顺利。数字人民币的先发优势明显，随着数字经济的国际化融合，数字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支付、结算、定价功能的技术和制度优势，将有效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我国需要紧紧把握好新抓手，进一步加大数字人民币的研发投入。综上，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战略目标，需要中国在推动资本账户开放、加大金融监管力度、优化外汇储备资产配置策略、落实经济发展新战略的前提下，为解决现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缺陷提供来自中国的新的公共产品，为推动构建更加稳健和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中国方案。［14］参考德国马克国际化的进程:1973年美元的进一步贬值，全球浮动汇率制的兴起，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产生动摇，德国抓住机遇发展国家经济并大力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提高了马克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竞争力，实现了马克国际化的目标。而在世界局势发生动荡的今天，虽然仍然存在着很多的制约因素，但是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而言是机遇大于挑战的，中国有实力也有必要抓住这次的机遇。竭力落实好提出的，国内大循环刺激经济发展的新方针，完善好我国的金融体系，建设好我国的金融市场，把握好我国主权数字货币在全球数字货币领域的优势地位，充分发挥好数字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中的结算与融资功能，利用好经济政策和产业科技政策，做好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战略部署，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前进。

作者:邓留保 徐晓颖 吉艺帆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