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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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视道德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管子》一书中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教育智慧。书中所体现出的一系列道德教育思想，诸如道德教育的人性论基础、道德教育理念、道德教育规范体系、道德教育方法等内容，全方位凸显出《管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特点。为当今社会的德育教育提供了借鉴价值。

关键词：《管子》；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思想

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滋养我们民族持续发展的精神源泉。《管子》是我们丰硕的文化传统瑰宝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其蕴含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加强和改进我们新时期的道德教育工作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趋利避害的人性论基础

《管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建立在“趋利避害”的人性论基础上。认为“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在《管子》看来“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所共有的，是驱使人们努力劳动，不畏艰险，创造财富的根本动力。它本身并无善恶，而人们对它的认知和践行则有善恶之分，因此需要引导和规范。也就是说《管子》认为人之“趋利避害”的本性虽具自然性，却不是先天固有，而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基础之上。君主应当运用其影响力去教化和引导民众，使民众明辨什么样的利益是正当的，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路径的去实现它，这是君主的使命。“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侈靡》）否则，按照人之趋利避害的本性，如果对社会人不加任何规制，放任自流，必然会因争利而“以力相征”。正如《君臣下》所言：“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可见“以力相征”必然使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所以《管子》积极推行社会道德建设，大力倡导道德教育。“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君臣下》）。

二、以人为本的道德教育理念

《管子》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就是把民众当作国家的根本和基础。他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1］。管仲诚挚地对齐桓公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以人为本”的思想贯穿于其治国安邦的政治方略中，也主导着其道德教育思想。管仲认为对于统治者来说“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权修》）。“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正》）即要求执政者遵循“民为国本”的道德理念，“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枢言》）。《管子》将“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也是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在引导民众“知礼仪”“知荣辱”的过程中，《管子》高度关注民众基本需要的满足，把民众利益的满足放在第一位，在他看来只有先解决人性之基本需要，百姓吃饱穿暖之后，道德、礼法等规范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一定的物质满足是实施道德教育的前提条件，对待百姓只有先富之，才可以教之，教之然后才可使他们敬上畏罪，知礼节、知荣辱，奸巧不生，从而实现民治。他对民众的引导、教育以尊重人性，顺应民心，关爱人为出发点，这一思想体现了《管子》对人的重视，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三、系统化的道德教育规范体系

《管子》在以人为本的道德教育理念指导之下，建构了体系完整，层次清晰的道德教育规范体系，使道德教育有的放矢，有规可循，落地有声。首先，以四维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原则。“礼义廉耻”不仅是《管子》国家治理的核心准则，也是其进行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守国之度，在饰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牧民》）。《管子》之所以如此重视礼义廉耻，把它放到关系国家命脉的地位，是因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即“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同上）［2］。正由于四维在国家治理中的命脉作用，所以管仲大力整饬和发扬四维，在上至国君，下至百姓中普遍推行，使人们自觉践行四维的规范。要求国君以四维原则为核心治理国家，引导民众。“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微邪。”（《权修》）《管子》认为民众能以“四维”的准则行事，为君者的地位就安定，就可以实现社会大治。从培养百姓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着手，并通过这一“厉民之道”，得到“治之本”的美好局面。其次，以“六兴”“七体”“八经”为道德基本规范要求。《管子》在四维的道德教育原则下，提出了“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的基本道德规范系统，形成了对上至统治者下至民众的基本道德规范要求。第一，“德有六兴”。《管子》认为统治者要治理国家，使国泰民安，首先要立德、正德，实行德政。“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君臣》）即君主自己是规正德行的根本，君主成为“德者”，官吏、民众自然就会被熏陶、教化。《管子》提出了统治者基本的德政规范，要求为政者对民众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即所谓的“德有六兴”（《五辅》）。“六兴”包括在改善民生、让利于民、服务于民、济贫救危，关怀老弱等六个方面广施德政。可以看到，《管子》的德政要求对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帮助，不是空洞的口号，虚化的制度，而是顺民心、达民意的实在之策，使民众的需要得到满足。这样“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故曰：德不可不兴也”（同上）。可见，在管仲看来，君主的“六兴”之德，必然会使君民关系协调，民众就会拥护君主，国家的其他政策就能顺利推行，必然能达到兴国安邦的治国目标。第二，“义有七体”。“义”就是要合乎“宜”。“义者，谓各处其宜也。”（《心术上》）“义不自进”（《牧民》），“义”是人们仁人之心的表现。“仁从中出，义从外作”（《戒》）。因此“义”是内在有一颗仁爱之心，并且把仁转化为自身的外在行为准则。“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故义则求之，不义则止。可则求之，不可则止……小人之求事也，不论其理义，不计其可否。不义亦求之，不可亦求之。”（《形势解》）可见在《管子》看来是否合“义”是区别圣人和小人的显著标准，人们内在拥有义理，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品质。《管子》指出了“义”的基本要求，包括“孝悌慈惠”“恭敬忠信”“中正比宜”“整齐樽诎”“纤啬省用”“敦懞纯固”“和协辑睦”（《五辅》）七个方面。这里对人们践行的“义”提出了七个方面的规范要求，人们按照“义”的要求“以养亲戚”“以事君上”“以行礼节”“以辟刑僇”“以备饥馑”“以备祸乱”“以备寇戎”，不断的进行道德修养，才能达到“义”的境界。这样“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同上）。即民众懂得“义”，行为就能中正，这样人际关系就会和谐，国家也会安定，国力必然强大，在动荡的时代可以“战胜而守固”。第三，“礼有八经”。礼是管子道德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认为“质信以让，礼也”（《小问》）。“礼”是真挚诚实，坚守原则，谦虚淡泊的品质。“礼不逾节”，即礼要求人们的行为和言论符合应遵守的规范。《管子》提出了教民行礼的“八经”，即“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的八方面基本规范要求。又说：“圣王饬此八礼以导其民，八者各得其义，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五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子》的“礼”概括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八种基本社会角色，并提出了规范不同角色的具体可行的礼仪道德要求。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规范来引导和约束人们在不同的角色中的思想和行为，使人们各守本位，尊卑相安，贵贱相合，贫富相睦，依礼而行。达到“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逾贵，少不凌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同上）的目的，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四、灵活可行的道德教育方法

《管子》主张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不仅要说教灌输，更要通过榜样诱导、环境熏陶、制度规范等形式，多头齐进。首先，健全制度，树立榜样。如《管子》推行的“尊贤尚功、选贤任能”的“三选法”的选才制度，按照德、能、功的选才标准选拔任用人才，按这一人才制度选拔的人才，必须是德当位，能当官，功当禄的人。“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小匡》）。即坚持的“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并把德放在首位。又通过“选贤”制度提拔有德行的贤人，对践行社会道德的“贤士”的评选、任用制度化，借助政治制度的强大导向力量，形成一种社会道德价值导向，使人们积极的践行社会道德。其次，大力推进道德教育、训化。《管子》认为由于“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而执政者要使民众的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避免恶习的出现，就必须教育、训化，即“明智礼足以教之”。《管子》提出了进行道德教化的具体措施，如实行“民啬夫任教”制度，使他们“教在百姓”（《君臣上》）。通过“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小匡》）。在基层组织中“乡置师以说道之”（《权修》）。即通过在民间或国家基层组织建立各种切实可行的教育模式来对民众实施教化，这样“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同上）。再次，为政者以身作则，率先示范。《管子》认为执政者特别是君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对于社会道德的传播、民众品行的养成至关重要。“上好本，则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则毁誉之士在侧。”（《七臣七主》）所以“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牧民》）［3］即君主身体力行，榜样示范，就能启迪、带动臣民，身正而民化。因此《管子》提出“教之始也，身必备之”（《侈靡》）。最后，推行养成式教育，环境熏陶教化。管仲以他犀利的眼光，看到了环境的道德教育价值，因为管仲意识到人们道德品行的提升不是朝夕之功，而是在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循序渐进的过程，要经过日积月累的积淀才能实现。“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因此，“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七法》）。所以管仲充分利用当时的社会资源，创造性地推行行为养成式的道德教育方式，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对人们的道德情操进行陶冶，运用环境熏陶教化。如，管仲基于当时的社会分工现状，创造性地提出了四民分业的思想，对“士农工商”实行“定民之居”不得杂处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既有利于社会治理，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在士、农、工、商“旦暮”“群萃而州处”中，“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同上），在环境熏陶下自然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在家庭教育中，《管子》非常重视良好家庭氛围的教化作用，他认为父母在生活中孝亲养老，中正和谐。其子孙耳濡目染，自然而然的就有了孝敬和善的美德。“爱亲善养，思敬奉教，子妇之常也，以事其亲，终而复始……父母不失其常，则子孙和顺，亲戚相驩。”（《形势解》）总之，《管子》在治国安邦中高度重视道德教育。在深刻洞悉人性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德教育思想。继承并光大这一民族传统，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道德素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梦。

参考文献：

［1］赵清文．论《管子》的“以人为本”思想［J］管子学刊，2004，（4）．

［2］池万兴，高思莉．论《管子》的人才培养［J］宁夏师范学报学报，2015，（2）．

［3］迟丕贤．试论《管子》的道德教育方法［J］管子学刊，1999，（3）

作者:迟丕贤 秦克寅 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