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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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梳理和归纳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研究的相关成果能够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保证。这些研究涵盖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领域内道德建设的伦理困境，而公民自身道德结构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环境治理和改善是有效进行公民道德建设的双重路径。

关键词：公民道德建设；困境；路径；相关研究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与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相比，《纲要》在充分吸收以往系列优秀研究成果、充分借鉴过去成功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我国国情社情民情的重大变化以及公民道德建设环境、阶段、重点任务的变化发展，对新时代背景下公民道德建设的方向引导和问题解决，更具适切性和针对性。因此，为回应现实关切，本文将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重点领域内存在的道德失范问题及道德建设路径研究等相关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一、当前公民道德建设困境的相关研究

自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一方面，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公民道德状况整体上呈现出不断进步的态势,包括对社会公德的总体认可、对职业道德的基本肯定,对家庭道德、个体道德的客观评判等；另一方面，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一些领域内道德失范现象仍大量存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依然面临着困境与挑战。

1.社会公德领域内的伦理困境。社会公德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反映人类社会生活最普遍的关系。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对现实生活的渗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已经打上明显的网络化烙印。因此，社会公德已经不再仅仅包含现实道德境遇，网络空间道德有了与社会公德领域相关的内容，并关乎每一个公民。由于其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大和反馈及时等特征，网络空间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我国大众舆情的主要聚集地，并引发伦理冲突。如唐凯麟等学者指出，网络舆情过程中的伦理困境表现在网络正义与网民隐私、网络自由与网络秩序、新闻真实与商业利益、负面信息与媒体责任、法律原则与网民道德观五个方面。[1]网络空间面临的复杂道德问题必然导致网络内容建设困境，即网络内容控制和空间言论自由这两方面的困境。[2]

2.职业道德领域内的伦理困境。职业道德是公民道德成熟的标志，与公民道德意识紧密联系。近年来师德失范现象屡屡出现，如少数教师育人意识模糊、教学态度敷衍、功利思想突出、道德行为扭曲等。[3]同时，我国学术界学术不端甚至学术腐败现象还未能得到遏制，有少数人因学术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越来越背离“初心”和“出发点”，进而沦为谋取功名利禄的工具，走上了无“道”之路甚至歪门邪道。[4]此外，官德建设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有学者分别在2007年和2017年对影响不良道德状况的主要责任因素做了实证研究，指出“‘以权谋私和官员腐败’依旧被认为应当负主要责任，并取代‘社会不良影响’成为第一责任因素”[5]。

3.家庭美德领域内的伦理困境。家庭美德建设是公民道德建设的细胞工程，而婚姻是家庭的基础。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当代婚姻家庭面临婚姻道德观念混乱、婚姻家庭暴力问题持续存在、现代扩大家庭引发的婚姻家庭矛盾等道德困境。[6]此外，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相对平衡的家庭代际伦理关系也危机四伏，传统孝道在当今的家庭美德建设中遇到了重重困境。[7]同时，当代家庭邻里之间的道德心理呈现低信任甚至是不信任感，邻里之间的关系逐渐弱化并向单子化方向发展。[8]

4.个人品德领域内的伦理困境。公民道德建设的成果最终会落实在个人品德的提升上。然而，当下我国个人还存在以极端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为本质的“损他利我”的道德认知及行为，特别是那些使自己“损他利我”的行为方式变得十分隐蔽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利己主义者通常通过所掌握的丰富知识和优雅的言行举止来包装自己，但其危害性更大。[9]同时，在道德生活中还存在“知行不一”甚至“知行对立”等个人品德失范问题，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明知而不为，如道德冷漠现象的发生；二是明知而故犯，如在部分人身上会表现出故意作恶、自己不为善甚至抨击别人为善、几乎否定任何道德宣传说教等。[10]

二、关于公民道德建设路径的相关研究

1.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在路径。马克思认为道德的本质在于人类精神的自律，立足通过个人德性的提高来实现对行为的调控。而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近几年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形成公民道德认知。道德认知是个体道德品质形成的先导和基础，是个体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路径。有学者认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汲取和精神动能对道德认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认为要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印刻传承，使其中的核心价值理念既符合社会政治发展的要求，又与人们的思想道德追求目标相一致，最终融入并成为人们的观念共识和行为习惯。[11]二是培养道德情感。只有真切的道德情感、内在的灵魂触动，才有可能在外在纷繁复杂的利益困扰和功利纠结中坚守道义，不迷失本心。而对于培养什么样的道德情感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羞耻是道德世界最具革命性的力量，并指出重建崭新的社会道德秩序，应该以培植与提升个体自我的羞耻感为基础。[12]同时，要培养对自然界的敬畏之感，要遵循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安排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用生态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恰恰是人类对自然心怀敬畏的必然要求。[13]三是提升道德素养。道德的历史性与阶级性对公民道德素养水平是一极大考验。因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要面对实际的道德选择，常常会经历内心冲突，一方面要经受内心道德理念的检阅，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自觉确定道德动机，选择道德行为；另一方面要面对外界的各种考验和诱惑，权衡利弊得失。而对于提升道德素养的方法，有学者认为要在努力学习中厚植和涵养自身道德素养。[14]四是推动道德实践。道德实践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但道德实践面临的问题是并非所有的道德行为者都能洞悉道德规则，并依照道德规则进行道德实践，而如何使其更加简单有效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所在。因此，有些学者强调通过道德典范示范效应推动新时代公民道德实践，认为参与并效仿道德典范的美德品质及行事风格，是智慧上相对逊色的道德行为者在尚不能洞悉道德规则的情况下选择美德生活的一种简单有效途径。[15]

2.公民道德建设的外在路径。基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实情以及当下公民道德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仅仅依靠个人的觉悟和自觉是难以抵制各种利欲诱惑的，学者们偏向于通过道德教化与道德治理有机结合的模式进行公民道德建设。一是提高公民道德教育有效性。人的道德品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教育和日常实践逐渐形成的结果。因此，为提高公民道德教育有效性，应注重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挥，在目的上实现受教育者通过知而指导行，在结果上落脚于受教育者良好德性的形成。[16]在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方式的选择上，有学者认为道德教育应运用道德教育引导的方式将外在道德规范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自觉。[1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道德教育应该分层次化，即道德教育要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以此来提高道德教育有效性。有学者提出，为使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扩大化与精准化，在公民道德教育手段的选择上可借助于数据收集和算法计算，从而更准确地描绘出教育对象的思想状况，给出教育对象的数字图绘；通过数字平台和数据采集、分析，实现精准的思想道德教育。[18]二是推进道德治理实践。为全面带动新时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升，在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也要进行道德治理。道德治理是一个系统过程。学界认为推进道德治理实践需要政府、社会、公民个人协同治理的“共治模式”[19]，且在治理过程中，要重点把握正利益与正观念、正法制与正人心、正官德与正民风这三种关系的协调联动，由此起到对“现实的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秩序发挥调节、激励和引导作用”，达到“人心之善与法制之良”的良性互动，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带动社会风气好转”。[20]新时代面对新问题、新挑战与新矛盾，学者们对有关道德治理目标、策略的研究展开了讨论。在道德治理的目标上，有学者从明确道德治理的目标入手，指出“道德治理目标要有层级性”，即依据不同阶段设置不同的道德治理目标，从而达到培育好的人与善的社会的终极目标。[21]在道德治理策略上，有学者强调法律和行政规章的刚性规约、支持与保障机制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2]同时，舆论监督机制在道德治理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中国正在经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现实，舆论监督机制是有其必要性的。而对于如何实现对陌生人进行有效的社会道德监督机制，有学者基于大数据技术指出，“通过大数据固定违德个体身份，进而形成固定的社会舆论，从而实现‘德—得’相通的道德运行机制”[23]。除此之外，公民道德建设奖惩机制在公民道德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反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奖惩机制进行讨论，认为要从完善薪酬待遇体系等方面建立健全干部廉洁自律机制。综上所述，在如今高速发展的社会中，随着生产方式不断改变逐渐显现的道德问题，与必须缓慢深入的理论研究之间的矛盾是永恒存在的。因此，公民道德建设相关研究还有许多地方亟待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剖析。例如，从过去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传统道德深入发掘还不够系统，评价不够理性，且传统道德传播内容与呈现形式吸引力较弱、受众接受效果不佳，等等。

作者:马余露 陈若水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