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范文精选

【内容提要】我国高等教育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三个问题：首先，在公办高校继续发展的同时，必须发展民办高校，提高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平。其次，无论是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都需要提高质量。再次，在公办高校中，应当将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区别对待。

【摘要题】改革与发展

【英文摘要】Afterenteringthenew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也就是要防止片面性。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这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步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要对这种“高速”发展保持适当的冷静，切不可只注意发展，而忽视了提高，以致误人子弟。特别是在注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千万不可忽视少数大学必须踏踏实实地名副其实地实行精英教育。为此，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当前还需要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公办高校继续发展的同时，必须发展民办高校，提高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平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化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竞争包括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都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而要培养大批高层次的优秀的专门人才，主要依靠高等教育来完成。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很快就撤并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使所有高等学校都变成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举办的公办大学。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和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公办大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国家高等教育的主力军，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国家队”。而近年来民办高校虽然已经崛起，但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目前还无力承担国家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公办高校的肩上。所以，在面临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公办高校是快速培养人才的必由之路。

【内容提要】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可以遵循。教育研究的真谛在于解决教育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问题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仅仅依靠研究者自身的创新，并不能保证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在实践中发挥作用。高等教育研究者在高等教育创新问题上应转变研究思想，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摘要题】理论经纬

【英文摘要】Justlike

一切研究活动，无论是认识世界的科学研究活动还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特别是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以至突破，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创新，高等教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作为一个命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那么为什么今天重新提出这一问题？简单地说，一是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指导当前改革实践时，创新还远远不够，需要研究者加以特别的关注；二是长期以来，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问题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进行讨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涉及很多问题，比如方法的创新、研究思路的创新、研究结果的创新和研究过程的创新等等，此外还要涉及研究者的自身素质。笔者这几年参与了高等学校的一些教学改革实践，有很多感悟，想从实践的角度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做些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一、高等教育研究要重视解决实际问题

顺应时势善加引导

“入世”后，中国教育与世界接轨已是大势所趋。“入世”后，中国可与世贸组织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互惠的教育合作，真正实现中国向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为更好做到这些，以下问题需要注意：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把好入关口。一般来说，发达国家掌握比较先进的教育技术和教学方法，学习和借鉴它们的先进经验非常重要。可以最大程度发挥中外合作办学的积极作用，如积极借助国外先进教育经验，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加强高新技术短缺人士培养，缓解社会教育需求的压力等等。但特别需要鼓励优质教育资源的进入，防止鱼目混珠。一些发展中国家“入世”后，过度开放教育市场，让一些低质量的教育机构办学，贻误学生，造成损失。这样的教训，中国应该汲取。

坚持教育主权，校长是关键。因为校长作为学校日常工作的最高领导，具有管理教师和教学的权力，能够把握学校教育和教学的正确导向。中国教育界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目前清华大学、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信息网决定联合开展中小学校长职业化培训工作，并成立了清华校长职业培训中心。

开放教育市场，积极又慎重。从一些发展中国家“入世”后教育市场面临的挑战来看，国家主权、社会道德和民族文化继承等是否受到经得起冲击是个难题。各国政府在开放教育市场时，态度都十分慎重。在WTO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目前只有40个国家签署了开放教育市场协议，且其中30多个国家也是有限开放本国市场。“入世”后，义务教育我们不能松手，高中和高等教育只能是有限制的合作。据介绍，迄今，我国已有几百家高等教育机构以及高中与国外教育机构合作办学。

法律监管必须要加强。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我们需要在国家法律中规范中外合作办学行为，对中外合作办学依照法定程序实行审批，实施监管和评估。对于管理与教学状况不佳的学校要坚决给予处罚，甚至关闭。

1．加快高等教育融资的必要性

我国高校从1998年起就逐步实施扩招计划,200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实际完成本专科招生数480万人,即在2004年实际录取440万人的基础上再增40万人。2004年在校研究生82万人，到2005年9月份后将近100万人，在校博士研究生13万人左右，平均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2－3万人，2004年招收博士研究生53000人，2005年计划招收54000人。所以几年后每年授予博士研究生学位的人数会有所增加，估计能达到5万人左右。2005年4月15日全国各类高校在校生人数是1990年的4.3倍、2000年的2.09倍。[1]中国高等教育初步迈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实现了由精英高等教育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转变。据统计,在最初的三年扩招过程中至少拉动了800亿元以上的社会资金投入高校基础设施。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需要新增投资额150～210亿元,其中政府投入只有38亿元,资金短缺112～172亿元。如果不及时解决高等教育的融资问题,将限制高等教育的发展,使之不能达到高等教育既定的目标。另外由于高等教育收益率的计量非货币性和退出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处于进入障碍和退出障碍都高的情况，在这种双壁垒效应下，潜在投资者不易进入，更加剧了高等教育资金短缺的困境。因此，单纯依靠财政投入和高收费来解决高等教育经费短缺问题是不现实的，创新金融工具、构建融资平台，是我国高等教育持续稳健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2.利用金融工具融资的可行性

首先，国家政策的宏观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国家鼓励运用金融手段、信贷手段，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有关部门的项目贷款贴息政策，为高等教育融资提供了经济保证。教育部[1999]10号文件中，同意高校贷款。而现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中“借入款项”的会计核算内容是“财政主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借入的有偿使用款项”，即可以向财政及上级主管部门借入财政周转金，向银行及非金融机构贷款等。同时，国家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环境和银行始终处于低谷的存贷利率，都给高校举债融资提供了大好机会。其次，社会对人才渴望和家庭的投资期望为高等教育融资提供了微观环境。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们改变了以往的价值观并形成一种共识：一个人知识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他的价值高低。有资料显示，在知识经济社会中，一般受教育年限越长，其收入水平越高，即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递增。任何家庭都希望子女能找到好的职业。同时社会现实对人才的渴望与日俱增，也为高等人才留出了较好的职位。所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业机率大、安全系数高、融入社会的能力强。在“一切为了孩子”传统观念支配下的中国居民，始终不轻易消费银行的存款，即使偶有购买房产等行为，也是满足子女读书上学之后的投资行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居民储蓄的7%用于购房，10%用于教育支出。再次，企业与学校的有机结合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舞台。目前，我国高校拥有100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3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13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一批省市级科研基地。企业如果能利用高校的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就能达到优势互补、共同收益的效果。所以在近年的高校扩招中，许多企业纷纷和各高校联合办学成立二级学院，如湖南农业大学的东方科技学院、南昌大学的泰豪软件学院等等。企业和大学的携手合作推动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换。

3创新高等教育融资金融工具

3．1发行高等教育债券

摘要：用萨缪尔森的产品概念来界定高等教育产品的公私属性，并以此来分析高等教育的全球性、浮现的世界市场和全球公共产品，那么以是否国有来界定高等教育产品的属性就行不通了。若从社会特性来区分产品的公私属性，那么全球的高等教育产品只能分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类。由于公共产品往往在市场上生产不足，所以，充分认识高等教育私有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内在属性有现实意义。关键词：全球化；高等教育；公共性；私有性一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中，区分公私属性是分析高等教育机构和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项基本任务。在全球背景下，高等教育正经历着多重转变，传统意义上的公私属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不清晰。国家层面上高等教育被理解为一种公共产品与服务，而私立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和影响正日益增加。概而言之，高等教育的公私属性具有如下特点：(1)高等教育的公私属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然属性，会随时间推移和认识变化发生转变。(2)即使在既定的历史环境中，某类高等教育的研究、教学和服务功能的公私特性也不是它内在固有或自然存在的特性，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安排，并可能同时具备公共性和私有性。高等教育具有公共性还是私有性，既有政策的敏感性，也根基于一定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并因时因地而变。教育活动有时从公共属性转变为私有属性，有时从私有属性转变为公共属性。(3)公私属性不是普遍的属性，描述整个机构或整个系统完全为公有或私有，必然会忽视教育的复杂性。(4)公私分割是根据教育的社会效用而定。这里采用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公私产品的界定，而不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国家和市场二元分割的经济理论。(5)国家所有的机构可以生产私人产品，私人所有和营利性的机构也可以生产公共产品。所有制不能决定公私属性，但对教育机构进行国有、私有营利和私有非营利的区分仍然非常有用。(6)公私属性并不是一元的。公私一方面可以互相吸纳，另一方面可以互相结合。高等教育有多元属性，简单区分的代价是无法理解它的复杂性。(7)高等教育的公私属性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它们并不总是互相排斥。如私人收益的增加，外溢给社会其他人的效益，即公共与集体效益也会随之增加。实际上，公私属性经常互相依附，一种属性产品的生产会促进另一属性产品的生产。但在竞争性的高收费的经济环境中，公私属性的关系倾向于零和关系，即私人产品的增加意味着公共产品的减少。(8)有些教育机构在国家范围内是一种属性（如属公共产品），但在全球范围内又转变为另一属性（如属于营利性的私立机构）。(9)同一高等教育机构可能生产异质的、多种类型的公私产品。(10)高等教育机构的全球效用已从边缘走向中心，考察一个机构的属性需要全面考察它在全球、国家和地方的多种功能。二仅仅从经济学或者法学角度界定教育产品的公私属性会产生深层的问题。萨缪尔森根据产品的结果与产出确定其属性。公共产品具备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外在性，能够让集体受益。但许多情况下，萨缪尔森的理论没有被正确运用。如被用来对高等教育价值进行设定，计算累积的私人或公共回报率。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有两个先天局限。首先，规定性的偏见倾向于个人主义和市场。效率优先以及这种倾向性使政策制定者寻求市场方法。其对应的方法论偏见就是倾向考察教育的货币化方面。比较简单地计算学位的私人收益率，当然其他形式的私人收益可能更难捉摸，外在性和集体性形成了更强大的挑战。经济学家无法估计产品的这些质量，特别像社会识字、教育对社会宽容的贡献。经济学家更容易估计知识产权的直接交换价值，而不是基础研究的价值，基础研究有更长远的潜在开放价值。计算产品价值所依赖的假设千差万别，尤其是产品的外在性和公共产品容易被忽视。如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强调教育的私人回报率。经济学家由于关注扩展市场竞争的范围，而忽视高等教育对公共产品的贡献率。在此，问题主要是经济本身的商品逻辑，以及这种逻辑在教育中的运用。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的界定脱离了历史发展的眼光，把教育的公私属性看作是自然和普遍的。高等教育如同医疗健康一样，可以主要由公共部门生产。大学是公立还是私立，是生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还是生产市场化的产品，并不取决于它的属性，而是取决于公共政策和社会实践。大学可以是免费的，向所有的人开放，关注基础研究，解决生态环境和国际冲突问题。大学也可以是非常昂贵的，只关注私人价值，将学位和技术卖给最高的出价者。产品的性质并不决定生产的特征，生产的特征决定产品的性质。高等教育的公私属性总是因文化和社会制度而异，具有由政策决定的多种特征，因此全球各地的高等教育属性千差万别。按是否属于国家所有来界定公私属性更有问题。首先分界线模糊。私是公的对立面，既指任何非国有的生产，为家庭、市场的生产物，又在法律上区别为私人所有。其次，在现实世界中，基于产品经济属性的公私区分，经常与法学属性相冲突。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政府机构形成和规定高等教育市场，审查机构与项目的市场进入资格。但如果把公有／国有解释为市场的对应面，就无法解释高等教育中由政府驱动的市场化行为。大多数公立大学生产私有产品，提供稀缺性的学位使个人获得私人收入。私立大学可以对公共产品做出贡献，如基础研究和集体识字。一些公立大学，收取高额学费，如澳大利亚的许多大学。而许多私立大学接受政府的资助，学费很低或者不收费，如荷兰的私立大学。部门的国别和经费来源至关重要。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国有机构最容易为政策制定者进入，也最能体现政治民主。国有经费带来一些国有控制，这是事实。高收费的私立机构，倾向于使产品的私有属性最大化。第三，忽视了全球公共产品。如果公有意味着国有或政府部门所有，那么没有全球政府，如何生产公共产品？如何讨论公共的国际效益？用所有权来界定公私属性，容易把国内高等教育看作是公共的和国有的事情，而跨境高等教育则是私有和市场的事情。是不是国内的注定就是公有的？全球的注定就是私有的？三可以使用更广泛的定义界定公私属性。它继承了以往区分中的有价值部分，采用非二元对立的概念，整合历史相对性和政策选择。本文的公共高等教育是指高等教育中的公共产品，它一方面具有显著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同时对每个个体开放，一个人的使用不会损害另一个人的使用。不具备这两点特征的产品是私人产品。高等教育的主要私人产品是个别化的地位收益，或“位置商品”，这种商品由学生个体和学校共同生产。高等教育机构给学生配置稀有的教育机会，使其获得高人一等的收入与社会地位。这些机会根据价值的等级进行安排。精英大学分配最高价值的位置商品。这种位置商品，在一些国家是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上生产的，在另一些国家则由政府部门和机构管理。大学作为位置商品的生产者，正面临加剧的全球竞争和扩展所形成的价格机制的挑战。总而言之，高等教育不是固定公有或私有，可能是公私混合，并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高等教育是公立还是私立，是否由市场生产和分配，并不取决于它的自然属性，而是取决于它的社会和政策属性。政策制定者既可以推动高等教育市场化，也可以扩大高等教育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通过扩大招生，增加学位的受益面。公私分界不是所有制形式，也不是市场和非市场化的生产形式。国立大学可以生产私人产品，私立大学也生产公共产品。萨缪尔森认为市场并不主动生产公共产品。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有利于提高普遍的文化水平。同时高等教育的公益性还包括形成个体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积极塑造国际主义的宽容、文化意识、交流与合作能力等。尽管高等教育对社会配置采取了私人产品的形式（授予个体不同的学位），但这种社会配置是一种考虑民主和机会平等的公共行为。

四全球化是指世界范围联接和聚合的过程，赫尔德等人称之为“世界范围联系的拓展、加深和加速”。全球化由人员、交流、知识、思想、政府政策和货币的跨境流动所导向。本文主要考虑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与意义。当代全球化的本质在于政治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结合。政治经济要素是指由即时交易和金融一体化所巩固和整合的世界市场，文化要素是指世界范围内奠基于电讯、网络、媒体、信息、研究与知识的交流、通讯和文化网络系统，两大要素共生统一，跨越公私边界。通讯、计算和信息与知识的流动支撑着世界市场的运作，扩张的市场又驱动着通讯和知识网络的拓展。本质上，市场是生产私人产品的王国，而通讯、信息和知识成为公共产品的主要因素。作为所有社会部门中最为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产业部门，高等教育正被这两种全球共生关系所转变。高等教育在研究和知识系统中起着核心作用，同时又是通讯和信息的主要传播者，这些都是主要的公共产品。因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高等教育的全球私人产品是指既不具备非竞争性也不具备非排他性，收益跨越国家边界的产品。它包括商业研究和知识产权，但主要是指通过跨境流动获得的高等教育学位。比如，现在每年有200多万学生要获得此种产品，他们要么出国留学，要么通过远距离或者面对面的形式接受境内的跨国高等教育。最大的教育出口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特别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另外德国和法国也是主要出口国。日本既是教育出口国，也是教育进口国。一些亚洲国家，如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正在增加教育出口。境外学位作为全球个人产品有两重含义：一是跨境获得，二是可以在不止一个国家具有使用价值。境外教育主要是自费，一半由营利的形式提供，这些机构在本国都是非营利性机构。教育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上扮演着比在本国市场上更为重要的角色。世界高等教育市场分为两个等级。顶端的是全球大学的超级联盟，主要指美国和英国那些以家族命名的精英大学，如哈佛、斯坦佛、耶鲁、伯克利、麻省理工、剑桥和牛津。这些最强的研究型大学掌握着最高的位置商品，成为全球学生，特别是博士生和学术人员的吸铁石。在这些大学获得的学位和专业经历可以提高个人在全球的就业机会。网络革命，全球人员流动和以英文作为主要语言的全球研究与出版系统加速了全球市场的形成。在这个市场上，主要的区分因素是研究。上海交通大学自2003年开始每年提供一个全球大学研究排名，这是最有影响的大学研究表现测量。全球市场使得竞争不再基于传统的位置、营利或大学的价格，而是基于在研究竞争中所处的身份位置。现在，超级大学联盟遮蔽了各国领军大学的光芒，而后者在本国享有显赫地位。所以，后者只能成为全球市场上的第二梯队，与其他大学一起提供国际教育并从事国际认可的研究。全球公共产品包括集体的全球产品，它具有积极或消极的全球外在性。集体全球产品由国家和跨国系统的机构获得，被全球或国家之上的区域所共有，如改进全球流动和认可的规则、体系和协议，博罗尼亚宣言和欧洲高等教育共同空间。一国的教育影响另一国众多人群是全球外在性的体现。如人才的跨境流动，在好的方面形成对研究的积极贡献，不好的方面导致一国学术人才流失。全球产品的积极方面提供不足，而消极方面生产过多。政府形成全球公共利益，也形成全球公共损害。多国论坛可以创造全球公共利益，如世界范围内的系统互认和学术自由协定。在高等教育领域，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跨国外在性和集体利益，包括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思想流动的积极影响，如跨国研究协作、跨国文化交流、国际理解和宽容等。高等教育提供有助于经济生产、营销和国际贸易的基础设施和资源，补充国家政府的对外关系实践。可是如同对国内的公共产品一样，我们对全球公共产品缺乏充分认识。主要困难来自它仅能在政策领域加以考虑和规范，但高等教育缺乏全球的政策空间。高等教育生存于一个日益互相依存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是由经济独立和互相竞争的国家组成。这样产生了全球化世界和分国而治的政策制定之间的“管辖权上的鸿沟”。高等教育领域唯一的多边论坛是工具形式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议，它的优先假设是促进私人产品贸易的需要，而没有考虑提高和更好地分配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并非普遍有益和有效，全球网络既具有包容性又具有排斥性。例如跨境自由流动本身是一件好事，可使一些人从中受益，但也会使另一些人从中受损。美国在国际上吸引的博士毕业生比例最高，这对于学生本人和美国是好事，但对于学生的祖国是坏事，必然带来损失，即使这些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后来以知识和资本的形式回报自己的祖国。更重要的例子是全球的交流和知识系统。这一系统被英语国家所主宰，特别是被美国所左右，英语被钦定为世界语言，所有其他语言和所有来自其他文化和社会的知识、思想和信息被边缘化。那些主宰全球市场的国家也是制订高等教育全球政策框架的国家。目前主流国家学术话语的全球扩张不仅有益于全球，也有损于全球。尤其对于那些自己国家的学术文化比较成熟的地区和国家而言更加如此。文化多样性对于高等教育的价值，如同物种的多样化对于自然世界的价值。总体来说，发达国家在进入全球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上具有优势。他们占有更多的全球私人产品，包括国外学位和商业知识产权，有更好的研究设施，更多的人才能够使用研究知识并进行技术转换。欠发达国家从全球公共产品中获得的收益大于其从全球私人产品中获得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