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理念与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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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尽管“大众化”如今已成为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个话语,但究竟什么是“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并非人人都十分清楚。一般人以为“大众化”不过意味着高等学校扩大招生,我国多数高等教育学者也都只是从规模扩大方面来讨论和阐述高等教育“大众化”。实际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丰富内涵远远不止这些。然而,正如司各特(PeterScott)所说的那样,“与精英主义高等教育不同,我们无法把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归结为一种单一的总体的理念。作为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同样包括学术等一系列复杂多元的现代化进程之一,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具有多重的意义。”虽然如此,为了在讨论有关问题时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共同前提,我们还是有必要对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在总体上进行一些概括性的描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马丁•特罗(MartinTrow)曾经列举了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过程中经历的11个方面的变化,这些方面有很多互相联系,相互交叉。

我们在这里可以从总体上做一些更加概括性的描述。高等教育大众化,其首先的一个内涵就是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发展和扩张,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占适龄人口比例达到15%及以上和50%以下的水平。这一点在美英等发达国家二战结束以后高等教育发展的统计资料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如美国:1940年高等教育机构在学人数只有149.4万人,占全国18-24岁适龄人口比例9.1%;到1946年,在学人数达到207.8万人,比例为12.5%;1949年,这个人数和比例分别达到244.5万人和15.2%,进入大众化;此后不断上升,1961年在学人数达到414.5万人,占适龄人口23.6%;到1989年,这对数字达到1353.9万人和51.4%,走出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水平。我国近年来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的迅猛增加也初步显现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这一特征。其次,高等教育大众化还意味着高等教育结构在很多方面的变化。数量的变化总是与结构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结构的变化往往会带来功能的改变。在大众化过程中,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结构与功能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仍然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过程中扩张最快的是两年制学院等非大学类型(non-university-type)的高等教育机构,其社区学院也是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的,“社区学院”这个名词就是首次出现在1947年储曼高等教育总统咨询委员会(TheTrumanCommission)的报告中。从1950—30—年到1970年,美国大学在学学生人数从207.9万人增加到612.4万人,增长了1.9倍;而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在学人数从21.7万人增加到148.4万人,增长了5.8倍。

相对来说,欧洲国家这两类数字的差别没有这么大,但非大学教育机构的扩张仍然大大超过了大学。此外,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私立大学之外还出现了新型的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如一些公司大学(corporateuniversity),正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高潮时期,在传统的学术性高等教育机构(Academy)之外出现的。这种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结构性变化,使得高等教育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和直接,学术生活与社区生活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三,大众化同时还意味着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与理念的一系列转变。如果说德国洪堡(WilhelmvonHumboldt)改革引导大学从纽曼(JohnHenryNewman)颂扬的教授“普遍知识”的英国式博雅教育走上了德国式的探究知识、服务民族国家的新路的话,那么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则迫使大学进一步打破象牙塔的桎梏,成为一种与社会生活更加紧密、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复杂的机构,一种通过提供服务维持自我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单元,一种讲求规模效益的美国式有偿服务机构。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学科专业的应用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大学教授的知识更加实用化,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管理也出现类企业化的倾向。在与大众化并行的市场化过程中,大学也从为少数人服务逐步转变为面向所有人提供服务的机构,因而也就“出现了让课程适应学生而不像过去那样让学生去适应课程的趋向”。这一系列理念的变化与高等教育现实的发展过程,相互联系,互为表里,构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历史过程的基本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除了社会需求等重要历史条件外,其在理念上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教育平等的思想。大众化在高等教育理论界引起的一个重要争论就是关于高等教育是权利还是特权、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多数人服务等问题的讨论。一部分人认为,大学存在之意义在于探索高深学问,而这种复杂的高深学问只有少数精英才能掌握,因此,只有社会精英分子才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另一些人则认为,高深知识的探索并不只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好奇心,而是为了被更多的人掌握,从而对国家和社会有利,所以高等教育应当是大众的。此外,还有不少人担心大量平庸的学生涌入大学会在高等教育的领域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贬值现象,而主张教育平等的学者则对这种观点持坚决批判的态度。这种争论本身就表明了教育平等的理念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重要性。

论及平等,就离不开平等与效率这一对矛盾。能够在动态运动中保持这对矛盾的合理平衡,是一个成功高等教育体系的理念基石。怎样的状态就是平等与效率的合理平衡呢?这又涉及到我们在高等教育领域如何理解这种平衡关系。一方面,在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平等实际上从来都是有条件的,我们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相应的平等,以保障适当的效率,而这适当的效率是实现进一步平等的前提;另一方面,就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即使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提供全面普及高等教育所需的经费,那些在校生占适龄人口比例超过50%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也都实行的是精英与大众兼顾并行的高等教育理念。在高等教育成本不断提高的现实情况下,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足够的财力去承诺提供真正全面普及的高等教育。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大众化高等教育所表征的仍然是相对平等的教育理念,并且这种平等的相对性自然会在高等教育的相关政策、体系结构、发展方向、办学模式、管理方式及其遵循的教育哲学等方面体现出来。就高等教育体系结构而言,像研究型大学这样的精英型高等教育机构会继续存在和发展,而扩张最多的主要是学制较短、学位较低、职业训练色彩较浓的初级学院,因为这种结构能够有效地兼顾社会对各种层次人才的需求,从而保障高等教育的效率。因此,大众化并不必然意味着高等教育的非学术化甚至平庸化,也不代表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选择的时间以自己确定的方式实现自己享受高等教育的基本人权。也就是说,进入大学之前的选择机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会继续作为必要措施合理地存在,不管这种选择机制采用什么样的具体方式来实践其筛选的功能。什么人可以上大学,以及上什么样的大学,实际上仍然处于社会控制之下,而非完全的个人自由选择,大众化只是这种控制与选择在更加民主的基础上达成了新的平衡。

二

前文所述教育平等的相对性同时表明,尽管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过程同时伴随市场化,但在“政府当局——学术垄断组织——市场”这一高等教育三角协作关系中,政府的作用并未完全削弱。市场化与私有化显然并不是一回事,市场化仅仅意味着高等教育运作与调控机制变得更加灵活多样,而政府仍然是教育市场最大的买主,同时,政府还是教育领域公平与效率的重要调控者,所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政府仍然扮演着主角,它依然可以规划本国或本地区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并确定其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市场化特征最为明显,这是普遍得到公认的。然而,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各州政府,实际上仍然保持着对高等教育强有力的调控作用。举例来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AMasterPlanforHigherEducationinCalifornia,1960-1975)就十分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个总体规划是1959年由加州大学校长科尔(ClarkKerr)等人组成的一个调查小组(surveyteam)完成,1960年加州议会通过立法予以实施的,其时正值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高潮时期,这个规划成为当时加州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直到现在也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各种财政预算和资助计划等手段,实际上也有效地实现了对全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调控作用,并且这种调控作用有日渐增强的趋势。

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作用日渐增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相比,政府自觉的积极调控一般来说能够获得更大的效率。实际上,在“政府当局——学术垄断组织——市场”这个高等教育三角协作关系中,学术组织是高等教育提供者,作为产品供应方,它往往倾向于通过垄断高等教育而获得最大利益,而市场和政府往往分别代表着公平和效率的诉求,它们从两个方面共同形成了对学术组织垄断权力进行解构的力量。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我们也同时看到学术组织垄断权力的削弱、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加强,这是一个高等教育世俗化、民间化的过程,是文化权力下移的社会变迁过程。与前一个历史过程中公立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对传统大学贵族性的拆解相比,民族国家政府在上一个历史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在当前这一个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市场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然而政府亦并非无所作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政府的自觉调控和市场的自发调节,在通过不同的机制影响和支配着一个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水平、速度和层次、结构、布局、类型。在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市场的迅速扩大和高等教育规模的急速扩张,必然会在不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形成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利益冲突,如果不能把这种竞争和冲突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内,那就很容易造成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重叠、浪费和发展效率的降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自觉调控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自觉调控作用主要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面调查与研究分析本国或本地区高等教育需求与供应能力的具体状况,明确高等教育发展的目的性和可能性,增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自觉性。市场机制遵循的是一种物竞天择的自然生态逻辑,每个产品供应者和购买者都有自己的目的,并在相互制衡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总体上我们却很难说其中有什么明确的自觉性和目的性。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具有一定目的性的,这种目的性要在个人、集体和社会总体等不同层次上通过不同形式表达出来。在当前的历史发展阶段,政府是体现社会总体目的性的一个最强有力的主体。要很好地实现自身这一重要的社会功能,政府就应当对本国或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与趋势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二是有关高等教育发展和相关劳务市场的信息和指导性意见,必要时制订相关政策,引导高等教育市场的发展。在大众化发展阶段,市场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较过去更大的作用,但政府却在直接发挥自身调控功能以外,还可以通过市场来间接地干预和引导高等教育的发展。这种干预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通过政府或委托民间权威机构高等教育发展和劳务市场信息,同时也可以发表指导性意见,引导高等教育消费、高等院校发展和社会有关部门制订人力资源配置计划等。如果这些指导性信息不足以抑制利益竞争造成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政府还可以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制订相关政策,特别是关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政策,来直接干预高等教育市场发展。三是直接制订本国或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规划,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水平、速度和层次、结构、布局、类型。在高等教育迅速增长的大众化发展阶段,政府这一职能的有效发挥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能够最直接地保障本国或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自觉性和目的性,防止盲目发展造成一些今后可能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堪称典范。

在《高等教育体系》这一名著中,克拉克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运作与发展归类在市场化这一极的端点上,可见市场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是最为典型的,但是仍然产生了加州这样的总体发展规划,并且这个规划对加州乃至全美高等教育发展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由此亦可见政府作用之重要而不可或缺。在这个总体规划中,调查小组对加州高等教育从结构、功能、类型、布局、协调、供需,到学位与课程、教职员选备、学生入学与质量保证、教育财政投入和学生教育成本,以及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其他方面的延伸,等等,都做出了全面而具体的规划。这个规划确立了加州高等教育机构的三个等级层次及其功能角色分配的总体架构,譬如:明确了加州大学和州立学院(1972年获准更名加州州立大学,但明确其职能不变)之间的层次和分工,从而避免了盲目攀比带来的高等教育资源重复配置与浪费,提高了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效率。在高等教育发展进入起飞阶段的初期,这种总体规划的制定尤其具有特别的成效和意义。

三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进入了大众化阶段,但到目前为止,很多基本的问题尚未明确,其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就是理念与结构问题,它牵涉到一系列不可回避的具体问题,如: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体系?等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体系?这首先要看高等教育在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应该和能够发挥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就我们国家发展现状而言,高等教育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尽快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水平,直接促进国家高科技发展,提高我们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能力;二是逐步地全面提高中华民族成员的文化水平和基本素质,为中华民族跟上时展步伐,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不懈的努力。这两大历史任务决定了我们的高等教育理念应当是精英和大众并举的,我们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一样,也要引入市场调节机制,同时政府积极干预,自觉地走精英型大学重质量提高,而大众化高等教育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进行规模扩张的道路。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应当有不同的分工。尖端的科研精英人才主要靠那些研究型的大学,以及借用国外走在相关学科前沿的那些科研与教学机构来培养;实用型人才则主要靠大众化高等教育机构来培养。社会对尖端科研人才的需要主要是重在质而不是重在量,而对实用型人才的需求则主要受劳务市场的影响,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其专业结构与数量的问题十分重要。这也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应当在保障质量的基础上,突出提高研究型大学的质量、扩张大众化院校的规模的指导思想。

因此,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本科和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张而专科层次却相对停滞甚至萎缩的状况应当尽快改变。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是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学制较短,短期内可能对我国就业形式造成一定的压力,然而,从根本上讲,符合社会需求的合理人才结构才是延缓就业压力最有效的手段,简单地延长年限却有可能在另一层次上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和更难解决的就业问题。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条件下,可以考虑从高起点起步,扩张本科招生规模,但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承担培养不同类型人才的基本指导思想必须确立,否则必将造成本来就十分紧张的高等教育资源的重复配置和浪费,进而还会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如何实现“提高研究型,扩张大众型”的发展战略呢?除了引进市场调节机制外,政府积极的干预,特别是科学的统筹规划非常重要。在大众化发展初期,政府尤其应当尽快组织专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全国和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水平、速度和层次、结构、布局、类型等作出一个科学细致的总体规划,用以宏观指导我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发展阶段实现“提高研究型,扩张大众型”的战略。规划既要参考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同时更要研究分析我国教育与社会的现有基础和实际发展状况,适应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政府应当采取一些切合实际的政策,具体地实施规划体现的宏观战略。

譬如: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引入市场机制,吸引民间教育投资,适当发展一些主要提供专科层次职业培训的民办大学。一方面,专科层次的教育质量保证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只要政府加强评估监督,在数量扩张过程中一般不太容易出现质量失控的问题;另一方面,民办大学灵活的办学机制也比较容易适应市场变动不居的特点,因而非常适合于通过高等职业教育培养适合劳务市场需求的实用型人才。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民办大学的发展可以起重要的补充作用。此外,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们的民办大学起步晚,基础差,一时很难建立像哈佛、牛津那样的精英学府,其当前的主要发展空间也是在大众化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领域,我国目前办得比较成功的几所民办大学也主要提供的是社会急需的高等职业教育。再譬如:规划还应考虑利用有限的高等教育经费,国家在积极建设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水平大学的同时,也要积极扶持地方院校,支持分布在北京、上海等这些中心城市以外的已经具有一定办学水平的部属院校的发展。对清华、北大,要将经费投入落实到国家需要发展的重要学科,并且要进行评估,见到效益。

在其他中心城市,也要适当支持发展一些水平较高的大学,同时,鼓励地方财政和吸引民间资本建设好本地区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发展专科层次的高等院校和社区学院。这样做可以使高等教育发展直接面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同时又可以减少学生往返学校和家庭的交通费用,降低学生的教育成本。与此同时,还要通过规划确定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工,划定其各自发展方向,遏制恶性的教育市场竞争,控制因高等教育资源重复配置和局部过度配置造成的浪费,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功能分化,建成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和高质量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机构。总之,高等教育大众化并非仅仅意味着简单的规模扩张,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教育理念的变化和教育结构的变迁。市场化也不是放任自流,政府的积极宏观调控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大众化发展开始阶段,确定明晰的发展理念,制定科学的总体规划,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我们要通过市场调节和政府积极干预,在高等教育领域保持适当的公平和效率平衡,从而实现高等教育投入的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