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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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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用途

从宏观的经济分析来看,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各种支持,又可以使用乘数—加速数原理来分析,进而阐明政府高等教育投资的各种经济增长效应。综合这两个方面,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解读完全将高等教育置于纯粹的经济投资视角下,会对中原经济区建设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但是这种视角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看待高等教育的功能过于单一,不够深入,不全面。而我们从《规划》的第九章标题“建设和谐中原”来看,《规划》并没有着力强调教育在这方面的作用,它所强调的似乎是一种根本价值与意义。这表明《规划》对教育寄托了更多的要求与希望;或者说,在不否定教育的经济投资效应之外,还应该有更根本的、累积性的作用———教育的作用不应该仅仅体现在投资性的经济总需求方面。这也要求我们对《规划》作出合适的解读,同时尽可能地匹配具体建议。

一、对高等教育作用的根本性解读

笔者认为,对高等教育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作用的合适解读视角,就是强调人力资本作用的根本性的、累积性的视角。只用按照这种视角来解读高等教育,才会更符合《规划》的“建设和谐中原”的要求,才能够更好地为“三化”协调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全国产粮的重要基地。河南是人口大省、粮食大省、新兴工业大省,加强中原经济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作为提供人才支撑基础的高等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保障,为科技创新和技术更新提供了智慧源泉。这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认识。而在提供人力资源保障与智慧资源的时候,就要求高等教育克服只求短期经济投资利益的想法,通过不断积累的人力资本来实现这些要求;也只有实现了这些要求,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建设和谐中原”的需求,才能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同时,“三化”协调发展,离不开教育发展、科技发展这一根本性的推动力。新型城镇化的人民,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新型工业化需要的是高素质人才,进而才能够实现集约高效的新型工业发展;新型的农业现代化,也需要高素质的现代农民或农业产业工人来实现。在这些方面,高等教育不仅仅可以大有作为,而是应该从根本上为“三化”协调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依据《规划》对高等教育进行合适的解读,就是强调高等教育的根本性、累积性作用的解读,而不应该是仅仅停留在短期的经济投资效应方面的解读。高等教育应该成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各种机制的根本性的动力源头。依据这样的解读,我们必须更加关注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在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够使高等教育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二、刘易斯转折点的影响

2004年,在我国沿海地区首次出现了“民工荒”现象。此后,除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民工荒”现象在我国持续存在。该现象不仅在区域上继续扩大,而且在结构上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面对“民工荒”现象,国内展开了关于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大争论。观点的差异主要包括: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是否适用于中国;对中国来说,是刘易斯第一转折点重要,还是第二转折点重要;用什么指标来衡量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等等。由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同时,对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将会对中国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化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意义,因此刘易斯转折点问题引起了很多方面的关注。对河南省而言,作为一个人口大省、农民工大省似乎对这个问题不需要过分强调,然而近几年的人口转变情况足以促使我们对此保持高度的警觉。与刘易斯转折点相关联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的数量变化情况,年轻人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决策情况,如何使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获得市场认可、社会认可的素质与技能等问题,促使我们必须对刘易斯转折点带来的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进行认真的思考。

三、教育效果的累积性临界值问题

家庭投资、政府投资都可以导致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但是受教育年限即使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也未必提高。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教育发展的人力资本效应。如前所述,人力资本的累积效应并不单纯在于提高劳动质量这样的直接效应,而是具有支持社会和解决全面发展的间接效应。尤其是在像河南省这样发展中的地区,更需要注重教育的全面而根本的间接效应。但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并不是单纯等比例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经济要追赶发达国家,要在平均教育年限快速增长提高数十年之后,才能够实现。或者说,需要教育发展的一个“助跑时期”。因此有研究人员主张,通过高等教育实现人力资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的积累之后才能够带来生产率的提高、社会的全面变革。这就是教育的临界值理论。以这种理论观点为基础,我们需要思考或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测算出河南省的教育临界值?测算出这个临界值,对后继的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而这也是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

四、总结

如前文所述,从对《规划》的解读入手,分析了两种解读视角,《规划》并没有否定高等教育在经济投资方面的短期总需求性的影响,反而更加强调了高等教育在“建设和谐中原”方面更为根本、全面的作用。以这些分析为基础,笔者提出了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对这两个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问题有了充分的认识,才能够使高等教育在“建设和谐中原”过程中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这两个问题就是刘易斯转折点与教育效果的累积性临界值问题。最后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就是,首先要直接加强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研究,获得可靠的研究结果;其次再在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其他建议。符合这样的程序与逻辑,才能使高等教育在中原经济区建设过程中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

作者:王元福单位:郑州成功财经学院